新社会风险下的西欧国家工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欧论文,工会论文,风险论文,新社会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前言：后工业化时代的新社会风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30多年里，欧洲国家工会运动进入了高速发展的时期，并成功地将当时大多数核心产业的劳动力——主要为工业、运输业以及公共服务领域的蓝领工人——组织在了一起。在20世纪70年代末、黄金时代结束之时，西欧大约有超过半数的工会组织成员仍为矿业和工业领域的工人，且大多数都为男性。而工会在该时期的主要任务和目标就是通过组织罢工、集体谈判、游说等各种方式来为养家糊口的男性争取社会权利以及公平的家庭收入，因此，可以说工会是推动社会权益扩张的主要力量之一，这其中就包括了规避现代工业社会的主要传统社会风险。
然而，随着日益强烈的经济和社会转型，欧洲国家产业结构和劳动力参与结构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一些原本不受工会保护的新边缘化社会群体，他们所承受的正是“新社会风险”所带来的痛苦。那么，在欧洲，新社会风险到底指什么呢？瑞士的社会政策教授朱利亚诺·博诺里（Giuliano Bonoli）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答案。他将新社会风险归纳为三类：协调不断增加的工作量与传统的家庭责任之间关系的困难性；知识型社会中低技能工人随时可能遭遇到的失业和贫穷陷阱；以及职业生涯中断的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覆盖面的不足。①
第一类新社会风险主要针对的是要照料孩子和赡养老人的女性工作者。众所周知，如今欧洲女性工作者的数量不断增加，如何解决传统家庭责任以及个人工作之间的矛盾变得尤为重要。而女性参与工作的比重提高之后，出现了另一大问题就是兼职和非典型工作（如临时工）数量的上升。事实上，兼职工作有利于女性协调家庭责任和工作之间的关系，但大多数兼职和非典型工作者却很难获得工会的保护。这主要是由于一方面这些兼职者和非典型工作者难以组织，另一方面则是工会本身就试图约束和限制兼职工作的扩大，因为他们担心这会破坏全职工作的标准水平。但事实上，事与愿违，越是欧洲工会不认同兼职的地方，兼职工作就扩大地越厉害，并且更加边缘化，无法获得相应的社会保护和权利。第二类低技能工作者的失业和贫困问题实际上不能算作是严格意义上的“新社会风险”，但由于知识型社会中低技能工人的工作机会遭到了极大的挤压，使得这一问题在后工业社会变得更为严重。而博诺里所提到的第三类职业生涯中断者其实仍然主要指的是女性和那些非典型工作者。这些群体的工作可能会因为生育或是“无工可开”而造成一种职业生涯的中断，而这些人所获得的社会保障可能都无法达到强制性退休保障的水平，或者根本无法获得任何私人的额外福利。
除此之外，劳动力市场中还存在着一类新社会风险群体，那就是年轻人。如今年轻人面临着非常大的工作压力，出现了一种所谓的“毕业＝失业”的现象，尤其在南欧，整体年轻人的失业率要比其他年龄层的失业率高出许多，而在北部那些有着学徒制度的国家，例如德国和比利时等，年轻人失业率情况稍好于南欧，但由于缺乏对无工作技能的人们进行培训，年轻人，尤其是低技能的年轻人失业数量明显上升。
因此，本文主要的目的就是通过西欧国家工会成员结构以及工会密度② 来观察，在多大程度上欧洲国家的工会仍然由旧社会风险利益所主导，或者他们现在是否正在向那些“新”社会风险承担者的利益开放。简言之，笔者的主要目的就是揭示西欧国家工会组织对于缓解新旧社会风险中存在的不足。这里我们所关注的社会风险利益群体主要分为两类，一类为旧社会风险群体，主要包括了传统的产业蓝领工人、受到很好保护的公共部门员工、私人部门待遇较好，但通常没有充分工会代表的白领工作者，以及支持现状的年长工作者；另一类则为那些面临新社会风险的社会群体，包括年轻人、失业者、低技能工作者、妇女以及兼职和弹性就业工作者。当然，欧洲每个国家每个工会的开放程度都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因此，本文还会对主要西欧国家工会的差异性进行探讨。
二 西欧工会运动与社会风险③
在过去40年里，西欧主要国家的工会密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图1所示，经过战后30年的迅猛发展之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多数欧洲国家工会在整体组织能力方面存在着巨大的衰退。在过去的20多年里，无论是在旧社会群体还是新社会群体中，工会在招募成员方面面临着巨大的难题。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长期的社会经济转变使得集体组织变得更加困难：去工业化以及私人部门在不断扩张；白领、非典型和兼职就业数量迅速增长；而标准导向也开始从集体主义向个人主义转变，这些都使工会很难进行组织。但是，这些长期的结构性变化只是部分解释了过去的发展，并无法解释欧洲国家之间的差异。相较于人们对全球化负面影响所持有的普遍观点，不断增长的贸易、资本开放或者直接投资并没有一律导致了去工会化；相反，工会的“命运”掌握在制度媒介的手中。正如图1中所显示的，北欧和比利时的工会运动仍然保有最高的工会密度水平，其中瑞典、丹麦和芬兰居前三位，紧随其后的分别是比利时和挪威。而这些或许要归功于这些国家所独有的制度安排，在下文中笔者将对此进行具体的阐述。
图1 1960－2007年西欧国家工会密度变化一览（单位：％）
资料来源：OECD网站。
在下面第一部分中，我们将在目前正在发生的工会成员组成危机背景下讨论可以被视为面向旧社会风险的主要社会状况以及利益群体。我们将关注欧洲国家工会在这些传统社会风险群体中的组织和动员能力。而在第二部分，我们将讨论那些面临新社会风险的社会群体在西欧国家工会运动的重要性，也就是说，这些工会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这些新社会风险群体的利益。
（一）工会与旧社会风险利益群体
（1）蓝领工人——工会的核心劳动力
尽管欧洲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劳动力构成也发生了转变，但在西欧工会中，蓝领工人依然是他们所代表的核心劳动力。不管是大陆工会还是南欧工会，蓝领工人依然占据主导地位。这从某种程度上显示出了西欧工会在结构上普遍所面临的滞后性（北欧和比利时的工会算是例外，因为他们拥有较高的工会化水平，工会运动的涵盖面要比其他国家的工会更为广泛，尽管蓝领工人占据主导，但在其他群体中工会的组织程度依然很高）。以德国工会联盟（DGB）④ 为例，2006－2007年，德国工会联盟成员中所占比例最大的就是金属业工会（IG Metall），占成员总数的35.8％；矿工业工会（包括化工行业）（IG BCE）则占到了11.1％；而建筑业工会（IC BAU）所占比例为5.5％（见图2）。这些传统蓝领产业工人工会加起来差不多就占了德国工会联盟的“半壁江山”。但我们也要注意到，尽管蓝领工人仍然是工会的核心关注，但他们也受到了日益壮大的公共服务业以及白领工会的挑战。仍然以德国工会联盟为例，其2006－2007年成员比例居第二位的工会就是服务业工会（Ver.di），只比位居第一的金属业工会成员比重低了1.6％；而教育学术工会（GEW）的成员比重也达到了3.9％左右。而在服务型经济发展迅速的荷兰，面对壮大的公共服务部门工会，产业联合会只能通过大规模的合并来维持其第一的宝座。荷兰主要有三大工会联盟：工会联盟（FNV）、基督教工会（CNV）以及白领工会（MHP），其中最大的工会为工会联盟，2006年共有成员117.1万，占全国工会成员总数的60％左右（见图3）。而工会联盟主要由14个分工会所组成，其中最大的分工会就是公共服务部门工会，其成员数量达到了30万，占工会联盟的1／4。虽然在这些国家中，制造业内部大量的组织合并以及不断扩大的公共服务部门改变了工会的地位，但他们在组织不断庞大的工作群体尤其是白领和私人服务部门工作者方面仍然非常落后。
图2 2006－2007年德国工会联盟成员构成情况（单位：％）
资料来源：德国工会联盟官方网站。
图3 2006－2007年荷兰工会组织成员构成情况
资料来源：荷兰统计局网站。
此外，由于蓝领工人中大多为男性，而其在工会中比例的下降，也造成了在许多欧洲国家，男性成员的组织程度遭受了重大的下滑，甚至比女性的组织程度还低。比如，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国工会的男性会员大幅度减少，男性的工会密度从1992年的40％多下降到了目前的26％左右（见图4）。男性蓝领工会在英国总工会（TUC）中不再占据主导地位。而男性在工会中所占比例下降居其次的是爱尔兰，接下来就是荷兰。但与英国不同，英国工会中男性比例下降是由于男性工作者中的工会密度在大幅下降，而女性工会密度实际没有什么改变，但荷兰工会中男性比例下降，则主要是因为其女性工作者中的工会密度在过去20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见图4及图5）。⑤
图4 1992－2007年英国男女工会密度变化一览（单位：％）
资料来源：英国商业企业和管理改革部。
图5 1981－2003年荷兰男女工会成员变化一览
资料来源：荷兰统计局网站。
（2）公共部门——工会传统的大本营
公共部门仍然是工会组织最为良好的部门之一，尽管他们也经历了私有化、削减支出以及新公共管理模式的运用等等。不过，在不同欧洲国家之间，公共部门的工会化程度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在北欧国家（丹麦、芬兰以及瑞典），公共部门的工会化程度（90％－95％）在目前还略高于工业部门（85％－90％），且明显高于私人服务部门（70％－15％），并且公共－私人之间的差异相对比较小。譬如，在丹麦，2000年其公共部门的工会密度达到了90％，工业部门为81％，而私人部门最低，但也达到了72％，尽管公私之间工会的组织程度有明显差距，但这种差距相较其他工会化程度较低的欧洲国家要小得多（见图6）。
图6 2000年丹麦及英国不同部门工会密度比较（单位：％）
资料来源：欧盟生活与劳工条件改善基金会以及英国商业企业和管理改革部。
在那些工会成员水平较低的国家，公共部门的工会化程度要比市场部门，尤其是私人服务业高出许多。英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其公共部门的工会化水平（60％）仍然比私人部门（19％）高出3倍（见图6）。欧洲大陆国家也是如此，公－私之间的差距非常明显，尤其在那些私人雇主对工会组织持有敌意以及中央和地方层面政府较为宽松的地方。
公共服务部门之所以工会组织水平较高存在很多的因素，这些因素有助于工会在公共部门进行较好的招募。譬如，相较于其他部门，私人服务部门、公共部门的雇员更倾向于认同工会和接受这种成员关系；公共服务领域集体管制较为发达并且报酬机制更普遍；官僚化程度平均较高；而且工会在公共服务部门的员工政策方面有更大的话语权等。此外，除了扮演雇佣关系的管制者角色之外，作为公共部门雇主的福利国家对于全国的劳工关系还有着重要的影响，有时其能为工会运动提供一个“好的实践”模型。而由于欧洲许多国家的整体工会化水平相对较低且在不断下降，因此工会运动就越来越依赖公共部门较好的劳工关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工会在公共服务部门不会遇到任何挑战，事实上由于如今福利国家收缩力度的增强，以及不断扩大的私有化、地方化以及新的公共管理模式的运用，这一工会传统力量的基础正在受到日益严重的侵蚀。以英国为例，在过去的10多年里，其公共部门的工会密度从64.1％下降到了58.6％，下降幅度达到了5％。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公共部门仍然是欧洲国家工会组织的大本营，尽管其工会密度在过去发生了下滑，但事实上，这种下滑的力度仍然没有私人部门来得大（见图7）。
图7 1993－2007年英国公共与私人部门工会化水平一览（单位：％）
资料来源：英国商业企业和管理改革部。
（3）私人部门——工会运动的盲点
在讨论了传统工会运动的核心产业劳动力以及工会大本营之后，我们需要将注意力集中到不断扩大的私人部门领域。随着经济与产业结构的转变，第三产业的私人部门不断壮大，但在工会中，私人部门却仍然是个“盲点”，要组织私人部门的员工显得非常困难，尤其是私人部门中的白领员工。从图7英国公共－私人部门工会密度变化中，我们已经能够感受到私人部门工会化程度有多低了：1993年其私人部门的工会密度仅为23.9％，大约为公共部门工会密度的1／3，而在之后的10多年里，私人部门尽管在不断扩大，但其工会化程度不升反降，到2007年其工会化程度已下滑至16％不到（见图7）。
当然，私人部门的工会化水平在不同国家也存在着差异。北欧国家就显示出了在私人部门白领工作者中非常高的工会化水平。如图8所示，挪威私人白领以及私人蓝领的工会密度是图中所列6个国家中最高的，并且私人白领的工会化程度将近40％；私人白领工会化程度位居第二的是欧洲大陆国家，德国和瑞士的数字都超过了20％；而自由福利国家的爱尔兰，工会在私人白领中的组织程度接近20％；最差的是法国以及南欧国家，他们私人白领的工会化程度还不足10％。此外，有意思的是，在瑞典，男性白领似乎比女性白领的组织程度要低（尤其在较高层次），且其他北欧国家也有这样的趋势。而且除了瑞典白领员工的组织程度似乎略低于产业蓝领工人之外，平均来看，私人部门的白领员工都要比蓝领工人的组织程度低20％－25％左右。⑥ 而私人部门白领员工之所以工会化程度较低主要是由于，尽管许多白领员工也面临着旧社会风险，但这些风险大多已经通过家长式雇主的措施、私人的自愿保险以及之后的政府计划所覆盖了。例如，德国和奥地利在一战前所引入的白领员工收入关联养老金保险计划就是很好的例子。
图8 西欧国家私人部门工会化水平一览（单位：％）
资料来源：Bernhard Ebbinghaus,“Trade Union Movements in Post- industrial Welfare States:Opening up to New Social Interests?”。
此外，从私人部门的不同行业来看，运输和金融部门的工会密度通常比平均组织水平要高些，在北欧和比利时等工会化水平较高的国家，其运输和金融部门的工会密度大约可达到80％以上。例如，丹麦运输业的工会密度大约为86％，而金融部门则为81％。而在工会化程度普遍较低的国家，如英国，运输业工会密度相较其他行业同样较高，为40.1％，金融部门则居第二为22.3％。而在那些女性就业率较高的小型私人企业，包括零售业和餐饮业，工会化水平普遍较低。服务部门工会化水平的案例研究显示，在瑞典、丹麦以及芬兰，零售贸易的工会密度水平在60－80％之间；在爱尔兰和挪威，这一数字大约在25％左右；在英国、荷兰、德国、意大利以及奥地利为10－20％左右；而法国是该部门工会化水平最低的国家。⑦ 此外，酒店和餐饮部门的情况也大致如此。例如，丹麦餐饮业的工会密度大约为14％，而英国仅为4.9％。⑧ 这主要是由于这些私人部门中集体谈判非常微弱，并且工会要进入这些小规模私人服务部门，或要选出工作理事会的代表都非常困难。
并且，我们必须要注意到的一点是，尽管尖端的“服务阶层”发展速度要比低端的服务工作快得多，但私人部门的非技能服务工作，也就是较低端的私人服务工作者所面临的情况可能会非常糟糕：他们的收入通常都非常低，没有额外的福利，工作权利也得不到保护。而公共服务部门的私有化、私人服务中不断增长的弹性就业以及专业服务领域自由工作契约的出现都对工会组织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大多数欧洲工会运动都会面临着两难的境地：到底去争取那些数量不断增长的高技术专家们以及白领员工们的参与，还是努力去帮助那些在较低端私人服务劳动力市场中缺少保障的低技能群体。因此，在欧洲，对于整体工会主义的未来以及平衡新旧社会风险关系中，私人部门的低工会代表水平都会成为一个主要的问题。
（4）年长者——工会成员的老龄化
老龄化是西欧国家无一例外都面临着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而这一问题同样也对大多数的工会成员构成基础产生了巨大影响，并且形成了这些工会特殊的利益政治。在西欧国家中，这一问题最为突出的或许就是意大利工会运动。如图9所示，意大利工会运动中领养老金者的比例非常高，在那里，几乎每两个成员中就有一个是从劳动力市场退休下来的。
图9 1998／2000年西欧国家退休人员工会密度一览（单位：％）
资料来源：Bernhard Ebbinghaus,“Trade Union Movements ln Post- industrial Welfare States:Opening up to New Social Interests?”。
此外，法国尽管总体工会化水平非常低，但在退休人员中工会化程度却超过了20％，这主要就是因为其“养老金政治”有着非常高的动员潜力，尤其是在那些公共部门员工中。例如，1995年法国公共部门雇员因反对朱佩政府削减公共雇员养老金措施而发动了大规模的罢工浪潮，而事实上，早在两年前法国私人雇员的养老金就已经削减；而在萨科齐2007年上台后不久，法国就爆发了两次大规模的交通工人大罢工，起因就是政府要对其“特殊退休体制”⑨ 进行改革。
但相较那些富有战斗力的南欧工会，其他欧洲大陆工会运动都依赖于压力集团政治以及他们在自行管理的社会保险主体中的地位来发展他们的利益。相比之下，英国、爱尔兰以及北欧的工会通常都以工作为导向，关注的是仍然处于工作状态的成员，而那些联合的利益集团则为退休者提供主要的政治和社会组织途径。而且需要指出的是，英国和爱尔兰的工会作为公共养老金政治中的压力集团参与程度受到更多的限制，并且在企业年金决定中并没有什么地位，而在北欧，公共政策的制定通常会咨询工会意见，尽管相互竞争的工会之间并不总是对所有社会政策问题持相同的意见。
虽然，除了意大利和法国之外，其他国家退休人员的工会密度并不突出，但实际上，在大多数国家，那些年龄较长（45－64岁）的工作者仍然是大多数工会运动成员、代表以及官员中组织最好的群体，无论是北欧国家还是南欧国家，在各年龄段中，年长工作者的工会化程度都是最高的（见图10）。也就是说，工会中较低的退休成员水平以及那些拥有工龄权利的工人中较高的工会化水平构成了一种平衡状态，无论在什么国家，支持现状的年长者都是工会运动中最主要的成员群体。
图10 西欧国家不同年龄层的净工会密度（单位：％）
注：DK：丹麦；N：挪威；S：瑞典；GB：英国；IRL：爱尔兰；A：奥地利；D-W：西德；D-E：东德；NL：荷兰；CH：瑞士；F：法国；I：意大利；P：葡萄牙；E：西班牙。
资料来源：Bernhard Ebbinghaus,“Trade Union Movements in Post- industrial Welfare States:Opening up to New Social Interests?”。
（二）工会与新社会风险利益群体
（1）年轻人——工会运动中逐渐消失的一代
在上文中，我们所谈到的工会成员的老龄化问题不仅仅是人口变化的结果，同样也是工会无法吸引和动员年青一代的结果。有调查研究显示，年龄越小，参与工会的可能性就越小，并且工会在年青人中的低组织水平不可能在未来有根本改善。⑩ 而如今的这种低水平动员的后果会在未来的几十年里显现出来，尤其是当那些组织良好的“传统大部队”退休之后。而目前，相比更早的时期以及较年长的群体，如今年轻人的失业风险更大，尤其在南欧国家。而在北部有学徒制度的国家，现在要找一份学徒工作也变得非常困难了。此外，由于工作难找，他们可能会接触到更多兼职和非典型就业，而另一方面他们由于接受了更高的教育，因此越来越多的人成为白领或在服务部门工作。这些都使得工会很难对年轻人进行组织。而在那些工会成员数量较低或呈现不断下降趋势的国家，年龄间的差距尤为突出，在那些组织较为良好的北欧国家和比利时，工会运动提供了较强的“选择性激励”和工作代表制，那些年轻成员的数量就相对较高，但仍然低于国家的平均水平（见图10）。
年轻雇员中的低工会密度，以及因此而造成的西欧工会运动中年轻人利益缺乏代表的情况，都应该成为欧洲工会未来成员发展所要关注的主要问题。但是除了工会难以对年轻人进行组织之外，对许多年轻人来说，他们并不愿意加入工会，因为他们认为工会是一种过时的运动，并且相比那些“新”社会运动和“有趣”的休闲活动缺乏了一点吸引力。而且，我们也看到大多数的工会成员、议会代表以及工会官员似乎都是40岁以上的人。而同时，由于目前年轻成员数量相对较小，工会官员可能不会马上看到其所带来的影响力。但在那些年轻人失业情况严重、非典型工作率较高以及培训水平低下的国家，年轻人更不愿意长期加入工会。因此，在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为年轻人提供很少机会的南欧，年轻人对更支持年长工人的工会的疏远程度可能是最高的。(11)
（2）女性工作者——工会运动中不断扩大的群体
在上文中，我们就已经提到了女性工会化水平在近20年里有了较大的提高，在一些国家，女性的工会密度已经超过了男性，而在北欧国家，工会代表中女性比例甚至已经超过了男性处于主导地位。但正如图11所显示的，在女性劳动力参与、工会成员以及工会密度方面，南－北之间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北欧福利国家，妇女不仅和男性一样工作，而且如今似乎比男性更倾向于加入工会。由于较高的就业率和较高的成员比例，北欧的妇女们在整体的成员代表方面获得了与她们男性同事平等的地位：许多公共部门和私人服务部门的组织中她们占据了大多数的席位。相似地，在英国和爱尔兰，由于相对较高的女性参与水平以及相似的工会密度水平，女性在工会联盟成员中所占比例都超过了40％（见图11）。
图11 2000年西欧国家工会成员男女比例一览
资料来源：Bernhard Ebbinghaus,“Trade Union's Changing Role:Membership Erosion,Organizational Reform,and Social Partnership in Europe”。
但在欧洲大陆国家，女性劳动力的参与程度、工会密度以及成员比重仍然很低。在德国、奥地利、比利时以及荷兰，女性组织的可能性要比男性低20－40％左右。只有1／4的比利时和荷兰工会成员以及1／3的德国和奥地利工会成员是女性。在南欧国家，虽然工会成员数据很难获得，但成员间的性别差距更加明显，这或许体现出了这些国家尚未成熟的性别差异政策。甚至在过去十年里，除了法国民主劳工联合会（CFDT）以及意大利总工会（CGIL）等采用配额代表制的工会之外，女性在大多数工会联盟的主要执行委员会中的数量仍然很少。(12) 而除了法国民主劳工联合会及其比利时社会主义姐妹组织以外，只有两大有着浓厚蓝领社会民主传统的北欧工会联盟——瑞典工会联盟以及挪威工会联盟分别在2000年和2001年选举出了自己的女性主席。
然而，尽管近年来，女性利益已经受到了许多欧盟层面社会政策措施的直接影响，尤其是其1995年关于父母假和1997年有关兼职工作者的框架协议，以及其他欧盟社会政策措施和欧洲法院关于平等待遇的决定等，但实际上男女收入之间的差异仍然很大。如图12所示，除了爱尔兰、比利时、意大利和葡萄牙等国家的男女收入差距在10％以下之外，其他国家的性别收入差异都很高，尤其是欧洲大陆国家，例如德国、奥地利、瑞士以及荷兰等。事实上，相比于形式上的反歧视政策以及促进女性就业等问题，政府迄今已经很少关注同酬问题了。而对于集体谈判伙伴来说，相较于对工资结构进行重新协商，他们更愿意去推动整体工资支付水平的提高。“事实上，妇女们几乎不会出现在谈判过程中，并且国家层面协议的满意程度仍然是以男性为导向的”。(13) 在那些社会集中关注收入政策的国家，如芬兰、比利时或爱尔兰，人们更倾向于讨论男女平等的问题，而在那些具有部门或地方谈判传统的国家，工会似乎不太插手男女平等问题，而是更多地将这一问题留给政府政策去解决。
图12 2006年西欧国家男女工资差异一览（单位：％）
资料来源：欧盟生活与劳工条件改善基金会网站。
（3）失业者——不同国家工会运动中的差异表现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长期大规模的失业已经成为了欧洲福利国家的主要问题；这不但加剧了工会成员构成问题，并且还加重了工会谈判压力。传统上来讲，一些行业工会是将这些失业者排除在其成员招募范围之外的，而那些强烈依靠企业单位层面招募成员的低技能工人联合会事实上也是将失业者排除在外的。欧洲工会意识到有必要将失业人员组织起来事实上是到20世纪70年代末大规模失业浪潮出现之后才开始的，尽管他们的代表程度到目前依然非常低。
在失业群体中，不同国家工会运动的动员能力显示出了极大的差异性。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以及比利时，失业人员中工会密度特别高，这主要归功于他们独特的“根特体制”。(14) 但除了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以及比利时之外，在其他国家，失业者仍然很难组织，并且只占了工会成员中的很小一部分（见图13）。事实上，失业者在非北欧国家的工会中的确没有得到充分地代表，并且他们的利益无论是在公司层面还是更高层面的谈判桌上都几乎不存在。一项英国工人非代表性调查发现，大约半数的非工会成员的失业者认为“工会只是为就业者而存在的”。(15) 此外，在一些国家，失业者在劳工运动之外建立了他们自己的抗议组织，尤其在有着集体行动社会运动传统的法国。
图13 西欧国家失业者工会密度一览（单位：％）
资料来源：Bernhard Ebbinghaus,“Trade Union Movements in Post- industrial Welfare States:Opening up to New Social Interests?”。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规模失业的出现，只能部分解释工会整体成员数量的减少，而在解释不同国家间差异方面没有什么帮助。在一些情况下，失业或许还有助于工会动员。如在丹麦、芬兰以及瑞典，由于他们所实行的工会主导的失业保险就可能提供了一种“选择性激励”，只有加入才能获得保障，从而使得工会化水平不降反增。但是，在很多国家，工会对于社会保险的介入并不总是体现为工会保障。例如，在法国和荷兰，由社会伙伴所共同运作的失业或提前退休计划就无法提供一种“俱乐部物品”，因为非工会成员同样也涵盖在了集体协议之下，也就是一种所谓的“延伸机制”(16)。因此，人们根本无须加入工会就能享受到失业保障。
此外，我们必须意识到，欧洲根特体制的工会运动虽然获得了较高的工会密度水平，且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持续增长；(17)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受到任何挑战，事实上，这种“工会保障”不会永远持续下去。随着20世纪90年代早期，失业率的大幅提高，工会运作的失业和提前退休计划成本也不断增长，引发大量的财政危机。而这些自愿计划受到政府（或强制性雇主缴费）的大量补贴，只有行政费用是由工会会费所承担的，所以他们不得不采取一些节约和削减工会运作的失业计划。但是如果削减了工会失业计划，无疑就会使失业者失去对工会的兴趣，这些国家的工会在失业者群体中的动员能力就会大幅下降。
（4）低技能者——“旧”风险中的“新”问题
正如笔者在前面所提到的，尽管低技能者不能算是一种典型的“新”社会风险群体，但由于分散化生产模式以及劳动力成本较高，那些低技能者获得工作机会已经变得越来越渺茫。而且，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低技能工作的大规模裁员导致了非常高的长期失业率和提前退休率。事实上，在低技能者中占大多数的年长工人已经通过退休计划离开了劳动力市场，尤其在欧洲大陆国家，在所有欧洲国家中，低技术工作者是退出劳动力市场倾向最高的。(18) 因此，如今低技能者群体中也出现了许多年轻人。在那些有双元职业培训的国家，比如德国，学徒制是年轻人就业的重要路径。那些无法获得足够文凭以及职业技能的人们显然就业困难。在过去低技能是蓝领产业工人的普遍现象，但在当今社会里低技能的人们，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在服务业的“底层”为低收入的服务工作而相互竞争。也就是说，如今，工会不但要面对不断缩水的低技能蓝领工人数量，而且还要面临组织新服务领域“无产阶级”的重大挑战。
而无论在什么欧洲国家，低技能者的工会化程度都是非常低的，包括北欧国家。在北欧国家，无特殊技能的工人，尤其是男性的组织程度比蓝领技术工人要低，而较低层级的白领员工组织程度也很低。在英国、爱尔兰和丹麦，总工会在传统上试图将这些低技能或半技能的蓝领工人组织起来，而在另一些涵盖所有技能水平工人的产业工会中，也包含了这些低技能工人。因此，在英国和爱尔兰，无特殊技能的男性组织水平与他们技能较高的同事相似。但是，在女性中，教育水平与工会化之间有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就是学历、技能越高，工会化水平也越高，而这主要是因为公共部门中较高技能的妇女组织程度较高。在欧洲大陆国家，产业工会发现将无特殊技能的工人组织起来非常困难，尤其是那些没有稳定工作的人们。而在那些依赖职业培训作为其战略来提高技术劳动力数量和工资水平的工会，根本就不关注低技能工作者的利益。而且，很多产业工会以及其他主要的服务部门工会也试图在服务部门维持高工资战略。(19) 这些都使得低技能者在如今的欧洲社会中更加被边缘化。
（5）兼职与弹性就业——难以组织的大规模新社会群体
在过去的20年里，兼职工作在大多数欧洲国家都在不断膨胀。此外，尽管兼职工作仍然主要以女性为主导，并且大多数都集中在低职务的服务部门中，但近来也出现了男女比例开始集中以及大量的兼职工作向工业部门和更高层级的工作发展的现象趋势。
总体上来说，兼职员工几乎不太参与工会运动。这主要是由于他们大多都集中在那些很难组织的产业部门，并且他们倾向于在更小的企业中工作。由于兼职工作者，尤其是那些只干几个小时的兼职者，并没有受到集体谈判制度、劳工管制或社会保险的覆盖，因此，他们可能不会发现加入工会有什么好处。而这个就更加强了这类人群缺乏代表的困境。
从图14中我们可以发现，兼职工作者的工会化水平明显低于全职员工，并且几乎没有什么大的例外。在欧洲大陆国家，兼职工作者的工会密度大约为总比例的一半（如西德）到2／3（如法国），而在英国、爱尔兰以及荷兰，兼职的工会成员比例（3／4）与全职工作者相似，在北欧国家则与该比例差不多或接近。
图14 西欧国家全／兼职工作者工会密度一览（单位：％）
资料来源：Bernhard Ebbinghaus,“Trade Union Movements in Post- industrial Welfare States:Opening up to New Social Interests?”。
此外，对于工会来说，更加困难的是组织那些签非典型雇佣（atypical employment）合同（包括固定期限合同以及派遣劳工等）的工作者。在荷兰，非标准“弹性”劳工合同出现大量的增长，它们中部分受到劳工法及集体谈判的“弹性”制度的管制。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荷兰弹性员工（flexi- worker）(20) 的工会化比例仅为签标准（永久）劳工合同工人的1／3（10％）左右。在英国，情况也是如此（见图15），尽管工会化程度都很低，但临时工与那些正式的永久职员相比，几乎更不可能成为工会成员（19％VS.30％），在私人部门以及公共部门这一差距更大（分别为13％VS.19％，32％VS.62％），在一个工会友好型环境下，这种差距已经算是比较好的了。在其他国家，将这些面临新社会风险的弹性劳工组织起来有着相似的困难。
图15 2007年英国永久／临时合同工工会密度一览（单位：％）
资料来源：英国商业企业与管理改革部。
三 总结：新风险下西欧工会面临的挑战和难题
综上而言，我们可以大致将西欧国家的工会分为三类：第一类为高工会化水平的北欧国家和比利时，他们的工会密度基本上都保持在50％以上；第二类为大多数的欧洲国家，他们的工会化水平在过去20年遭遇大幅度的下滑，并且目前为止他们的工会密度位于20％－40％之间；而第三类则为法国和西班牙，他们的工会化程度基本上都低于20％，尤其是法国，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甚至降至10％以下。这些国家之间之所以会产生这么大的差异，有结构性因素，也有周期性和制度性因素，而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提到的，或许制度安排才是决定西欧国家工会间组织水平的最主要的因素。首先，在北欧国家和比利时，工会密度之所以能够保持在欧洲最高水平，主要是因为：其一，他们有着较高的开放性。在工会的成员结构方面，这些国家的工会都在设法吸收传统工业以外的劳动力群体入会，如女性群体以及服务业雇员群体；其二，这些国家，除了挪威之外，都普遍实行“根特体制”；其三，在这些国家，例如瑞典，劳动关系立法没有关于集体协议的“延伸机制”。由于缺乏“延伸机制”，不加入工会意味着必须承担被集体协议边缘化的风险，这也从反面促使雇员加入工会。而在大多数西欧国家，工会密度在过去几十年里遭遇了大幅度的下滑，例如英国，工会密度在过去30年里下降了20％之多，主要的原因是这些国家的工会没有很好地应对经济结构转型的新形势，例如英国的私人部门工会化程度非常低；其次，在这些国家中有许多劳动法规中都建立了“工作理事会”（works council）制度，例如在德国，工作理事会面向所有雇员处理雇员在工作场所层面的所有劳动关系事务，雇员的多数基本问题可以通过该理事会来解决，因而其参与工会的愿望降低，而且这些国家还有着集体谈判的“延伸机制”；第三，就是这些国家的失业率和非典型就业率很高。在那些南欧国家，例如意大利，失业率和临时工的数量都非常高，但由于他们又没有像斯堪的纳维亚以及比利时那样的“根特体制”，因此他们根本无法组织这些新风险群体。而在第三类工会密度非常低的法国和西班牙，除了经济转型以及“延伸机制”之外，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他们独特的“政治工会主义”，(21)即工会的主要活动领域不是同雇主展开谈判，而是致力于改变国家有关劳动和福利的立法，以及“无政府主义工团运动”传统，这种传统使得法国工会更愿意把自己看做是支持和组织罢工和工人运动的领导者，而不是和雇主进行集体谈判的组织者。
尽管北欧国家的工会化程度很高，但是，在这些国家工会中仍然有一些领域需要关注：如今年轻人的工会组织水平相比早期的同龄群体较低，并且低技能求职者的整合要求具体的激活政策等。
英国工会以及爱尔兰工会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历了成员数量大幅减少、劳工市场去管制化以及谈判分权化的过程。他们面临着整体水平下降、覆盖面有限以及年轻人和低技能者缺乏保护等问题。例如，英国工会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就是如何去组织年轻人以及克服雇主不愿其雇员加入工会的抵制情绪。目前只有1／3的英国工人是工会成员，并且其中有很多都不受集体谈判的保护，因此，许多低技能工人不得不依赖于政府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英国工会除了有限的政治影响力之外，他们还缺乏谈判力量以及大范围的覆盖面，因此，英国的工会近期没有能力去促进面临新社会风险群体的利益。
从整体上来讲，欧洲大陆国家的工会运动在组织和承担保护新社会风险利益中仍然很落后。工会运动成员在老龄化，而年轻人则似乎不愿意加入工会并且在之后也没有成为工会成员的可能性。女性成员的比重随着劳动力参与程度的提高有所发展，但在工会成员、工作理事以及工会官员中男女之间的差距仍然很大。虽然一些公共部门和白领工会如今被女性代表所主导，但性别差异使得女性进入工会谈判领域以及政策议程的速度非常的缓慢。
此外，在欧洲南部和中部大陆国家的工会运动之间也存在着的巨大差异，这些差异体现出了劳动力市场割裂的程度。在南欧，年轻失业者成为更加急迫的问题，而大部分游离于工会控制之外的弹性工作合同也成为非常严重的趋势。而在学徒制度导向的奥地利、比利时、德国、荷兰以及瑞士，年轻人的失业问题并非最为急迫的。低技能工作者才是他们主要的风险群体，因为高工资政策以及沉重的工资扣缴负担对教育程度较低人群来说无疑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困境。
总而言之，对于面临着新社会风险的欧洲工会来说，他们需要克服的难题在于“吸纳”、“坚持”和“平衡”。所谓“吸纳”，就是要求工会向那些新社会风险利益群体开放，要为那些面临工作和家庭责任矛盾的妇女、低技能工作者以及至今还排除在社会保护之外的人们提供新的社会风险议程；所谓“坚持”，就是要求工会保护核心工会成员的旧社会风险利益免遭谈判分权化、劳动力市场去管制化以及社会政策收缩的伤害；而所谓的“平衡”就是指工会如何在这些新旧社会风险利益群体之间进行整合，如何在集体谈判和公共政策领域去代表这些不同的利益。在欧洲工会不断思索如何解决前两大难题的时候，或许第三个问题才是他们尤其需要认真仔细思考的。当然就目前情况看，在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环境下，事实上又出现了新的整体社会风险，即全球经济的衰退以及贸易水平近二十年来的首次下降，这对于金融结构调整缓慢的欧洲而言，(22) 究竟意味着是一个长期衰退，还是一个痛苦周期的经济结构调整，目前还并不十分明朗。(23) 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下，对于欧洲各国工会而言，它们是固守原有的“保护既得利益不变”？还是能够与社会各个阶层，特别是政府进行有促进意义的对话，共同承担和应对经济衰退？这是摆在欧洲工会面前的一个现实难题，而它不仅影响到目前工会的社会信任程度，同时在未来还将长期影响欧洲各国工会的结构与政治地位。
注释：
① Giuliano Bonoli,“New Social Risks and the Politics of Post-industrial Social Policies”,in Klaus Armingeon and Giuliano Bonoli eds.,The Politics of Post-industrial Welfare State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6,pp.6-7.
② 工会密度是指，雇佣劳动者中工会成员所占比例。
③ 文中的数据主要来自OECD网站：http://www.oecd.org；荷兰统计局（CBS）网站：http://www.cbs.nl/；英国商业企业和管理改革部（BERR）网站：http://www.berr.gov.uk/；德国工会联盟（DGB）官方网站：http://www.dgb.de/sprachen/englisch/dgb.htm；欧盟生活与劳工条件改善基金会：http://www.eurofound.europa.eu/等。
④ 德国工会联盟（DGB）共有8个分工会，分别为金属业工会（IG Metall）、矿工业工会（IG BCE）、建筑业工会（IG BAU）、服务业工会（Ver.di）、教育学术工会（GEW）、食品餐饮工会（NGG）、警察工会（GdP）以及铁路交通工人联合会（TRANSNET）。
⑤ 需要注明的是，在数据采用方面，由于欧盟与OECD研究均对工会结构不覆盖，各国自行发布数据，且南欧国家缺乏精确统计数据，为了研究的可比较性，本文尽可能采用同期可比数据，但荷兰最新数据仅到2003年，在比较中并不影响需要说明问题的本质。
⑥ 详见Bernhard Ebbinghaus,“Trade Union Movements in Post-industrial Welfare States:Opening up to New Social Interests?”,Klaus Armingeon and Giuliano Bonoli eds.,The Politics of Post-industrial Welfare States,p.131。
⑦ 详见Bernhard Ebbinghaus,“Trade Union movements in Post-Industrial Welfare States :Opening up to New Social Interests?”.
⑧ 数据来源：丹麦数据来自欧盟生活与劳工条件改善基金会；英国数据来自英国商业企业与管理改革部。
⑨ 法国法律规定，职工在工作期间，必须定期向政府缴纳退休分摊金，退休后方可从政府领取退休金。长期以来，在铁路、电力、天然气和海运等工作条件艰苦的部门工作的职工，缴纳分摊金的年限少于其他行业的职工，享受在55岁甚至50岁时提前退休的特殊待遇。
⑩ Bernhard Ebbinghaus,“Trade Unions' Changing Role:Membership Erosion,Organizational Reform,and Social Partnership in Europe”,European Annual Review,2001/2002,p.13.
(11) G.Esping-Andersen,“Who is Harmed by Labour Market Regulations? Quantitative Evidence”,in G.Esping-Andersen and M.Regini eds.,Why Deregulate Labour Market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p.66-98.
(12) J.Curtin,Women and Trade Unions: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Aldershot:Ashgate,1999 ; A.Garcia,“The Second Sex of European Trade Unionism”,in E.Gabaglio and R.Hoffmann eds.,European Trade Union Yearbook 1999,Brussels:European Trade Union Institute,2000.
(13) M.Bergamaschi,“The Gender Perspective in the Policies of European Trade Unions”,in M.Rossilli ed.,Gender Policies in the European Union,New York:Peter Lang,2000.
(14) 所谓根特体制（Ghent System），就是指失业保险由工会管理而非政府，人们必须加入工会才能受到失业保险的保护，因为这一体制最早是在比利时的根特小城实施，故称其为“根特体制”。
(15) P.Lewis,“The Unemployed and Trade Union Membership”,Industrial Relations Journal,No.3,1989,p.275.
(16) 所谓“延伸机制”，意指一个经济部类的集体协议会适用于该部类中的所有雇员，无论该雇员是否是工会会员。
(17) B.Ebbinghaus and J.Visser,“When Institutions Matter:Union Growth and Decline in Western Europe,1950 - 1995”,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1999,pp.1-14.
(18) B.Ebbinghaus,Reforming Early Retirement in Europe,Japan and the USA,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p.15.
(19) F.W. Scharpf,“Economic Changes,Vulnerabilities,and Institutional Capabilities”,in F.W.Scharpf and V.Schmidt eds.,Welfare and Work in the Open Economy,Vol.1,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p.21 - 32.
(20) 主要就是我们平时所熟悉的临时工。
(21) 根据主要活动取向，工会运动可以分为三种类型：（1）经济工会（economic unionism）又称“商业工会”（business unionism），指那些主要致力于通过集体谈判来增进会员狭义经济利益的工会；（2）社会工会（social unionism）或福利工会（welfare unionism），指那些不仅关心会员狭义经济利益，而且关注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多倾向于推进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会；（3）政治工会（political unionism）或社会运动工会（social- movement unionism），指那些基本上对集体谈判不大感兴趣而主要致力于通过开展政治活动或发动社会运动来改变国家社会经济政策的工会。一般认为，美国的工会代表了经济工会的模式，而加拿大和众多欧洲国家的工会代表社会工会的模式，而法国工会则代表政治工会的模式。详见Jack Eaton,Comparative Employment Relations:An Introduction,Cambridge:Polity Press,2000，转引自顾昕、范酉庆：“全球化背景下的工会运动：以欧洲主要国家为例”，《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5年第4期。
(22) 就金融结构调整而言，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算，美国银行体系已经调整了50％以上的坏账，而欧洲不到30％；另外，由于马约和《稳定增长公约》对于财政赤字预算的限制，事实上在应对金融危机面前，欧洲国家整体流动性注入不够，IMF、OECD最新发布的《经济展望》显示，欧洲经济复苏明显滞后于美国，且其还面临未来巨大的金融体系坏账核销风险。
(23) 以经济结构调整而言，美国通用汽车、克莱斯勒汽车破产，事实上是进行了全面的结构调整，同时美国奥巴马新政也削弱了美国仅存的汽车工会的势力，但在欧洲没有出现制造业公司大幅度破产，工会依然顽强地维护着自己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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