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欧国家工会发展：共同挑战与战略选择 *
代 懋
[关键词] 中东欧国家；工会；挑战；战略选择
[摘 要] 基于历史传统和不同的政策导向，中东欧国家的产业关系可以被划分为以斯洛文尼亚为代表的社会伙伴关系模式、维谢格拉德集团模式以及波罗的海模式。受到历史背景、经济发展环境和国际化进程等类似因素的影响，中东欧国家工会的发展面临共同的挑战。他们从会员招募、集体谈判和抗议活动、工会重组与合作、政治参与和三方协商以及国际合作五个方面对工人权益进行维护，保护其成员免于失业，促进国内工会加强合作，使得三方协商机制更加完善，并进一步深化国际合作。
一、引 言
中东欧国家低水平的工会覆盖率以及薄弱且分散的集体谈判是人们对其的普遍印象。[注] Blanchflower D.and Freeman, R.B., “The Attitudinal Legacy of Communist Labor Relations”, 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 , 1997, 50(3): 438-459.20世纪90年代体制转型以来，绝大多数中东欧国家的工会会员人数出现急剧下降，工会所依赖的资源一直减少，导致其工会化率低于大多数西欧国家。其集体谈判覆盖水平也逐渐下降，覆盖的劳动力比例相对较低。进入21世纪，中东欧国家工会显示出复苏的迹象。虽然工会化和集体谈判覆盖率仍然很低，但工会议价能力有所增强，并在金融危机期间成功保护了其会员。加入欧盟后，相关的制度调整进一步加强了工会的作用。[注] Ivlevs, A.and Veliziotis, M., “What Do Unions Do in Times of Economic Crisis? Evidence from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European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 2017, 23(1): 81-96.随着转型的深入，中东欧国家的工会面临着多重挑战。他们必须改革其内部结构，应对经济冲击，优化劳动力市场结构，应对欧盟和跨国公司等国际机构的影响。全球金融危机和新自由主义的欧洲化进程使得中东欧国家工会面临着更艰难的境地。[注] Stan, L.and Erne, R., “Is Migration from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n Opportunity for Trade Unions to Demand Higher Wages? Evidence from the Romanian Health Sector”, European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 2016, 22(2): 167-183.
通过今天对恋爱的认识，我想对大家说：对于高中生，爱情就像是一件太过昂贵的奢侈品，给不起，也要不起。我们不要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选择一种错误的感情！在多年的教育生涯中，我看到过太多的遗憾，作为大家的班主任，我不希望这些遗憾在大家身上重现。作为一名高中生，我们要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学习上，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为自己的人生而拼搏，为自己未来的“心上人”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如果你们真的要爱，至少要先创造出爱的资本。如果你们认为自己的爱真的经得起考验的话，就把它暂时存在心中，“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这一系列的背景条件使得中东欧国家工会和产业关系的转型为比较产业关系理论研究提供了天然的实验场所。中东欧国家政府对产业关系问题的处理方式存在明显的跨国差异，不同国家之间的雇主—工会战略模式也有着极大区别。但是在相同的历史背景和国际趋势下，各种模式的发展又呈现出相同的特征和战略路径，却也有着不同的效果。因此，在比较产业关系理论指导下，本文首先对中东欧国家的工会现状及产业关系类型进行简单的介绍，以更好地理解不同国家工会政策的重心区别，并从以下五个方面分析了中东欧国家工会发展面临的挑战及战略选择：(1)会员招募；(2)集体谈判和抗议活动；(3)工会重组与合作；(4)政治参与和三方协商；(5)国际合作。总体来说，中东欧国家的工会在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和日益多元化的劳动力市场时做出了多种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19 构建 PPP（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模式血液净化培训中心的实践与探索 王九生，胡方圆，曹 鹏，张晓萍，魏 丽，梅长林
二、中东欧国家工会发展的基本状况
在过去三十多年中，中东欧国家的工会及相关事务发展呈现出如下三个特征：(1)中东欧国家工会会员数量出现大幅度下降。在过去30年中，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出现了工会会员人数下降的情况，而中东欧国家特别显著。[注] Ost, D., “The End of Postcommunism: Trade Unions in Eastern Europe’s Future”,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 2009, 23(1): 13-33.2004年和2007年加入欧盟的十个中东欧国家中，[注] 2004年，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加入欧盟。2007年，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加入欧盟。 工会密度的下降幅度更大，其平均水平从1990年的59%下降到2016年的13.3%。[注] ILO, “Trade Union Density Rate”, https://www.ilo.org/ilostat/faces/oracle/webcenter/portalapp/pagehierarchy/Page27.jspx?indicator=ILR_TUMT_NOC_RT&subject=IR&locale=en&datasetCode=A&collectionCode=IR&_adf.ctrl-state=tcdig7wiu_25&_afrLoop=1815437161943041&_afrWindowMode=0&_afrWindowId=null#!%40%40%3Findicator%3DILR_TUMT_NOC_RT%26_afrWindowId%3Dnull%26subject%3DIR%26locale%3Den%26_afrLoop%3D1815437161943041%26datasetCode%3DA%26collectionCode%3DIR%26_afrWindowMode%3D0%26_adf.ctrl-state%3Dw6zlnhkkg_4.其中，斯洛伐克、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是2015年的数据，罗马尼亚是2013年的数据。 工会会员人数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会员资格从强制性的加入变为自愿加入，以及工会覆盖率极低的私营部门的崛起。[注] Crowley, S., “Explaining Labor Weakness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Historical Legacies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 2004, 18(3): 394-429.(2)罢工很少发生。中东欧国家的罢工活动少于大多数西欧国家。罢工仅限于工会能施压的上市公司和公共服务部门。在私营部门，罢工很少发生，工会更愿意避免对抗。[注] Glassner, V.,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the Crisis: National Divergence and Path Dependent Change”, Transfer :European Review of Labour and Research , 2013, 19(2): 155-169.(3)集体谈判力量薄弱，集体协议覆盖率低。中东欧国家集体谈判的工资议价能力弱，主要发生在地方或公司层面，其集体协议的比例远远低于西欧国家，且自21世纪初以来持续下降。[注] ILO, “Collective Bargaining Coverage Rate”, https://www.ilo.org/ilostat/faces/oracle/webcenter/portalapp/pagehierarchy/Page27.jspx?indicator=ILR_CBCT_NOC_RT&subject=IR&locale=en&datasetCode=A&collectionCode=IR&_adf.ctrl-state=tcdig7wiu_4&_afrLoop=1816090478936402&_afrWindowMode=0&_afrWindowId=w6zlnhkkg_39#!%40%40%3Findicator%3DILR_CBCT_NOC_RT%26_afrWindowId%3Dw6zlnhkkg_39%26subject%3DIR%26locale%3Den%26_afrLoop%3D1816090478936402%26datasetCode%3DA%26collectionCode%3DIR%26_afrWindowMode%3D0%26_adf.ctrl-state%3Dw6zlnhkkg_63.
正是由于如此，不少学者认为这些国家的工会有着共同的特征，国家在制定和实施社会经济政策中占据主导地位。但是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将中东欧国家的产业关系划归为单一类型是不符合实际的，且西方产业关系的分类并不适用于中东欧国家的情况。基于历史传统和不同的政策导向，中东欧国家的产业关系可以被划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虽然工会活动和集体谈判在金融危机期间受到政府限制，但研究表明，中东欧国家工会成员比非工会成员失业或工资减少的可能性更小，这一点在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约15%的波罗的海国家特别显著。经济衰退使得中东欧国家工会的法律监督和福利提供职责更突出，向工会成员提供物质支持，通过集体谈判增加国家对失业人员的额外支持，这有助于提升工会的形象以及工人对工会的认可。[注] Croucher R., Rizov, M., “Union Influence in Post-socialist Europe”, 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 , 2012, 65(3): 630-650.另外有研究指出，工会成员更有可能减少工作时间并降低工资，这表明存在“让步谈判”。[注] 以工资减少或工作时间减少作为谈判筹码保障工人不被解雇。 例如，格拉斯纳在斯洛伐克、捷克共和国、波兰和匈牙利开展调查，发现确实存在让步谈判，这些国家工会的主要目标是保障其成员在金融危机期间不被解雇。[注] Glassner, V.,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the Crisis: National Divergence and Path Dependent Change”, Transfer :European Review of Labour and Research ， 2013，19(2): 155-169.
河道疏浚后，相关建筑物配套工作未能及时跟上，建筑物老化、破损，加上原设计标准低，阻水、束水现象突出，减弱了整体河道引排水功能，影响农业增收、农民增效。部分通湖河道河堤，经多年湖风及船行波影响，冲刷严重，堤身薄弱，防洪圩堤标准不足，影响受益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相比之下，波罗的海国家的工会力求扩大其会员基础，但资源的严重缺乏使他们无法开展大规模的组织活动，导致其工会密度一直是欧盟最低的。在21世纪初期，爱沙尼亚最大的工会组织EAKL失去了30%的会员，而拉脱维亚的LBAS会员减少了29%。在金融危机期间，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工会都举行了反紧缩抗议活动，并试图保护灵活就业工人的工作岗位和工作条件，但仍然无法扭转工会覆盖率继续下跌的趋势。鉴于波罗的海国家劳工组织的长期疲软，斯堪的纳维亚工会组建了波罗的海组织学会(Baltic Organizing Academy，BOA)——一个由北欧、波兰和波罗的海工会组成的组织，旨在帮助波罗的海国家工会进行会员招募活动，并协助这些国家运输业、工业和服务业的工会组织活动。在危机前期，罗马尼亚超过半数的工会进行了一些尝试，帮助一些签订非标准就业合同的弱势工人恢复其合法就业地位。[注] Varga, M., “Post-communist Trade Unions and Precarious Work in Central-Eastern Europe”, in Susan, J., Schurman, S.J., Eaton, A.E.(eds.), Trade Union Organizing in the Informal Economy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on Organizing in Africa ,Asia ,Latin America ,North America and Wester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 Rutgers University, 2011, pp.67-69.
1.1.1 稻耐旱性资料 以《中国稻作资源目录》[6]资料为基础，对云南省稻耐旱性信息进行收集整合，主要针对苗期耐旱信息，共收集整理2 440份云南地方稻种资源稻耐旱性的相关资料信息。
第三，波罗的海模式。该模式包含波罗的海国家、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1991年苏联解体后，三个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获得了独立。为了赶上其他中东欧国家，波罗的海国家选择了一条激进的过渡道路，旨在促进经济发展，而不是保护工人。波罗的海国家的国外投资很少，经历了较高程度的去工业化，有组织的劳动力被排除在政策制定之外。其产业关系的特点是工会密度极低，集体谈判覆盖面很小。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与其相似，转型过程持久，私有化程度低，福利水平低，出口商品的产品附加值低。但是与波罗的海国家相比，罗马尼亚的工会更强大，集体谈判覆盖面更高。而保加利亚的工会密度相对较低，还在进一步下降。[注] 
M., “Conditions for a Neoliberal Turn: the Cases of Hungary and Slovenia”, European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 2014, 20(2): 97-112.
三、中东欧国家工会发展面临的共同挑战
虽然不同产业关系类型使得各国工会面临的挑战不同。但是，类似的历史背景、经济发展环境和国际化进程使得中东欧国家工会的发展面临共同的挑战。
斯洛文尼亚是中东欧国家中唯一一个多雇主集体谈判强有力的国家，98%以上的劳动力受集体协议的约束。其公共部门既有部门集体协议，也有跨部门集体协议，而在私营部门2005年废除跨部门协议后，其集体谈判主要在部门层面进行，通常由公司层面的协议加以补充。波罗的海国家的集体谈判覆盖率最低，几乎只在公共部门和大型国有企业内能够达成协议。集体谈判的低覆盖率导致人们对集体谈判机构的信任度较低，2012年爱沙尼亚的一项调查显示，只有20%的员工相信集体协议工资对他们有利。[注] Osila, L., Masso, M., “Estonia: the Impact of Crisis on Industrial Relations”, 2013, http://www.eurofound.europa.eu/eiro/studies/tn1301019s/ee1301019q.htm. 与波罗的海国家相比，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的集体谈判覆盖率稍高，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的部门协议也较为频繁。[注] Visser, J., “Database on Institu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rade Unions, Wage Setting, State Intervention and Social Pacts in 51 Countries between 1960 and 2014”, ICTWSS Database, 2015, http://archive.uva-aias.net/207.
第一，政治、经济和社会转型使得工会会员人数持续下降。1989年体制改革之后，中东欧国家工会的运作发生深刻变化。鉴于劳动力市场放松管制的趋势、去工会化的速度加快以及非正规经济的增长，工人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不论是“老派”工会，还是“新派”工会，都需要重新定义其职能，从追求政治目标转向代表雇员利益。转型过程面临着如下挑战：(1)原本被工会全面覆盖的大多数国有企业都被关闭或缩小规模，中小企业数量不断增加，而新成立的中小型企业几乎没有工会。(2)公众对工会存在相当大的不信任感。这与社会背景息息相关，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东欧国家削弱了对劳动者的社会保护，对弱势劳动者产生了强烈的负面影响，企业拖欠工资和违反劳动法已经成为社会通病，贫富差距越来越严重，女性仅仅能获得短期或临时工作。[注] Kahmann, M., “Changes in National Trade Unions Structures: Organisational Restructuring by Merger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Germany, the U.K., and Australia”, DWP Discussion & Working Papers, 2003, http://www.metiseurope.eu/content/pdf/4_vs_syndicalisme_etui_union_mergers_2003.pdf. (3)非正规经济发展，就业结构发生变化。[注] Nelson, J., “Social Costs, Social-sector Reforms, and Politics in Post-communist Transformations”, in J.Nelson, C.Tilly, and L.Walker(eds.), Transforming Postcommunist Political Economies ,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1997, p.92.越来越多的非工会化雇员群体(毕业生，白领雇员和非典型就业工人)涌入劳动力市场。而这些变化都导致工会会员人数的急剧下降，工会亟须制定与非传统雇员群体有关的战略，确保组织能够代表其利益，重建公众信心。
第二，以冲突为导向的劳动关系使得集体谈判难以开展。中东欧国家工会与企业的关系是以冲突为导向的。在所有中东欧国家，阻碍工会组建和运作的不是法律，而是雇主的反对。[注] Krzywdzinski, M., “Organizing Employees in Central Eastern Europe: The Approach of 
European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 2010, 16(3): 277-292.在大多数中东欧国家，集体谈判不甚成熟，主要发生在公司层面。分散的工会只覆盖了劳动人口的小部分，因此无法有效制定集体谈判议程，并且大多数雇主不希望受到部门协议的约束，不参加雇主协会，拒绝在公司层面进行任何形式的对话。这种情况在迅速增长的中小型企业尤为严重，工会发现与私营企业进行集体谈判非常困难。这使得在中东欧国家发展良好的社会伙伴关系举步维艰，也使得集体谈判制度形同虚设。
第三，工会之间的竞争加剧内耗。在中东欧国家体制转型后，工会组织多元化的现象十分普遍。根据意识形态进行划分，中东欧国家工会出现了三种类型：传承于前体制的“老派”工会，如匈牙利的MSZOSZ和波兰的OPZZ；新成立的“新派”工会，如波兰的Solidarity NSZZ，罗马尼亚的FRATIA或匈牙利的LIGA；“民主派”工会是“老派”工会改革后的工会，保留了其原先结构，如捷克和斯洛伐克工会联合会CSKOS。[注] Pollert, A., “Trade Unionism in Transition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European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 1999, 5(2): 209-234.中东欧国家的工会由原先的单一结构变成了分散结构。在各个国家内部，也出现了意识形态不同的工会组织。例如在斯洛文尼亚，“继承派”工会ZSSS虽然仍占主导地位，但“新派”组织力量也逐渐增强，特别是2006年成立的代表公共部门的强大联盟KSJS。目前，斯洛文尼亚共有七个工会组织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中具有发言权。[注] WP, “Slovenia Trade Unions”,2019年3月10日，http://www.worker-participation.eu/National-Industrial-Relations/Countries/Slovenia/Trade-Unions. 在部分中东欧国家，如匈牙利，工会之间的竞争导致联合开展行动几乎不可能，这也使得工会影响力进一步减弱。
(1)双氧水加药量条件优化。将废水调至pH=3，固定反应时间为1.5 h，改变双氧水投加量(1%、1.5%、2%、2.5%和3%)进行实验，反应完全后调节pH至8～9静置沉淀30 min后取上清液测COD。
第四，工会与政党力量的不均等导致良好的三方协商机制难以建成。与西欧国家相比，中东欧国家的工会和政党之间没有相互依存和双向交流的传统。体制转型后，政治集团和工会之间的联系开始出现，但与西方国家相比，其相互忠诚度要低得多。[注] 
S., “Loyalty and Power in Union-Party Alliances: Labor Politics in Postcommunism”, MPIfG Discussion Paper 04/7, Cologne: MPIfG, 2004, http://www.mpifg.de/pu/mpifg_dp/dp04-7.pdf. 在大多数中东欧国家，政党比工会更强大，会出现违背承诺的情况，甚至实行一些违反工人利益的政策，或者即使颁布了有利于劳工的法律，也无法保证其实施并延续。例如在斯洛伐克，左翼政党执政时颁布的劳动法有利于工会，但会被中右翼内阁推翻。政党还涉足工会内部结构建设和工会行动的决策过程，甚至影响工会领导人的选举，这不仅阻碍了工会的发展，还在普通会员中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总体来说，过渡时期政党和工会之间的关系不仅没有提升工人地位，反而有负面作用。例如在匈牙利，工会与社会党正式结盟，却仍然被排除在重大改革事宜的讨论之外。[注] Tóth, A., “The Collapse of the Post-socialist Industrial Relations System in Hungary”, Journal for Labour and Social Affairs in Eastern Europe , 2013, 16(1): 5-19.
第五，国际化的挑战。自1989年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以及欧盟等主要政治团体对中东欧国家的政策转型产生了重大影响。欧盟在该地区的监管影响力在其东扩政策的背景下日益增强。为了获得财政支持并及时加入，中东欧的候选国必须提前完成欧盟设定的经济目标，促进部门重组和私有化，并进行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因此，中东欧国家的工会也必须在欧盟的监管环境中运作。加入欧盟之后，对于工会来说，在欧盟中建立和维持合作关系也并非易事。(1)国家之间的资源竞争使得合作变得困难。(2)在欧盟向东部扩大期间，西欧工会越来越关注移民和新欧盟成员国对其国家工人工资和工作条件的影响。他们指责劳动力倾销，采取一些被中东欧国家工会认为是保护主义的措施。(3)中东欧国家大部分工会的弱点使他们无法进行跨国的合作，或限制他们积极参与联合行动。然而，尽管有这些障碍，新老成员国的工会仍然建立了跨界联系，而不仅限于象征性的口头支持。各级工会都举行了联合活动，涉及信息交流、与公司管理层的联合谈判以及跨境集体行动等。
四、中东欧国家工会发展的战略选择
为了应对挑战，切实维护工人权益并获得长足发展，中东欧国家工会必须在若干相关联的领域中做出实质性的努力，在此我们从五个方面对其战略选择进行分析。
(一)会员招募
鉴于工会自转型以来所经历的大量会员损失，招募会员成为中东欧国家工会优先考虑的事项。这使得工会面临双重任务，一方面他们必须扩充其会员基础，通过制定新的战略吸引工人，另一方面也要确保自身能充分代表新老会员的利益。
不同产业关系类型的国家分别面临着不同的问题。在这方面，斯洛文尼亚是中东欧国家中的例外。鉴于已经相对较高的工会密度和广泛的集体谈判覆盖面，招募新成员不是该国工会关注的优先事项。他们主要关注灵活就业工人的工资和工作条件是否符合劳动立法和集体协议的规定。莫洛作维奇等指出，斯洛文尼亚工会主要在零售业等非典型就业比例较高的部门开展一些活动，例如动员民众反对“小型工作”计划，导致在全民投票中否决了“小型工作”提案。[注] Mrozowicki, A., Roosalu, T., 
T.B., “Precarious Work in the Retail Sector in Estonia, Poland and Slovenia: Trade Union Responses in a Time of Economic Crisis”, Transfer , 2013, 19(2): 276-278.
第二，维谢格拉德集团模式。该模式包含波兰、匈牙利、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等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转型期间，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传统福利制度，并基于优厚的补贴方案吸引高附加值的国外投资，调整和更新其工业基础。然而，与斯洛文尼亚不同，这些国家并没有将有组织的劳工制度提升到政策制定层面，而是依赖于法律手段。其产业关系呈现出劳资冲突不断、集体谈判分散、部门协议很少(斯洛伐克除外)的特点。[注] Bohle, D., Greskovits, B., Capitalist Diversity on Europe ’s Periphery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138-181.
即便困难重重，但是仍有证据表明工会能有效地保护其成员免受经济衰退的影响，并且自21世纪初以来他们的影响力一直在增强。这改善了非工会成员对工会的看法，吸引了新成员加入。[注] Ivlevs, A.and Veliziotis, M., “What Do Unions Do in Times of Economic Crisis? Evidence from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European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 2017, 23(1): 81-96.
与波罗的海国家工会相比，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工会拥有的资源更多，这使得他们可以更主动地开展行动。例如，波兰工会在招募会员方面特别活跃，在强调就业不稳定问题方面也非常成功，他们强烈批评越来越多的企业使用劳务合同而非标准劳动合同。激进联盟“工人倡议”(Inicjatywa Pracownicza)称劳务合同为“垃圾合同”，并被大众认可。[注] Mrozowicki, A., Maciejewska, M., “Conflicts at Work in Poland’s New Capitalism: Worker Resistance in a Flexible Work Regime”, in Gall, G.(eds.), New Forms and Expressions of Conflict at Work , Basingstoke: Palgrave, 2013, pp.191-211.斯洛伐克工会试图通过诉讼和大众媒体等渠道改善非典型就业工人的工作条件。[注] Kahancová, M., Martišková, M., “Bargaining for Social Rights: Reducing Precariousness and Labour Market Segmentation through Collective Bargaining and Social Dialogue (BARSORI)”, 2011, http://archive.uva-aias.net/uploaded_files/regular/BARSORIreportSlovakia-1.pdf.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制造行业呈现出专业化分工的发展趋势，同时衍生了许多服务性的外包需求，例如对于人力资源的培训、物流、税务等，这使得制造业和服务业开始出现融合，有人称这种现象为“2.5产业”。
(二)集体谈判和抗议活动
集体谈判是产业关系制度的重要支柱。中东欧国家虽然具备集体谈判机构和制度，但与西方国家相比其实际影响有限。金融危机期间该地区的政府紧缩政策给其脆弱的集体谈判结构带来了额外的压力。
教学课件的制作要从幻灯片的版式背景设计出发，在设计完成后确定整个教学课件的配色方案，在修饰教学内容时可以方便地按配色方案进行设置，版式设计目的在于可以有效地规划整个教学课件的内容，应该减少页面中的文字，将文字尽量用图片或图形进行修饰，让学生对知识点映象深刻，提升教学效果。
此外，中东欧国家工会活动较为缺乏，罢工频率相对较低。除了一些引人注目的事件[注] 例如波兰20世纪80年代初的
运动，斯洛文尼亚20世纪90年代初的总罢工。 之外，其工会十分平静，甚至比拉丁美洲的劳工运动更加平静。由于集体抗议方式的缺乏和无效，中东欧国家的人民更倾向于以个人的方式来表达不满，例如抗议投票、放弃选举等。在加入欧盟之后，该地区民众出现了大规模的劳务输出，反对本地区就业前景不佳以及恶劣的工作条件，被称为“工人用脚投票”。[注] Meardi, G., Social Failures of EU Enlargement :a Case of Workers Voting with Their Feet , New York-London: Routledge, 2012, p.1.拉脱维亚、斯洛伐克和波兰的很大一部分劳动力迁移到了西方，导致本土的劳动力短缺，使得劳动者的议价能力增强，工会活动变得更加频繁。
然而当欧盟新老成员国之间的罢工率差距开始缩小时，金融危机爆发，改变了欧洲的经济环境和政策融合趋势。中东欧国家所经历的经济衰退及其政府出台的一系列反危机政策对集体谈判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呈现出两极化发展特征。一方面，部分国家的集体谈判制度改革增强了工会的议价能力。例如，拉脱维亚于2008年进行了劳动争议调解和仲裁制度的改革，加强了调解力度。在金融危机之前，克罗地亚、保加利亚的集体协议覆盖面很小，危机期间集体协议覆盖面扩大。[注] Eurofound,Collective Bargaining in Europe in the 21st Century , Luxembourg: Publications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15, p.28.对于一些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小的国家，工会和企业积极商讨短期工作计划和重组措施，使得集体谈判增多。但是，这些集体谈判通常给弱势劳动者带来负面影响。[注] Myant, M., “The Impact of the Economic Crisis on Collective Bargaining in the Czech Republic”, Transfer , 2013, 19(2): 185-194.另一方面，大部分中东欧国家政府借此机会调整了集体谈判的制度和程序，不仅削弱了工会的地位，还使得集体谈判的权力下放。例如在爱沙尼亚，集体协议的数量下降了近一半，而斯洛文尼亚集体协议违规事件的数量是金融危机前的五倍。在罗马尼亚，2011年颁布的“社会对话法案”(Social Dialogue Act)废除了私营部门的国家协议，重组了部门的集体谈判结构并提高了谈判标准。这些变化使其集体谈判几乎陷入停滞，导致集体谈判覆盖率从80%下降到20%。[注] Visser, J., “Database on Institu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rade Unions, Wage Setting, State Intervention and Social Pacts in 51 Countries between 1960 and 2014”, ICTWSS Database, 2015, http://archive.uva-aias.net/207. 在匈牙利，2013年1月生效的新“劳动法”(Labor Code)对罢工权进行限制，对工会活动参与者提供有限保护，并允许集体协议不用完全遵照劳动法。立陶宛2009年改革之后，集体协议中解雇通知期限和遣散费等方面对雇员的保护水平甚至低于2002年劳动法的保护水平。[注] Magda, I., “Do Trade Union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Make a Difference?” IZA World of Labor, May 2017, 360, https://wol.iza.org/uploads/articles/360/pdfs/do-trade-unions-in-central-and-eastern-europe-make-a-difference.pdf?v=1.
第一，社会伙伴关系模式。这个模式主要包含斯洛文尼亚，作为前南斯拉夫共和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它在体制转型之前已经与西方国家建立了牢固的联系。独立后，斯洛文尼亚吸引了大量的国外投资，同时保留了强大的国内工业基础和国有银行系统。其工会密度一直很高，大多数工人都受到集体协议的保护，多雇主集体谈判占主导地位。工会不仅在公司层面，而且在国家层面都占据重要地位，并通过三方协议和社会契约影响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注] M., “Conditions for a Neoliberal Turn: the Cases of Hungary and Slovenia”, European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 2014, 20(2): 97-112.
(三)工会重组与合作
在分析西欧和美国工会的复兴战略时，弗雷格和凯利认为合并和内部重组可以帮助工会实现规模经济，并通过减少竞争来增强工会实力。[注] Frege, C., Kelly, J., “Union Strategies in Comparative Context”, in Frege, C.and Kelly, J.(eds.), Varieties of Unionism Strategies for Union Revitalization in a Globalizing Economy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31-44.中东欧国家工会的多元化现象虽然非常普遍，但合作情况也逐渐增多。例如，波罗的海国家工会的结构多种多样，但通常存在合作关系。在拉脱维亚，LBAS是唯一的国家层级工会，其他重要的工会都附属于它。爱沙尼亚的工会主要分为代表体力劳动者的EAKL和代表白领的TALO。立陶宛工会根据意识形态差异分为三个，但这三个工会在很多领域都是合作关系。在保加利亚，“老派”工会KNSB和“新派”工会Podkrepa之间的分歧仍然存在，但这两个工会通常有着类似立场并常发起联合抗议行动。罗马尼亚的结构更加分散，五个工会组织反映了不同的意识形态根源，但通常能够合作。[注] WP, “National Industrial Relations”,2019年2月23日，http://www.worker-participation.eu/National-Industrial-Relations/Countries.
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工会的合作情况各不相同。在捷克和斯洛伐克，捷克斯洛伐克工会联合会
的继任者
和KOZ SR是最强大的工会。他们的竞争者，例如斯洛伐克的基督教民主组织NKOS或ASO的会员人数明显较少。而波兰工会组织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尖锐的政治冲突，主要集中于苏联政权的挑战者NSZZ与“老派”工会OPZZ之间。近年来，冲突变得不那么明显，两个工会在企业层面和国家抗议行动中常进行合作。[注] Mrozowicki, A., Maciejewska, M., “Conflicts at Work in Poland’s New Capitalism: Worker Resistance in a Flexible Work Regime”, pp.191-211. 在匈牙利，前政权的“继承派”工会与“反对派”工会之间的分歧也非常明显，工会间的竞争以及不同的政党属性常常使得“新”“老”工会之间的合作变得不可能。
在金融危机期间，出于反对紧缩政策的共同目的，一些工会加强了合作。波兰的主要工会组织共同抗议劳动力市场的过度灵活性，并采取了一系列反危机政策措施。立陶宛和罗马尼亚的工会承诺对组织进行调整，以抗议政府紧缩计划。2013年匈牙利的三个“老派”工会MSZOSZ、ASZSZ和SZEF宣布合并。[注] WP, “Hungary Trade Unions”,2019年2月23日，http://www.worker-participation.eu/National-Industrial-Relations/Countries/Hungary/Trade-Unions. 这表明在这些地区工会之间进行更紧密的合作大有可能。
(四)政治参与和三方协商
中东欧国家工会和政党的合作程度取决于双方的力量是否均衡。斯洛文尼亚的例子表明，如果两方的权力资源大致相等，党派联盟是可以实现的。前南斯拉夫共和国的工会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集团，拥有大量选民，因此不容忽视，政党和工会通过三方协议和社会契约共同制定政策。[注] Lužar, B., “Capacity Building for Social Dialogue at Sectoral and Company Level: Slovenia”, National Report, European Foundation for the Improvement of Living and Working Conditions, 2007, http://edz.bib.uni-mannheim.de/daten/edz-ma/esl/07/ef072213en.pdf.
建立物流信息系统主要在两个层面中，一是对系统中的多个基本模块进行设计，在实际运送过程中，提高订单的生成效率，通过系统实现订单的生成、传递和接受。更重要的是对系统支持模块的设计，通过对地图及仓库的设计，使其有效的分布与结合，由此组成物流信息系统的基本架构。通过系统基本模块设计与系统支持模块设计相互支持，使得物流信息系统与移动互联网结合，提高物流信息系统处理订单的速度，使其更稳定运转。
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三方活动增加。斯洛伐克政府成立了一个特别谈判机构——经济危机委员会，以讨论未来的政策方向。斯洛文尼亚政府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内的劳工伙伴就公共部门的紧缩措施进行了讨论，并以三方协议的形式宣布。保加利亚的工会和雇主协会发起了双方会谈，随后提出了一份联合政策提案。波兰重新赋予社会对话以合法地位，并就反危机措施开展了一系列的谈判，达成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全面的三方协议。[注] Meardi, G., Trappman, V., “Between Consolidation and Crisis: Divergent Pressures and Sectoral Trends in Poland”, Transfer , 2013, 19(2): 195-204.三方会谈日益增多，一些学者宣称该地区出现了“社会对话的复兴”。[注] Czarzasty, J., “Poland: Government Accepts Anti-Crisis Package Submitted by Social Partners”, July 12, 2009, http://www.eurofound.europa.eu/eiro/2009/06/articles/pl0906019i.htm.
除斯洛文尼亚外，其他中东欧国家的社会对话虽然不起眼，但仍然发挥一定的作用。中东欧国家的三方协商通过让工会和企业代表参与政策讨论来维护社会稳定，它使得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动荡最小化的资本主义秩序”成为可能。[注] Iankova, E.and Turner, L., “Building the New Europe: Western and Eastern Roads to Social Partnership”, Industrial Relations Journal , 2004, 35(1):85.转型初期，工会一直努力引起政府对重要社会问题的关注。例如1991年，保加利亚工会和国家签署了“和平过渡民主政治协定”，还参与起草了国家集体谈判和争端解决的法律。在波兰，1992年罢工浪潮之后的谈判促进达成“转型中的国有企业公约”，涉及国企私有化改革进程。
尽管开端形势良好，但是政府忽略了来之不易的三方妥协。在波罗的海国家，关于逐步削减工资的协议让位于全面的紧缩政策。[注] Gonser, M., “How Hard a Blow for the 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 of Labour Interests? The Baltic Industrial Relations and the Financial Crisis”, Emecon, 2010, http://www.emecon.eu/current-issue/gonser/. 在波兰和保加利亚，政府违背了其最初的承诺，只是部分地采纳了工会提议。中东欧国家政府为了证明他们仍然积极回应社会提议，进一步扩大了三方协商的范围，以掩盖他们有选择的实施政策。由此产生的“公关社团主义”(PR corporatism)帮助政府在困难时期保持社会支持率，但仍无助于社会对话。[注] Bernaciak, M., “Social Dialogue Revival or ‘PR Corporatism’? Negotiating Crisis Measures in Poland and Bulgaria”, Transfer , 2013, 19(2): 239-251.
选取早期糖尿病肾病患者66例为研究对象，其于2014年1月—2017年12月在该院接受治疗，根据入院先后将其均分为两组，每组33例，1组为对照组，2组为观察组。其中，对照组男女数量比例为20/13，年龄49～63 岁，平均年龄（56.3±2.8）岁；观察组男女数量比例为 21/12，年龄 48～64 岁，平均年龄（56.5±2.7）岁，两组患者在基础信息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可进行对比。
中东欧国家工会越来越意识到直接参与政治的不利之处，也意识到三方协商的效果有限，因此他们刻意与政党保持距离，试图通过开展其他公共活动，如反对紧缩政策、反对劳动力市场管制的放松以及反对社会排斥等活动来提高公众知名度。例如，2012年捷克工会举行了自1989年以来最大规模的示威活动，聚集了大约10万人，抗议紧缩政策。波兰工会联合起来开展了倡议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运动，并抗议某些非典型就业形式。匈牙利的消防员和执法工会对政治团体感到失望，他们创办了一个独立的意见交流平台，以刺激政治和经济辩论。[注] Neumann, L., “Hungarian Unions: Responses to Political Challenges”, Management Revue , 2012, 23(4): 369-385.
(五)国际合作
在传统认知中，国家层面的社会对话和集体谈判是工会最主要的行动领域。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东欧国家工会越来越意识到传统的手段和影响渠道可能不足以捍卫其成员的利益。鉴于国际化的极大发展，他们将活动扩展到国家范围之外，开辟了与其他国家工会建立联盟的新途径。
动物学的英语篇章中常出现解释动物某一行为或者是针对某一特性对两种动物进行比较的句子，此时泛指词的使用可以避免词语重复使用而给人带来的乏味感，使语言精练，语篇连贯，高效的传达信息。
中东欧国家的工会有一种特别强烈的“走向国际”的动力。自转型以来，中东欧国家遵循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其特点是对海外贸易和外国投资的高度开放。外国机构，特别是欧盟和大型跨国公司对中东欧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随着国际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影响中东欧国家劳动力的关键决策是在欧盟层面或在国外的公司总部进行的。为了参与决策制定过程或获取相关信息，中东欧国家工会乐于参与国际活动和组织。
20世纪90年代初期，欧洲工会联合会(European Trade Union Confederation，ETUC)逐渐向中东欧国家工会开放，在1991年建立了欧洲工会论坛，将东西方的工会联合起来，并且自1996年开始接纳中东欧国家工会作为分支机构。[注] Degryse, C., Tilly, P., 1973 —2013 : 40 Years of History of the European Trade Union Confederation , Brussels: ETUI, 2013, p.167.尽管由于人力和财力限制，中东欧国家工会无法积极参与ETUC的所有运作，但他们已将ETUC视为其在欧盟层面的主要利益代表。中东欧国家工会领导也已经融入ETUC的组织结构中，波兰工会Solidarno
的约瑟夫·尼米克(Józef Niemiec)于2003年成为ETUC联邦秘书，并于2011年成为副秘书长。此外，西欧工会采取了一些针对中东欧国家的支持行动，涉及建筑、农业、银行和保险等部门，旨在帮助中东欧国家工会提升能力。[注] European Commission,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Europe 2012, p.18.
对于西欧工会担心的恶性价格和工资竞争，中东欧国家工会也是反对的，他们认为这种不公平竞争应该避免，本国工人应享受相同工资待遇。2006年中东欧国家工会参与了反对服务指令[注] 这个指令支持中东欧国家的公司和自营职业者以较低的价格在原欧盟成员国中提供服务。 (也称为Bolkestein指令)的活动以表现其反劳动力倾销的立场。除反对Bolkestein指令外，中东欧国家工会还参与了针对移民工人的跨境活动，与接收国工会签署了合作协议，共同打击劳动力倾销和针对员工的剥削行为。
公司层面的跨境合作在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尤为重要。由于FDI的流入，这些国家的产业基础重新焕发活力，不像波罗的海国家经历了大规模的去工业化。另外，与斯洛文尼亚保持对其企业的所有权不同，维谢格拉德四国的制造业主要由外国投资者控制，这导致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和西欧地区之间的高度相互依赖。尽管利益分配的冲突性很强，但是两个地区的工会通常能做到抛开短期利益而开展互利的活动。例如，在汽车行业，这些国家工会始终没有以降低工人工资为代价来换取组织援助。[注] Bernaciak, M., “Cross-border Competition and Trade Union Responses in the Enlarged EU: Evidence from the Automotive Industry in Germany and Poland”, European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 2010, 16(2):199-235.欧洲工作理事会(the European Work Councils，EWCs)的存在改善了新老成员国工会之间的沟通，这使得中东欧国家工会有机会获得可用于当地谈判的公司事务信息，甚至通过公司总部的直接干预来规避地方管理，改善工作条件。[注] Meardi, G., “Short Circuits in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The Extension of European Works Councils to Poland”, European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 2004, 10(2): 161-178.
总而言之，与外国劳工组织和欧盟工会的联系使中东欧国家工会丰富了经验并重建了资源。通过参与欧盟层级的运动，中东欧国家工会掌握了新的抗议形式，并为国家层面的谈判积累了新的论据。得益于西欧工会提供的额外信息和帮助，中东欧国家公司层级的工会提升了其在与雇主谈判中的地位。尽管在东西欧国家之间存在利益分配的冲突，但仍可以调和两个地区的工人利益。
前测试卷为该师范学院2016级大一新生第一学期英语期末考试听力部分。主测试卷题目选自《新视野大学英语:视听说教程》(第三版)第二册前三个单元中的短对话、长对话和短文。调查问卷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一些关于受试的基本背景信息，以及调查受试是否熟悉前测和主测中的听力材料。
五、结 论
在复杂的经济社会转型背景下，中东欧国家工会经历了转型初期会员人数大幅度下降的冲击，扩充其会员基础并探索切实保障会员利益的方式成为其首要任务。除了集体谈判和罢工等途径外，中东欧国家工会还通过国内工会合作、促进三方协商以及国际合作等方式维护其成员利益。与国内合作相比，中东欧国家工会更愿意走向国际，开展与西欧国家工会和国际组织的合作，并积极汲取经验，获得支持。金融危机的爆发给基础薄弱的中东欧国家工会的发展造成了极大阻碍，但总体来说，中东欧国家工会仍能适应时代变化，有效代表其成员利益，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
通过本文的分析，形成以下结论：(1)中东欧国家的产业关系可以划分为以下三种类型：以斯洛文尼亚为代表的社会伙伴关系模式、维谢格拉德集团模式以及波罗的海模式。(2)中东欧国家工会受到类似历史背景、经济发展环境和国际化进程的影响，面临共同的挑战，包括伴随着转型深入而不断下降的工会会员人数、以冲突为导向的劳动关系、工会之间的竞争、工会与政党的不均等关系以及国际化的挑战。(3)中东欧国家工会从会员招募、集体谈判和抗议活动、工会重组与合作、政治参与和三方协商、国际合作五个方面出台政策，积极维护工人权益，提升自身能力。(4)中东欧国家工会并没有传统观念中认为的那么薄弱且无关紧要。他们能有效地保护其成员，国内工会合作化趋势增强，三方协商机制更加完善，国际合作进一步深化。
Trade Union Development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Common Challenges and Strategic Choices
Dai Mao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Beiha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
[Key words ]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trade unions; challenges; strategic choice
[Abstract ] Based on historical traditions and different policy orientations, the industrial relations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social partnership model represented by Slovenia, theVisegrad Group model and the Baltic model. Influenced by similar factors such as historical background, economic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 the development of trade union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faces common challenges. They safeguard workers’ rights and interests from member recruitment, collective bargaining and protests, trade union restructuring and cooperati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tripartite consult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protecting their members from unemployment and promoting domestic trade unions to strengthen cooperation, which has made the tripartite consultation mechanism more complete and further deepene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作者简介] 代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191)。
*本文是2017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一带一路’国家劳动与雇佣管制研究”(项目号：17 ZDA041)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陈翔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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