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高中课程标准编订原则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课程标准论文,普通高中论文,原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原为参加“国家教委制定普通高中新课程方案专家咨询会议”而写（94年11月，北京）。文中援引了有关学科课程标准研究小组所写材料中的一些例子。有关专家曾对初稿提出过宝贵意见。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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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教委制定普通高中新课程方案的工作，已经进行了相当长时间的研究和酝酿。这次工作的特点是，各科新课程标准和新教材的研究工作，几乎是与新课程计划的研究工作同步进行的。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以很大的力量投入了国家教委委托的这项工作当中。
不少同志希望抓紧把普通高中新课程计划制定出来，把课程标准的编订原则确定下来。因为课程标准是指导教学工作的纲领性文件，是编写教材的依据，也是教师进行教学的依据，学校评估和检查教学质量的依据，学生学习成绩考核以及毕业会考命题的依据。课程标准是否科学，它的框架结构、内容、要求是否合理，将直接影响教材的质量，进而影响教学的质量，影响未来人才的质量。课程标准的编订如果有一点偏差，那么教材编写工作、学校教学工作，就可能产生更大的偏差，就会影响我们准确地实现培养目标。因此，课程标准的编订是一项极其严肃认真的科学研究工作。
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除了参与课程计划的研究制定之外，还受国家教委委托，组织各方面的力量，编订普通高中8门课程10门学科的新课程标准。本文主要就普通高中新课程标准编订原则的几个问题，谈一些思路和意见。这几个问题是：一、编订普通高中新课程标准应有什么样的指导思想？二、编订普通高中新课程标准应该遵循哪些基本原则？三、普通高中新课程标准应当体现哪些特点？
一
编订普通高中新课程标准应有什么样的指导思想？
现行普通高中各科教学大纲是1986年制订的，1990年，根据国家教委关于《现行普通高中教学计划的调整意见》作了修订，1994年根据新工时再次作了必要的修订。
应当说，1990年的“调整意见”在课程改革上迈出了可喜的步伐，特别是改变了过去单一的课程结构模式。这种改革，受到了各地广大师生的普遍欢迎。但是，它毕竟只是一次“调整”，还不可能从整体上作出课程改革的全面规划。因此，1990年“调整意见”以及根据“调整意见”编订的各科教学大纲只能具有过渡性质。从当时开始，国家教委就着手对普通高中新课程计划和新课程标准的制订，进行准备工作。
近年来，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不少同志参加了国家教委委托的普通高中新课程计划和新课程标准的研究和咨询工作。普通高中有关学科的新课程标准研究小组，对现行教学大纲进行了分析和评估，对新课程标准的构想进行了探讨和论证，并按学科提交了书面报告。
笔者认为，编订普通高中新课程标准，总的指导思想应该有三条：
第一，要与九年义务教育课程计划和教学大纲相衔接。
这里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在研究编订普通高中新课程标准的过程中，可能觉得有必要对义务教育初中阶段教学大纲的内容、要求作一定的删减或降低，把相关内容纳入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当中；另一种情况是，可能觉得有必要在义务教育初中阶段的教学大纲中增加和提高一些内容、要求。在编订普通高中新课程标准之前，要对义务教育教学大纲重新加以研究，这是必不可少的前提。因为普通高中新课程标准的对象，首先就是几年后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的学生。当然，九年义务教育的课程计划、教学大纲和教材，基本上是肯定的，从总体上说，现在不宜轻易变动。
另外，数学小组提出，高中阶段的必选课程，如平面解析几何，也要注意同大学相关课程的协调，既要有利于为学生今后的深造打好基础，但是又不要把大学的教学任务下放到高中。新的课程计划在普通高中阶段将安排一定比例的较高要求的必选课程，因此，这一点也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第二，要适应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形势。
小平同志提出的改革开放，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使我国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新时期。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我国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经历着巨大的变革，在科技、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文化思想领域，都涌现了层出不穷的新事物、新观念、新问题。
普通高中新课程标准必须以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针，努力正确地反映和适应我国社会改革开放的新发展、新变化，从而使我们的教材和教学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充满生气和活力，否则将落后于时代的步伐。不仅人文学科、社会学科要高度重视这一点，数学和自然学科也要力求反映和适应新的时代特征。例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时间观念、质量观念、信用观念、产权观念（包括知识产权观念）、纳税观念以及服务观念等等，都是我们不能不重视的内容。
第三，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着眼于21世纪人才的培养。
小平同志多次指出，“关键是教材。教材要反映出现代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同时要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教书非教最先进的东西不可，当然，也不能脱离我国的实际情况。”要“按照中小学生能接受的程度，用先进的科学知识来充实中小学的教学内容。”
1993年中央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对小平同志上述教育思想再次作了明确的肯定和进一步的阐述。这些思想，是我们编写新教材的指针，更是我们编订新课程标准的指针。
普通高中新课程标准将在本世纪末实验，21世纪初开始全面使用。21世纪已不是遥遥无期的将来，而是很快即将来临。将在本世纪末接受普通高中新课程标准和新教材的学生，是跨世纪的一代新人。在新的世纪中，国内外社会生活的各个重大领域，将会出现哪些新特征？对人才将会有哪些新要求？今天学生学习的课程教材，就是明天他们进入社会后必须具备的基础和条件。因此，我们必须科学地研究未来，预测未来，反映变化，适应变化，编订出跨世纪的课程标准，从而使中国进一步走向世界，使世界进一步了解中国。
正如《纲要》所指出的那样：“谁掌握了面向21世纪的教育，谁就能在21世纪的国际竞争中处于战略主动地位。”对此，我们在编订普通高中新课程标准时，要有清醒的认识、明确的方向。
二
编订普通高中新课程标准应该遵循哪些基本原则？
不同学段、不同学科的课程标准，当然有它们各自不同的特点，但是，又具有共同的规律可循。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40多年来，受教育部和国家教委的委托，起草或参与起草了中小学各学科历次的教学大纲，积累了经验，培养了队伍。总结归纳以往的成功经验，笔者认为，编订普通高中新课程标准，必须遵循下列六项基本原则，或者说共同原则，也就是必须处理好以下六对关系：
第一，要处理好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的关系。
这是一个在教育史上长期争论不休的老问题。“实质教育论”者和“形式教育论”者各执一词，偏于一方。我们认为，从唯物辩证法的观点看，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这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是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的关系。传授知识，是就认识而言，是解决知与不知的问题；培养能力，是就实践而言，是解决会与不会的问题。一方面，传授知识是培养能力的前提，没有一定的知识为基础，是难以培养和提高能力的。另一方面，能力的培养和提高，又有助于更好地掌握知识、理解知识；不培养和提高能力，也会妨碍知识的传授。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古今中外教育家对知识与能力的关系，有过许多精辟的论述。我们要克服“重知识、轻能力”的偏向，把能力的培养与知识的传授结合起来、统一起来。
第二，要处理好知识教学与政治思想品德教育的关系。
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如何坚持科学性与思想性相结合、相统一的原则，坚持“教学的教育性原则”。教师要“教书育人”，学生要“读书明理”。不管哪个时代，也不管哪个国家，都不例外，尽管他们对政治、思想、品德的内容理解不同，标准掌握不同。
知识，不仅有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科学价值，更具有完善人们自身全面发展的教育价值。在这个问题上，要克服两种偏向。一种是把政治、思想、品德教育完全推给专门的德育课程；另一种偏向是在学科教学中搞牵强附会、穿靴戴帽。这两种做法都是不可取的。正确的行之有效的做法是：各科教学必须渗透政治、思想、品德教育；寓政治、思想、品德教育于各科教学之中，潜移默化。
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特别要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以增强民族凝聚力、向心力，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确保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第三，要处理好理论与实际的关系。
这里有三层意思。一是对教学内容的安排而言。在理论知识中，要密切联系实际，联系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实际，联系学生的实际；努力做到观点与材料统一，用观点统率材料，用材料说明观点。二是对学生而言。我们的课程标准和教材，要有利于学生在学的基础上，进一步去思考、去练习、去实践、去应用。学习的目的全在于应用。“知”是为了“行”，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学以致用才有价值。而如果学了不能用，或者学了没有用，就等于空中楼阁，徒有虚名。三是就判断的标准而言。判断理论知识是否联系了实际，是否有用；判断学生是否做到了学以致用，不能以一时一事为标准，不能采取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肤浅态度。知识、理论，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具有稳定性、长效性。重要的问题在于能不能举一反三，融会贯通。
第四，要处理好传统知识与现代科学新成就、新成果的关系。
这个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处理好新、老知识的关系问题，其实质是如何实现教学内容现代化。知识的增长是无限的，而学校的课程门类、课程内容、课程时数是有限的。要解决这个矛盾，既要进一步完善课程设计的总体结构，又要进一步改革学科内容的具体结构，对教学内容，对知识必须进行更新。但是，这并不是说，对所有的老知识都必须删除，对所有的新知识都必须吸纳。
判断知识是否有价值，其标准，不在它的新、老，而在于看这种知识在当代生产、生活中是否有用，有什么用处，有多大用处。学校教学内容中的知识，包括基础知识，需要不断地进行更新，但是这种更新，要适时、适度。这是因为，“科学”要转化为学校教育中的“学科”，必须考虑受教育者的身心特点，特别是认知特点，考虑他们的可接受性。这是一。其二，学校不能承担一切任务，基础教育阶段学校教学内容不宜过多，否则反而不得要领，反而影响基础，反而加重学生负担，反而得不到应有效果。总之，教材内容、教学内容的现代化，主要是打好与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基础。
第五，要处理好知识的逻辑顺序与学生的身心发展顺序的关系。
课程标准是教材编写的依据，是教学的依据，它最终要落实到培养人、培养青少年一代新人。因此，我们对教学内容、要求的安排，不能一厢情愿，不能操之过急，不能多多益善，而必须研究如何适应青少年生理和心理发展特点，寻找“授”“受”双方的最佳结合点，这样才能收到最好效果；否则必然欲速则不达，事与愿违，甚至适得其反。
至于对教学内容的安排，是采取波浪式渐进，还是采取螺旋形递升的方式，要根据不同学科的知识体系特点，不宜一概而论。我国自实施九年义务教育以来，对中小学课程采取了新的两段设计方案，过去是小学为一段，中学（含初中和高中）为另一段；而现在则是义务教育（含小学和初中）为一段，普通高中为另一段。在这种格局下，一般地讲，普通高中的教学内容，多数学科可采取螺旋形递升的方式。
第六，要处理好统一性与差异性的关系。
任何国家对学校课程和教学内容，实际上都有统一的要求，只是办法各有不同，有的用教学大纲（课程标准）来制约，有的用考试大纲来制约。同时，任何国家也都不能不考虑学校课程和教学内容的差异性，以适应不同的需要。只有这样，才能处理好普及与提高、多数与少数、全民教育与英才教育的关系。
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多民族的国家，在安排学校课程和教学内容时，更要处理好统一性与差异性的关系。各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是多样的，社会对人才规格、人才层次的要求也是多样的，广大学生的个性特点、个性差异、个性发展更是多样的。因此，学校课程和教学内容“一刀切”的做法有百弊而无一利。
正确的做法应当是：下要保底，上不封顶。要保底，就是要保证统一的基本要求；不封顶，就是要为优秀学生的冒尖和脱颖而出留有充分的余地。这个问题对普通高中来说尤其重要，下面还要进一步展开论述。
三
普通高中新课程标准应具有哪些特点？笔者认为，主要应具有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要着眼于为全体普通高中学生进一步打好较高的共同的基础，包括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
普通高中虽然不是义务教育，但仍然是基础教育，是较高层次的基础教育。因此，普通高中每门课程的教学内容，都要仍然注重基础性。所谓基础性，就是普遍性、一般性、通用性。加强基础性，恰当地把握各科教学内容的基本水准（也就是基准），是确保普通高中学生素质全面发展的前提。学生的基础越扎实，素质越全面，他们将来的适应性也就越快、越强、越宽、越久。当然，“基础”是相对稳定的，但又不应当是一成不变的。在确定“基础”时，要恰如其分地选择和取舍，对新成就、新成果是这样，对老知识、老内容也应是这样。前面已讲到，对基础知识，也要力求做到适时、适度地更新。
在这个问题上，高中各学科的情况不完全相同。例如，数学认为现行大纲存在的问题较严重，缺少新的教学内容，不适应时代要求，与很多国家相比，我国数学教学内容最古老。物理则认为，与世界发达国家的教学内容相比，我国高中阶段，就重要的物理基础知识而言基本相同。究竟如何评估并确定普通高中各学科教学内容的基本水准，值得我们进一步下功夫认真比较研究。
解决这个问题，要注意处理好需要与可能的关系，不宜过分强调一方，否则都会出偏差。但是，从总体上讲，我们认为，“需要”是第一位的，应努力创造条件，促使“需要”变为“可能”，否则将永远落后。
打好共同基础的含义，除了包括基础知识，还要包括基本能力。对高中学生来说，无论他们即将升入普通高校也好，即将进高等职校或就业也好，学习和生活的方式方法都将发生较大的变化，因此更要重视和加强能力的培养和提高，特别是独立观察问题、发现问题、探索问题、思考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自学能力，动手实验和操作的能力，创新能力，在合作中竞争和在竞争中合作的能力，尤其重要。通过能力的训练、培养和提高，使他们学会学习、学会工作、学会做人、学会生活。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适应未来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
第二，要着眼于为普通高中学生进一步分流打好不同的基础，重视多样性、层次性和灵活性。
根据1994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最新表述，要求“高中后的分流，即高中毕业生除进入普通高等学校外，都能逐步接受多种形式的职业培训或进入高等职业学校。”因此，普通高中除了要为学生继续打好共同的基础之外，还必须为学生的进一步分流打好不同的基础。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普通高中各科新课程标准必须重视多样性、层次性和灵活性。
一是多样性，或者说多样化。正如《纲要》所指出的，“中小学教材要在统一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实行多样化”。普通高中教材尤其如此。“一纲多本”是多样化；一种版本的教材，以教科书为中心，搞配套的系列品种，也是多样化。我们在编订新课标准时，要考虑到这一点。
二是层次性。1990年起停止供应了高中数、理、化等科的甲种本教材。实践证明，这对高中毕业后准备升入大学理工科继续深造的学生来说，是很不利的；他们在高中阶段学到的东西偏少、偏浅，感到“吃不饱”。
普通高中毕业生每年都要有一部分（约三分之一左右）升入普通高校各个专业继续深造，被培养成各个领域、各条战线的高级人才。普通高中能否保证连续不断地向普通高校的不同专业输送优秀学生，这关系到能否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出好人才，进而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关系到国家和民族未来命运的兴衰。为了解决高中一部分学生“吃不了”，而另一部分学生“吃不饱”的矛盾，使每一个学生都能学有所得、学有所长、各得其所，高中课程和教学内容必须体现层次性。具体来说，可以有不同的做法：一是在确保公共必修课“共同基础”的前提下，加强选修课（包括必选课和任选课）的“分流基础”。例如历史学科，既有共同必修的中国近现代史，又有为有志于文科的学生开设的必选课世界近现代史、中国古代史，还有供任选的中国文化史、世界文化史。二是在必修课里也可以再分层次，分为一级水平和二级水平，例如初中英语的做法。三是在必修课的教学内容里，也仍然可以分为必学、选学和自学部分。
在上述第一种做法里，又可以有不同的处理方式：二一分段、高三分流；或者一二分段，高二起分流；或者三年一贯，从高一起就开始分层次。
至于学科分层次，不同学科也可以有不同的做法，也就是说，学科Ⅱ与学科Ⅰ的关系，可以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学科Ⅱ是学科Ⅰ的拓宽、加深或提高，Ⅱ与Ⅰ各自成体系，Ⅱ涵盖Ⅰ（Ⅱ＞Ⅰ），Ⅱ与Ⅰ同时开，由学生选。Ⅰ是基本要求，Ⅱ是较高要求。另一种情况是，学科Ⅱ与学科Ⅰ是同一体系，Ⅱ是Ⅰ的延伸、递进（Ⅰ→Ⅱ），Ⅱ不包括Ⅰ，不同时开，选Ⅱ者必先选Ⅰ。Ⅰ是基本要求，Ⅰ+Ⅱ是较高要求。我们在编订普通高中新课程标准时，对上述情况要进行研究和了解，才能在教学内容和要求的规定中，体现出层次性，适应不同的需要；才能避免全面加深难度、全面提高程度，但又能确保现代的先进的教学内容在高中阶段得到落实。
三是灵活性，或者说弹性。我们在课程标准中对教学内容、要求的规定，既要明确具体，便于操作，又要防止一概而论“一刀切”。在保证统一的基本要求的前提下，要给各地、各校教师在课程标准的使用上，留有一定的回旋和浮动的余地。例如，语文提出的设想之一，就是课程标准不规定课文篇目，只列推荐的课文篇目。又如，英语教材也可以不按年级编写，而是按水平编写，这样更便于不同地区不同学校因地制宜选用，另行编班，因材施教。这都是有弹性的做法。
第三，普通高中各学科都要注意渗透技术和职业教育因素。
为了实现高中毕业后的进一步分流，普通高中的技术和职业教育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除了开设专门的技术和职业课程之外，必须在各科教学内容中渗透技术和职业教育的因素。这是世界各国共同的趋势。
这样做，对高中毕业后准备经过培训而就业的学生，或者准备进入高等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来说（每年大约100万人），其重要性是显而易见、不言而喻的。即使对高中毕业后准备升入普通高校的学生来说，也是相当必要的。一是可以使学生更好地了解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二是有利于教育、教学更好地理论联系实际；三是有利于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操作能力，促进学生的个性健康和谐的发展。
至于在各科课程标准中如何渗透技术和职业教育因素，需要结合各科的特点进一步摸索、探讨，但至少在选材时，在表述时，在举例时，在思考题和练习题的设计时，都可以自然而然地渗透。
第四，既要注意本学科教学内容的纵向联系，又要注意各学科之间的横向配合，发挥高中课程的整体优化效应。
普遍高中课程门类多，不同层次的学科、科目更多，在编订新课程标准时，必须瞻前顾后、左右照应，全面考虑、互相配合。特别要处理好必修与选修（包括必选和任选）的关系，处理好学科Ⅰ与学科Ⅱ的关系，还要处理好学科课程与活动课程的关系。
另外，根据高中学生有一定的独立活动能力的特点，各科在制订课程标准时，有必要列举一些长期以来行之有效的课外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的内容，引导学生扩大视野，开拓思路，发挥特长，学以致用。例如化学提出，可结合本地、本校和学生的实际情况，开展下列活动：兴趣小组，家庭小实验，参观厂矿、科研机构、展览，对本地环保与污染以及农药和化肥的使用和保管，进行社会调查，举办专题讲座、论文报告会等。
总之，笔者认为，衡量课程标准和教材编订得好不好，有两条重要标准：一是看它是否处理好了社会需求、学科体系与学生发展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二是看它是否把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政治思想品德教育这三大功能融为一体。
四
最后，探讨三个密切相关的问题。
一是高考问题。普通高中课程教材改革，包括课程计划、课程标准和教材的改革，与义务教育相比，风险大得多；如果课程教材改革搞得不好，或者高考改革不配套，将影响学生高考成绩，使他们的前途受到不应有的挫折。因此，高考制度必须伴随普通高中课程教材的改革，同步进行配套的改革；同时，对于普通高中课程教材改革的实验地区和学校，应给予相应的政策。现行高考制度（除上海外）实行3+2模式，即文理科均考语文、数学、外语三科，理科加考物理、化学2科，文科加考历史、政治2科。也就是说，在普通高中的9门文化课中，只有生物、地理不高考。这种方案虽然也能说出一定的道理，但实际上严重影响了生物、地理这两门学科在高中阶段的正常教学。笔者提出另一种3+2模式，"3"仍与现行方案相同，而"2"不同，是把理、化、生、史、地、政分为两大组：理、化、生、地为一组，史、地、政为另一组，每一组均按拼盘式搭配为由2门学科组成的学科群，即：理、化，化、生，生、地，地、化，理、地，理、生，以及史、地，地、政，史、政，高考时按报考专业的不同，规定加考一个学科群（2门学科）。这样是否更好些，似可研究、实验。
二是教学大纲与课程标准的异同问题。课程标准的含义有广、狭之分。确切地讲，教学大纲与课程标准不能划等号。广义的课程标准具有整体性，每个学段的课程标准应是一份完整的文件，包含总纲、课程计划和各科课程标准，以利于学校领导和教师齐心协力，共同实现该学段的培养目标。不同学科的课程标准，分头委托各方去起草，当然未尝不可，但最后应由国家教委组织班子总其成，以国家教委名义，颁发一份完整的文件，否则难以确保学科之间协调，甚至发生抵牾。
三是成立“全国中小学课程审议委员会”的问题。这个问题，笔者1990年即撰文公开呼吁，此后又多次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呼吁。这个机构的职责是审议（包括制订和修订）全国中小学课程计划和课程标准；审议全国中小学课程（学科教育）的重大问题，并统筹策划解决问题的重大举措。这个机构与“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一起，或者两个机构合二而一，适当改组，是一支对全国中小学学科教育起主导作用和权威作用的专家队伍。有这样一个机构，就可以从组织上保证其成员一以贯之地关注、思考学科教育问题，得以充分发表意见和想法，为国家教委出谋划策。而现在只有“教材委”，没有“课程委”，每次制订或修订课程计划和课程标准，不能不临时招兵点将，既不容易召集，到会者也不可能持久地考虑这方面的工作。体制不健全，造成机制不完善，这对于全国中小学课程改革的推进，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