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理性主义发展观的重新审视和超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性主义论文,发展观论文,重新审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类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历史，是一个不断地从蒙昧走向文明、从野蛮走向理性的过程；西方伦理思想史，实际上也可以被看作是一部理性主义文化的发展史。理性地筹划自己的生活、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人类活动的基本特点。但是，如果把理性作为人类活动的唯一根据，把理性工具化，那么理性就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主义在不同程度上正是从这一侧面来理解、规定和运用理性的。[1] 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发展观集中体现了近代西方伦理精神的基本特征，展示了正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的觉醒意识和精神风貌，它在推动近代西方工业文明飞速发展的同时，也为西方社会后来出现的各种危机埋下了祸根。本文将试图通过考察理性主义发展观的历史渊源、基本信条及其对西方文明发展的利弊得失，对其加以重新审视和超越，以期对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重构自己的伦理精神和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有所启发。
一
要考察理性主义发展观，有必要首先回顾一下整个欧洲理性文化的发展历程。古希腊时代，欧洲的理性文化主要表现为冷静的、沉思的、概念性的、逻辑性的理性文化。它以概念的方式来把握和分析人类的精神生活。因此，这时的理性文化在价值取向上主要关注人类自我的精神生活，体现为人类意识的觉醒。[1] 到了中世纪，人们又普遍地将信仰与理性视为互相排斥的两极，并且一味地贬低理性，突出信仰，把对于真、善、美的追求统一于对上帝的信仰与敬畏之中。然而，启蒙时代以后，思想家们在批判了神性、确立了人性、倡导人具有追求世俗的利益的权力的时候，范畴论、概念论的理性就转化为世俗的工具理性。思想家们虽然仍然采用理性主义的思维方法，但是其关注的重点已不是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而是逻辑、概念、范畴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在他们那里，逻辑的、概念的理性主义思维方法作为一种控制世界的手段而发挥作用。[1] 简言之，启蒙以来虽然号称是理性的时代，而事实上这时的理性已经逐渐蜕化成为单纯的工具理性。绝大多数启蒙思想家都普遍认为理性的方法不仅是探究一切自然奥秘的唯一合适的工具，而且也是解决人与社会问题的唯一合适的工具；他们不仅普遍相信理性的进步必然会统领整个社会的全面进步，包括经济的进步、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道德和人类精神的进步等等，而且对于人类理性的进步充满了前所未有的自信，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帕尔默·科尔顿在描述启蒙时代的时候写道：“从来没有一个时代的人像启蒙时代的人们那样对人的理智能力和科学威力抱有那样的信心，对大自然的规律性和统一性抱有那样坚定的信心，也从未有过一个时代是那样深刻地受到文明的进步感和发展观念的影响。”[2]
欧洲的理性主义文化到了近代之所以会发生上述变化，是与当时自然科学飞速发展并由此引发了哲学方法论变革的历史背景密不可分的。近代自然科学经过与宗教神学的殊死较量，逐渐摆脱了宗教神学的束缚，形成了尊重事实、注重经验和理性的科学精神，并在短期内就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启蒙运动所带来的科学进步与繁荣也促进了哲学方法论的觉醒与变革，这种觉醒与变革是从培根和笛卡儿开始的，尤其是由笛卡儿开创的理性主义方法，更是为近代哲学和伦理学所推崇。笛卡儿以其最著名的哲学命题“我思故我在”为伦理思想的出发点，强调理性的绝对权威，认为不管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永远只许听从理性的证明。很显然，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后来的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康德和黑格尔等人都是沿着理性主义的道路来认识外部世界并阐述其伦理思想的。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断发展，理性主义这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由最初基本限于自然科学领域逐渐扩张到了社会领域，理性主义的方法和原则一步步地被实用化、实证化，或者说被世俗化、工具化。理性主义的发展观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有的学者把这种理性主义发展观简明地概括为如下信条：（1）人类历史的进步归根到底是人类理性的进步；（2）人类理性就是在牛顿的物理学探究中得以典型体现的理解和探究能力，在方法和逻辑上就体现为自然科学方法，它就是人类知识探究的统一方法，即它适用于人类知识探究的所有领域，也就是说，启蒙思想家所信赖的理性即科学理性（或科技理性）；（3）理性的进步（或知识的进步）决定着人类历史的全面进步，最重要的是，知识的进步势必导致道德进步，真、善、美是统一于理性的，即自然“以一条解不开的链锁把真理、幸福和德行联系在一起”，故“自然之光”一旦驱散了无知的迷雾，人类便会进入完美的理想境界。[2]
毋庸置疑，崇拜理性，倡导理性主义的发展观，这是发展观第一次以比较完整的理论形态在西方被建构出来，它集中概括了正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的历史主动性与精神风貌，有力地促进了资产阶级统治地位的确立，而且为人们从事进步的历史活动提供了意义支撑和价值基础，促进了当时科学技术的极大进步、生产力的迅猛增长以及整个西方工业文明的飞速发展，使得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大增强，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但是，这种发展观因立足于并非完全科学的思想基础之上，并且固执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表现出了非常浓重的物质利益价值取向和盲目乐观的心态，所以在理论上具有不容忽视的偏执性和片面性，从而也为随后西方社会的发展日益陷入困境和走向误区埋下了祸根。
二
理性主义发展观貌似有理，实际上在其背后隐藏着很大的危险。通过逐一分析理性主义发展观的上述几个信条不难发现：
（一）把人类历史的进步直接等同于人类理性的进步，这显然是蕴涵着一种典型的单线进化论观点。
在理性主义发展观的坚定支持者看来，社会发展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自在自为的演进过程，也就是说，社会的发展与主体及其实践创造没有干系。很显然，这势必会最终导致“历史被自然化，也被实体化，社会发展成为了没有主体、没有主体实践的丰富内容的空壳，出现了‘主体的空场’。”[3] 然而，社会一旦忽视了对主体的真切关心，主体的各种需要得不到满足，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也就得不到充分发挥，这样的社会只能是一潭死水，缺乏生机与活力。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主体价值不断遭到排斥的趋势在现实中必然体现为社会发展与主体发展的对抗。似乎社会越发展，主体的发展也就愈受阻隔，那种对抗性也就愈加沉重。主体普遍感受到的不是社会发展的馈赠而是压迫甚至奴役，不是社会发展的进步而是恐惧甚至灾难。这些都意味着社会发展价值向度的偏离。[3] 社会发展价值向度之偏离，从现象上看只不过是“重物轻人”而已，但从本质上看却是人的自由和谐全面发展的彻底破坏，它使人与自然社会以及人自身的协调一致成为不可能，并导致自然、社会以及人自身对人的疯狂“报复”，使人的自由本性的真正解放成为幻想。[3]
与此同时，理性主义发展观的坚定支持者还认为社会进化和发展的典型形态和最高成果就是欧洲的工业文明，这样一来，他们就为西方殖民主义者的“西方中心论”提供了理论基础。然而，社会的发展应该是多种多样、具有开放性的。理性主义发展观所奉行的“西方中心论”不仅受到发展中国家的抵制和反抗，而且也受到西方现代和后现代派思想家的广泛批评。无论是哈贝马斯的“重建现代性”、利奥特的“重写现代性”，还是吉登斯的“反思现代性”，都体现出对单一文明的拒斥和对多元文化的倡扬。[4] 理性主义发展观企图把西方工业文明指认为理性的表征，把西方的社会发展模式确定为社会发展的唯一模式，在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的今天只能是“一厢情愿”了。
（二）把人类理性直接等同于科学理性（或科技理性），把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和理性主义研究方法生搬硬套地运用到包括社会问题在内的人类一切知识探究领域中，同样也会使人类为之付出沉重的代价。
一方面，把人类理性狭隘地理解为科学理性（或科技理性）会造成真理与价值的二元分裂，或者说是知识与德性的分离，逐渐导致传统德性的合理性的丧失，并进而导致德性的边缘化。从苏格拉底的“知识就是德性”到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折射着一种深刻的历史变迁。[5] （p.203）在苏格拉底时代，人们追求的是知识与德性的统一，而且那时的知识“主要是一种指导人生的艺术，是实践性的知识，亦即对人生、社会和世界的正确理解”，[6] （p.58）可以说是一种智慧性的知识，它体现为思想与实践的统一，体现为理性、情感和意志的统一，其作用主要在于指导人们的价值取舍，指导人类努力的方向。而自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开始，知识与智慧或者德性已经走向分裂：这里所谓的知识即现代知识，是一种纯理智的知识，它已经不具备了“苏格拉底式的智慧”，其最终目的仅仅是为了把知识运用于自然界，实现人类对于自然界的操纵和征服，它显然已经退化为一种单纯的工具。也就是说，到了近代，由于人们把人类理性直接等同于科学理性（或科技理性）最终使得科学知识仅仅具有工具理性而逐渐丧失了价值理性。事实上，知识关乎工具理性，智慧关乎价值理性，人类理性应该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体。现代人与古代人相比，他们有知识，但是缺少运用知识的智慧。正是由于德性论传统的中断，使得善与恶、正义与不义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使得社会道德无比脆弱，即道德规范的有效约束力大大降低；正是由于理性主义发展观对于工具理性的过度迷恋和对于价值理性或者说德性关照与诉求的缺乏，使得人们一味地追求通过知识进步来征服自然，渐渐地割断了与终极实在的联系，最终使得人类的生存逐渐丧失了必要的根基，进而导致了近现代科技进步与道德退化的巨大反差。
另一方面，把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和理性主义研究方法生搬硬套地运用到包括社会问题在内的人类一切知识探究领域中同样会在实践中遇到困难。诚然，这样做可能会给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一些方法论上的启发，但是，实证主义把自然科学和自然进化论的思想原则和方法运用于社会科学领域之中，提出实证主义的社会进化论，必然会把社会问题的研究定量化、经验化、实证化，进而泯灭社会问题中的价值主题和情感意义。帕斯卡认为，理性只局限于外物和有限，对于无限和情感而言，理性则表现为无能。对于无限和情感，理性既不能证明它们的存在，也无法断定它们不存在，人们只能借助于心灵进行感受，但感受不等于证明。[7] 同时，实证理性的偏狭性使人们忘记了对人生意义问题的思考，正如胡塞尔所说，“只见事实的科学造成了只见事实的人”。[8] （p.5-6）按照实证主义的理性观，在科学活动中人们必须排除一切价值判断，只能依据经验所提供给人们的一切来判断科学命题的真伪。按照实证科学的理性观，人们可以不再探索各门科学对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的问题，不再研究人生有无意义这样一些对人来说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忘却了生存的意义而专注于物欲的追求和真理的探索，只能使人们在虚幻的繁荣和苦涩的失望中挣扎，只能让人们悲叹功利主义和物质主义的苦涩无味。[9]
（三）认为人类理性的进步（或知识的进步）决定着人类历史的全面进步，知识的进步必然导致道德进步，并且对社会发展的未来充满了盲目乐观的态度，这同样是危险的。
首先，认为人类理性的进步（或知识的进步）决定人类历史的全面进步，这势必会导致“科技万能论”，而“科技万能论”可以说是最荒唐的现代神话。在理性主义发展观的坚定支持者看来，知识（或技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处于绝对主导和中心的地位，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都可以通过科学技术的发展来得到解决；他们同时认为，科技不仅能够无限进步，而且正使人类知识日益逼近对宇宙所有奥秘的完全把握，并使人类知识越来越能随心所欲地改造环境（很显然，他们在这里设定自然的奥秘是有限的）。然而实际上自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现代自然科学所描述的有限宇宙也是不断进化的，无限的大自然更是奥妙无穷。无论“知识爆炸”达到何种程度，人类之所知相对于自然所隐匿的未为人知的奥秘都只是沧海一粟。[5] （p.213）同时，无论科技怎么进步，科学技术对许多问题的解决往往只是一种暂时性的解决而不是最终的解决，它往往会导致新的问题的产生。比如我们控制了天花、肺结核等传染病，但是又出现了“非典型性肺炎”等等。此外，一项新技术的发明会给我们带来方便，也势必会给我们带来麻烦，比如核技术以及计算机网络的使用等等。在“科技万能论”的鼓舞下，人们逐渐开始觊觎上帝式的全智全能，妄图通过科技的发展征服自然界的野心也日益膨胀，然而我们必须时刻牢记恩格斯对人类的警告：“不要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因为“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10] （p.517）20世纪60年代以来诸如森林破坏、土壤沙化、能源紧缺、某些生物物种的濒临绝迹等各种全球性问题的出现，更是给了日益狂妄的人类一个又一个耳光。可以说，科技发展推动工业文明，这或许可以解决人类经济学意义上的生存问题，但是我们还面临其他意义上的生存问题，比如生态学意义上的生存问题等等，这显然与工业文明的扩张对自然生态的破坏密切相关，所以仅仅依赖于理性的进步并不一定带来社会的全面进步。
其次，认为理性的进步（或知识的进步）必然导致道德进步，这同样是荒谬的。历史与现实的实践都证明了一点：人类的知识确实进步了，而且仍然在进步，但是人类的道德却没有太大的进步。比如丘吉尔就曾在其战争回忆录中写道：人类已拥有足以毁灭自身的强大力量，但在道德方面却无什么值得骄傲的成就。再比如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所暴露的人性的暴虐，20世纪政治的腐败以及今天世界性的政治腐败、人与人之间信任度的降低、商业诈骗诡计的泛滥等等，也都证明现代人的道德没有太大的进步，至少能够证明道德进步跟知识进步是不同步的。理性主义发展观对于人类理性的狭隘理解，决定了道德与知识的分离以及德性论传统的中断，道德的约束力大大降低。现代人亟须通过道德上的提升作为砝码来平衡知识进步所赋予人类的强大力量，而一味地寄希望于知识进步直接导致道德进步，则永远也达不到人类精神上的成熟。这也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实际上，理智与道德是文明的两个不同维度，二者之间诚然密切相关，但并非绝对统一，理智进步并不必然导致道德进步，道德进步当然也不必然导致理智进步。”[5] （p.247）
再次，对社会发展的未来表现出盲目乐观的态度，也是有失偏颇的。在理性主义发展观的支持者看来，社会总是不断地向一个美好的未来前进着，随着理性的不断扩展，社会将最终成为一个没有任何矛盾的至善至美的理性王国，很显然，他们坚信人类理性和能力是无限的。理性主义发展观这种盲目乐观的态度显然与其“理性无所不能”和“科技万能”的基本理念是密切相关的。然而，在马克思等经典作家看来，人类思维的至上性和非至上性是辩证统一的。恩格斯说过：“一方面，人的思维的性质必然被看作是绝对的，另一方面，人的思维又是在完全有限地思维着的个人中实现的。这个矛盾只有在无限的前进过程中，在至少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无止境的人类世代更迭中才能得到解决。从这个意义来说，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又是不至上的，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样又是有限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和每次的现实来说，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10] （p.126）可见，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思维至上性的信念并不包含人类理性无所不能以及科学万能的涵义，人类思维的至上性只能理解为人类通过对自然的认识和能动的实践活动来克服各种生存困难的能力。因此，从本质上来看，这种盲目乐观的态度实际上是把人类神化的一种幻想，它只能把希望寄托于未来的乌托邦。
通过上面对于理性主义发展观基本信条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理性主义发展观内蕴的“单线进化论”、“科技万能论”及其对于人类理性本质的狭隘理解、对于知识进步与道德进步关系的错误认识等等，都是存在很大弊端的。在这种发展观的指引下，人类虽然创造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但同时也逐渐走向狂妄和扩张，长此以往，社会势必走向畸形发展的深渊。所以，我们必须努力实现对于理性主义发展观的超越。
三
如同“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一样，没有科学的社会发展观，也就不会有现实的社会进步与发展，这是从近代以来社会进步的历史过程中概括出的历史判断与价值判断。我们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特别突出，扬弃旧的社会发展观念与建构新的社会发展观念已经迫在眉睫。当然，要构建完整的社会发展观理论形态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在此，笔者仅仅基于对理性主义发展观误区的剖析，对我们所应构建的科学发展观做以下琐碎的思考：
第一，科学发展观的中心应该是“以人为本”。理性主义发展观由于固执于单线进化论，认为社会的发展与主体及其实践创造没有干系，最终导致主体价值不断遭到排斥，使得社会发展与主体发展的对抗愈演愈烈，这显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与个人发展辩证关系的基本原理。事实上，社会发展与个人的全面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之中，人既是主体又是客体，既是施动者又是受动者，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根本条件和根本尺度；同时，社会的发展又为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和外部环境。可以说，“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揭示的最高境界，同样也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本质要求。科学发展观把“以人为本”作为本质和核心，从根本意义上说正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发展本质的最高坚持。能否切实做到“以人为本”，也是我们避免走入理性主义发展观的误区以及逐步消解社会发展与个人发展之间对抗的关键。
第二，科学发展观必须走出“发展就是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的误区，走向社会的全面发展。人类社会应该是一个以科技及其物质文明成果为基础、以科学的理性（绝不等同于单纯的科学理性或科技理性）为导向、以制度文明和道德进步等等作为支撑的多维动态整体结构，所以科学发展观应有的理论视域绝不能仅仅停留在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层面，还应该把关注的视角扩展到对社会发展价值理性的追寻、对人类德性和生存智慧的追寻等层面上来。正是由于理性主义发展观把理论视域仅仅局限于科技万能论，表现出了过于浓重的物质利益价值取向和盲目乐观的心态，才使得社会逐渐呈现出单向度发展的态势，逐渐走向畸形和病态。也就是说，社会发展应该是一个综合性的、多指标的概念，我们追求社会的全面发展，并不能仅靠经济的单一发展来保证，而要有赖于各方面的相互支持和协调配合。社会发展不能简单地和物质（经济）的发展划等号，它也需要道德思考和人文关怀等等。
第三，科学发展观还必须内蕴一种谦卑意识和敬畏精神。理性主义发展观存在的一个必然逻辑就是对于自然的征服、扩张、掠夺和榨取，正是这种将人神化、对大自然毫无谦卑意识和敬畏精神的态度，使得人类面临严峻的生态学意义上的生存问题。人类必须首先明白，大自然应该是我们对之心存敬畏的终极实在，抛弃了这种意识，人类将会把自己推向自我毁灭的深渊。
第四，科学发展观理应具有一种开放的心态。世界的发展应该是多样性的。因为各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等各不相同，所以世界的发展模式必然是多样化的。各种发展模式之间相互竞争、相互借鉴、共生共荣，使世界的发展呈现出五彩缤纷、异彩纷呈、交相辉映的态势，由此推动世界的繁荣和进一步向前发展。单一模式是一种僵化的、没有生命力的模式，也是不符合事物发展的辩证法的。以理性主义发展观为理论基础的“西方中心论”的失败也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故步自封是永远没有前途的，唯有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发展才能充满生机与活力。
综上所述，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要构建起完整的科学发展观理论体系，就必须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从包括理性主义发展观在内的各种旧的发展观理论形态中总结经验教训，以正确的态度对其进行重新审视和超越，这是我们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