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初《甲寅杂志》媒介议题的凝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甲寅论文,民初论文,议题论文,媒介论文,杂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8626(2012)01-0009-06
一、关于《甲寅杂志》
《甲寅杂志》创办于1914年(民国三年)，编辑和出版都在日本东京。关于刊物命名，章士钊曾回忆当时与黄兴等人一起商议过的情景：“愚违难东京，初为杂志时，与克强议名，连不得当。愚倡以其岁牒之，即曰《甲寅》。当时莫不骇诧，以愚实主此志，名终得立。”[1]本年属虎，封面画一老虎，故又有“老虎报”之称。章士钊(笔名秋桐)创办并自任主编。
《甲寅杂志》属同人刊物，主要撰稿者如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易白沙、杨昌济等，关系多互为同乡、好友、同学，有的则是读过章士钊主笔的《民立报》、《独立周报》而选择投稿，有的是留日学生通过投稿而成为编辑同人。高一涵在日本时曾协助章士钊、陈独秀办《甲寅杂志》，刘叔雅则是该杂志的撰稿人。李大钊留日时与高一涵往来密切，二人同是留日学生总会文事委员会委员，一起编辑《民彝》杂志。也有一些作者是通过投稿认识的，如李大钊、吴虞都因投稿于《甲寅杂志》而和章士钊、陈独秀相识。
《甲寅杂志》的编辑兼主笔章士钊是一个英伦自由主义的崇拜者，曾梦想在中国创办类似英国《旁观者》杂志的综合性政论杂志。《旁观者》(Spectator)，1828年在伦敦创办。“该刊以对政治社会问题和国际问题以及文学、艺术方面发表评论而著称。该刊深受有钱人喜欢，读者主要是年收入五万英镑以上的知识分子、议员和商业界人士。”[2]《甲寅杂志》效仿的对象就是他最爱读的英国周报《旁观者》，可见章士钊的野心在于建立英美式的独立舆论即“高级报纸”。《甲寅杂志》确实带有英式“高级报纸”的风格，背后没有党派的支持，一直保持着独立的立场，对于国内许多不满于无谓党争的知识分子吸引力颇大。
在《新民丛报》以后、《新青年》之前，虽然行刊时间短暂，但是无论从刊物起点、立意还是实际影响来看，《甲寅杂志》都堪称近代中国影响最大的综合性政论杂志之一，也是中国最早形成编、作、读三者互动，具备真正公共舆论载体作用的现代刊物，对其后中国现代公共舆论空间的发展具有引领之功。
近代报刊围绕救亡图存的时代课题凝聚了变法自强的公共议题，公共议题为公众的舆论提供了聚集的焦点。具体来说，媒介议题凝聚体现在媒介在构建社会议题的同时，增加了社会认同，增强了社会凝聚力，促进了社会整合。在这一过程中，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的提供者，可以各方搭建话语诉求的平台，达成利益协调，实现权力机构与公众、权力机构内部、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全方位交流和互动，进而促进彼此之间的了解、信任与合作。
二、《甲寅杂志》对媒介议题的凝聚
《甲寅杂志》对媒介议题的凝聚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政治改革主题
《甲寅杂志》是政治性刊物，阐发的是“政治根本之精神”。章士钊在编辑《甲寅杂志》的过程中，通过分析一件件具体的政治事件，宣传“多数政治”的根本精神，把媒介议题凝聚在政治改革主题上，达到批评时政的目的，带有浓厚的精英主义倾向。与此同时，《甲寅杂志》的作者们还研究潜在的信念和文化价值是如何对政治造成影响的，这一问题后来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论题。
《甲寅杂志》声称要从“政本”入手，“条陈时弊，朴实说理”，以启迪民智，寻求救国之路。声明自己不关心以派系之争为中心的“时政”，而要从政治理论和政治思想的高度为中国探寻出路，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在国家与个人关系上的新认识。与本论题有关的篇章与栏目及文章的关键词详见表1。
他们倾向于认为国家存在的基础和意义就在于保障公民自身的合法权利，还努力唤起人们张扬自我权利和欲望的自觉意识，批判“伪国家主义”而倡导个人主义，这样，他们就把个人的权利和地位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针对近代以来一直困惑国人的国家和个人的关系问题，章士钊在《甲寅杂志》上提出了与众不同的见解和主张。他认为，国家存在的基础和意义就在于保障公民自身的合法权利，并把一切以牺牲个人应有权利为前提的救国强国主张统称为“伪国家主义”，它们在中国生存的土壤就是传统的道德伦理和旧的封建国家观念。因此，批判它们就成为《甲寅杂志》的努力目标之一。同时，章士钊还努力唤起人们张扬自我权利和欲望的自觉意识。《甲寅杂志》热烈赞同西方的自由主义，并以重新定位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为起点。撰稿人都理所当然地认为，西方自由主义的原则能够适应当时的中国国情。他们注重代议制政府、对立政党间的相互容忍、强有力的法律制度、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以公共意志限制政府的权力，限制政府对个人隐私的干涉。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甲寅杂志》强调个人权利，强调卢梭的“天赋人权”，但它并未抛弃“国家主义”的概念，而是赋予了它新的含义。高一涵说：“夫吾人所贵乎国家主义者，峙有国力，辅姗吾人身家于安全之域，致吾人性能于适宜之地耳。”①
二是对自觉心与爱国心的认识。与本论题有关的篇章、栏目及关键词见表2。
以上作者大多认为爱国的前提首先是国家要值得人民爱，先要强国才可爱国，人民也要有自觉心，懂得自治，才能积极建设自己的国家。1914年11月10日，《甲寅杂志》第1卷第4号发表了陈独秀的《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全文约4500字，结构严谨、观点独到。陈独秀在总述“国人无爱国心者，其国恒亡。国人无自觉心者，其国亦殆。二者俱无，国必不国。”后，分别对爱国心和自觉心作了阐述，指出中国人与欧美人对国家的两种不同认识和态度。陈独秀认为“中国之为国，外无以御侮，内无以保民”。更严重的是当前中国之患，不仅在于政府，而且在于人民没有建国能力。有人说“恶国家胜于无国家”，陈却认为“恶国家甚于无国家”。陈独秀说：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亡之无所惜！”“亡国之奴，何事可怖！”这并非是中国人没有爱国心，实在是国家“不能保民而致其爱，其爱国心遂为其自觉心所排而去尔”。
章士钊提出可以按照卢梭的理论，解散国家，使人人“恢复其自由，即重谋所以建国之道”，“前已解散之国家，不爱可也，今复建设之国家，不爱不可也”。这同时也是在隐晦地批评陈独秀。然而，实际历史发展中，国家并不像卢梭所说，是由人们自愿地订立契约组成的，而是由一整套的压迫机器所组成，是社会阶级矛盾不能调和的产物；人民若有解散国家的能力，也就有治理国家的本领了。章士钊的解散国家说明显带有书生之见，带有无政府主义的论调。章士钊对人民群众缺乏民主觉悟的认识，显然没有陈独秀认识的深刻。
陈独秀的迎接海外之师说、章士钊的解散国家说，虽然说法不同，却都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软弱性，同时体现了《甲寅杂志》公共议题在政治上的小“圈子”特征。经常为《甲寅杂志》撰稿的张东荪也认为扑灭官僚政治的方法在于使人民自治，通过自治引起人民的兴趣，唤醒人民的觉悟，使其逐渐养成参政能力，然后在自治基础上实行联邦制。
三是以调和论为中心的政治法则。与“调和论”有关的篇章、栏目及关键词详见表3。
显然，章士钊对调和论分析得最多也最深入。他认为：以调和论为中心，指的是不同的政治势力，在同一个政治总体之中共存，同时按正当的途径彼此互相制约、达成均衡的局面，这即是“调和”。章士钊在《甲寅杂志》期间的政论，产生在民国时期共和政治被袁世凯严重破坏的政治形势之下，他试图用一套资产阶级政治学说来批判这种倒退行为。由此，他选择了调和论。章士钊这一时期的政论文章的全部中心就是调和[3]。
调和论包含了一系列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观念，而且这些观念具有相当程度的激进成分。章士钊利用调和论来宣传政治上的民主、民权、法治和政治宽容的基本原则。例如，在《甲寅杂志》第一卷第七号的《共和平议》中，他说：“立宪政治云者，无他，亦萃集四者之量，投之政治总体之中，使之调和而淬励焉……盖人之意见不同，情感尤各异，相抵相衡，以趋于共同之鹄，斯为善制。”
(二)文学改革主题
《甲寅杂志》以政治思想理论为主，同时也登载文艺作品，它刊载的文学作品类型主要有翻译小说、文言小说(以苏曼殊为主)、文言诗词和散文等。《甲寅杂志》在文学上凸显个人本位和独立人格意识等，与其秉持的西方近代自由主义精神一脉相承，是民初流亡和留日知识分子进行文学理论讨论的重要媒介平台。《甲寅杂志》的文学创作融入了新的创作理念、内容和创作模式，注重以个人体验为本位，为五四新文学“人的文学”观的确立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与本论题相关的主要篇目、栏目及关键词详见表4。
一是《甲寅杂志》文学作品的理论指向。《甲寅杂志》在崇尚自由之风的同时，知识精英们也在文学观念与文学创作上进行着革新。政治观念和文学观念进行互动，文学创作也因新思想的注入而扩展了空间，融入了新的内容和创作机制，从题材、主题、创作视角与手段等方面可以明显看出在当时历史语境下文学观念的变革。
例如，章士钊的小说《双枰记》，再现了20世纪初期知识青年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意识，对美好情爱、婚姻自由等真实人生的叩问和追寻，同时也展现了章士钊在辛亥革命前后政治观念上的思想转变，由早期的激进到辛亥革命之后趋于平和的理性思考。从小说中可寻觅出作者因“亲历耳闻”而导致的文学观念逐渐更新的趋势，进而洞察出时代的感召，新与旧的冲突、争斗，以及传统文化向现代的转型，因此不断流动与进化的趋势在所难免。
二是《甲寅杂志》对新文学转型的倡导与探索。
首先表现在《甲寅杂志》对新文学的呼唤。从媒介基础来看，《甲寅杂志》为后来《新青年》打出“新文学”旗帜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和创作基础，也是文学改革进入“五四”时代的媒介公共议题的传播先声。《甲寅杂志》的文学作品大多在理论指向和新文学倡导方面有所侧重，除了对章士钊、陈独秀、易白沙、吴虞等人的小说、诗歌等文学作品比较侧重外，对胡适的翻译小说也有所引介和研究，此外还有对苏曼殊情爱生死与生命自觉主题的小说研究，对老谈的创作类型的三部小说的探究，对程演生多种叙事模式小说的探寻等，都属于《甲寅杂志》对新文学转型的探索研究。
早在《新青年》提倡新文学的前两年，1915年10月第10期“通讯”栏上登载了著名记者黄远庸的一封书信《致甲寅杂志记者》。信中他认为变革社会现实最根本的方法，应当从提倡新文学入手，并且思考如何广泛译介和吸收借鉴西方先进发达的现代文明成果，并与本土相融合。他认为最根本的文学改革是要关乎普通人的人生命运。显然，这是在提倡新文学，并由此入手，改造社会[4]。这种观念体现了平民主义精神，并具有强烈的现代意识。另外，在他的文艺观中，强烈的文化批判精神和鲜明的主体个性精神，是在他之前的梁启超等人极少有的，而正是这些构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内容。
从小说上也能看出新文学的端倪，小说篇目按登载先后顺序有《女蜮记》、《白丝巾》、《柏林之围》、《双枰记》、《孝感记》、《绛纱记》、《焚剑记》、《西冷异简记》。其中《柏林之围》是翻译小说，《白丝巾》取材于外国题材。这些小说描写了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冲突与改变，充分体现了中国小说在立意主题、创作技巧、人物塑造等诸多方面从古典小说向现代小说的转换轨迹。
其次表现在胡适的翻译思想及其对新文学转型的影响。1914年8月25日，胡适将短篇小说译作《柏林之围》投给《甲寅杂志》。章士钊在接到胡适稿件后就马上刊出，而这也是十期《甲寅杂志》中唯一的一篇翻译小说。1915年3月，章士钊又写信给胡适约稿，希望胡适多写国家社会所急需的“论政论学之文”，而胡适此时的兴趣显然是在西方文学特别是戏剧上。虽然胡适随信也寄上了一篇较为正式的论文《非留学》，但显然他更希望章士钊注意自己正在进行的文学翻译事业，他把《甲寅杂志》视作一个值得信赖并有一定自由发挥空间的言论阵地，并主动负责《甲寅杂志》在留美学生中的代售业务。
胡适深受西方近代自由与民主观念的熏陶，崇尚自由主义。他选择在《甲寅杂志》中刊登国外短篇精品翻译作品，表现在对作品的主题、题材、立意布局和创作手法等方面的选择。胡适在《甲寅杂志》中的翻译思想为改造中国文学，必先翻译西洋文学名著。从他早年留美期间对法国都德《柏林之围》和《最后一课》的翻译中可以看出这种思想。他早期的翻译实践标志着由文言叙述方式向白话作为主流话语转型的开始。
(三)学术思想主题
因《甲寅杂志》的作者们大多都接受过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启蒙，因此，在学术自由问题上就会产生自觉的追求。《甲寅杂志》作者正是不断实践着这种自由、民主的思想，这种思想可以在杂志中许多文本里体现出来，主要篇章、栏目及关键词见表5。
《甲寅杂志》提倡西方科学严谨的态度和精神，在思想文化领域里试图对辛亥革命进行反思，对封建专制主义进行批判，更大程度上对民主主义进行阐发，提倡自由、民主、开放和宽容的学术精神。正如学者林毓生所说：“民主是保障自由的屏障。民主是一种手段而非目的，自由才是社会生活的主要目的。虽然民主的社会也可能产生‘多数强迫少数’的现象。但是，民主是我们人类经验中所能找到最不坏的制度。”[5]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甲寅杂志》的舆论观。因《甲寅杂志》的作者们较为系统地接受过西方人权、民主、自由等思想观念的启蒙，因此，基于中国思想学术界的诸多问题和对中国文艺复兴的不懈追求，《甲寅杂志》成为既谈政治，也进行文化启蒙宣传的同人舆论阵地，体现了对学术自由的自觉追求。从《甲寅杂志》“本社通告”中“本志非私人所能左右，亦非一派之议论所得垄断”可以看出，章士钊和同人显然在身体力行着学术和思想自由的理论主张。这种主张典型地体现在《甲寅杂志》作者群的舆论观上，《甲寅杂志》的作者一直奉行着“高级杂志”的宗旨。他们对舆论的要求，仍着重于“言论”，认为谈论政治首先在于改良社会，而谈社会必须要以缔造舆论为首要任务。《甲寅杂志》以其不断的探索精神以及对西方政治文化思想的引介和传播，给民初先进知识分子表达自由思想和理想提供了公共话语平台。它集中输入西方的文化、人权、民主共和学说，通过呼吁和强调公民的政治责任心、重新解释国家和个人的关系来反对复辟帝制、提倡共和思想。
《甲寅杂志》的作者们对日本的舆论环境十分羡慕，因为“凡讨论政治法律各项专科之杂志，每科每种，发行号数有至数百余卷之多。……于是政见不免分歧，利益或有冲突，因是各本其所信所持之具，而作政党攻错之资”②。这些言论表明，《甲寅杂志》大多数作者心目中的“舆论”，是理想化的《泰晤士报》式的政论报纸。他们相信，虽然中国的舆论环境不是很理想，但只要保持精英式的启蒙姿态与办刊风格，并不断提高国民的政治兴趣和文化水准，那么迟早会产生出健全的舆论，来改变言论界的不自由性和黑暗性。这种精英化的办刊思路，在学术思想和文化建设上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从大众启蒙的角度来看，这种过分强调精英化的相对自由难免会产生负面效应，即仅局限于精英圈传播，而无法很好地影响中下层社会，这是值得反思和重视的。
二是《甲寅杂志》作者群的学术多元性。从同人作者群的特点上也可看出杂志所具有的开放空间和自由姿态。《甲寅杂志》作者群具备三个特征：一是政见包容性，作者中既有研究系的李剑农、周鲠生，同盟会系的陈独秀、吴稚晖、张继，也有北洋法政系的李大钊、白坚武、郁嶷，进步党系的黄远庸、张东荪，还有无党派的胡适、皮宗石等；二是边缘性，作者群中虽然有很多像吴稚晖、张继、蒋智由这样的党派知名人士，但主要还是由独立知识分子构成，这些独立知识分子在民初政坛上处于边缘地位或者崭露头角。《甲寅杂志》的创办，使那些因为政治原因而被迫远离公共领域的知识分子们有一块阵地，可以重新进行政治反思和学术建设；三是精英性，这部分知识分子基本上都接受过完整的新式教育，大多数有留学经历，并与民初舆论界有密切的关系。这些特点使《甲寅杂志》成为学术开放包容的平台，在此平台上知识分子可以充分地进行学术交流和互进。
三、结论
综上可知，《甲寅杂志》的凝聚力量来自于反袁的共同政治立场与主编章士钊“有容”、“尚异”的调和主张。随着杂志影响力的增大和新作者的不断加入，《甲寅杂志》逐渐转变成知识界的公共刊物。它在第1期开篇的《本志宣告》中明确说明：“与曰主张，宁言商榷，既乏架空之论，尤无偏党之怀，惟以己之心，证天下人之心，确见心同理同，即本以立说。”同人队伍的不断壮大，也体现了刊物作为公共舆论机关的性质。准确地说，《甲寅杂志》是一个过渡平台，在1914-1915年间为精英知识分子的重新整合和边缘知识分子的异军突起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甲寅杂志》的议题凝聚与辛亥革命后的历史文化发展特点密不可分。政治上，辛亥革命后，中国建立了共和制度，民主共和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民众对于自己的权利也有了更加迫切的需求。文化上，辛亥革命时期的留学生为中国的文学发展和文化事业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思想上，西方先进的教育制度代替了中国落后的教育制度，现代科学的各个门类初步建立，人们的社会意识、社会心理、宗教礼俗、生活习俗乃至思维方式都发生了显著而进步的变化。这些特点促成了《甲寅杂志》在政治、文化和思想上对公共议题的凝聚，进而促使《甲寅杂志》成为以“条陈时弊，朴实说理”为宗旨的公共话语平台，向世人传达编者和刊物的平等、开放、自由之风，成为《新青年》杂志以更为激进的文化面貌出现的舆论基础和前声。
注释：
①见高一涵.民福[J].甲寅杂志，1914，1(4).
②见高一涵.民福[J].甲寅杂志，191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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