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的六个“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历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是因为它覆盖的内容广泛，而且也因为它涉及的方面宽阔。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已经有80余年，在这个历程中，有很多值得总结的东西。本文拟用六个“三”来透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涉及的方方面面，以期对加深认识有所裨益。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社会主义思想的三层转变
从社会主义思想演变的进程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十分必要，它可以帮助我们在思想源头上加深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意义。本原的马克思主义诞生至今已经160多年，社会发展、时代环境和实践要求出现的变化，使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社会主义思想在承受历史考验的同时，也经历了自身发展的转变。
第一层转变是通过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创造实现的，它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转变。马克思、恩格斯之前，社会主义的思想已经得到阐发。法国思想家圣西门、傅立叶，英国思想家欧文等人基于对资本主义的现实批判，形成了对社会主义的构想。“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分析了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历史局限性和理论缺陷，认为他们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矛盾，也没有找到实现社会变革的正确途径，结果只能陷于空想。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战略策略，实现了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历史性飞跃”[1]702。这一转变奠定了以后世界各国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前提。
第二层转变是通过列宁领导十月革命实践实现的，它实现了社会主义从思想到实践的转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也包括在这第二层转变的范围之内。这层转变的意义十分重大，它不仅使书本上的社会主义理论演变成为实际生活中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践，而且也使西方社会政治生态环境下孕育诞生的马克思主义，在东方一些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试验成功，意味着社会主义思想具有某种普适性的价值。
第三层转变是通过中国共产党人思想和实践的历史反思实现的，它实现了社会主义从共性到个性的转变。从1917年俄国建立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到4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一大批国家组成的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曾经进入一段黄金发展时期。但是，由于苏联模式的僵化及其产生的影响，使各国社会主义建设经受了这样那样的曲折，因而导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这样的严重后果。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趋同化抹杀了各国实践的国情条件，其失误的原因与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分不开。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改革开放的决策，开始走上寻找自己道路的探索，它的显著特点就是摆脱苏联模式，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用“中国特色”来显示社会主义建设的个性。这个转变意义十分深刻，它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找到了实现的正确途径。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三次结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伴随着中国共产党奋斗的整个历程，自我党高高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开始起步。在经历了一段时间曲折的磨炼之后，毛泽东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标志着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自觉意识已经确立。从我党奋斗的整个历程看，先后完成了三次成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
第一次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典型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建党初期，虽然党内有些领导人提出过要研究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实际环境的见解，但毕竟只局限于少数人而且认识很笼统，不可能成为主流。从实际情况看，党内容易犯马克思主义教条化错误的可能性更大。一方面，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被领导的隶属关系，形成把十月革命的经验教条化和照搬马克思主义的组织因素；另一方面，理论准备的不足和建党后即投入实践的实际情况，使党内马克思主义知识比较薄弱。这两方面的原因，造成把苏联经验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的错误盛行于20世纪30年代前后一个时期的中共党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上探索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道路，在理论上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成功地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实现了第一次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第二次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典型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中国照搬苏联模式主要是在1956年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后，此前的中国共产党依然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特色。1949年至1956年期间，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没有完全照搬现成的苏联模式，建立了体现中国国情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在经济上也没有完全学苏联，以自己的方式创造性地实现了对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并于中共八大前后鲜明地形成“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的思想，提出了诸如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妥善处理协调各种关系等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实现了又一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创新。
第三次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典型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历史起点。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果断地摆脱长期受苏联模式影响的历史局限，率领党和人民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基本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次重大创新。此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使理论创新不断得到发展，开创性地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和新局面，不断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三、改革开放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个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全部实践的内在要求，实践变动越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求就越强烈。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一个全新的时代背景下实施的，30余年来，国际形势和国内情况发生着深刻的变动，由此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强大驱动力。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第二代、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理论创新，先后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个理论成果。
邓小平理论是改革开放实践形成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突出贡献是领导中国解除思想僵化的困扰，从而摆脱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传统模式，带领党和人民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崭新道路。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邓小平以巨大的理论创造勇气，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认识社会主义的性质、任务、原则、道路以及历史方位等一系列问题上，做出了新判断、新结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寻，以丰富的思想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次认识上的飞跃。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改革开放实践形成的第二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受命于重大历史关头”。20世纪80、90年代，从整个世界形势看，共产党执政危机空前严重。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运动跌入低谷。同时，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一些老党、大党也在执政50、60年后纷纷垮台。这样一个冲击波严峻地考验着中国共产党。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一方面要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全面地推向21世纪，另一方面又必须高度重视执政党的建设。围绕着“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重大问题，江泽民同志等党中央领导进行了认真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形成了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标志的党建新理论，成为新时期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认识上的飞跃。
科学发展观是改革开放实践形成的第三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2002年党的十六大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旗帜，结合新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任务，进一步强化发展意识，围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个重大问题，顺应国内外形势变化，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发扬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精神，坚持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着力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科学分析我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新挑战，全面认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深刻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更加自觉地走科学发展的道路，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在继承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结晶，它的形成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共产党理论认识的三大规律
改革开放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是围绕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核心向前推进的。这个核心集中地表现在三个基本问题上，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三个基本问题与深刻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紧密相联系，对三个基本问题的回答就是对三大规律加深认识和把握的体现。
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是中国共产党实现自身使命的必然要求。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社会主义实践的时间很短暂，从1917年苏联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算起，至今不过90余年，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只有60年。不仅时间短暂，而且期间还经历了很多的曲折，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有待认真研究和发现。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指出：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还没有完全弄清楚，令人深思。共产党人以实现共产主义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必须从规律上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建设究竟有什么样的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设想诞生于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氛围，他们“设想的未来社会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同时取得革命胜利基础之上的”，与实践中的社会主义有着很大的差异[1]703。因此，立足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任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形成的一系列新判断、新结论，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模式、坚持政治体制改革的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社会和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等等，都反映了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把握。
认识和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基本任务。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对共产党建设提出了许多丰富的思想，形成无产阶级党建学说，对于指导各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然而，共产党在执政条件下如何加强建设，不仅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遇到的现实问题，而且也是共产党执政以后相当长时间里被忽视的问题。这个问题只是到了20世纪80、90年代才凸显其严峻性。东欧剧变、苏联解体造成共产党丧失政权的历史悲剧，唤醒了共产党人空前的执政危机意识。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将一贯注重党的建设的聚焦点集中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上，形成了许多体现时代特色的党建思想，如执政时间越长越要提高警惕、树立“弄得不好，党可能垮台”的忧患意识、治党务必从严、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反腐倡廉、抵御风险、坚持做到“三个代表”、永葆党的先进性，等等。这些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实际相结合，探索执政条件下共产党自身建设规律的体现，由此而形成的党建思想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
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中国共产党为远大理想目标而奋斗的前提条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人类历史演变的轨迹揭示了各种社会形态的客观规律，并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方法，科学论述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最终必然实现的必然性和可能性。共产主义这个远大目标的实现将是一个十分漫长的历史过程，期间社会发展将会经历怎样的变化，有些已经为人们所认识和掌握，但还不为人们所认识和掌握的东西则更多。一方面，社会发展的规律展现有一个由浅到深、由表及里的过程，另一方面，人们的认识总是随着实践的推进而向前延伸的。“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2]325，“人类对客观物质世界、人类社会、人类本身(即人的身体)都是永远认识不完全的”[2]326。马克思主义不可能穷尽对事物的认识，它也不可能终结自身的理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人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发现和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以便在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目标的漫长奋斗历程中，一步步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迈进。21世纪初，中国共产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形成了一系列指导社会建设的崭新思路，如树立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确定科教兴国的战略、阐述建设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社会的主张、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构思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战略布局，制定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规划以及描绘中国式现代化的前景，等等，都是党加深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体现。而这样一个过程，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
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党领导实践的三项要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贯穿于中国共产党全部实践的始终，期间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曲折的教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是“怎么化”。从建党之日起，马克思主义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指南，因此，也就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实上存在着两种趋向：一种是照搬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趋向，另一种是从中国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趋向。后一种趋向代表着中国共产党整个实践的主流。总结历史经验，党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实践有三项基本的要求。
首先，必须真正弄懂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神实质。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坚持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其他的什么主义作为思想指导，是因为认准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具有普遍的价值。但是，中国共产党从实践中懂得了一个道理，具有普遍真理价值的理论只有与特殊情况下的具体实践紧密相结合，才能体现它的指导价值。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没有把自己的理论视为教条，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要求就是从精神实质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具体地说，就是弄懂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原则和方法，树立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学会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观察世界，分析事物，从而为有效地指导实践提供政治立场、思维方法和精神力量的支持。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从延安整风运动到党执政后开展的历次整党整风运动，从“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活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到深入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活动，党内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基本要求，就是努力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神实质，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理论前提。
其次，必须真正了解实际的情况和问题。理论来源于实践的关系表明，理论的目的在于解决实际问题。毛泽东曾经用“矢”(箭)和“的”(靶)的比喻来说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指出理论这把“箭”如果不去对准实践这个“靶”，是根本没有意义的和毫无用处的。因此，深入了解实践是理论研究的内在驱动力。理论与实践构成一种供求关系，理论应实践的需求而产生，没有实践需求的理论是无效的理论，顺应实践需求的理论才具有生长的空间。理论的针对性取决于实践的准确性。邓小平说过，学马列要精，要管用。“要精”就是上面指出的把握精神实质，“管用”就是强调理论要对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问题意识的强弱以及对实际把握的准确程度。只有真正了解和掌握实际的情况和问题，才可能使理论找到正确的实现方式。
再者，必须把真正弄懂的理论与真正了解的实际结合起来。从思想的逻辑上说，如果真正弄懂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当然就会自觉地将理论运用于实践；如果真正了解了实际情况和问题，当然就会努力寻求理论的答案和思想的指导。然而，从事实的逻辑上看，问题却并非如此简单。党的历史实践中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倾向告诉我们，把理论束之高阁和拘泥于实践感性经验的现象时常容易发生。要把理论真正与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如果只是口头上讲联系，行动上又不实行联系，那末，讲一百年也还是无益的”[3]。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就反复地强调这个问题，要求研究理论的要向实践学习，具有实践经验的要努力使经验上升为理论，讲的就是必须把真正弄懂的理论与真正了解的实际相结合的道理。其实，真正弄懂马克思主义与真正了解实际并不是两个相互分离的过程，但要在实践中达到统一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的关键，两者相统一的程度体现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的程度。
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三点特色
形成特色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基本的要求，无特色也就无中国化。特色就是区别，雷同的东西就不会有特色。辨认一种思想所具有的特色，必须放到特定的环境中去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形成的，具体的实践环境、时代背景和民族思维，构成了这个理论体系的三点特征：实践性特色、时代性特色、民族性特色。
实践性特色，指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体现的现实指导意义。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中确立的一个重要导向，是“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坚持“三个着眼于”而构建起来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是它的思想之源，改革开放是它的实践之基。随着改革开放实践的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先后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三个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这三个理论成果的整合，它具有时间(改革开放30年)的连贯性和空间(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国家建设、党的建设、国防建设)的涵盖性，它以完整的体系框架和系统的思想内容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开展理论创新的历史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实践的结晶，它根基于在中国大地上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经改革开放实践的检验，顺应人民的实践要求，贴近社会的生活需要，以其鲜明的实践性特征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鲜活力量。
时代性特色，指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内含的时代新元素。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人类社会已经经历了多个时代的变化。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资本主义时代，在进入20世纪以后进入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20世纪后期时代形势又发生了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当今时代，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科学技术革命日新月异地发展，深刻影响着世界。马克思主义如果不能顺应时代的潮流，就会遭遇落伍的命运，就会失去生命力。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强调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同时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给马克思主义注入时代的新内容，刻上时代的新特征。胡锦涛指出：“正确判断时代特征，准确把握发展趋势，科学制定目标任务，是关系到马克思主义政党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5]。邓小平理论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其中原因之一是它建筑在对时代主题的崭新判断上。改革开放30年进程中，许多新的命题的提出，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要素、中国要在高新科学技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不断增强国家综合国力是关键、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发展是硬道理、建设民主和法治国家，等等，都体现着时代的要求。其实，体现时代性特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背离时代要求，不可能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在体现时代特色中保持其经久不衰的生命力。
民族性特色，指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展示的本土风格。马克思主义从西方引入中国，当然也是思想的舶来品，它在中国生根、发芽、成长，需要实现一定的转换，否则就会“水土不服”。毛泽东在1938年首先提出了这个问题，他指出：中国共产党必须使马克思主义保持“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6]。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知识只有在语言风格和话语系统上进行转换，才能真正成为中国共产党自己的东西。在这方面，毛泽东作出了表率，他创立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土地改革、群众路线、两步走战略、统一战线等概念和思想，就是实现马克思主义民族形式的典范。改革开放30年里，第二代、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中坚持民族性的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许多概念和思想，如“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一心一意谋发展、执政为民、“三个代表”、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三农”问题、和谐社会、科学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等，都成为深入人民群众头脑的话语，通俗易懂，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马克思主义是在体现民族性中发挥其不断取得胜利的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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