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沫的现实和文学——我看“现实主义冲击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我看论文,冲击波论文,现实主义论文,泡沫论文,现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只有拒绝赞美现状，才有可能保存一个未来。
——（美）马丁·杰
1.当年，著名作家老鬼的成名作《血色黄昏》以令人震惊的原生态的揭露和批判指向历史和现实并轰动文坛时，一位著名作家曾激动地发表评论，认为这部小说是当代中国第一部真正的现实主义小说。这部作品之所以被称为当代文学第一部现实主义力作，在于作家在作品中残酷地揭示了历史的真相和历史的悲剧，让我们看到了一代人在文革中的沉沦挣扎绝望与抗争。就什么是现实主义，《血色黄昏》给当时的中国文坛上了很好的一课。现实主义总是以作家对抗现实批判现实的巨大勇气和智慧表示它们在历史河流中的存在，从而独立地表达人类在现实和历史中的悲怆声音和人类不绝如缕苦战的希望。所谓1996年现实主义冲击波，似乎也给当代文坛中还有文学常识的人上了一课。但这一课与《血色黄昏》不同，它使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接受现实主义或反现实主义的“文学”。在所谓的现实主义文学冲击波中，我们既未看到当代中国现实的真相，又未看到现实后面的文学。从这些众多的文本中，看到的只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些泡沫和碎片。这批以河北三驾马车何申、谈歌、关仁山及湖北刘醒龙等为代表的作家作品并未像众多的主流批评家所歌颂的那样，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回归和中国文学复兴的希望。相反，它们倒标志着一直虚弱不堪的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在20世纪又一次彻底的堕落和破产。
2.现实主义文学总是要求作家要面对时代，以现实生活为写作对象。但是，并不是作家描写和关注了现实生活，他的作品就是现实主义文学。现实主义文学总有它自己的坚定的精神和信仰。
我认为，所谓的现实主义文学，即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所谓的现实主义精神就是批判现实主义精神。批判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信仰和理论。这也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精神和根本立场。所谓“批判”，就是批判现实追问历史和人，就是维护正义和真理，捍卫人的自由与尊严，揭露社会的丑恶和黑暗，展示人在现实历史中的命运。现实主义文学的使命就是批判的使命，它追求正义公正合理乃至完美，拒绝赞美现状。所谓“诗与帝国对立”（布罗茨基），作家的“基本姿态只能是革命的姿态”而且“这是社会唯一的定义”（戈迪默）就是这个道理。事实上，一切文学的精神都是现实主义的精神。文学的立场就是批判的立场。只不过现实主义文学更直接参与现实干预现实批判现实，并拒绝赞美。
现实主义文学在诞生之初，就是通过对权力和金钱罪恶的揭露和批判来展示自己的魅力和表示自己的存在的，这一精神脉络坚持至今仍生生不已。在我们的当前境况中，现代文明对人类的侵犯和异化，仍表现为权力欲望和金钱欲望的疯狂增长，权力与金钱，仍然在存在的层面上抑止着个性、自由与个体的独立，在文学中权与钱的勾结仍是作家们批判的主体。作家通过对现实中这种权力与金钱罪恶的批判，来表达社会公正历史正义人性尊严和它们在现实中的悲哀与苦难。
可以说，这就是现实主义文学的精神特征。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等现实主义文学大师们不朽的文学丰碑也向我们永远昭示了现实主义文学以批判为主体的伟大传统。
但是，我们在“现实主义文学冲击波”中，没有看到批判主体在文本中出场或隐含在文本中，没有看到批判精神对现实的逼问。这批小说不仅没有批判权力和金钱，而且还制造了“人治”和“金钱”不可战胜的神话。这批作品（主要是中短篇小说）主要涉及了两个题材：一是艰难中的国营工厂，一是困难中的农村乡镇政府；所塑造的主人公一是厂长（书记），一是乡镇长，他们都是有道德、有良心的党的好干部。这些小说，通过叙述艰难现状和官场斗争来表现主人翁的道德人格和责任心，展示经济发展的主题。所谓“经济发展”的主题就是“金钱至上”的主题。作家对厂长乡镇长为发展经济为赚钱所采取的一切行为都给予深情的理解和赞扬，并认为这是这些官员们充满矛盾因而富有魅力的道德人格的外在形式。甚至在“经济能人”强奸犯罪时，这些主人公都要率领人民群众出来请求宽恕罪犯，直到干预司法并暗中保护罪犯。为什么？因为强奸犯是乡里的经济支柱是乡里人民的救星（《分享艰难》）。在这里作家不仅赞美了乡镇党政干部们为经济能人“服务”的行为，而且对强奸犯充满了同情和理解。在作家的目光里，“经济能人——强奸犯”是当前社会运转的主导力量，是新的历史的缔造者。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作家写作的根本指导思想：以经济为中心，金钱压倒一切。作家在作品中彻底放弃了批判的立场，放弃了对社会正义和人的尊严的敬畏，作家视角与“无能为力的社会人”的视角合而为一，无条件顺从和颂扬金钱价值。他们认为，钱就是关键，金钱是一切主义中的主义，是政治中的政治道德中的道德。“金钱就是一切”的神话成为这些作家笔下的主题。从《大厂》到《分享艰难》，从《苍天在上》到《人间正道》，无不在歌颂“经济决定一切”的政治神话，而道德爱情人性亲情公平正义，则可以被金钱随意地玩弄和侮辱。作品中到处充满这样的暗示：我们无法反抗金钱的力量，要听从它，崇拜它，有钱才有希望和幸福。金钱就是今天中国的道德和正义——这是今天社会的流行时尚，而这种社会流行时尚已成为中国作家写作的立场和信仰。
在这些作品中，作家对官场斗争的叙述，不是在批判权力，而是在认可乃至在歌颂“人治”：政治解决一切问题，官大一级压死人，一切问题最终起作用的还是行政力量。所以，作家在作品中，对自己的主人公们在官场斗争中走后门行贿赂之举，不仅没有进行批判，相反倒采取了一种赞美和欣赏的态度。现实是合理的，是正确的。我们不能或无法反抗现实体制。“人治”下的官场斗争是合理的正常的。作家通过把官场斗争合理化和人性化，来歌颂他们在官场斗争中的胜利，以完成对有缺点的好厂长好乡镇长的塑造。通过这些作品，我们看到作家对“人治”传统充满留恋，几乎一点没有对它的挑战和批判。对“人治”的认同和歌唱，事实上是在用一种简陋的清官意识代替民主精神，而民主精神则应是现实主义作家在今天最基本的社会立场，但这批作家几乎无一例外地放弃了这种立场。对民主精神的放弃标志着作家对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彻底背叛。
这些作品与现实主义文学背道而驰，很显然，把这些作品叫媚俗现实主义，或许更为准确。
3.由于这批作家背离了现实主义的批判信仰，成为社会现实的认同者和辩护士，他们就必然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作家的理论，也就由批判转向了认同和赞美。也就是说作家由批判理论转向了赞美理论。赞美理论显然是否定作家之成为作家的批判理论的。持赞美理论的写作者，其作为作家的意义显然大大小于主流意识形态的意义。赞美理论是一种准意识形态。它几乎无条件地认同现状，赞美现状，拒绝批判现状。因此，它将回避遮蔽一切显的和隐的社会上存在的阴暗和危机，必然走向一种虚伪教条的写作，甚至导致新的“假大空”的诞生。在赞美理论支配下的作家，不再逼近和探寻社会和历史的真实，不再倾听苦难的声音。相反，他们将掩饰苦难。这显然是一种伪现实主义，泡沫现实主义，媚俗现实主义。
赞美理论最基本的模式就是“道路曲折，前途光明”的喜剧模式。很显然，这批作家基本上都是运用这种模式写作的。他们所写的工厂、农村、乡镇虽然有困难，但它们却在好干部的带领下战胜了困难，走向了光明。在一些作品里，作家们把一个积重难返的重大问题简单化、喜剧化，而没有在写作中真正透露出国营企业工人在困境中挣扎的悲剧和现实，或者在透露了一些悲剧和现实后，又急忙把这些悲剧圆满地解决掉，即使没有解决，也要在小说结尾透露出无限的希望。因此，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就不可能看到中国现实的真相，不可能听到历史的声音，我们看到的只能是当代现实的一些泡沫。对于农村乡镇的写作，更是远离中国农村的现实真情。中国农民的命运更是被回避了。作家们塑造的主人公，基本上是五六十年代的一批“人民公社”式的干部，是一批在三陪嫖妓卡拉OK的灯红酒绿中意志坚定的中流砥柱，并且作家也把乡厂长周围的下属及群众纳入到这种写作中，以“分享艰难”、“共同承诺”，战胜困难取得胜利。这更是虚假。事实上，金钱至上个人至上非道德化的今天，我们已经不能共同承诺，当然更没有人愿意与你分享艰难。甚至可以说，“艰难”在今天是难以分享的。很显然，作家不仅是在美化现实，而且是在虚拟现实，歪曲现实，一种错位的历史意识主宰了他们的写作。
赞美理论下的“道路曲折，前途光明”提出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光明式喜剧式写作模式，是一种虚假的写作模式，它不仅把现实简单化，而且也把历史简单化。这不仅表现了这批作家把握现实的无力，而且也表现了作家对历史发展认识的肤浅和无知。
4.这批作品可以用刘醒龙的《分享艰难》来命名，即“分享艰难”的文学。已经有人用赞美的鲜花对这种命名表示了祝贺。然而，在“冲击波”的本文中，这艰难不是改革的艰难（这些小说根本就没有改革意识），不是国家的艰难，不是国营企业及工人们的艰难，也不是农民们的艰难，而是作家笔下的主人公厂长、书记、乡镇长们的艰难。他们的艰难是什么呢？很明显，是官场斗争的艰难，是走后门、请客送礼向上爬的艰难，是一心一意为人民工作仍不被老婆理解的艰难。作家对这种艰难表示了同情，并对不畏艰难的厂长、书记、乡镇长们表达了敬意。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作家写作的真正立场：官僚、厂长、书记、乡镇长的立场，而不是社会的和民间的立场。事实上，“分享艰难”的背后，是对真正艰难的回避和粉饰。并且，作家利用“分享艰难”这一“伟大而道德”的语式，表明官员们正在承担全中国的艰难。虽然人民也有艰难，但不都全靠我们的官员来解决吗？于是这些文本通过“分享艰难”来劝谕当代中国人：要理解不要抱怨，我们的干部很不容易，他们总是带领人民群众为我们发展经济日夜操劳。虽然他们也有缺点也向上爬，但他们是为了更好地为我们服务。我们要分享他们的艰难。作家显然在教育人民：要接受现实，要忍耐，要学习微笑，面包总是会有的。
从这种“分享艰难”的写作中，我们看到作家的民间身份的死亡，官方化身份的高涨。作家在写作时，把自己厂长书记化乡镇长化——即政治化了。他们深知官场上的快乐和艰辛，也深知工人农民的苦难。但是由于他们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他们即使在写作中也忘不了官场上的艰难和危险。他们把写作当官场，总要使自己处于有利地位。因此，他们写作时总摆脱不了这种“作家外”身份的影响，致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他们的写作，遵循着这样的操作原则：无论什么情况下，问题都是次要的，成绩是主要的，不能让上级部门看出问题，不能说真话，也不能全是假话。他们的主人公因而不是纯粹的高大全，而是有缺点的高大全，有缺点的高大全仍然是高大全，但这令人相信感到真实。政治的经验和作家的智慧使他们“成功”地塑造了有缺点的厂长、书记、乡镇长的好干部形象。同时，他们还用一种道德化的煽情使一部分人感到一种现实的真实。
乡长（历史的）和作家身份（现实的）总是在这批作家身上并存着。虽然这两种身份常有冲突，但二者早已达成妥协。很显然，官员的政治身份总是战胜作家的文学身份而成为主体，因而，他们的作品必然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化的文学。这样，作为一种结果，我们在作品中得到的常常是乡长的“报告”，而不是作家的小说；看到的是政治的骨骼，而不是文学的血肉。
这是双重身份和角色给“冲击波”作家带来的悲剧，这种悲剧他们无法也没有勇气摆脱。
5.评论界不少人认为，现实主义冲击波是中国改革文学在90年代复兴和发展的标志，是改革文学的新气象。这种评论实在荒唐可笑。
事实上，改革文学在80年代就已终结，90年代中国已没有改革文学存在。一是作家已经没有直面现实的勇气和胆识再写改革文学，二是作家对改革文学不再有兴趣。
所谓的现实主义冲击波，是一种认同现实主义媚欲现实主义反现实主义文学。改革文学是现实主义文学的精神先锋，它以革命的热情表达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和期待，而现实主义冲击波从本质上看是与改革精神背道而驰的，它怎么可能是改革文学呢？
在这些作品中，既没有写改革的人物，也没有展示当代中国那种复杂的现实的历史的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冲突，甚至连改革的背景也没有展现。作家写作的历史观念甚至大大落伍于当代中国的现实。如果我们抽掉文本中那些流行的词语，如桑拿浴、嫖妓、卡拉OK等，我们就看不出作家是在写90年代的当代生活。事实上，作家作品中所呈现的思想、主题是一种五、六十年代的人民公社思想，把这种文学叫作人民公社文学或许更为贴切。即使一些人视为改革文学力作的长篇小说《苍天在上》和《人间正道》，我们看到的仍然不是改革文学的热情，而是道德人格神话在“人治”中的必然胜利，民主精神和法律制度被所谓的政治化道德化人格化的力量所超越。虽然《苍天在上》向我们展示了改革的艰难，但它仍然没有向历史表明中国民主改革的紧迫性。《人间正道》简直在证明民主改革已经没有什么必要。作家们的保守与落后由此可见一斑。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批作家内心存在着严重的人民公社情结，在作家的主体意识中，体制是一切，人治是根本。他们十分留恋大计划经济时代下的集体风景和“共产主义”花朵。他们相信“人民公社”模式下的大部分干部是崇高的是可以依赖的，是乐意且能够为人民服务的。人民群众相信和依赖他们，没有他们，人民就没有明天和未来。干部为人民，人民为干部。这种“人民公社”的幸福模式和观念在这批作家（大部分作家）中十分醒目地存在着。这必然会使作家漠视历史规律和现实的复杂存在，把历史发展和社会形态人民公社化。这也必然导致作家的教条化，模式化。这也形成了他们极为保守的政治和历史的写作理念，使得他们的作品在表达现实意义时，仅仅停留在回望他们心中的理想时代——人民公社时代的水平上，这就使这批作品的历史价值和认识价值令人怀疑。
6.如果说在思想主体意义上，现实主义冲击波是一个媚欲的文本，那么它在艺术上则更是粗糙的，毫无艺术张力和感染力。
雷同化可能是这批作品的最大特色。思想主题意识雷同，语言叙述雷同，结构雷同故事雷同，人物雷同（他们所塑造的干部都是一些有点缺点的科级干部，群众是司机和一些有点特殊情况和困难的群众）题材雷同（谈歌等写工厂，其余大多写乡镇）。这些不同作家的不同作品，从主题到语言，从内容到形式，全方位的雷同化。作家似乎不是根据自己在历史和现实中的生活来进行创作，而是根据一种程式在制作小说，这使得重复不可遏制。可以说这些作品就是两部作品（《大厂》和《分享艰难》）的复制品，无数的现实主义冲击波基本上是按这两篇的模式进行创作的。“冲击波”作品重复自己也相当严重。例如，写工厂题材的谈歌，96年写9部中篇小说，基本上是一部《大厂》的复制。作家们重复自己和重复别人，除了表现出他们在思想和艺术上的贫困之外，就是名利上的机会主义。批评家及报刊杂志的无节制的鼓吹，更加剧了重复生产的欲望。这种重复的后果，使得所谓的现实主义冲击波成为轰动文坛的热点新闻，作家们成功成名了，然而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却凋谢了。
我不知道这是作家们的权力，还是作家们的正义。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现实主义冲击波从文学的角度看，显然缺少价值。但从文化心理、从知识分子身份从当代现实的角度来谈，现实主义冲击波无疑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耐人寻味的分析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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