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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标准的经济理论，不只是新古典的，都始于企业的存在，解释企业追求的活动范围是理解产业组织的中心，自然地，企业的边界问题也就成为现代企业理论的基本主题之一。[1] 从目前的研究情况来看，一种主导的逻辑思路是从交易成本这一单元进行分析的，但理论界并没有裹足不前，近来不少学者对交易成本理论进行反思，试图提出新的理论框架，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资源基础观和价值基础观。
一、交易成本理论及其面临的挑战
交易成本理论在假定人类存在机会主义，以及对复杂的、不确定的世界的认知是有限理性的前提下，从交易的不确定性、交易的频率、交易中资产的专用性程度三个维度来探讨企业边界问题，[2] 尤其是强调了资产专有性对企业边界的影响，即由于专业性的投资在未来不确定情形下很容易由于参与者的机会主义而产生要挟问题，有限理性的经济活动者又无法预见或及时地采取合约等方式以克服这些问题，于是需要采取纵向一体化的策略将经营活动内部化进而减少机会主义所可能带来的损失。但毫无疑问，企业是无法将所有的经济活动都纳入其中的，因为在市场交易存在交易成本的同时，企业科层内部活动的协调也存在管理成本，于是企业就在市场交易的边际成本与组织内部交易的边际成本，或与其他企业内部交易边际成本相等时达到均衡。但实际上在具体分析企业边界时，交易成本理论所坚持的是效率原则——交易成本最小化，它隐含地假定，预期收入是给定的，只要比较不同治理模式的交易成本就可以选择出最佳模式。
交易成本理论中的比较合约法被认为是解释纵向一体化的最具影响力的方法，但交易成本理论也受到了诸多学者的批判。第一是关于人的本性的假设，它认为人类没有合作，只有机会主义(不受道德约束的自利)——在决定放弃其交易伙伴时，他假定他别无选择，因为事前他不能完全确定他的伙伴不会有机会主义，而事后的发现是有成本的。而采取企业组织的模式则可以通过科层控制以减少机会主义，这在市场交易中是不可能得以实现的。但科层组织是否必然地有助于减少机会主义？Ghoshal和Moran认为，[3] 事实上科层制很可能会导致相反的结果——机会主义行为可能随着制裁与激励而增加，因为它假定在交易中没有信任和值得信任，如此就需要更强、更精确的制裁与激励，于是出现了一种恶性循环。而一旦组织不能创造一种建立信任和承诺所需要的社会背景时，组织也将失败。将组织作为雇佣合约集合的观点导致了交易成本理论仅仅关注机会主义行为及克服机会主义的自我保护机制，于是过于夸大了机会主义作用，而忽视了组织相对市场的优势并不在于通过科层克服了“人类病变”，而在于影响了人类采取首创的、合作的及学习的能力。[3]
第二是关于成功的必要条件。交易成本理论关注的是如何以一种使交易成本最小的方式组织交易，选择治理结构时所采用的比较静态分析也就依赖于组织之间交易成本之比较，但它更强调的是交易成本在组织模式选择过程中的作用，而忽视了生产成本。正由于交易成本理论假定生产成本固定不变，价格与技术也成了外生变量，这就没有给企业家在租金创造过程中留有发挥的空间，并导致了有关资源租金在组织间是恒定不变的。[4] 所以Williamson[5] 所谓节约就是最好的战略，这并没有认识到效率具有静态和动态两个特性，短期有效并不意味着长期有效。
交易成本理论对边界的阐释已得到许多实证研究结果的支持，但也有不少学者对其提出了反证。Monteverde(1995)是最早以实证研究的方法支持交易成本理论的学者之一，[6] 但近来他提供了一个更令人满意的解释，他在实证研究后明确地指出，汽车公司将部件的生产内部化，是因为汽车公司的有效设计与生产需要工程师之间的互相对话，如果他们在相同的组织内工作，他们就使用相同的企业专有沟通代码。这与前期他所谓的“担心准租被占用”这一观点是完全不同的，现在这些解释并不是基于机会主义的假设而得出的。另外，由于高度的人力资本专有性所形成的纵向一体化也并不必然地是由于害怕使用市场，而是由于在组织内部执行这种交易将可获得某种收益，于是他认为，如果用“组织利益”代替“组织成本”可能更恰当。Masten等(1991)也发现，人力资本专有性与一体化之间的关系并不像交易成本理论所预测的那样是市场交易成本上升的结果，而是内部组织成本下降的一个结果，[6] Kobrin(1991)通过对企业的跨国一体化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交易成本，技术密集度才是最重要的决定性变量。[7] 由此可见，交易成本理论对企业边界的解释是很有局限性的。
二、企业边界的资源基础观
交易成本理论在阐释企业边界过程中所表露出的不足，促使一些学者试图采取其他理论分析框架进行探讨，其中资源基础观就是如此在对交易成本理论进行评判的基础上而发展起来的。与交易成本理论一样，资源基础观也假定人类行为是有限理性的，但它对于自利——机会主义和逆向选择这一假设持有一种十分谨慎的态度，相对于机会主义的假设，资源基础观更强调的是人类的有限理性。
根据资源基础观假设，即知识是具有默会性的、个体是有限理性的，[8] 企业纵向边界与横向边界就可以根据知识利用的相对效率来分析。[9] 比如，假设完成某产品的生产需要A、B两个阶段，如果维持B阶段的生产需要利用A阶段中所使用的知识，而市场无法有效地转换知识，此时A和B纵向相邻阶段就可以综合利用到同一企业内部，因为综合那些市场所无法有效综合的专有化的具有相似特性的知识将有助于提高知识的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这就是说，资源基础观在分析企业的边界的时候，已将资源的“收益”也考虑进去了。
首先，交易参与者的认知能力的差异化将促进一体化的形成。人类的认知能力不仅是有限的，而且是差异化的，于是存在信息不对称，合约也就不可能是完备的。非完备合约是解释企业边界的一个必要条件，但资源基础观不同于交易成本理论的是，它并不集中于由于非完备性而产生的潜在的机会主义或道德问题，它认为在决定是采取自制还是外购的决策时，参与者之间是否能够达成一种默契的认知能力、共同的理解能力，这些才是决定性的因素。企业之所以采取一体化，理由一定是未一体化的业务单元无法以最少的、合理的成本将信息传递给他们的供应商，[4] 而这与交易双方缺乏一个共同的商业文化、合适的构念和规范、共同的价值观及目标存在必然的关系，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双方不是说同一种语言，往往没有沟通的能力，以至于市场对企业想要什么是“不熟悉的”。如此通过一体化的方式就有助于缓解由于两个主体在实践框架与认知框架中存在不可控的差异性所带来的交易成本问题。正如Foss所言：[4]“只有一体化的企业才确切地知道它想要什么，相关知识也被强有力地‘挤出’企业，并保留在它的能力之中”。
其次，在整合知识的过程中也将产生动态的交易成本，所谓动态交易成本就是指那些说服、谈判、协调及教育外部供应商的成本。[10] Anoop Madhok[11] 曾将交易成本分成两类：(1)交易成本Ⅰ类型，它包括那些传统的与交易成本理论相关的成本，如搜寻、选择、评价、谈判及执行成本，这已广为人知。这种成本的发生是由于它假定存在潜在的机会主义，于是需要正式地治理。(2)交易成本Ⅱ类型，它广泛地涉及到致力于说服、培训、教导及学习的成本，是与“教育”有关，与认知能力有关的。所以有限理性相对于机会主义更可能导致交易成本Ⅱ类型。资源基础观的学者将这种动态的交易成本称为知识成本(knowledge cost)，[4，12] 它是分析企业边界的一个核心指标。[4]
知识成本主要体现于企业内部的学习过程之中，因为学习过程不仅需要时间，而且由于其结果及结果所产生的效用不能完全地事前决定，以至动态学习过程是不稳定的。所以在资源基础观看来，知识成本将取决于已有的知识存量，当学习过程是强烈的互补时，即学习过程是互相依赖时，这就最有利于将各项活动组织在不完备合约的结构内部，通过集中化来控制，即置于同一层级结构下，因为此时的知识存量之间的协调作用的效应更大，且这又进一步降低后续的获取知识(学习)的成本。
总而言之，资源基础观强调的是企业的生产和沟通，在确定企业的边界时应以净收益最大化为标准，既要使知识成本和生产成本最小化，又要使收益最大化(公式(1))，而不是企业的交易与激励，于是诸如“机会主义成本”等指标并非它的主要内容，甚至不加以考虑，或者视为恒定不变的因素。
最大化=收入-[生产成本+官僚成本+知识成本+机会主义成本](1)
资源基础观对企业边界的解释仍处于很不成熟的阶段，但也有一些学者开始了此方面的实证研究，虽然数量并不多。[13] 观点之一是认为在决定企业边界的战略选择中，生产成本将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如Walker和Weber(1984，1987)对自制还是外购的实证研究结论表明，生产成本相比交易成本更加重要；[10] Langlois和Robertson(1989)也同样发现，[10] 在早期的汽车行业，福特之所以纵向一体化进入配件制造，这是由于在引入可移动生产流水线后福特公司就可以以更低的成本生产配件(规模不变)。观点之二是认为生产价值链中的能力衔接性将是决定企业边界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如Chandler(1992)在定量研究后指出：[14] 企业的便利设施和技巧(而不是内部治理的激励成本相对于市场治理的激励成本)是决定什么应在企业内部完成，什么又应在市场中完成的最重要的因素。在资源组合管理中，产品或资源多元化选择必须根据短期均衡效应(正如产品组合)和更深远的长期扩张能力来评价。这种敏捷战略可归因于日本企业的战略思想，比如要想进入计算机产业，首先就必须开发与芯片相关的技巧，而这是日本企业更容易进入的产业，因为它们已经拥有了此领域所需的一些技巧。也有学者试图从知识的交易难度与交易频率出发，探讨企业边界问题，即如果参与者之间的知识交易比较困难(具有默会性)，且要求交易的频率比较高，则最好采取一体化的治理模式；而如果参与者之间的知识交易非常简单(具有明晰性)，且要求交易的频率不太高，则最好采取市场的治理模式。在其他情况下采取一种中间治理机制，如战略联盟与合作或者特许经营等，则是比较好的。
与那种回避的、消极的主流企业理论不同，资源基础观采取了一种主动的、乐观的态度去对待企业组织，它至少与交易成本理论及其他契约理论一样能回答企业的存在、结构及边界等问题，[15] 但对于资源基础观也不是无可指责的。在资源基础观的支持者提出一系列有意义的概念，如默会性知识、智力模式、组织学习、企业文化及其他类似观点时，他们并未详尽地解释为什么这些工作更好或更差地组织在一个一体化的企业(AB)中而不是在两个自治的企业(A和B)中，因为这些知识类型并非为企业组织所独有，产业区域、企业网络及其他治理形式也可能拥有此类特性的知识。并且就研究方法而言，资源基础观还无法进行有效地预测，只能事后解释，所以资源基础观非常有必要发展一个明晰的标准以鉴别企业知识和能力，也需提供更多的案例支持。[10]
三、企业边界的价值基础观
1.价值基础观产生的背景
交易成本理论和资源基础观分别从不同的侧面对企业的边界进行了阐释，前者集中于分析交易中的摩擦，后者集中于生产中的摩擦。[16] 但从现代企业的发展来看，现有的理论已不足以全面地理解复杂背景下的现代公司。如Chandler[14] 详细地描述了现代公司的进化及特征，强调了科层“看得见的手”不同于市场“无形的手”在配置资源(数量及价值)上的不同，并指出，公司不仅仅是一个合约的主体，其本质是具有学习和革新能力的，企业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是培养革新能力的一个温床，而这种优越的能力是确保企业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中寻求竞争优势的前提，即能力过剩必然导致边界的扩大，且高度的纵向一体化又进一步促进了企业的成功。但Chandler的观点与那些主张以虚拟化的治理结构取胜的观点相冲突，即未来市场竞争中，组织治理模式应该更加具有弹性，而非高强度的官僚治理；应该与其他组织形成一种网络化结构，而非独立地控制市场。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外包(outsourcing)现象的大量出现。外包允许供应商去接管一些原本由企业内所从事的活动，它使得企业进入了市场供给(而不是内部的征购)的高度激励之中，并有助于企业消除一些固定成本，所以成为近来很有吸引力的一个战略选择。从外包的承包方角度来看，它们之所以接受这一方式，并不是仅仅在于将此作为一种简单的交易行为，而是希望能够在交易关系中进行模仿式学习，以至成为强有力的竞争者。后来一些企业由于外包行为而导致的竞争力的下降，这就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反思，认为其根源也就在于外包过程中的近视战略观——通过外包手段以削减短期成本。[17]
企业组织网络化、区域集中化、外包化等现实问题使得单一理论的解释往往是不尽人意的，所以Teece指出，[18] 交易成本理论必须与知识和生产理论相结合。Williamson[19] 对此也作出了回应，认为他自己早期的版本可称之为“效率假设(efficiency hypothesis)”，今后应该更多地关注商业战略所关注或本应关注的事件，并进一步指出，交易成本理论与资源基础观在解释企业性质(包括企业为何存在及其边界问题)时是可以相互借鉴的，这是因为生产与交易都是经济活动的本质，且经常是相互依赖的，有些邻域则是重叠的。而这种对立的做法将会阻碍我们对治理和生产关系的理解，[20] 因为企业战略的本质就是寻求经济租金，而生产与治理关系的选择都是获取租金的关键环节。
2.企业是价值的管理者
经济行动者潜在地既是自利导向的，也是共利导向的，而不是偏向于任一方——或者仅仅是机会主义或者仅仅是合作。[6] 对于那些有缺陷的但不是故意的一些行为，如出于诚实的误解、曲解，或能力的不足等，是不应该以牙还牙的，而更多地应该进行教育和学习。资源基础观强调知识的重要性，如Loasby(1994)[21] 认为在选择组织形式时促进知识成长比节约成本更重要，但应该注意到，经济组织，包括企业，必须反映这么一个事实，即知识的再造、维持与使用都是要成本的。同样，交易成本理论注意到，当承诺一项专有性投资时，往往会由于转换成本以至于降低了弹性，但实际上企业是很可能可以从专有性中获得生产性收益的，因为，交易专有性投资反映的是一种潜在的、对未来价值进行投资的企业家行为和能力，而不是简单的成本支付行为。通过组合互补性资源以获得协同收益并非与交易成本无关；同样，资源交易中所带来的交易成本也并非与所交易的资源性质无关，理解两种观点之间的固有的相互依赖性很重要，因为这对租金的赚取有直接的意义。企业不仅在成本上、收益上竞争，而且在更加全面的价值基础上进行竞争，所有的成本因素以及收益因素都必须加以考虑，否则顾此失彼地、片面地以某一理论分析为基础而忽视其他关键性因素很有可能导致治理模式选择的失效。所以在价值基础观看来，原先的成本导向或者收益导向应转为价值导向，由成本最小化、净收益最大化转为价值最大化；治理结构则应由正式的反机会主义的保护转向价值创造的治理过程(公式(2)，其中G[，i]表示第i种治理模式、V表示价值)。所以，在价值基础观看来，就广义而言，现代企业其实就是一个价值管理者，选择何种治理模式完全应该以价值的最大化来衡量(Madhok,1998)。
V(G[，i])=收入[，i]-[生产成本[，i]+官僚成本[，i]+知识成本[，i]+机会主义成本[，i]](2)
对于任何一种治理模式都存在不同的潜在收益与成本，即交给市场完成或者自己完成的程度的不同最终将导致企业所能够创造的价值也是不同的，市场的失败将导致一体化组织治理的形成，同样，企业组织价值的降低也必将促使市场交易的形成，[22] 边界的最终确定点就在于是否还存在追求价值最大化的动机。价值基础观的逻辑思想可以通过图1来表示。
在图1中，资源基础观假设成本线是水平的，交易成本理论则假设收益线是水平的，两者一是强调成本，一是强调效益，都是片面的。必须综合地加以考虑，即必须通过收益曲线与成本曲线来界定每一种治理模式的价值。如果静态地分析何种治理模式最能够创造价值，则可以发现，当企业选择G[，1]治理模式时肯定不是一个最优选择，因为它所创造的价值AB远远低于G[，2]治理模式所能够创造的价值CD，于是企业存在一种动机去重新作出治理的安排。但从动态的、长期的角度来考虑，G[，2]这种治理模式也并非永久地不变，由于市场条件的变化，收益线与成本线都将发生变动。如果正如图1所示，存在一种能够创造更多价值(EF)的潜在的治理模式G[，3]，则毫无疑问地企业必然有一种强烈的动机去改变现有的这一治理结构，调整企业的边界。
与交易成本理论的比较制度逻辑一样，在价值基础观模型中，实际的成本与收益在组织形式选择中并不起决定性作用，重要的是不同形式之间价值之比。但这种价值基础观与上述交易成本理论、资源基础观都只是强调某一个片面的方法不同。首先，它强调的是“成本—收益”的综合性衡量指标，即在某一成本水平获得更多的收入或以更低的成本赚得某一确定的收入；其次，它强调的是动态性与长期性，即由于经济活动的结果是无法给定且是不能完全地预测到的，是企业家活动的结果，所以收入、成本都将是可变动的；最后，它强调了租金的赚取能力，即正如Kogut和Zander(1991)所言，[22] 在决定企业边界问题上，企业应该重点考虑的是一个企业如何做好一些事情、如何才能学到独特的能力，以及这些能力作为进入新市场的价值将如何。
基于一种价值基础观来解释企业的边界问题是否更加合理，这引起了许多实证研究工作者的关注。如Doz和Prahalad(1991)的研究结论表明，[3] 虽然交易成本理论、组织学习理论都有助于解释企业边界现象，但相对而言，前者对边界的影响甚为显著，而后者则不太明显。Poppo和Zenger[23] 的实证结果也支持了交易成本理论关于企业边界选择的解释，即递增的资产专用性导致了市场治理有效性的下降，而基于资源基础观的有关解释却未得到支持。但Argyres[10] 的案例研究结论则表明，资源、能力与成本都在起作用，不过资源与能力所起的作用更大。Teece[24] 的研究模型中同时涉及到经济交易过程中的学习速度、路径依赖性、资产专有性和外部环境等因素，指出在具有慢速学习、高路径依赖、资产专有化等交易特性的情况下，专业化企业(Specialist firms)将趋于倾向采取纵向一体化战略(如Exxon公司、Shell公司和Dupont公司都是如此)；另外，新设立的企业相对于老企业则不太趋于进行纵向一体化，因为新设企业在学识很慢的产业中缺乏共性；最后，如果一个企业在一个弱专利保护制度下进行革新，则纵向一体化到制造和销售环节以获得某种互补性资产是非常关键的，这是因为，技术能力的易模仿性将使得市场很容易地获取这些新知识，所以，一个新产品的最好防御策略就是自己建立一个新的制造流程。但总体而言，价值基础观对企业边界的解释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
四、结束语与思考
对企业边界的理解，先后经历了被动的交易成本观、主动的资源基础观，以及现在仍处于探索阶段的价值基础观三个阶段。交易成本理论强调的是机会主义，由于市场交易是有成本的，于是需要一体化；资源基础观强调的是有限理性，由于资源与能力的默会性无法使交易顺利进行，于是需要内部化这些相关的活动。但前者是以假定收益、企业能力等不变为前提，而后者则是以假定交易成本不变为前提，所以两者都具有片面性。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无论是理论探讨还是实证研究，在确定企业边界时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它的战略模式的选择。毫无疑问地，企业的边界是由纵向一体化深度与水平一体化广度两个维度共同作用的。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两种模式下的动机是明显不同的，其中前者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对处于同一条价值链上的、关联程度非常高的各个经营环节是否要进行一体化整合。目前交易成本理论就是基于此，主要是从纵向一体化模式与市场治理模式的战略性比较来探讨企业边界的，这样处理非常便于说明研究的目的，因为这种背景下交易成本成为一个最为有效的解释量变。但在水平的一体化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在关联性较高的多元化还是关联性较低的多元化战略选择，交易成本虽然也是一个制约因素，但可能不如其他因素，如资源和能力那么重要。[25] 这就意味着不同的理论在不同的特定背景下往往是有理由将某个因素作为外生变量而不加以考虑的，因为如此处理并不会严重地影响到其解释力，它所带来的“误差”往往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基于综合角度来分析企业边界的价值基础观在逻辑上往往最具有说服力，因为交易行为与生产过程都是经济活动的一个部分，所以在决定公司边界时不仅要考虑交易成本，也要考虑学识、路径依赖、技术机会、资产的选择与补充[7]，企业边界的判定标准就自然是对不同模式之间的成本与收益的综合比较。虽然这种综合观在理论上将更有利于解释企业的边界问题，但在实证研究上，其结论不尽一致。这一方面意味着，综合的观点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理解现实世界，有助于知晓各种因素的贡献率，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如此处理可能无助于深刻理解何种因素才是关键性变量，无法把握研究的重点。不管如何，就目前而言，要科学地界定企业的边界并非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