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批判学派的承认理论
张艳涛
（厦门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社会批判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学术标识和精神符号，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功能是用哲学的方式切中社会现实。狭义的“社会批判理论”与“法兰克福学派”几乎同义。全球化境遇下的紧张状态和矛盾冲突是承认理论及其争论进入公共领域讨论视野的现实动因，批判学派的承认理论由此应运而生。承认理论是社会批判理论的当代转型。社会批判学派的承认理论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座“思想富矿”，对它的开掘有助于中国学者理解和把握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思想资源和理论走向。对于当代中国学者而言，当前重要的学术工作也许不只是从事一般的概念考证、代际划分和规范定义等细节考察，而是用“世界眼光”对社会批判理论在当代西方的新发展—承认理论及其完成的理论转型、思想实质和当代价值进行整体性的理解与把握。
关键词： 承认理论；社会批判；批判学派；法兰克福学派
社会批判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学术标识和精神符号，对社会生活进行多维度的批判是其基本立场，社会批判理论是法兰克福学派标志性贡献。狭义的“社会批判理论”与“法兰克福学派”几乎同义。社会批判学派的承认理论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座“思想富矿”，对它的开掘有助于中国学者把握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思想资源和理论走向。对于当代中国学者而言，当前重要的学术工作也许不只是从事一般的概念考证、代际划分和规范定义等细节考察，而是对社会批判理论在当代西方的新发展——承认理论及其完成的理论转型、思想实质和当代价值进行整体性的理解与把握，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创新与思想创造。
分类征收和综合征收都是个税的征收方式，但分类征收，是针对不同的收入来源，不同性质的所得，分别规定不同的税率。而综合征收则不区分收入来源，按照个人在某一段时间(一年度)的所有收入，采用累进税率进行征收。它比分类征收更能体现出个人间的横向公平，毕竟个人之间的税负差异来自于个人的总收入，而非收入的构成和来源。
一、社会批判理论：用哲学的方式切中社会现实
哲学研究贵在切中现实。然而一些人整天把“现实”挂在嘴边，其实往往是“非现实”地谈论；一些人不怎么喊“现实性”口号，但却能通过扎实深入的学理研究，引领现实变革。其实，真正的哲学要对现实进行批判并能动地作用于现实，最终使现实具有规范性特征。
马克思无疑是“用哲学的方式切中社会现实”的典范。马克思主张“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就是说，这种批判既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也不怕同现有各种势力发生冲突”。[1]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2]。为此，批判应提高到真正的人的问题，批判应触及当代问题之所在的那些问题的核心。“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
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哲学正是“使人成为人”的社会批判理论。“批判”概念对于理解和把握马克思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精神而言都是十分关键的概念，马克思有很多以批判为名或副标题的论著。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3）《德意志意识形态 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1845-1846）《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1867、1885、1894）《哥达纲领批判》（1875）等等。马克思所主张的批判，主要是切中现实的实践批判，即“批判不是头脑的激情，它是激情的头脑”
。总体上看，马克思在“批判观上优越于青年黑格尔派和费尔巴哈的地方，就在于他扬弃了逻辑批判与道德批判而达到了实践批判的高度”[4]。概括成一句话，就是“用未来的眼光看待社会现实并引领社会现实使之更加以人为本”。
在马克思看来，批判不是目的，只是一种手段。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利用对存在于不同政治经济假象中的自由乌托邦主义理论的批判，从而对他所处时代中现实存在的资本主义进行彻底的批判”[5]。马克思批判的对象至少有三个：一是传统思辨哲学；二是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性；三是资本主义社会。与之相应，马克思主要是通过理论批判、现代性批判和社会批判来完成批判任务的。在我看来，完整的马克思思想体系主要有三个层次：微观上是对具现象和事件的事实分析；中观上是社会批判理论和社会结构理论；宏观上则是关于人的自由解放的哲学思考，它从空间上向人们展示出历史分析、价值判断和理想建构三重向度。这表明，马克思具有一种跨越学科和超学科的研究视域。马克思跨学科的研究视域在马克思之后从未消逝。实际上，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可以用来指称这种跨学科的研究路向，这一研究路向如今已产生世界性的影响。法兰克福学派是1978年改革开放后最早进入中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潮，其“社会批判理论”概念曾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提供了间接的思想资源，这一点首先要承认。关注并切中社会现实是社会批判理论的一个重要面向，法兰克福学派高举社会批判的学术旗帜，用哲学的方式切中社会现实，开“社会病理学”研究之先河。从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中，反映出20世纪60年代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激化。例如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霍克海默认为，“批判理论的主要目的是破坏一切既定性、事实性的东西，它是作为一种旨在推翻现存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否定理论而出现的”[6]。从理论重心来看，法兰克福学派的三代社会批判理论大体走过了从“文化主体哲学”到“语言交往哲学”再到“政治伦理学”的历程。从关键词变迁来看，大体经历了从阿多尔诺的“否定”经过哈贝马斯的“交往”再到霍耐特的“承认”和弗斯特的“辩护”。综上，无论是从“理论重心”转移还是从“关键词”转变，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们共同的目标是“超越现代性”和“重建现代性”。
星形细胞瘤是最致命的和最难治疗的神经上皮肿瘤之一。目前，星形细胞瘤的主要治疗方法为手术治疗、药物治疗、放射治疗或者综合治疗[9]。星形细胞瘤的确切发病机制尚不明确，探寻星形细胞瘤发生发展的分子机制有助于改进星形细胞瘤的诊断和治疗。
遗憾的是，第一代和第二代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家们未能科学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他们要么把资本主义的矛盾归结为人的存在与人的本质的疏离，要么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归结为人性的压抑，因而提倡“性压抑的升华”和“性欲文明”，如此一来，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就偏离社会革命的主导方向，而转入到所谓性本能的压抑及其解放的歧路上去了。可见，社会批判理论需要理论创新，这一思想任务落到了第三代领军人物霍耐特身上。“霍耐特通过理论溯源和历史梳理，依次论述了消极自由和反思自由的来源、本质和界限，指出两种基于‘我’的个体主义的自由观只具有规范性意义上的可能性，而非经验性意义上的现实性无法以此为基础构建社会正义秩序；只有黑格尔的基于相互承认关系并因此强调‘我们’的社会自由观才真正具有现实性。”[7]由此实现了社会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哲学是思想者的事业，“真正的思想是以批判性为主要特征的，而批判性有必然以自主意识为前提”[8]。当前，中国人掌握社会批判理论的精髓，主要是用哲学的方式切中社会现实，深入到中国社会现实中去，努力总结中国经验、解答中国问题、发展中国道路、建构中国理论。
在新时期不得不承认传统教学理念仍然发挥作用，极大的阻碍了新理念和新方法的传播，使得课程改革带来的新理念和新方法得不到积极的宣传和应用，极大的阻碍了教学的全面发展和进步。
在当代中国语境中，“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公平正义”具有内在关联，研究、维护和促进公平正义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既然社会公平正义是人类少数的共同价值之一，所以如何用全面、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待和理解社会公平正义就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一百多年来，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内容之一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本质的争论此起彼伏，先后涌现出一系列“重释”或“重建”的成果。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释和重建是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研究的一个核心课题。“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思想家大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历史唯物主义’当作其‘社会批判理论’的同义语，把社会批判理论看作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或‘重建’的理论形态。”[16]
二、承认理论：社会批判理论的当代转型
“为尊严而斗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从总体上看，维护人的尊严与推进社会公平正义是马克思的毕生追求，也是马克思寻求在“真实共同体”中实现“人的自我实现”的基本价值遵循。马克思始终主张“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
。在西方思想史中，马克思较早从“人的尊严”和“人的自我实现”维度研究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的协调发展问题。在马克思看来，“正在兴起的社会运动的宏大目标无疑就集中体现在‘尊严’这个概念上”
。正是马克思把“人的尊严”看作是道德的善的根本原则，认为“为尊严而斗争”是人的重要使命。基于此，马克思揭示了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惨遭剥削和压迫的情景及其社会结构性根源，揭示出这一社会结构性根源就是“资本奴役劳动控制社会”。马克思认为人们之间的相互承认需要一种媒介或社会机制，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媒介或社会机制主要是金钱。在当代语境中，如何维护“人的尊严”已逐渐成为许多思想家共同的理论诉求。如今“不是消除不平等，而是避免羞辱或蔑视代表着规范目标；不是分配平等或物品平等，而是尊严或尊敬构成了核心范畴”。[18]由此可见，对人类尊严的承认构成了社会正义的中心原则。
作为思想家的霍耐特把“好生活”作为正义的规范基础。《为承认而斗争——社会冲突的道德语法》是霍耐特的成名作和代表作，更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近三百部著作中最重要的四部著作之一。① 复旦大学王凤才教授认为，在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近三百部著作中，最重要的四部著作是：《启蒙辩证法》（霍克海默、阿尔多诺，1947）《否定辩证法》（阿尔多诺，1966）《交往行为理论》（哈贝马斯，1981）《为承认而斗争》（霍耐特，1992）。 在霍耐特的理论框架中，承认在私人领域、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分别具有三种形式，即爱、权利和团结；这三种承认形式分别属于“情感关怀”“法律承认”和“社会尊重”三个层面。按照霍耐特的理解，个人从三种承认中形成“自信”“自尊”和“自豪”。霍耐特不仅阐明了承认与蔑视的关系，还进一步阐述了蔑视与反抗的关系，认为蔑视与反抗是社会冲突的道德逻辑。在霍耐特看来，承认构成了人类正义感的初级结构，否定承认的蔑视体验则是社会反抗和超越的主要动因。
与此不同，弗雷泽以“参与平等的原则”作为正义的规范基础，从而建构了一个包括“再分配”“承认”和“代表权”的三维的理论框架，构成了正义的经济、文化和政治三维度。经济、文化和政治三层面分别存在分配不公、错误承认和错误代表权三种非正义的形式，必须诉诸经济上的再分配、文化上的承认和政治上的包容这三种正义诉求和矫正方式。在弗雷泽看来，当代争取正义的社会主义理想要为实现再分配、承认和政治代表权的三重目标而斗争。弗雷泽强调，当今社会的批判理论家不应放弃对传统的平等主义的追求，因为“任何站得住脚的社会主义后续方案，都不可能为了支持文化差异而放弃社会平等的承诺。否则，将在事实上与占支配地位的新自由主义达成共识”[13]。
从理论渊源看，承认不是一个现代哲学新概念，而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概念，我们在黑格尔哲学中可以听到当代承认理论的理论回响。霍耐特承认理论的思想灵感主要来自于黑格尔，尤其是黑格尔耶拿时期“为承认而斗争”思想。在耶拿时期的著作（1803-1806）中，黑格尔提出了“为承认而斗争”思想模型。黑格尔的自由概念在《法哲学原理》中是经由财产权的中介而得以现实化的。在黑格尔看来，财产权的本质就是相互承认关系的物化，“财产作为意志的定在，作为他物而存在的东西，只是为了他人的意志而存在。这种意志对意志的关系就是自由赖以获得定在的特殊的和真正的基础”
。经过财产的中介，特殊个体的任性被扬弃，自由不仅获得了现实化的可能，更关键的是获得了普遍化的可能，真正实现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虽然当代批判理论家对“承认”概念的具体所指各有侧重，但是对“承认”概念本身似乎具有高度共识。所谓“承认是一个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概念，其基本含义是指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共同体之间、不同的共同体之间在平等基础上的相互认可、认同或确认”[11]。在多元文化主义冲击下，承认概念进一步彰显了多种多样的个体和共同体在平等对待基本要求的基础上的自我认可与他者认同的理论主张和实践诉求。仔细分析，“对承认的需要，有时候是对承认的要求，已经成为当今政治的一个热门话题”[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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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实维度看，由于多元文化主义思潮的兴起，泰勒、金里卡等主流政治哲学家先于霍耐特相继提出了他们的承认政治理论。自从1992年《为承认而斗争——社会冲突的道德语法》问世以来，西方批判理论家们围绕“承认”问题展开了持久的学术论争。承认理论及其论争发生的现实背景是社会民主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在实践层面的矛盾冲突。一些论者从传统的平等主义的再分配视角出发，指认“分配不公”是错误承认的罪魁祸首；一些论者从对差异敏感的批判传统视角出发，指认“错误承认”导致了分配不公；二者针锋相对、水火不容。霍耐特和弗雷泽等社会批判家在批判理论中引入了文化主义维度，一定程度上激活了承认理论的当代发展和转型。概括起来，霍耐特和弗雷泽等人的理论贡献是，使批判理论回归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理论家们注重社会批判的传统，同时吸收了第二代理论家注重规范的方法，并与福柯以来后现代主义的解构方法相结合，从而实现了社会批判理论的“承认理论”的当代转向，即转向经验论与规范论相结合的正义批判理论。
马克思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4]恩格斯也指出：“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15]可见，经济关系是理解历史发展之谜的一把钥匙，更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的最根本的视角。社会正义不仅要实现程序正义，还要致力于实质正义。人与人平等是文明的重要标志。霍耐特和弗雷泽卓越的理论贡献在于，他（她）们将承认问题纳入了社会批判的总体框架，其观点在总体上超越了多元文化主义和共同体主义，从而使承认理论成为当代政治哲学的中心问题。
三、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公平正义的交汇：从马克思到霍耐特
当前，深化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公平正义研究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精准把握马克思与霍耐特在“社会冲突论”上的思想分野。我同意王凤才教授的划分，他把社会冲突论分为“阶级冲突论”和“道德冲突论”。“阶级冲突论”最典型的代表就是马克思，其口号是“哪里有剥削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道德冲突论”最典型的代表就是霍耐特，其口号是“哪里有蔑视哪里就有反抗”。比较而言，马克思是注重经济政治的，霍耐特是注重道德伦理的，如果说批判理论在今天出现了“政治伦理转向”，但是背离而非背叛，而是一个补充，这一补充深化了对人的尊严与承认的理解与认识。
观察组阴道分娩6例（18.2%），剖宫产27例（81.8%），对照组阴道分娩13例（39.4%），剖宫产20例（60.6%），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6.931，P＜0.05）。
承认是当代的一个关键词。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承认理论”在学界迅速升温，俨然已成为社会批判理论第三代的“学术标签”。“承认理论”之所以兴起，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一主题切中了当代西方现实的问题之所在。纵观承认理论及其争论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承认理论的兴起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和迫切的现实需要，它集中反映了西方左派对全球化背景下西方社会和人类社会矛盾的深层思考。当代一些主要的思想家均对承认问题作过精彩的论述，这些精彩论述对霍耐特的理论建构具有启发意义。1992年霍耐特的《为承认而斗争——社会冲突的道德语法》出版，提出现代承认的三种形式——爱、权力和团结，突出承认作为中心理论范畴的地位，标志着批判理论第三代的崛起。当今的以“承认理论”为中心的批判理论与法兰克福学派传统的批判理论具有很大不同，可以说前者是对后者的继承、发展和超越。因此，合理汲取和借鉴批判理论关于承认的思想资源，有助于拓宽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问题域。哈贝马斯从人性的生成论和建构论出发，深刻揭示了意义世界之建构性特征，使传统批判理论摆脱了脱离实际和不接地气的困境。实际上，哈贝马斯倡导立足于主体间性的商谈政治本身就蕴含着承认的基本要素。后来，霍耐特将“主体间性理论”改造为“承认理论”，进一步彰显了承认的重要性。霍耐特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了哈贝马斯的社会交往理论，“从相互承认角度阐释自我认同的生成，从而开启了新型人学的承认维度”[9]。
霍耐特指出，规范的理论定位随着社会正义之核心概念的变化而逐渐改变。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社会的规范目标已从“消除经济上的分配不公”转移到“避免羞耻或蔑视”。因此，他将“人的尊严”置于社会批判理论的核心，并将“尊严”作为社会正义的基本原则。他认为，在公共生活中，社会成员平等参与是以个体认同有关的尊严为主要目标的。实际上，“只有在共同合作中，主体才能真正理解‘我们的生产共同联盟’，主体才能懂得互惠地相互承认，是他们自身的互补需要”[19]。实际上，在物与人的关系中，人具有优先性。“事物作为实现人的某种目的的手段具有相对的价值；与此不同，人格不是其他什么东西的手段，而是‘目的本身’具有绝对的价值。这时，他从作为个别的人格尊严的根基中，发现了作为普遍的人性的尊严。”[20]霍耐特与弗雷泽围绕“承认与社会正义之关系”的争论为人们深入理解社会公平正义问题的规范性基础提供了新视角，尽管二者之间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差异，但他们都拒绝“经济主义的观点”，认为“它会把承认简化为仅仅是分配的一个附庸”，并共享一个根本前提：对正义的精准理解至少包含两组关系：其一是，在福特主义时代主要是“为分配而斗争”；其二是，在21世纪主要是“为承认而斗争”。“如今，有必要借鉴承认理论的‘多元正义’构想，为深入理解转型中国的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提供某种理论参考。”[21]
马克思是在规范意义上使用正义概念的。马克思在推进其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时，并没有消解正义观念，而是在强烈的价值担当的承诺中，厘定了其阐发正义思想的独特路径，使其正义观念呈现出异质于自由主义正义观的几个重要特质：其一，马克思的正义观不是一种补救性的社会价值，而是在革命之问题意识下确立起来的思想规范；其二，马克思的正义观不是基于所有权的，而是基于“人的自我实现”的；其三，马克思的正义观不是超历史的，而是在历史性的视域内提出来的。[22]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正义与不公正内在相关。“正义实际上从未被人们直接经历过，相反，我们所经历的都是不公正；同时，正是通过不公正的经历，我们形成了关于正义的观念。只有通过思考那些用于克服不公正的事物，我们其他的抽象的正义概念才能获得内容。”[23]可见，“否定即规定”，这对于正义而言同样适用。
关键在于把正义看作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它至少包含三种维度：经济维度、文化维度和政治维度，分别对应“再分配”“承认”和“代表权”。正义不同维度正是通过社会斗争在历史过程中逐渐展现的。总体上看，霍耐特的承认理论乃是一种“力求把福科历史著作的社会理论内涵整合到交往行为理论构架中的努力”
。为此，他从黑格尔耶拿时期“为承认而斗争”模型出发，阐明一种具有规范内容的社会理论基础，用自己的“承认理论”补充哈贝马斯之“交往行为理论”的不足。在霍耐特看来，“唯有如此，才能弥补哈贝马斯给予商谈民主理论所带来的社会批判力度的弱化等缺陷，进而才能将社会哲学理解为一种‘社会病理学’，真正实现社会批判理论的‘解放’旨趣”[24]。霍耐特从相互承认关系结构内部的规范要求来解释社会变革的过程，认为“社会生活的再生产服从于相互承认的律令，因为只有当主体学会从互动伙伴的规范视角把自己看作是社会的接受者时，他们才能确定一种实践的自我关系”
。因此，在社会领域，“个体对社会所抱有的规范性期望，会直接针对各种普遍化他者对他们能力的社会承认”[18]。“蔑视”作为对应于承认关系的否定等价物其实质是拒绝承认或承认的否定与剥夺。霍耐特理论建构的主要内容是从主体间性视角将社会秩序区分为三种不同的承认领域，并对每个领域的承认原则、个性维度和实践自我关系以及相应的蔑视形式、蔑视对象和蔑视后果等进行了系统分析。
值得追问的是：批判理论是否已经“弱化”甚至被“驯化”，只能在承认现有制度的基础上诉诸于一种商谈民主政治和相互承认的政治伦理文化？那种激进的反抗社会现实的革命与批判精神哪里去了？显然，新批判理论已丧失了革命和激进的反抗精神。王凤才教授提出的“批判的妥协理论”构想对我们有启发，正如他所指出的，“妥协理论”会弱化批判理论的“批判性”，但也许会增加批判理论的“现实性”。虽然在“后革命时代”和“后真相时代”，我们无法苛求霍耐特坚定坚持改变现状的革命精神，虽然霍耐特的批判理论契合西方多元文化主义群体获得平等承认的政治诉求，但不可否认他的理论具有不可忽视的保守性。面对现代国家对社会控制的加强，面对经济全球化和资本逻辑对整个世界的宰制，面对民粹主义的异军突起，霍耐特所主张的重建一种平等互惠的社会自由制度，以纠正现时代的各种不正义则显得苍白无力。当代中国学者不仅要学会“对着讲”，而且更要学会“接着讲”。王凤才的“社会承认关系结构表”[25]无疑是“接着讲”的有益尝试。
综上所述，正是以这种承认理论为基础，霍耐特建构了一种基于承认理论的多元正义构想。这种理论构想认为，社会正义“是根据在个体的认同型构以及自我实现能够充分进行的情况下，保证相互承认状况出现的能力程度来衡量的”
。霍耐特基于承认理论的多元正义构想对于深入分析当代中国的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具有借鉴意义。仔细分析，马克思主义则为霍耐特提供了“斗争”和“解放”概念。从马克思到霍耐特经历了一个从“劳动逻辑”到“承认逻辑”、从“社会平等”到“社会自由”的转变。比较而言，从人与自然出发，马克思格外关注“劳动与解放”，从人与人关系出发，霍耐特格外注重“承认与正义”。在霍耐特看来，对资本主义阶级社会进行分析和批判应当参照“承认逻辑”而非“劳动逻辑”。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所以应当受到批判，“主要不是因为物质上的剥削，而是因为劳动阶级被剥夺了获取尊严、尊重所必需的条件，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承认关系受到破坏”[26]。因此必须在“自我”与“他者”的良性互动中重新理解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引导当代人从“我”走向“我们”。如所周知，“我”的成长与社会化离不开“我们”。“现实的个人”始终是“我们”中的“我”，而“我们”之外又必须有“他人”。现实的个人如果要走出“主人-奴隶”的困境，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就要树立“成为一个人，并尊敬他人为人”
。一句话，从“我”走向“我们”，就是要实现，国家因为有“我们”才强大、社会因为有“我们”才正义、人民因为有“我们”才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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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Recognition Theory of Critical School
ZhangYantao
School of Marxism，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Abstract： Social criticism is the academic and spiritual symbol of Frankfurt school. The important function of social criticism theory is to cut into social reality in a philosophical way. The narrow sense of “social criticism theory” is almost synonymous with the “Frankfurt School”. The tension and conflict situations under the globalization are the real reasons for the theory of recognition and its controversy entering the public domain. The theory of recognition of critical school came into being. The theory of recognition is the contemporary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critical theory.The theory of recognition of the social critical school is a“rich mine of thought”of contemporary Western Marxism,and its excavation helps Chinese scholars to understand and grasp the main ideological resources and theoretical trends of contemporary Western Marxism. For contemporary Chinese scholars, the current important academic work may not only be engaged in general conceptual research, inter-generational division, and normative definitions.Instead, it uses the“world vision”to understand and grasp the new development of social critical theory in the contemporary west. Finally,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theory of recognition and its completed theoretical transformation, the essence of thought, and contemporary values.
Keywords： Theory of Recognition； Social Criticism； Critical School； Frankfurt School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2921（2019）05-020-007
基金项目： 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全球视野下中国话语体系建构与中国话语权提升研究”（16BKS09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张艳涛（1977-），男，黑龙江庆安人，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人学、能力理论、社会结构理论和力量转移理论研究。
责任编辑：吴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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