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宫秋》对“昭君和番”母题的突破和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昭君论文,汉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964(2002)02-0066-04
《汉宫秋》是马致远的代表作，取材于西汉时期“昭君和番”的故事，但作者却从现实的时代要求出发，去审视这一历史故事，抓住古与今的契合点，来借古讽今，成为一部富有现实意义的历史悲剧。像这类历史题材的作品，适合运用“原型批评”的方法来分析。“原型批评”是瑞士心理学家荣格关于“民族心理积淀”理论在文学研究中的运用。这一批评方法的优点在于勇于追溯原型的思维方式，在分析某一作品时，注意考察它的“基本母题”（题材类型），寻找这一“基本母题”的源头、在文学史上的发展变化，然后再回到这一作品，看它对前代同一母题的作品有何继承和发展，体现了怎样的时代特点，从而正确评价其思想、艺术价值，研究视野较开阔。本文拟采用“原型批评”的方法，从“昭君和番”这一基本母题的源流演变中探讨《汉宫秋》的独特价值。
一、“昭君和番”故事的原型阶段——汉代
“昭君和番”故事最早见于班固《汉书》的记载。《汉书·元帝纪》载：
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诏曰：“匈奴郅支单于背叛礼义，既伏其辜，呼韩邪单于不忘恩德，乡慕礼义，复修朝贺之礼，愿保塞传之无穷，边垂长无兵革之事。其改元为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庭王樯（嫱）为阏氏。”
《汉书·匈奴传》也记载说：
“竟宁元年，单于复入朝，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王昭君号宁胡阏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师，为右日逐王。
这两条记载说明，在汉匈和亲的历史背景下，昭君是作为礼物赐给匈奴呼韩邪单于的，其命运带有一定的悲剧性。
范晔的《后汉书·南匈奴传》丰富了这一故事的内容和悲剧色彩：
昭君字嫱，南郡人也。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影）裴回，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
它比《汉书》的记载增加了两项内容：一是对昭君美丽容颜的描写；二是“积悲怨”负气出走的情节。这使昭君形象带有较强的悲剧性和反抗性。从“昭君和番”故事的原型阶段来看，昭君是政治婚姻的牺牲品，是一个红颜薄命的典型，引起人们深切的同情和惋惜。因而“昭君和番”成为历代文人喜欢歌咏和描写的题材，仅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中所收宋代以前的乐府体诗，以昭君、明君、明妃为题的就有53首之多。
二、“昭君和番”故事发展、变化阶段——魏晋六朝唐宋
到了魏晋六朝时期，“昭君和番”的故事又有了较大的改变。石崇的《王明君词》，把王昭君自愿请行，改为被迫出塞，说她一路上“哀郁伤五内，泣泪湿朱缨。”到匈奴后，虽被拜为王后，也心里不是滋味，“殊类非所安，虽贵非所荣。”“昔为匣中玉，今为粪上英。”晋朝葛洪托名汉代刘歆写的《西京杂记》，增加了画工毛延寿等丑画昭君而导致其含恨远嫁的情节，《西京杂记》卷二：
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案图召幸之。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匈奴入朝，求美人为阏氏。于是上案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善应对，举止闲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于外国，故不复更人。乃穷案其事，画工皆弃市。籍其家资，皆巨万。画工有杜陵毛延寿，为人形，丑好老少必得其真。……同日弃市。
“昭君和番”故事在六朝发生这样的变化，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一是当时汉族政权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矛盾日益激烈，不久即形成南北朝局面，北方全被少数民族占有。汉人有一种民族仇视心理，要严“华夷之辨”。孔子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无）也。”[1](P86)在民族矛盾尖锐时，这种严“华夷之辨”的观念更强烈了，因而把王昭君远嫁匈奴当做一种民族耻辱。二是六朝是门阀贵族的统治，“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出身寒门的才志之士受门阀贵族的排挤而壮志难酬。失意文人借昭君貌美被丑画而不被宠幸抒发自己有志难伸的悲愤，以昭君拒绝行贿表现自己不趋炎附势的高洁人格，以画工被斩，抒发他们对阻塞贤路的门阀贵族的愤恨。在“昭君和番”这一历史题材的创作中积淀着当时的民族心理。
唐代歌咏昭君的诗歌基本上是沿着六朝的倾向发展的。如李白的《王昭君》：“汉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一上玉关道，天涯去不归。汉月还从东海出，明妃西嫁无来日。燕支长寒雪作花，蛾眉憔悴没胡沙。生乏黄金枉图画，死留青冢使人嗟！”杜甫的《咏怀古迹五首》其三：“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其主题是从严“华夷之辨”的观念派生出来的，大都不出小人构陷、红颜薄命、远嫁异国的范围。
宋代的昭君诗又翻出新意，较著名的是王安石的《明妃曲》和欧阳修的《和王介甫明妃曲》二首。王诗说：“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欧诗说：“汉宫有佳人，天子初未识。一朝随汉使，远嫁单于国。绝色天下无，一失难再得。虽能杀画工，于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二诗都讽刺皇帝的昏庸无情，同情处于无权地位的妇女的不幸命运，并借女子失宠写志士失意。“昭君和番”母题在宋代的这种变化，与宋代皇帝多昏庸暗弱有关。王安石在《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中就曾指出：“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无亲友群臣之议；人君朝夕与处，不过宦官女子；出而视事，又不过有司之细故；未尝如古大有为之君，与学士大夫讨论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势，而精神之运，有所不加；名实之间，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见贵，然小人亦得厕其间；正论非不见容，然邪说亦有时而用。”[2](P434)一针见血地指出宋朝历代皇帝因循守旧、昏庸暗弱的弊端。
三、《汉宫秋》对“昭君和番”母题的突破和创新
（一）把个人悲剧深化为时代悲剧，借汉匈矛盾影射元与宋、金的矛盾，表现出反对民族压迫的爱国主题。以前“昭君和番”题材的作品，不论是写昭君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被当做礼物赐给匈奴，也不论是写画工丑画、远嫁异国，还是写君主昏庸无情、红颜薄命，都着眼于昭君个人的悲剧命运。而马致远则把“昭君和番”写成匈奴民族压迫严重、汉朝上层腐败的结果。作者把故事改为汉元帝时国势衰微，匈奴强盛，奸臣毛延寿向王昭君索贿不成，丑画昭君。昭君以琵琶倾诉心中的孤独、苦闷，被元帝发现，二人一见钟情，感情深厚。毛延寿惧祸，带着昭君的美人图叛逃匈奴，怂恿呼韩邪单于以大兵压境，强夺帝王爱妃，满朝文武贪生怕死束手无策，齐劝皇上忍疼割爱。王昭君“怕江山有失”，毅然割舍了与元帝的爱情，出塞和番。临行时脱下汉家衣裳，不愿以色事敌，行至汉匈交界的黑龙江，投江自尽，以身殉国。匈奴单于受感动，把毛延寿交给汉朝处斩。在强盛的汉代，不可能出现匈奴以大军压境强夺帝王爱妃的事情，倒是元朝灭金、灭宋之时，抢掠了宋金的后妃、公主和大批宫女。比如作俘虏的宋宫人郑惠真就发出了“琵琶拨尽昭君泣，芦叶吹残蔡琰啼”的悲叹。元灭南宋时，许多宋人坚贞不屈，壮烈殉国，像作《过零丁洋》诗的文天祥，和抱帝跳海的陆秀夫等，实为王昭君的写照。而另一些宋官员则望风而降，为虎做伥，实为毛延寿的写照。据刘世德先生《从元淮的五首诗谈元杂剧的几个问题》一文的考证，《汉宫秋》写于元朝刚刚灭掉南宋之时，这个剧是对元灭金、灭宋的历史转折时期的民族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反映，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剧本借古讽今，一方面通过汉元帝、王昭君这一对爱侣的生离死别，含蓄地揭露了元朝统治者的民族压迫。另一方面又通过歌颂王昭君为保全国家民族利益，不惜牺牲个人幸福和生命，批判朝臣们的腐朽无能和卖国贼的投敌叛国，寄寓作者的历史兴亡之感和民族意识。因此，马致远的《汉宫秋》所写的已不再是昭君的个人悲剧，而是中原各族人民饱受民族欺凌而不屈抗争的时代悲剧。
（二）突破了以前作品中塑造的王昭君自悲、自怜的“薄命女”形象，塑造出具有悲壮美和崇高感的王昭君的悲剧形象。王昭君是《汉宫秋》中惟一的一个被剧作家全面肯定的悲剧人物形象，她使以往任何同类题材中的昭君形象相形见绌。作者把王昭君放在正义与非正义的矛盾冲突中来塑造。首先，作者将王昭君的身份由“良家子”改为农家女儿，不仅具有美丽的容貌，更具有正直的人格。中大夫毛延寿把她选入宫中，并许愿说，如送百两黄金，即“选为第一”。昭君一则因“家道贫穷”，无钱贿赂；更重要的是她“倚容貌出众，全然不肯”，对“选为第一”、马上受宠幸的荣华富贵，不愿以行贿舞弊的不正当手段获得。正是她这种正直高傲的性格惹恼了毛延寿，点破其画像，导致了她的不幸命运。从这里已可以看出王昭君已经不是一个任凭命运摆布的“薄命女”了。
番使催索昭君，使悲剧的冲突达到高潮，矛盾的焦点集中到昭君身上。是否去和番？懦弱的汉元帝与屈辱的满朝文武束手无策。而王昭君却深明大义，在此民族危亡的紧迫时刻，毅然割舍了与汉元帝的爱情，以身赴国难，“情愿和番”，保卫了国家的安宁。走到汉匈交界的黑龙江，她为了抗议匈奴的民族压迫，维护民族尊严和人格尊严，纵身投江，壮烈殉国。当时那种胡强汉弱、毛延寿卖国求荣、匈奴恃强要挟的形势，与王昭君的性格之间构成了尖锐的冲突，并成为昭君悲剧发生的必然性因素。王昭君的“和番”、“殉国”，虽然是迫于形势，还不能称之为是完全“自愿”，但是这个“形势”却是国家的需要，民族的召唤。响应这样的“形势”，正好表现了昭君无私、无畏、以大局为重的美好品德，表现了昭君对自己命运的掌握。马致远竭力在正义与非正义的激烈冲突中表现王昭君舍身救国、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刚烈性格，充满了悲壮美和崇高感。正如黑格尔在《美学》第一卷中所说：“人格的伟大和刚强只有借矛盾对立的伟大和刚强才能衡量出来。”马致远塑造的昭君形象，就是一个爱国的昭君，抗争的昭君。她既慷慨赴国难，又保持高贵的人格。她那短暂的一生，简直像一曲美丽凄婉而又壮烈的绝唱，让人品味不尽。在民族压迫沉重的元代，具有鼓舞人心的悲剧力量。正是由于昭君形象的夺目光采，才使《汉宫秋》获得了永久的魅力。
（三）把抒情诗的手法运用到戏剧创作中，使《汉宫秋》具有诗剧特征。作者以人物的意识流动为线索，把实景与虚景、幻觉与错觉相交融，构成富于诗意的意境，表现汉元帝送别昭君时凄厉痛楚、精神恍惚的心理状态。曲词富于音乐美。这就使《汉宫秋》具有诗剧特征。如第三折《灞桥饯别》中［七弟兄］等四支曲子：
［七弟兄］说甚么大王不当恋王嫱，兀良，怎禁他临去也回头望！那堪这散风雪旌节影悠扬，动关山鼓角声悲壮。
［梅花酒］呀！俺向着这迥野悲凉。草已添黄，兔早迎霜，犬褪得毛苍，人搠起缨枪，马负着行装，车运着糇粮，打猎起围场。他他他，伤心辞汉主；我我我，携手上河梁。他部从入穷荒，我銮舆返咸阳。返咸阳，过宫墙；过宫墙，绕回廊；绕回廊，近椒房；近椒房，月昏黄；月昏黄，夜生凉；夜生凉，泣寒螀；泣寒螀，绿纱窗；绿纱窗，不思量！
［收江南］呀！不思量，除是铁心肠！铁心肠，也愁泪滴千行。美人图今夜挂昭阳，我那里供养，便是我高烧银烛照红妆。
（尚书云）陛下回銮罢，娘娘去远了也。（驾唱）
［鸳鸯煞］我煞大臣行说一个推辞谎，又则怕笔尖儿那火编修讲。不见他花朵儿精神，怎趁那草地里风光？唱道伫立多时，徘徊半晌，猛听得塞雁南翔，呀呀的声嘹亮，却原来满目牛羊，是兀那载离恨的毡车半坡里响。
［七弟兄］写汉元帝不忍昭君离去的痛苦心情，以弥漫的风雪中飘荡的旌旗影子、凄厉悲壮的鼓角声等实景，烘托汉元帝的悲凉心境和对昭君旅途艰辛的担忧。［梅花酒］上半部分描写汉元帝极目远望昭君远去的地方，昭君的人影儿已不可见，只留下空旷凄凉的原野，枯黄的秋草，乱蹿的白兔，褪毛的苍狗，打猎的队伍。一景一物，都染上了悲凉的色调，烘托出元帝悲凉孤独的心情。下半部分和［收江南］是由实入虚的想像。汉元帝设想回到汉宫后秋夜孤独凄凉的情景，出现了汉宫空寂、月色昏黄、寒螀如泣、独对美人图的幻觉。尚书云：“陛下回銮罢”，把元帝从幻觉中惊醒过来。但马上又产生了错觉，如［鸳鸯煞］，在痴想中，错把昭君北去毡车的声音，当做是大雁南归，传来了昭君的音信，思念昭君已到了如痴如醉、精神恍惚的地步了。同时［梅花酒］采用急促的旋律，顶真、重叠的修辞，既很好地表现了汉元帝像螺旋一样越转越紧的痛苦心情，又使曲词富于音乐美。正如王国维所说：“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出其口。”[4](P392)情、景、事交融，诗与剧结合，为历代评论家所赞赏，也对后世“昭君和番”母题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纵观“昭君和番”母题的源流演变和《汉宫秋》对这一母题的突破与创新，我们可以得到两点启示。一是历史题材的作品都不是对那段历史的复原，而是请出古代的“亡灵”，来表达当代人的思想愿望和审美趣味，作品中积淀着那个时代的民族心理。二是我们评价这类作品时，不要太拘泥于历史真实，更多地应从当时的社会特点和人们的思想观念、审美趣味入手，看作家在理解社会、人生这些课题时体现的思想高度和艺术独创性。《汉宫秋》正是由于“倾注了马致远对社会和人的命运的关心，表达了他对黑暗现实的愤懑心情”[5](P52)，才成为“昭君和番”母题创作史上的一块里程碑，他的创作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收稿日期：2001-0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