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价值观的变迁及其双重后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价值观论文,改革开放以来论文,后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及其变迁的研究已经很全面、很深入，对其变迁也进行了各种不同的概括。我们认为，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实际变迁中可以看到，以下四种概括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变迁具有普遍和深刻的解释力，这就是：从一元价值观向多元价值观转变、从整体价值观向个体价值观转变、从神圣价值观向世俗价值观转变、从精神价值观向物质价值观转变。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变迁的总体镜像。同时还要看到，这些转变都具有正反两方面的意义。
一、一元价值观向多元价值观转变
在讨论一元价值观向多元价值观的转变之前，有必要先界定一元价值观和多元价值观之所指。一元价值观与多元价值观，首先是指一个社会中价值观在数量上的多寡，一元价值观往往是指一个社会只有或基本上只有一种价值观，多元价值观则表明一个社会拥有两个以上相互作用的价值观；其次是指一个社会中不同价值观所具有的不同地位和作用，如某种价值观在某个社会具有核心价值观的地位并发挥着对其他各种价值观的主导作用，那么，这种价值观就具有“一元”的性质，而其他价值观则往往用“多元价值观”来表示。再次是指具有始源性和最终解释性的“始基”或“始元”，即一元价值观对其他各种价值观具有逻辑上的先在性和始源性，其他各种价值观在逻辑上都要到一元价值观及与一元价值观的关系中寻求合理性解释。
改革开放前30年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典型的一元价值观的社会。建国以后，中国逐渐形成了以单位制的社会结构、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单一化为特征的社会结构，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这种社会结构使中国社会总的来说是以一元价值观为特征的。这种一元价值观或者表现为“集体主义”，或者表现为“理想主义”、或者表现为“精神至上主义”……而这些又往往就是一个东西，是一个事物的不同方面。在这里，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整个社会都奉行一种价值观，也就是所谓的一元价值观。这种一元价值观既是社会的主导价值观，又基本上是社会的唯一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状况虽然对统一人们的思想和意志、凝聚各种不同的社会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却使社会价值观出现单一化的现象，人们的思想观念僵化，更不可能使社会价值观出现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局面。由于某种价值观处于绝对的统治和主导地位，而其他价值观处于绝对的边缘地位，甚至被剥夺了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因此，总的来说，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除了以各种政治运动为载体所表现出来的虽然激烈却是表层的价值观斗争之外，从社会的深层结构看，是不可能发生价值观冲突的，社会价值观是高度同质的，用涂尔干的话来说，就是一种机械团结的社会。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以社会结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的改革和社会的全方位开放为前提的社会转型，中国社会的价值观日益出现多元化的趋势。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多元化的事实已无人表示怀疑和异议，人们意见不一的已是如何看待价值观的多元化、价值观多元化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一元价值观与多元价值观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等等。就一元价值观与多元价值观的关系而言，当前中国社会既强调对社会各种价值观具有导向意义的一元价值观的地位和作用，也允许多元价值观的共存。应该说，一元价值观与多元价值观再也不是以前那种“统治与被统治”、“排斥与被排斥”的关系，而是“一元导向与多元取向”、“共存与冲突”的关系。与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社会不同的是，在一元价值观与多元价值观共存的社会，必然产生一元价值观与多元价值观以及多元价值观之间的碰撞和冲突。这并不是中国当前社会转型期所独有、而是在任何社会转型时期都存在的普遍现象。
从一元价值观向多元价值观的转变，交织着积极与消极两方面的意义。一元价值观的社会有着共同的价值标准和普遍的超越意志，这种共同标准和超越意志要么是通过宇宙道德论或上帝意志论表现出来，要么是其价值目标指向人类社会演化的某个理想状态和历史终点。共同而绝对的价值标准和普遍的超越意志自然要求这个社会有一个大一统的一元价值观，并对其他价值观进行高度钳制和禁锢。一元价值观向多元价值观的转变则打破了过去一元价值观一统天下的局面，这就在价值观上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活力源泉，人们的自由意志可以得到充分发展，人们在职业和生活方式等各个生活领域可以进行自由而多元的选择等等。一元价值观向多元价值观的转变无疑为改革开放不断开辟着无限的价值空间。
然而，从一元价值观向多元价值观的转变完全可能导致、事实上也已经导致一些负面的效应和后果。多元价值观在其本性上是诉求反普遍主义和反本质主义的，无中心、无本质、无差别成为了多元价值观社会的基本特征，这必然消解一元价值观时代的绝对价值标准，社会价值观出现了断裂、分化、分层、离散化和碎片化，从而失去了共同的价值基础和主导整合力量。社会评价标准的多元化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价值观相对主义、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常常看到一幅众神狂欢的价值观混乱和众声喧哗的价值观混战局面，这对一元价值观和主导价值观构成明显的挑战和威胁。
二、整体价值观向个体价值观转变
我们在这里使用“从整体价值观向个体价值观转变”的提法，而未使用人们通常所说的“从集体价值观向个人价值观”转变的提法，仅仅是因为整体主义是一个比集体主义外延更广的概念，“整体”概念涵盖了包括集体在内的从人类、国家、社群、政党、阶级、家庭以及两个人以上所构成的“社会”等等一切群体性组织，集体主义只是整体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定称呼；同时，为了避免将“个人价值观”误解为个人主义价值观，故使用“个体价值观”的提法。实际上，整体价值观与集体价值观、个人价值观与个体价值观是完全可以通用的。
关于整体价值观与个体价值观及其相互关系，往往被当作价值观的基本问题或核心问题。它们不仅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变迁，而且也涉及中国传统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的关系。人们通常认为，近代以来的西方价值观是个人主义的，或者说，个人主义是近代西方价值观的思想基础，并且贯穿于近代西方价值观念体系的各个方面，体现了近代西方价值观念的根本性质。而中国传统价值观是整体主义的，整体主义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思想基础，贯穿于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方方面面，体现了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根本性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已经从整体价值观转变为个体价值观。我们已经指出，在改革开放前的30年中，集体主义与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单位社会和集权政治等密切关联、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并且是这些因素的必然产物。单一公有制必须以集体主义为价值取向才能得以真正维护，作为以公有制为唯一所有制形式的价值基础，只能是以维护公有制和集体利益为己任的集体主义。同时，计划经济必须以集体主义为价值取向才能得以贯彻执行，人们通常将计划经济时代称之为“集体化”时代，这除了经济上的集体化之外，实际上还包含了计划经济以集体主义为价值取向的意味。此外，单位制的社会结构必须利用集体主义价值取向的“单位精神”才能顺利运行。最后，权力高度集中的一元化领导只有以集体主义为价值取向才能得以广泛推行，集体主义强调个人服从集体、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可见集体主义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利益原则，而且是一个政治原则和组织原则。集体主义价值观可以这样表述：在社会主义社会，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它们没有根本利害上的冲突，因此，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是可以兼顾的；但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在特定的时候也有不一致甚至发生矛盾和冲突的时候，这时，个人利益应该服从集体利益，甚至无条件地服从集体利益，在必要的时候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然而，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矛盾往往是一种常态，于是我们总是在强调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这样，集体对于个体而言就必然成为了不能保护自己利益的“虚幻的集体”。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单位社会的终结以及政治权力向公民权利的转型，人们终于发现，原来所主张和奉行的集体主义，实际上是将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对立了起来，即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一律强调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甚至一味地以集体利益压制个人利益。其结果就是严重挫伤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于是，人们经过反思，开始形成两种不同但相互联系的价值诉求：一是“建设性地”主张一种“新”集体主义，以“现实的集体”取代“虚幻的集体”。所谓“现实的集体”，不是理论上所虚构的集体，而是现实生活所必需的集体，也就是把个人及其利益作为集体及其利益之有机组成部分、而集体则因保护个人利益而成为必要的集体。这样，集体与个人成为相互需要的统一体，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矛盾在相互需要中得到解决。在这里，实际上已经暗含着个人利益是集体利益的逻辑前提。这个逻辑前提为改革开放以来整体价值观向个体价值观转变提供了合理性依据。二是“破坏性地”拒斥和反叛过去那种无视个人权利的“虚幻的”集体主义，毫不隐讳地主张以个人权利、个人独立、个人尊严等个体价值为核心的个人主义价值观。这就必然使过去的那种集体主义价值观转变为个体价值观。除此之外，由于市场经济内在地是契约经济，而契约经济是以个体的平等、权利、独立性和自由意志为基础的，因此，市场经济也内在地要求以个体的平等、权利、独立性和自由意志作为自己的价值基础，这也使整体价值观向个体价值观的转变成为市场经济的一种内在要求。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绝不能把整体价值观向个体价值观的转变误解为整体价值观向自利(或利己)价值观的转变。个体价值观当然蕴含着自利和极端个人化的可能，但绝不等于自利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价值观。个体价值观的核心含义是对个体价值和个体独立性的合理肯认。就此意义而言，有学者认为“个体独立化”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一个“本源性的进步”。①即使是对近代西方以来的个人主义，也不能简单化和教条化地理解为利己主义，遗憾的是，“甚至到今天，中国人也很难了解西方的个人主义。一提到个人主义就是自私自利，惟利是图。而在西方人那里，‘个人主义’(‘我’)则是一个美丽的字眼，意味着个人人格的独立、个人不可被侵犯的权利、个人自由、个人平等等观念”。②由此，整体价值观向个体价值观的转变对于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无疑具有不可低估更不可否认的重大意义。
当然，正因为个体价值观确实又蕴含着自利的因素和极端个人化的可能，因此，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整体价值观向个体价值观转变的过程中，也确实出现了明显的利己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个人原子化倾向，并全面渗透到了社会领域的方方面面，从而导致社会价值观和道德观的“个人化塌陷”，以至于说当前的中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价值危机和道德危机绝不是言过其实和危言耸听。
三、神圣价值观向世俗价值观转变
我们这里讲的神圣价值观，当然包括宗教，但主要还不是宗教。就如古希腊时期那样，“宗教虽然是神圣价值观的起点和基础，但并不是神圣文化的全部。西方前现代文化传统可以被看作三个民族精神的整合，即希腊哲学的理性精神、希伯来的宗教精神和罗马的法治精神，这三者不能全被归结为宗教，但都归属于神圣价值观”。③因此，宗教固然是神圣的东西，但本来按宗教标准为“世俗”的东西也可以神圣化而被奉为神圣的东西，即以世俗为神圣。
对中国而言，如果说传统中国社会还可把所谓儒教、道教、佛教看作是宗教，因而具有宗教神圣价值观的话，④那么，对改革开放前30年主张彻底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中国社会而言，却在无宗教的前提下盛行着“以世俗为神圣”的神圣价值观，即这种神圣价值观主要是指被宗教化(或准宗教化)和被神圣化的具有某种理想主义色彩的政治伦理价值观，或者说是一种政治宗教。这种政治伦理价值观实际上是把在宗教看来很世俗的东西神圣化了，就像资本主义社会把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等等经济伦理价值观作为人们信奉的神圣价值观一样。改革开放前30年的中国政治伦理的神圣化集中体现在合作社、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政治乌托邦、政治理想主义和革命政治教条，形成了“理想—神圣”、“革命—神圣”的价值观模式。譬如，那时常常把理想称为“神圣的理想和革命的理想”、把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称为“神圣的事业和革命的事业”，把政治参与如选举投票看做是“神圣的一票”，在职业选择时为了消弭职业的贵贱之分而将所有职业都说成是“神圣而高尚的职业”，甚至为了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性而把具体工作或劳动也说成是“神圣的工作”，如此等等，更遑论搞领袖崇拜的造神运动的“神圣性”了。这些政治伦理的神圣价值观具有自身的时代特点，即神圣价值客体的世俗性、神圣价值理想的空洞性和神圣价值形式的准宗教性。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开始了现代化进程。按照通常的现代化理论，现代化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一个世俗化的过程。而世俗化与神圣化的祛魅又是同一个过程，这就意味着神圣价值观的解构与世俗价值观的建构是同时发生的，或者说神圣价值观开始向世俗价值观转变。其中作为神圣价值观之重要表现形式的理想价值观最能说明这种转变的实质。理想与神圣总是联系在一起的，理想本身就具有神圣性，只有神圣的事物才能成为理想的对象，也只有成为理想的东西才具有神圣性。正因如此，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高扬理想主义的旗帜，并按照理想主义去设计和实践社会理想目标。但是，由于理想超越了生产力发展水平，超越了人们的觉悟程度，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理想的准宗教化、革命化和空洞化。在改革开放之前，理想表现出宗教那样对偶像崇拜式的狂热，所以它具有一定的宗教化色彩，一切神都死了，“剩下的就是内在的和理想的神”⑤；革命不仅变成了一种高调的口号，甚至逐渐转变成了人们所信奉的理想，理想总要冠以“革命”的外衣，即“革命的理想”。所谓革命的理想，不仅是说理想具有革命性，而且指革命本身就是理想，这样，在一种“理想主义”时代，“革命”就是一个最时髦的话语，甚至是衡量一个人是否有理想的标尺；理想的准宗教化和革命化，使当时中国社会为人们所设定的理想具有明显的宏大叙事的色彩，宏大叙事的理想与人们的生活理想严重脱节，因而对于老百姓而言，这种宏大理想就是空洞的。然而，理想的被扭曲，加上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方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侵入，特别是市场化本身所具有的特性，致使改革开放之后原来那种宏大叙事的理想逐渐失落甚至出现了所谓理想危机，逐渐取而代之的是社会价值观的日益世俗化，以致迄今为止世俗化的价值观甚嚣尘上。如果说在20世纪80年代虽然世俗价值观正在逐渐形成，但仍然还是一个以“主义”为特征的话语时代和理想主义时代的话，那么，到了20世纪90年代，世俗化的价值观就完全将原来具有神圣性的理想价值观挤压到边缘地带，不仅如此，甚至“崇高”也已成为人们嘲弄的对象。人们开始追求一种“过平常日子”的世俗化的生活，过去那种宏大的神圣化的理想开始被日常生活或生活理想所取代。理想被从“天上”降落到了“人间”。这无疑是社会价值观的一大进步。
但是，世俗价值观所必然导致的一个后果就是人文精神的失落和对终极意义和价值的淡漠，以及理想和英雄被各种偶像所替代，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已变身为一个空洞的能指，一段遥远的记忆，以及我们生活中的“他者”。也许，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仍然是人们所呼唤、所需要和被感动的美好的东西，但却很少有人去身体力行地践行了。人生已经无需反思，思考和追寻人生的意义已经变得没有意义。教育只教学生知识、技能和谋生的手段，甚至把学生直接变成一种自为自利的工具，德育则成为了不论是对教育者还是对被教育者都是一种“被要求”的东西。追逐、崇拜和成为偶像已是当今青少年最大的理想。无可否认的是，在弥漫着世俗价值观的中国社会，理想迷失了。
四、精神价值观向物质价值观转变
“精神价值观”和“物质价值观”与“神圣价值观”和“世俗价值观”是密切相关的。譬如，一般而言，神圣价值观可以划归精神价值观的范畴，而世俗价值观最终要用物质价值观来加以说明和体现。因此，本来可以把它们放在一起加以讨论。但是，精神价值观和物质价值观与神圣价值观和世俗价值观毕竟又不能完全等同。如果说神圣价值观和世俗价值观主要是从价值主体的一种价值追求的角度而言的话，那么，精神价值观和物质价值观则主要是从价值主体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这两种生活态度以及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这两种价值世界的角度而言的。人都生活或生存于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之中，因而也就有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这两种生活领域和生活状态。
改革开放前30年的中国社会一直将精神生活置于物质生活之上，崇尚精神高于物质，精神是高尚的，而物质是卑琐的，这样，就把精神价值观置于至高无上的甚至神圣的地位，而极力贬损甚至打击对物质利益的追求。然而，改革开放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大众的精神生活，以及对精神价值观的崇尚，并未表现在文化生活上，因为那时的文化生活本身是极其贫乏的；更未表现在心灵生活上，因为以心灵生活为核心的审美需要、求知需要、怡情需要以及终极探究的需要，是受到各种限制性条件的严格局限而很难产生的，这些限制性条件包括匮乏的物质和贫穷的生活、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停滞和受到严重冲击的教育以及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残酷的阶级斗争和政治革命；而心灵生活中的成德需要和信仰需要，却又是被政治化或泛政治化的，因而严格说来它们在那时的特定环境下并不是精神需要，而是政治需要；至于心理生活，则由于其隐秘性和复杂性，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依个人遭际和心境不同而人人相异，但可以肯定的是，那时人们的心理生活感受是不好的。那么，改革开放前所谓“崇尚精神生活”的精神价值观究竟表现在哪里呢？无他，只能表现在政治生活即政治运动和政治需要之中。
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以及对过去那种精神价值观被政治化的反动，全社会的价值重心和价值取向随之逐渐从精神价值观转向物质价值观。马克思的名言“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人们的利益有关”，成了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对物质利益追求的理论武器。邓小平也尖锐地指出，“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⑥完全可以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物质利益和物质价值被赋予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政治正当性和道德正当性，物质利益和物质价值成了人们追逐的重要对象和目标，物质价值观得以正名并在中国历史上空前地凸显为社会的基本价值观之一。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物质价值观的逐渐凸显和“甚嚣尘上”，最终导致了物质价值观取代精神价值观、物质价值高于并统制精神价值的结果，从而物质价值和物质价值观成为了社会的最高价值和最高价值观。这种物质价值观的通俗表达就是“一切向钱看”。虽然邓小平很快即敏锐地注意到这种倾向并反复强调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但即使如此，物质价值观与精神价值观的严重失衡仍然无可阻挡，其惯性越来越明显。譬如，即使在精神价值和精神生活内部，也充盈着对物质价值和物质享受的追求：在文化生活上，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化生活无疑比改革开放前的文化生活丰富得多，但却又多少透着股铜臭味，并充斥着物欲、情欲甚至色欲；在心灵生活上，改革开放前的心灵生活受到各种泛政治化条件的限制，而现在却深深受到物质价值的引导和金钱物欲的诱惑；在心理生活上，改革开放以来的心理生活从以前的政治重压下解放出来，却又陷入了物欲的羁绊之中。精神价值观与物质价值观的严重失衡还表现在政府行为上，这就是单纯对GDP的追逐，从而导致了经济与社会的失调和分配不公，使社会的精神生活分裂；导致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使公众特别是决策者失去了对自然的敬畏和精神归依。精神价值观与物质价值观的严重失衡，还必将导致亲情、友情、爱情等高尚情感和一切社会关系的物质化，从而导致家庭伦理、职业伦理和社会伦理的失序，⑦精神价值观与物质价值观的严重失衡，最终导致了作为三位一体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盛行。
上述一元价值观向多元价值观、整体价值观向个体价值观、神圣价值观向世俗价值观、精神价值观向物质价值观的转变，首先是相对于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价值观而言的，即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价值观总体而言是以一元价值观、整体价值观、神圣价值观和精神价值观居于统治甚至唯一的地位；其次则从整体上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变迁的基本状况和全貌，虽然还可以不同标准、从不同角度对中国社会价值观变迁作出其他概括和抽象，但这四个方面的价值观变迁应该是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社会整体价值观变迁最有解释力和最具普遍意义的方面。
注释：
①廖申白、孙春晨：《伦理新视点——转型时期的社会伦理与道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9页。
②戴茂堂、江畅：《传统价值观念与当代中国》，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6页。
③赵敦华：《神圣和世俗文化相结合的新启蒙观》，赵林、邓守成主编：《启蒙与世俗化——东西方现代化历程》，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8页。
④“儒教”作为宗教与道教、佛教和其他宗教有一个重要的不同，即儒教并没有一个拟人化的神，儒教所信奉的是与宗教的非理性不同的理性，主要是道德理性。也正因为这样，儒教作为宗教常常被质疑。
⑤［法］居友：《无义务无制裁的道德概论》，余涌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3页。
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146页。
⑦李陀对此说道：“现代化不一定能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相反，它还经常降低我们的生活质量。比如，友情、爱情、亲情，这都是构成生活质量的重要元素，可是现代化并不能提供。”(见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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