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炎“大榆树理论”考论_吕氏春秋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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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总括周诸子之说分为六家,阴阳家居其首,盖因此学不仅在当时显赫一时,而且对后世学术思想、社会生活影响甚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阴阳家代表邹衍“重于齐。适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适赵,平原君侧行撇席。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坐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近世关于邹衍学说的研究于阴阳五行、五德终始可谓盈箱累箧,而于“大九州说”盖莫能详。《汉书·艺文志》阴阳家类载《邹子》四十九篇、《邹子终始》五十六篇,司马迁说他著“《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则其书篇卷不亚于今所见《孟子》、《荀子》等,而四十九、五十六或相当今《庄子》之内外篇。此书不仅司马迁尝得见之,班固尝得录之,东汉末年,马融、郑玄注书还称引其文,东汉以后遂散佚不传,《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集解引刘向《别录》曰:“齐使邹衍过赵,平原君见公孙龙及其徒綦母子之属,论‘白马非马’之辩,以问邹子。邹子曰:‘不可,彼天下之辩者有五胜三至,而辞正为下。辩者别殊类使不相害,序异端使不相乱,杼意通指,明其所谓,使人与知焉,不务相迷也。故胜者不失其所守,不胜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辩可为也。及至烦文以相假,饰辞以相惇,巧譬以相移,引人声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夫缴纷争言而竞后息,不能无害君子。’坐皆称善。”应该即是刘向上其书所撰序录。其书散见于后世者仅遗文数条,于邹子原著可谓是九牛之一毛,沧海之稊米。今研究邹子学说者,或出于慎重,只能在数条遗文上引伸发挥,其中若干条尚有人以为出于伪托而相率弃置。我以为邹衍学说既然在战国秦汉间颇有势力,那么在诸子著作中不可能不掺杂了他的思想。邹子出身于齐稷下学宫,稷下之学以兼容并畜,百家杂陈而著称,在这样的学术气氛中,邹子学说亦不可能不为诸家吸收采纳。据《汉书·艺文志》,与邹衍同时的邹奭也著有《终始》之书,而且有人为此书作传,叫做《公梼生终始》,凡十四篇,邹奭之《终始》无疑受了邹衍的影响;据今人研究,《吕氏春秋》之十二纪,至少与邹衍学说有很密切的关系,有人甚至直指它是邹衍所作(容肇祖《月令的来源考》,《东京学报》第18期),而同书的《应同》篇述五德之终始,也被认为乃《邹子》遗文。似此,我们完全有可能根据今天确然可见的邹子遗文发现散见他书的“大九州”学说。

一、大九州与《禹贡》

邹衍大九州说略见于《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

或曰这种学说乃海外交通发达扩大了人们的眼界所致(顾颉刚《邹衍及其后继者的世界观》,《中国古代史论丛》1981年第1期),或曰乃由《禹贡》九州类推所得(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皆不无道理,然后说似更得其实。《禹贡》九州之名有冀、豫、雍、扬、兖、徐、梁、青、荆,《周礼·职方》全文抄录《逸周书·职方解》,其九州之名与《禹贡》相较有幽、并而无徐、梁;《吕氏春秋·有始》有幽而无梁;《尔雅·释地》有幽、营而无徐、梁。《尚书·尧典》(今由《尧典》分出为《舜典》)说尧荐舜“肇(兆)十有二州”,故《博物志》有“尧别九州,舜为十二”(卷一)之说,看来《禹贡》以后诸书乃刺十二州之名以实九州而取舍不同。上述四种九州说何以差异,在这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本世纪上半叶在疑古思潮影响下,学者多以《禹贡》文字浅近为由,说《禹贡》成书于战国末年乃至秦汉,它反映的是战国秦汉的地理概念,[①]此说出于权威,几成定论,且尚为今之无识者崇而信之。诚如所言,则邹衍断不能先序禹之九州,从而推及“海外人所不能睹”了。“九州”之名其来甚古,《左传》成书战国前期,早在邹衍之前,襄公四年传曰:“芒芒禹迹,画为九州”。昭公四年又说:“四岳、三涂、阳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险也”。成公十三年魏相绝秦说:“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雠而我之婚姻也”,所谓同州者,分明指的是雍州,说明“九州”至少在春秋以前已是中国人熟知的地理概念。《逸周书·开成解》:“天有九列,别时(司)阴阳,地有九州,别处五行”,近人考证《逸周书》成书于春秋晚期周景王之世。(黄怀信《逸周书源流考辨》,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国语·鲁语上》:“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九有”乃“九州”之别名,所谓“有”即“有虞氏”,“有扈氏”之“有”,表示该国族领有此地,“九有”即九州所有之地,《国语》韦注:“九土,九州之土”。墨子亦先邹子,其书《尚贤上》:“(禹举益而授之政)九州成”;《非乐上》:“上帝弗常,九有以亡”。庄周亦在邹衍之前,《在宥》:“出入六合,游乎九州”;《秋水》:“人卒九州,谷食之所生,舟车之所通,人处一焉”;《天下》:“昔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这样多的文献皆可以证明《禹贡》之“九州”在战国以前早已流行,邹衍由《禹贡》九州推出“大九州说”完全可能。

邹衍为什么由《禹贡》九州创为“大九州”之说,首先应该说明《禹贡》在儒家学说中的地位。今人凡说《尚书》者,一言以蔽之,皆曰《禹贡》是中国地理学之祖,所言甚是,但是它并非今天地理学意义上的著作。儒家乃岌岌乎以言治道者,《禹贡》所重在于四方之物产贡赋,故以“贡”名篇,无异于后世编制的“赋役黄册”,“鱼麟图册”,实属财政之簿记。不难设想,一个国家政权,如果对自己统属的范围之广狭,土地之所出茫然无和,则何以立国?后世正史所编撰的《地理志》、《地形志》乃至独立成书的《郡县志》、《一统志》皆属此类。孔子之前这类官方簿书至少有两种,一是《禹贡》,一是《逸周书·职方》,孔子删书将前者收入《尚书》,而后者入于《周礼》,它们在儒家学说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自喻的。宗主国向臣服之国索取贡物是从部落时代留下来的传统,马克思说:“阿兹特克联盟并没有企图将所征服的各部落并入联盟之内,因为在氏族制度下,语言上的分歧是阻止实现这一点的不可克服的障碍,这些被征服的部落们受他们自己的酋长管理,并可遵循自己古时的习惯,有时有一个贡物征收者留驻于他们之中。”(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中国也是如此,《国语·周语上》:“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是周之祖先世世任虞夏二代后稷之职而交纳职贡;《逸周书·王会解》后附《伊尹朝献》是伊尹为汤制定的贡纳制度,篇首汤曰:“诸侯来献,或无马牛之所生,而献远方之物,事与实相反,不利。今吾欲因其地势所有献之,必易得而不贵,其为四方献令”;《王会》本文乃述成王会诸侯于成周,四夷分东南西北有一个很长的贡单,所谓“稷慎(肃慎)大尘”,“秽人前儿”、“良夷在子”等等就是周人向四夷征收的贡物。时至春秋,齐桓公召陵之会乃责楚人“尔贡包茅不入”。邹衍乃出入儒道而涉于方术的学者,《盐铁论·论儒》御史曰:“故商君以王道说孝公不用,即以强国之道,卒以就功。邹子以儒术干世主不用,即以变化始终之论,卒以显名。”儒术从孔子始就在统治阶级中失去了魅力,故孔子一生奔走诸侯之间,再逐于鲁,削迹于卫,穷于齐,围于陈蔡,不能为天下容。孟子干齐宣五、梁惠王而终不见用。儒家盛倡礼乐,而“诸侯以其害已,皆去其籍”;儒家主张悦近来远,而诸侯攻伐,唯力是务。战国之世由私学培养的士已经远远超出了诸侯的需求,所以入仕成了难以实现的梦想(常金仓《东周的人口、生态和社会变迁》、《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三秦出版社1995年版),为了追求富贵,士必须适时通变,改造自己的学说。邹衍出身儒学,深知《禹贡》在政治上的意义,然以儒干诸侯终至失败,不得不略加变通,提出大九州说,满足君主们臣诸侯而朝四夷、征方贡而致远物的野心。

司马迁批评邹子学说“宏大不经”,而大九州说可谓“宏大不经”之尤者,这是方士苟合诸侯的基本方法。《鬼谷子·本经阴符七篇》称方士为“摄心者”,说“摄心者,谓逢好学伎术者,则为之称远方验之,惊以奇怪之人,系其心于己,效之于人。”就是要用闻所未闻之事动摇君主视听,摄系君主之心,以售其私。邹子“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然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孟子荀卿列传》)一句话,由于战国诸侯傲慢淫侈,不可以儒术正面规谏,不得不借方士的手段达到儒术的目的。道家认为:“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识,小识伤德,小行伤道,”(《庄子·缮性》)也追求高妙宏大的理论,他们鄙视儒家讲君臣父子是“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庄子·外物》)。公孙龙在战国已算得恢宏辩达之士,然《庄子·秋水》篇公孙龙自言“龙少学先王之道,长而明仁义之行,合同异,离坚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穷众口之辨,吾自以为至达矣,今吾闻庄子之言,汒(茫)焉异之,不知论之不及与,知之弗若与,今吾无以开吾喙。”可见庄周学说更为宏大,故能以大智屈小识。惠施在战国时也是名闻遐迩的辩士,他把庄子学说比作五石大瓠,然而“以盛水,其坚不能自举也,剖之以为瓢,则瓠落无所容”,故剖而弃之,庄子讥笑他拙于用大(《庄子·逍遥游》),由此亦可看到战国思想家竟相为高的风气。上引《盐铁论·论儒》大夫曰:“邹子疾晚世之儒墨,不知天地之弘,昭旷之道,将一曲而欲道九折,无规矩而欲知方圆也,于是推大圣终始之运,以喻王公列士,中国名山通谷以至海外,所谓中国者,天下八十分之一,名曰赤县神州,而分为九,川谷阻绝,陵陆不通,乃为一州,有八瀛海圜其外,此所谓八极而天下际焉。”《盐铁论》作于《邹子》尚存之时,而语发于论战之际,必信无疑。由此可知邹子疾后儒小识破道,在道家影响下创为大九州说,昭告儒者,儒术充其量不过是中国之学,中国于天下乃八十一分之一,并非天下之通义。

其实,邹子创大九州之说不仅在学术方法上受了道家的影响,而且在他之前道家著作中已经出现了类似大九州的思想材料,《庄子·秋水》:

计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不似磊空之在大泽乎?计中国之在海内者,不似稊米之大仓乎?号物之数谓之万,人处一焉;人卒九州,谷食之所生,舟车之所通,人处一焉。此其比万物也,不似豪末之在马体乎?五帝之所连,三五之所争,仁人之所忧,任士之所劳,尽此矣!

在这里一言道尽了人在万物之中是何等渺小,而中国在天地之间又是何等渺小,与邹子大九州说参相比照,只是未及提出九州之名并给世界图式作出具体设计而已。

由一种学说转化为一另一种学说往往是用偷换概念的方法实现的,邹子由《禹贡》到大九州即是一例。古代以九州为中国,九州之外称作“四海”,《尚书·尧典》说尧死“四海遏密八音”,《禹贡》说禹治水毕“四海会同”、“声教讫于四海”,就是此意,故《尔雅·释地》:“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说苑·辩物》:“八荒之内有四海,四海之内有九州”。“八荒”应该从古代的畿服制度得到解释,《国语·周语上》说周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谏曰:“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荒服指离王城极远的地方;《周礼·职方》主九服之说:“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九服中前五服谓之中国,乃九州之地,九服之外即是四海八荒了。邹衍曲解了“四海”、“八荒”的概念,他将“四海”解释成水域,如今之东海、南海,九州之外既是水域,故大九州各有“裨海环之”,而“八荒”也只好与中国“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这种概念上的误解,后世尚时一见之,蔡沈《书集传》解《禹贡》“四海会同”就说:“四海之水,无不会同”。就这样邹衍将儒家学说改造成方士的理论,由《禹贡》而推出了大九州。

二、《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的世界图式

邹衍“大九州”之名,学者颇以为就是《淮南子·地形训》所言九州[②],其文略云:

天地之间,九州八极。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泽有九薮,风有八等,水有六品。何谓九州?东南神州,曰农土。正南次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并土。正中冀州,曰中土。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泲州,曰成土。东北薄州,曰隐土。正东阳州,曰申土。《河图括地象》与此略同:

天有九部八纪,地有九轴八柱:东南神州曰晨土,正南卯州曰深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并土,正中冀州曰白土,西北柱州曰肥土,北方玄州曰成土,东北咸州曰隐土,正东阳州曰信土。

旧之所以说它是邹衍大九州,是因为它有别于《禹贡》九州且出现了神州之名,但是综观九州在它整个世界图式中的位置,它仍然相当于《禹贡》九州。《淮南子》明言:“九州之大,纯方千里。九州之外,乃有八殥”。《淮南子》序九州山水与《吕氏春秋·有始》格式全同而文字小异,故《淮南子》九州可能是《禹贡》九州之别名,或者它本是邹衍大九州之名,而方术之士将它误为小九州之名了。(淮南子·地形训》九州之外叫做“八殥”,“八殥”皆水域,即邹衍九州之外四海,《淮南子》、《吕氏春秋》皆曰:“阖(吕览作凡)四海之内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淮南子》八殥之外又有“八纮”,八纮曰丘、曰土、曰野,皆为陆地无疑,曰众女,曰反户,曰焦侥,曰一目,皆神话中之国名,故八纮正相当邹子所谓海外八州之地。八纮之外又有“八极”,八极皆山,乃世界之边际,《吕氏春秋》称为“四极”,谓“凡四极之内,东西五亿有九万七千里,南北亦五亿有九万七千里”,《淮南子》略异,谡“禹乃使太章步自东极至于西极,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竖亥步自北极至于南极,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八极之内,八纮之外,当就是邹子的大瀛海之界。《史记·封禅书》说:“邹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战国秦汉方士所传邹子之说不止于阴阳主运之一端,亦有大九州在其中,汉代谶纬皆出于方士之手,《河图括地象》曰:“地南北三亿三万五千五百里,地部之位,起形高大者有昆仑山,广万里,高万一千里,神物之所生,圣人仙人之所集也。出五色云,五色水,其泉南流入中国,名曰河也。其山中应于天,最居中,八十一城(疑为域)布绕之,中国东南隅,居其一分,是奸城也。”(《博物志》卷一引)又曰:“昆仑,谓东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帝王居之。”(《文选·魏都赋》李善注引)就是方士所传大九州说的明证。《淮南子》亦出于方士之手,《汉书·淮南王传》:“(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内书》即今之《淮南子》,本文开篇即说过《吕氏春秋》与邹衍的关系,由此看来《吕氏春秋·有始》、《淮南子·地形训》、《河图括地象》所传都是邹衍大九州之遗说,而详略不同。

三、《山海经》与《淮南子》

《山海经》一书叙世间山川人物,珍奇物怪虽然没有以大九州为区划,但作者心中的世界图式却与邹衍的大九州毫无二致,它的《山经》五篇、《海内经》五篇所述地理区域与《禹贡》之九州四海相当,《海外经》四篇全在邹子海外八州之中。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它与《淮南子·地形》篇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后者简直就是前者的缩写,故注释家总是将两部著作相互训解,今撮其要对比于下。

1、《淮南子·地形训》序曰:“地形之所载,六合之间,四极之内,照之以日月,经之以星辰,纪之以四时,要之以太岁。”《山海经·海外经》序“地”字后无“形”字,“要之以太岁”后复有“神灵所生,其物异形,或夭或寿,唯圣人能通其道”数语,余皆同。

2、《淮南子·地形》:“故南方有不死之草,北方有不释之冰,东方有君子之国,西方有形残之尸。”《山海经·海外南经》说:“不死民在其东,其为人黑色,寿(太平御览》引作‘寿考’)不死。”是一据草木而言,一据人物而说,郭璞注曰:“有员丘山,上有不死树,食之乃寿。”(《博物志·物产》同)。《海外东经》:“君子国在其北,衣冠带剑,食兽,使二大虎(《后汉书·东夷传》,高诱《淮南子》注引作‘文虎’),在旁,其人好让不争,有薰华草,朝生夕死……”(《博物志·外国》引大同)《海外西经》:“形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王念孙说陶潜《读〈山海经〉》诗“形天”作“形夭”,则形天即《淮南子》之“形残之尸”。毫无疑义,《淮南子》之文乃总括《山海经》而成。

3、《淮南子·地形》说:“河水出昆仑东北陬,贯勃海,入禹导碣石山;赤水出其东陬,西南注南海,丹泽之东;赤水之东,弱水出自穷石,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绝流沙,南至南海;洋水出其西北陬,入于南海羽民之南。”此四水全见于《山海经·海内西经》“昆仑之墟”条下。

4、《淮南子·地形》:“凡海外三十六国”。此三十六国分别见于《山海经》之《海外经》各篇。《海外西经》“修股民”作“长股民”,“奇股民”作“奇肱国”,而无“沃民”、“天民”,此二国民很可能是“形夭”之讹误。《海外南经》“交股民”作“交胫国”,“穿胸民”作“贯胸国”,“反舌民”作“岐舌国”,“三头民”作“三首国”,“修臂民”作“长臂国”,而无“裸国民”、“豕喙民。”东方六国全见于《海外东经》。北方七国,《海外北经》“句婴民”作“拘缨国”,无“无继民”而有“无肩民”,显然是语音讹变。

5、《淮南子·地形》记录了中国境内37条河流的发源地,其中尚有一部分与《山海经》相合,如江出岷山,见于《中山经》;河出积石,见于《西山经》;汉出嶓冢,见于《西山经》;渭出鸟鼠同穴,见于《海内东经》;晋出龙山,《北山经》作县雍(今曰悬壅)之山,悬壅即龙山;汾出燕京,《北山经》谓之管涔之山,异名同实。《山海经》中山水之名极驳杂,有一水之源数名者,如《地形》说泾出薄落之山,而《山海经·西山经》“高山”下曰“泾水出焉”,同篇“泾谷之山”下曰:“泾水出焉”,而《海内东经》又说:“泾水出长城北山”,这种现象可能一山多名或所传异闻所致,但至少也可以说《淮南子》作者曾参考了《山海经》。

以上五证足以表明《淮南子》和《山海经》不仅都采用了邹子的大九州世界图式,而且在内容上彼此承袭,有时竟原文照录,两部文献都是方士所传的邹子遗说,其间不同者乃至抵牾者则是此说流传中的变型。西汉时刘歆《上山海经表》说《山海经》与《禹贡》同出唐虞洪水之时,禹作《禹贡》而益著《山海经》,其实应该说《山海经》乃是邹衍由《禹贡》推出大九州说后流传于方士之中的遗说,《山海经》是方家的《禹贡》。

《山海经》效《禹贡》记殊方绝域山川、人物、物产而事多诞漫不经,是邹子传大九州说已经如此亦或出于方士之缘饰?前引《史记》已说邹子原作“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又说他“作怪迂之变”,“其语宏大不经”,可知自邹子伊始已有是说,传于方士之中或有所增益,然大体上仍是邹子之说。《山海经》中种种人精物怪,最初可能皆有所本,因文献缺略,今不能一一溯其源,其中若干仍有线索可寻,如前引之肃慎、三苗为史家熟知的古国,武王伐商,肃慎氏献楛矢,见于《国语》、《逸周书》,汉晋称挹娄,还是非常落后的民族;舜窜三苗于三危,事出《尚书·尧典》;交胫国,显指交趾,《墨子·节用中》说尧“南抚交趾,北降幽都”;裸国,《吕氏春秋·贵因》有“禹之裸国,裸入衣出。”大人国指春秋时之长狄,《国语·鲁语下》:“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骨节专车……在虞、夏、商为汪芒氏,于周为长狄,今为大人”。自本世纪以来,学者多视《山海经》为神话之大渊薮,应该说其主体还是在“部落中心主义”观念下对远方的一种想象。希罗多德说美地亚人“最尊重离他们最近的民族,认为这个民族仅次于他们自己。离得稍远的则尊重的程度也就差些,余此类推,离得越远,尊重的程度也就越差。(《希罗多德历史》,转引自葛志毅《周代分封制度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这是上古时代眼界狭小的人类普遍的民族心理状态,中国之得名,就是认为自己居天下之中,是最优越的民族,按照上述的畿服制度,乃至国野制度,国人就要比野人尊重些,中国就比四夷尊重些。古人称远方民族为“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周礼·职方》),或曰“犬戎”、“狁”,字多加虫豸之旁,《说文解字》“狄”下直云:“狄也,本犬种”,显然华族把他们看成野兽,至少是半人半兽的动物了。(常金仓《夷夏之辩与以德怀远说》,《陕西师大学报》1997年第1期)《山海经》中多兽面人身之人,就是这种观念的产物,如《大荒北经》说“有人名曰犬戎。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为犬戎。”又如上述海外36国中的“凿齿”,《海外南经》说:“羿与凿齿战于寿华之野”,羿乃善射之人,凿齿为人为兽,颇难断言,而《淮南子·本经训》说:“貐、凿齿……皆为民害”,与貐并列,其属野兽无疑。当然《山海经》出于方士,方士修炼的目标是长生久视,白日升天,因此其中也不乏真正的神话。

四、大九州说的余波

大九州说传到后世出现了两部著作,一曰《海内十洲记》,一曰《神异经》,旧题皆曰“汉东方溯撰”,《四库全书总目》馆臣说:“当由六朝文士影撰而成”。《海内十洲记》所列海中十洲有:祖洲、瀛洲、生洲(东海),玄洲、元洲(北海)、流洲、聚窟洲、凤麟洲(西海)、长洲、炎洲(南海),原文说以上十洲皆在“八方巨海之中……乃人迹所稀绝处”,洲上多出金芝玉草、醴泉灵药,地方数千里(唯祖洲方五百里)离岸数十万里。邹衍天下大州总共九个,此书题名“十洲”,盖因司马迁说:“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既然赤县神州外尚有九州,加赤县神州自然是十州了,然而此书在中国之外即列十州,更是节外生枝。《神异经》全仿《山海经》,列“东荒经”、“东南荒经”、“南荒经”、“西南荒经”、“西荒经”、“西北荒经”、“北荒经”、“东北荒经”、“中荒经”九篇,东北荒经仅寥寥数语,不足成篇,所记有西域所贡火浣布、汗血马、南方作物甘蔗等,全书充斥荒诞无稽之事,但两书无疑也是在邹子大九州说影响下产生的。

根据以上的分析论证,现在可以对邹衍大九州说作一番清理了。一、大九州说是在战国时还盛行的“天圆地方”观念下创制出来的。《文选·魏都赋》李善注引邹衍曰:“四隈不静”,又曰:“隈,犹隅也。”他相信大地方如棋盘,故有四角。《管子·内业》称天为:“大圜”,地为“大方”(《心术篇》同),《大戴礼记·曾子天圆》载单居离问曾子曰:“天圆而地方者,诚有之乎?”曾子答曰:“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上首之谓圆,下首之谓方。如诚天圆而地方,则是四角之不掩也。”这是天圆地方观念动摇时期的解释,正因为当时人对天地造形有如此的信仰,故大九州整齐划一布列在四方四隅,于是才有“四荒八极”的概念。二、邹衍大九州说里,中国必不在天下之中,天下之中在昆仑。《淮南·地形》、《河图括地象》皆言东南曰神州,又说昆仑之泉“南流入中国名曰河,其山中应于天,最居中,八十一城布绕之,中国东南隅,居其一分。”它的意义在贬低儒家学说的重要性。三、邹衍大九州所叙人物动植必有荒诞的成分,即不能完全等同于《山海经》,亦相去不远。这些山精物怪在他以前的传说中大抵皆有它们的雏型,如夔在《尚书·尧典》中是尧舜时代掌乐的公职人员,《吕氏春秋·察传》:鲁哀公问孔子:“乐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欲以乐传教于天下,乃令重黎举夔于草莽之中而进之,舜以为乐正……重黎又欲益求人,舜曰……夔能和之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又见《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这是儒家传说中的夔。到《国语》中就说“木石之怪曰夔、蝄”,《庄子·秋水》夔已讹传为独足之兽,故曰“夔怜蚿”(蚿,多足之虫),而《山海经》踵其绪曰:“东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其上有兽,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则必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曰夔。”余皆类此,于是伴随着大九州说的传播,就兴起了历史传说神话化的运动。四、邹子大九州说传于方士之手傅益而成《山海经》,此后又被《吕氏春秋》、《淮南子》、《河图括地象》作者撮要写入上述诸书,这些书虽非邹子原著,但距邹子大九州说原貌尚不甚远。

注释:

[①]钱玄同《读书杂志》:“《禹贡》等篇,一定是晚周伪造的”;顾颉刚《禹贡注释》序言:“我们可以猜测,《禹贡》是公元前第三世纪前期的作品,较秦始皇统一的时代约早六十年……九州制是由战国时代开始酝酿的,到汉末而实现”;蒋善国《尚书综述》:“《禹贡》所记的疆域,近于战国末季到秦始皇时的版图”;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国古代的疆域只在黄河的中部,就是河南、直隶、山西、陕西一部分的地方……而在《禹贡》里面所谓荆州、青州、扬州、徐州等等,居然已经画土分贡了,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实。”

[②]参见新版《辞源》“大九州”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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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炎“大榆树理论”考论_吕氏春秋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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