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经济学与哲学的联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之交论文,经济学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纪之交引起人们思考最多的是对即将过去的100多年历史的反思和对新世纪的展望。曾几何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经济学融为一体，对资本主义做了最深刻的批判，指明了人类发展的必由之路。但20世纪中叶，我国哲学与经济学逐渐走向分离。经济学家们沉醉于解决日常的经济问题，而淡忘了哲学基础。哲学家们在埋头抽象的空洞的逻辑思辨时也自觉或不自觉地远离现实生活，远离了孕育它的经济领域。经济学与哲学的分离使二者都陷入了困境。世纪之交，经济学与哲学迫切需要联姻，这不仅因为各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与合作成为科学进步的新的生长点和突破口，更重要的是中国社会、尤其是经济领域正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迫使哲学与久学必须冲破传统的狭隘视域而进行密切合作。本文试图从哲学与经济学各自发展的要求对其联姻的必要性作一番探讨。
一
世纪之交，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日渐深入，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开始摒弃传统的简单化而日趋复杂和多样化。作为社会存在之反映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哲学本应紧扣时代的脉搏大放光彩，但自从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曾把哲学对社会存在的作用推至最高峰以后，哲学的研究热点又一步步远离现实社会，其影响和作用日益弱化。哲学由于其固有的抽象性、非实用功利性，使经济大潮中急功近利的人们对其敬而远之，更由于哲学面对改革开放涌现出的大量新问题或者视而不见，或者力不从心而陷入困境。
跳出困境，繁荣自身，这对哲学来说是一个刻不容缓的迫切问题。要解决问题，首先需要分析一下这种状况出现的原因。
其一，从历史上看，过去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时，哲学作为为此服务的上层建筑，被人为地推崇到最高位置，受前苏联模式的影响而形成的哲学体系，一度是政策的解释和注脚，并没有领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内涵。随着社会工作重心的转移，发展经济成为各项工作的中心，社会意识形态成为从属于经济并为其服务的工具，哲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这一母系统中的子系统，只能在母系统中体现自身价值。这种地位的落差，是哲学自身感觉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二，从现实来看，我国正在实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由封闭性向开放性，由国家垄断型向市场多样化规范的根本转变，其核心是通过建立合理的经济运行体制实现生产力的充分发展。这种转变所形成的价值取向是新型的、多样的，其内涵超出了我们传统的价值观念系统，具有全新的进取性和挑战性。如竞争观念、功利观念、平等交换观念等，都给人们的价值观念和心理意识产生愈来愈深刻的影响。它一方面是思想和价值观念充满活力的源泉，使一些高利润、高效率的短线行业蓬勃发展，但另一方面又使哲学这种非经济性、非营利性的精神追求受到冷落。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精神的渴求被横流的物欲所冲淡，哲学的圣光被金钱的魔力所削弱。尤其在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冲击下，作为精神家园的哲学甚至被人嗤之以鼻。正如拉法格所说：“经济现象不仅影响风习，而且也影响家庭的和政治的制度，甚至影响哲学的和宗教的观点。”（《财产及其起源》，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2页）哲学由于远离经济基础，不具备立竿见影的经济效益，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排斥，因而在“市场”上呈现相对滞后发展的状况。
其三，从外部因素的影响来看，在科技上，20世纪以来，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继两次工业革命以后的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生物工程为标志的第三次技术革命，不但明显地改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而且悄然改变着社会科学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式。人们更多地享受科技成果，使用科技手段，但同时却忽视了哲学思维的指导功能。在政治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一些波折，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使一部分人对社会主义发展的前途持怀疑态度，进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不信任。在舆论导向上，80年代以来我国翻译出版了大批西方哲学著作，这原本是为了借鉴之用，但由于导向上的偏差，很多初学者囫囵吞枣，只讲吸取，不讲剔除，只讲引用，不讲批判。结果这种“民族虚无主义”既贬低了当代中国自身哲学，也没能从西方哲学中找出良方。鱼龙混杂的各种哲学思潮所堆砌的哲学内容，看似繁荣，实则空白。
其四，从哲学自身来看，哲学自身的定位和发展发生偏向。这是哲学被冷落的最重要的内因。哲学同其他社会意识形态诸如政治、法律、道德、艺术等相比，不同之处在于，哲学是“更高的即更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在这里，观念同自己的物质存在条件的联系，愈来愈混乱，愈来愈被一些中间环节弄模糊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9页）由于哲学的这一特点，人们往往会产生一种错误的思维定势：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它远远超越于现实，脱离于生活。由此造成在哲学理论的研究上，偏重于书本上的寻章摘句和纯思辨的概念堆砌，而忽视了其反思现实、批判现实的指导功能。当改革大潮中的新问题、新困惑层出不穷时，我们的哲学却常常难以作出准确、灵敏的反映来解决时代课题。
针对上述种种原因，哲学要摆脱这种现状，最根本的措施在于改造自身，深入现实，贴近生活。哲学无论如何抽象、概括，其生存和发展的根源还是人类的现实生活。只有从现实中不断汲取营养，哲学才能真正充满生机和活力。这就需要找到哲学与现实结合的切入点，通过进一步介入和干预现实，直接关注时代发展的动向，解决新时期出现的新问题。当前我国最大的现实就是发展经济，其他各项工作都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服务于经济。因而哲学要联系的最大实际就是经济，以自己的方式对经济活动、经济发展进行研究，把握其变化的特征和规律。马克思告诉我们，整个社会最深层的基础是经济，“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7页）当前我国正在进行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页）。这也在客观上要求哲学必须从现实的经济活动出发，重视对社会经济的哲学研究。我们要抓住社会变革提供的契机，反思转型时期出现的新矛盾、新焦点，探究经济发展的规律，重振社会主义的哲学意识形态，使哲学真正反映社会存在，为经济的发展提供理性指导，为社会改革发出先声。唯其如此，哲学才能克服空洞、抽象的弊病，摆脱僵化、贫乏的旧貌，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二
世纪之交的经济现代化浪潮已把经济学推到了“巨学”的位置。尤其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使中国的经济学较之以往有了重大突破。但由于传统经济学的狭隘视域，经济学家只注重于经济学的层面上研究经济问题，而忽视了经济生活问题的复杂性和广泛性，从而使经济学已无法全面、科学地回答和解决当代经济问题，无论西文经济学还是社会主义经济学都面临挑战。
首先，西方经济学从它诞生之日起，就面临着深刻的理论危机。自1776年市场经济的奠基之作——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出版以来，经济学理论经过了许多大的发展和变革，但早期古典经济学理论提出的“理性经济人”假定始终是其探讨市场经济问题时自觉或不自觉加以接受的不可动摇的理论设定。他们据此对市场经济社会中许多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也都作出了深刻的分析。显然，这种“理性经济人”假设对现实的市场化社会中的各种问题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对社会运行过程中出现的许多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都能给出深刻的、独到的诊断，“逻辑推导”的结构模式是具有科学性的，可以接受的。但是，从哲学角度反思，这种设定是否不证自明，是否全面到足以解释人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中错综复杂的各种现象？如果不是，情况又当如何？不言而喻，价值观设定的不同，对社会生活、经济生活中各种现象的阐释和推导结果会大相径庭。而不同的假定往往只是捕捉了社会生活的某一个层面，即使推导的结论正确，也不可能具有“完备”的意义。若硬要将其提升到某种不应有的高度和地位，则难免产生以偏概全的问题。从理论层面上讲，以西方主流经济学为代表的经济理论只从自利性的“经济人”出发很难建构成真正自圆其说、首尾一致的经济学理论。事实上，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经济现象、社会现象的错综复杂性决定了只从“理性经济人”假设角度无法解释许许多多问题。如以“利他”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行为为何始终存在，经久不衰？非理性因素，偶然的情绪动机为何常常导致和支配人的经济行为？经济人的单一市场目标与群体多重目标如何统合等。鉴于这些困难，近代以来也有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另辟蹊径，试图用非理性因素来解释市场经济的行为基础，建构与主流经济相对应的非理性经济理论。但是，不言而喻，他们将很难解释那些用“理性经济人”假设可以说明的许多经济与社会现象。从操作层面上讲，自凯恩斯“政府干预理论”困于滞胀两难之后纷纷出台的现代西方经济学各流派，擅长于用大量的数学公式来表达经济规律，用理论模式的演绎来代替对实践问题的切身感受。这种风格使经济理论成为一种过于形式化、数量化的数学游戏，过多的假设前提则使其可预测性常常受到实践的嘲弄，以致于人们很难从这些理论中得到多少经济的哲学意义上的启示。经济学缺乏具有一定哲学基础性和实践性的东西，如霍布斯在《经济学的贫困》中所说：经济学正面临着一个哲学观和方法论上的贫困境地。
其次，在西方经济学的基础结构被动摇的同时，社会主义经济学却也未完全建立自己的体系结构。一方面，社会主义经济学开始摆脱长期以来前苏联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的阴影，起步重建和复兴社会主义经济学；另一方面，在重建过程中，由于热衷于西方经济理论的引入，过于迷信西方主流经济学派，忽视了本国国情，又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极端。东方经济学在发展中面临着许多困惑，特别是我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事物，这就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何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统一起来？计划与市场、宏观调控与微观搞活、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关系如何协调？这一系列经济问题的研究都需要站在高层次的视野和哲学的角度来把握。因此，确立一个正确的哲学观就成为构建针对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的前提。只有通过哲学的高度概括和理性提摄，才能在纷繁复杂的经济活动中总结出最一般的特征和规律。
最后，纵观经济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经济学的方法论，还是经济理论的具体内容，都得益于哲学观直接或间接的作用。从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亚当·斯密以“自然秩序”为核心，以“经济人”假设为基本前提创立自由主义学派思想，到马歇尔在社会机体理论的支持下提出以供给和需求均衡为基本骨架的均衡理论，从凯恩斯运用一般系统理论来认识微观与宏观的关系，创立了宏观经济学，提出闻名于世的“需求管理政策”，到新古典综合派代表人物萨缪尔森在热力学类比中接受灵感提出“收入决定的现代理论”，无论在古典经济学还是现代经济学中，每一次重大的理论突破，都首先是以经济学家的哲学观的突破为先导。它虽然以个别杰出人物的理论为机体，但实质上反映了整个经济学的进步轨迹。在经济理论的具体内容上，也与哲学基础密不可分。比如在市场经济理论中，对价值问题的两种不同看法导致迥然不同的理论：一种是劳动价值论，揭示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马克思循此思路发现了剩余价值，阐明劳动者被剥削的实质。另一种是效用价值论，强调产品自身的效能，以供求关系的决定作用来掩盖剥削。前者的前提和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律；后者则受到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哲学的支持，为资本主义制度作辩护。所以，经济理论内容与价值评判的对立和区别，有时集中表现为经济研究方法论的争论。凯恩斯曾说，事实上，任何经济理论都是从特定的哲学出发，都是“价值观假定+经济事实+逻辑推导”的结果。因而经济理论的发展，也必须以正确的哲学观为基础，以科学的方法论为指导，才能在前进的道路上把握方向，少走弯路。
三
在上述学术背景下，哲学和经济学都迫切要求结成同盟，这既是两大学科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时代的呼唤。
哲学的抽象性、思辨性并不意味着哲学同实际工作毫无关系。相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它体现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唯物辩证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它要求我们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照搬权威，按客观规律办事而不是照抄教条。“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0页）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根本原因就在于它能揭示自然、社会、思维的基本规律，指导我们的行动。“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6页）今天，我们应该学习马克思本人的这种精神，让哲学走出禁锢的书斋，深入到活生生的经济实践中去，真正发挥其批判、反思现实和指导、预测改革大方向的功能。
随着人类经济活动的发展，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也逐步扩大和加深。在古代的自然经济社会中，由于人们在十分狭小的范围内进行生产活动，其产品主要是为满足个人和较小范围的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因此，人们对经济活动的认识，虽然也不乏真知灼见，但从总体上看是孤立的、零散的，未能形成系统的经济理论，其认识问题的方法主要是凭自我感觉和直接经验，缺乏必要的理论抽象，带有较强的直观性。在近代以来的市场经济社会中，社会化的大生产迫使生产者精打细算，追求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个环节上的利益最大化、代价最小化，从而形成了均衡分析法、边际分析法、宏观总量分析法和新古典综合派的综合方法等一系列经济研究方法，对资源配置优化问题的研究有较大的进展，新制度经济学的产生，又抓住“交易费用”，引发了对产权、意识形态、政府、法律、民主等问题的独到认识。哈耶克对市场经济必要性和计划经济空想性的决定性说明，帕累托最优理论，科斯定理，库普曼对任何经济理论均是“价值观假设+形式逻辑推理”结构的论证，其实际意义和价值都远远超出了经济领域，带有鲜明的哲学层面上的影响。现今经济学的发展，在方法上，在传统分析范式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将现代科学理论最新成果如系统论、信息论、博奕论等工具引入经济学分析中；在内容上，将一些以前认为是“外生性”的因素，如人类自身经济行为的后果、环境与生态平衡等问题纳入了研究范围。与此同时，外界环境不确定的偶然因素的增加，又给经济学提供了更多难题，现今东、西方经济学共同关注的许多问题，实质上均已超出了经济领域。公平与效率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经济发展中的文化性和民族性问题等，它们虽然起初多源于特定的问题和经济矛盾，但无论从其涉及面上看，还是从其产生的缘由和实质上看，都已不再局限于经济生活的狭小范围内。对这些问题的解决，经济学亟需哲学给予方法论的指导和一定的抽象提升，并在坚实的哲学底蕴上构建其理论大厦。我国的经济学被外国学者称为"No-heart"（即无心脏）的经济学，在一定意义上表明我们的经济学缺乏哲学基础的前提和依托。要摆脱这种状况，就必须求得哲学的理性关照和支持，尽快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哲学。
时代的发展也为经济学和哲学的研究提出了许多富有挑战性的课题。在人类经济活动发展到今天这样高度发达的规模与水平时，它早已不仅仅局限于追求物质财富的增加这一狭隘的价值目标上，而是愈来愈多地体现出它满足社会和个体全面和谐发展的手段性和工具性特征，在人类早期和市场经济不发达时期被扭曲了的目的与手段的关系正在恢复它应有的本来面目。经济的发展本身并不是人类最终的目的。为经济提供方向的最终还是养育经济于其中的文化价值系统。经济政策作为一种手段可以十分有效，不过只有在塑造它的文化价值系统内才相对合理。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经济哲学是人们在文化价值理性的基础和背景下对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的关照，是人类的、民族的哲学价值观在经济领域中的投射。实质上，如经济学家熊彼特说过的，人类经济行为内部以及与其相联系的心理过程本身就实存着哲学道理。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是从经济领域和经济活动的角度对人的活动和行为进行研究，但这实质上也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抽象，它并不能割断现实经济生活与社会其他领域之间广泛而深刻的联系。理论模型不能替代现实的真实存在。换言之，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经济生活中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它们属于经济问题，但又超出了经济领域：如经济伦理问题，经济规律与社会规律的关系问题，经济价值与哲学意义上的价值问题等等。同样，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也为哲学研究提出了众多的课题，诸如：市场经济的社会哲学基础，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机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基本矛盾的契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经济人的理性定位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超出了传统经济学、传统哲学各自的范围，也不是单靠哲学一门学科所能解决的，而必须两者结合起来，从经济哲学的角度去研究和探索。
其实，严格地说，对经济哲学问题的研究，在东、西方都不是一个全新的领域。西方从色诺芬、亚里士多德、洛克、休谟到马克思、熊彼特，中国从古代的《管子》到现代学者，人们对它都有过不同程度的认识。19世纪以来，西方科学哲学的兴起，如库恩的“范式革命”，拉卡托斯的“经验不能证伪”等原理，也为哲学与经济学的交流开阔了视野。20世纪下半叶后，一些学者陆续出版了一批颇有影响的经济哲学力作，如J.鲁宾逊的《经济哲学》，F·哈恩的《哲学与经济理论》，M·霍利斯的《理性经济人：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哲学批判》等。哲学与经济学过去是、将来也应该是一种密切的分工不分家的关系。
哲学作为时代的最高理论表现，属于知识结构的金字塔顶端，只有以经济为基础，切实关注现实，才能保持生机和活力。经济作为上层建筑的基石，只有以哲学的理性思维为指导，才能实现对经济生活领域的整体把握，避免大起大落，改变不可持续发展模式的短视行为。经济哲学的兴起和发展，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事。它对经济学和哲学的发展都是不可缺少的，它是在时代发展的召唤下应运而生，也必将在我国的改革事业中大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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