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何种改造世界的哲学——基于对理论与实践关系反思的诠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唯物主义论文,哲学论文,理论论文,关系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众所周知，马克思哲学是改造世界的哲学。若“马克思的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没有提出过历史唯物主义以外的其他任何哲学理论”[1]337；若“马克思的哲学观开启了一个新的哲学时代，他的伟大的原创性远远地超出了自己时代的理解水平，即使在今天我们也不容易完整地把握这种哲学的新精神”[2]，那么，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改造世界的哲学的原创性意涵究竟是怎样的？
学界迄今对此主要观点有：其一，作为理论外在参与性地改造世界的哲学。如认为马克思哲学“是一种革命的哲学，其任务是以一个特殊领域——哲学——里的战斗来参加在社会一切领域进行的反对整个现存秩序的革命斗争”[3]37－38。该观点把马克思哲学作为改造世界的哲学，理解为其作为理论来外在地参加对世界的改造，而非理解为其作为实践来改造世界。其二，现实批判取向的改造世界的哲学。如认为马克思哲学“是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出发而展开意识形态批判”，所以“才不再是解释世界的旧哲学，而只是改变世界的新哲学”[4]。该观点也未把马克思哲学作为改造世界的哲学的涵义，理解为其直接作为实践来改造世界。其三，以思想为工具的改造世界的哲学。如认为“哲学的改变世界……所直接凭借的只能是思想的力量”[5]，这就阻断了马克思哲学作为改造世界的实践而存在的可能性。显然，既有研究都把问题的答案，理解为以不同方式统一于改造世界的理论形态的哲学。这尽管有其合理性，但遮蔽了问题答案更主要的内容。鉴于此，笔者拟基于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反思，来贡献浅见。
一、马克思对实践与理论关系的全新定位
亚里士多德把人类活动区分为实践、创制与理论三领域。理论的对象是“出于必然而无条件存在的东西”，特点是沉思，目的在于求知，是最高贵的活动。实践“以可变事物为对象”，表现为伦理与政治行为，特点是行动，目的则在于求善。创制主要指生产和技艺，是最低贱的活动。[6]117－118这种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规定，其缺陷在于：把改造世界的活动仅理解为伦理、政治活动；把理论、制作和伦理政治活动等改造世界活动的不同环节的关系看作相互外在的，未把其作为一个整体；未把理论视为改造世界活动的映现和特殊存在形式，封堵了理论回归改造世界活动并作为该活动而存在的自觉性。如上缺陷，长期误导着后人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看成是二元性和外在并列性的。
近代，沃尔夫率先秉承亚里士多德上述思想，把哲学划分为理论哲学(理智逻辑和形而上学)和实践哲学(自然法、道德学、国际法或政治学、经济学)[7]189，这显然把两种哲学看作外在并列关系。康德认为，“理论哲学”探究“自然的可能性或必然性”，是“作为自然学说”存在的；“实践哲学”探究“通过意志而成为可能(或必然)的东西”，是“作为道德学说”存在的。这二者是“完全独立”[8]6的，从而是相互分离、外在的。弗·培根把哲学划分为观察与致用的自然哲学和研究个体与群体的哲学[9]156－157，其中后者相当于其实践哲学。但其这种实践哲学并不以现实地改造世界为直接取向。笛卡儿把由形而上学、物理学、医学、力学、伦理学等组成的体系叫做“实践哲学”[10]496，其中的伦理学相当于研究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实践，从而本质上仍是一种外在于实践的理论罢了。
现当代，伽达默尔主张实践哲学是追寻“人的知识和活动”之“善”[11]318的学问，这显然仍是一种关于实践的研究，而非实践本身，从而与实践相外在。哈贝马斯力图实现实践观“从生产活动向交往行为的范式转换”[12]94，认为“哲学所剩下的以及力所能及的就是通过解释把专家知识和需要探讨的日常实践沟通起来”[13]18，这使哲学成为一种在日常实践和各种知识间起媒介作用的解释者，从而就把哲学看做是外在于现实地改造世界的感性的理论活动。可见，他在实践与理论关系问题上仍未走出亚里士多德的思路。萨特认为“实践是通过内在化由客观向对象的过渡；计划作为对象向客观性的超越，在环境的客观条件和可能性场域的客观结构间的展开，它在自身中代表了主观性和客观性这些活动的基本规定性的运动统一。于是，主观就表现为客观过程的一个必要契机。为了成为实践的真正条件，主宰人类关系的无知条件应该在特殊性中被体验”。[14]81这种把实践理解为主观性与客观性互动及其统一的观点，潜在地把理论看成是内在于、而不是与实践并列的东西，内蕴着超越亚里士多德实践观的可能，但终未果。汉娜·阿伦特将人类活动划分为“劳动、工作和行动”[15]1，认为“理论则是由各种各样的活动创造出来的”[15]87，逻辑上潜涵着判定理论内生内在于上述活动的可能，但终未真正超出亚里士多德关于理论与实践二分思想。
上述思想史的梳理显示，亚里士多德关于理论与实践二分的思想，构成了关于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延续至今的主导性思想。而马克思对理论与实践本然关系做出了异于亚里士多德范式的如下全新诠释：
其一，理论是实践内容的映现，是实践的理论态存在形式，实践决定着理论存在的根据。马克思指出，“我的一般意识不过是以现实的共同体、社会为活生生的形态的那个东西的理论的形态，但是在今天，一般意识是撇开了现实生活的抽象物，并且作为这样的抽象物是与现实生活相敌对的。因此，我的一般意识的活动本身也是我作为社会存在物的理论的存在”。[16]76按照该论断的逻辑，理论是实践的理论态存在形式，不具有独立性。他指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17]15这就判定意识是被发现了的生活实践及其映现，它无“独立性的外观”，也“没有历史，没有发展”。它的存在发展取决于实践的存在发展。毕竟，“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17]16这决定了理论的内容只有作为实践而存在，进而只有并且能绽现为实践，才有意义。
其二，理论是实践内在环节。马克思断言，“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制约”。[17]14这意味着理论生成展开于生产方式中人们的实践活动，是其内在环节。他指出，理论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绝不提供可以适用於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17]17可见，理论本来内在于实践中，是其中固有东西的理论态存在形式，其价值和生命力像鱼离不开水一样不能离开实践。
其三，理论是实践的自我意识。马克思指出，诸“意识形态的形式”归根结底是所“意识到”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关系状况；“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等实践内在环节中去解释。[18]32－33因此，诸“意识形态的形式”本质上就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关系等实践内容的自我意识。他还把“各种观念、范畴”看做是“适应自己的物质生产水平而生产出社会关系的人”自己“生产”出来的，是“社会关系的抽象的、观念的表现”。[19]539可见，“各种观念、范畴”等理论形态，是实践内生内在环节和实践内容的映现，从而是实践的自我意识。他又指出，人们的“观念”“都是他们的现实关系和活动……有意识的表现”。[17]37这亦表明理论是实践的自我意识。
其四，理论对实践的内在性是历史的。马克思认为，脑体分工之前理论直接内在于实践中：“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17]14从脑体分工起，“意识才能现实地想象：它是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17]26。然而，理论对实践的内在性的具体形态，随脑体分工从无到有所发生的这种演变，受人认识能力、阶级性及意识形态等的约束尤其是蒙蔽，使人们总误以为，脑体分工前提下专业化生产的理论对实践的独立是彻底的独立，是与实践外在并立的自足力量。这种误解滥觞于亚里士多德，但迄今仍在马克思外的不少人思想中延续着。
其五，实践目的是改造世界以解放人。马克思主张，“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17]19，以解放人。而“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20]18。这就把哲学理论的价值目标定位为人的解放，从而使得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统一于人的解放这一价值诉求。
马克思关于理论与实践关系上述论述，断定理论内生于实践，是实践的映现和观念性存在形式，与实践其他环节共同构成了实践，从而作为实践而存在着，并作为实践的自我意识调控着实践。这就实现了肇始于亚里士多德的关于理论与实践二元性外在并列关系的范式，向理论作为实践有机环节而内在于实践中的范式的转换，为恰当把握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改造世界的哲学本然内涵，提供了根本前提。
二、理论与实践新关系视域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意涵
马克思关于理论与实践关系上述诠释的逻辑，决定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改造世界的哲学的特定意涵。
1.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改造世界的哲学意涵的两个层面
其一，作为改造世界活动中内生性的解释世界的哲学。
首先，历史唯物主义是改造世界的历史活动内生性自我意识，以实践内在规定性为根本取向。马克思指出：“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17]37这意味着马克思的历史观主张，观念既是“物质实践”内容的映现，又内生于“物质实践”中，从而“观念”终究不过是“物质实践”内生性自我意识。按此逻辑，那就决定了历史唯物主义是改造世界的实践内生性自我意识。
其次，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是实践的内在环节。马克思指出：“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7]89从该论断的逻辑看，理论“神秘主义”缺陷及其根源，要“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前提条件就在于理论必须内生内在于实践中。毕竟，实践作为人的活动，无根据和能力对外生外在于它的理论合法性做出评判。
再次，历史唯物主义是实践合法形态反思性的理论映现。马克思主张超越“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只是从客体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事物，现实，感性的主要缺点”，转向从“人的感性活动”、从“实践”、从“能动的方面”来“理解事物，现实，感性”。[17]37这表明对感性生活的理解，存在着合法与否及是否揭示了其合法形态的问题。历史唯物主义只有超越旧唯物主义，基于实践来反思实践，才能有效把握实践合法形态。可见，历史唯物主义是实践合法形态反思性的理论映现。
最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是实践内在支撑导引系统。马克思关于“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7]90论述的内在逻辑，召唤着解释世界的理论向改造世界的实践转化，消解了亚里士多德赋予理论的以自我为目的满足于“沉思”的自足属性。马克思指出，“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20]18这就要求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作为追求人解放的实践的灵魂而存在，以引导支撑这种解放活动。
由于马克思仅反对游离于“改造世界”来解释世界，故历史唯物主义仍具有解释世界的属性。不过，他强调历史唯物主义对世界的解释，生成、统一和内在于改造世界的实践中，探究该实践基于其内在法则的合法形态，这就使得如此解释世界的历史唯物主义，具有改造世界的取向，故可称之为改造世界取向的解释世界的哲学。
其二，作为智慧地改造世界的实践的哲学。
首先，历史唯物主义是特定实践活动。从马克思关于理论与实践关系前述规定看，不是有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后，实践如历史唯物主义描述那样的运动趋势与形态，才可能生成和展开，而是实践本来就内蕴着如历史唯物主义描述那样的趋势与形态。其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被创立，具有逻辑和历史在先性，使该理论被创立成为可能。马克思指出：“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绝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在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21]285这表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不过是实践状态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它既非独立、纯粹的理论，也非以某种“思想、原则为根据的”理论建构的产物，它所表述内容是实践内蕴的特定趋势和运动的映现。他指出，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17]37。这样，“观念”、“范畴”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就被判定为“物质实践”内在法则的理论表达，从而就始终以从属性的姿态存在着。他又指出：“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外，什么也没有证明；“使整个社会革命化的思想”所以出现，是因为“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旧思想的瓦解是同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这样“一个事实”客观存在着。[21]291这进一步表明，理论是实践内在趋势的概念性刻画和逻辑化表述，先有实践内在趋势与形态，后有映现它们的理论。显然，马克思这诸多论述共同地昭示，历史唯物主义首先是特定实践活动。
其次，历史唯物主义是合法形态的实践。实践内在法则及其决定的实践合法空间、趋势和形态，作为实践内在固有力量，尽管本来就是在场的东西，但它们并不具有自明性，在其被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发现和揭示前，处于被遮蔽状态，其出场和敞现是自发和偶然的，以至于使得实践进程始终处于盲目状态。正因为这样，“过去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因此，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成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17]38。其实，对实践的驾驭，也像历史编纂那样，常游离在实践合法形态之外。古希腊犬儒主义者净化社会的努力、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实践、历代换汤不换药的革命不都如此吗？所以，马克思指出，“过去的一切革命始终没有触动活动的性质，始终不过是按另外的方式分配这种活动，不过是在另一些人中间重新分配劳动”。[17]35随着历史唯物主义对实践内在法则及其决定的实践合法空间、过程和形态的揭示，实践“由于这种共产主义革命而转化为对下述力量的控制和自觉驾驭，这些力量本来是由人们相互作用产生的，但是迄今为止对他们来说都作为完全异己的力量威慑和驾驭着他们”。[17]34可见，历史唯物主义并非一切实践，而只是其中的合法形态。
再次，历史唯物主义是智慧地改造世界的实践。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改造世界的实践，要能超越自发、盲目状态而呈现为合法形态，前提就在于必须呈现为智慧地实践。这种智慧地实践需要理论智慧，更需要诸如创造性地操作、具有强悍洞穿力的体验、独具法眼的观察、卓越的协调和应变机能、灵妙的对话和沟通素质、敏锐地把握历史机遇的“实践感”、具有深邃历史向度的组织实践的“逻辑”等更复杂的智慧形态，来卓越地驾驭实践。如此异于理论智慧的智慧形态尽管形式不同，但都是实践运行于合法状态所必需的内在条件，故可称之为“实践智慧”。毕竟，理论智慧的效能是有限的，也依赖并通过实践智慧来改造世界。马克思指出，“理论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的途径，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的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对立的解决绝不仅仅是认识的任务，而是一个现实的、生活的任务，而正是因为哲学把这一任务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所以哲学未能解决它”。[16]80实践所以能解决“理论的对立”，就因为它呈现为一种比理论复杂得多的改造世界的活动，呈现为一种整合、加工和驾驭改造世界的一切约束参量的综合性活动，集知与行、目标与过程、局部与整体等诸环节于一体，享有以改造世界而非仅解释世界为特征的实践智慧。历史唯物主义既然不仅作为改造世界的实践存在着，更作为合法形态的改造世界的实践存在着，那它就更须拥有卓越的实践智慧，从而作为智慧的实践存在着。
最后，历史唯物主义是消灭世界现存状态的无止境的智慧实践活动。毕竟，“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17]31。因此，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智慧地改造世界的实践，不是凝固的有终点的，而是不断走向人解放新境界的无穷尽过程。这决定了历史唯物主义既不能被穷尽，也不能被终结，而只能在对世界合法形态智慧地实践绽现的历史活动中，不断走向新形态。
这诸层规定性显示，历史唯物主义并非一直就存在着的实践，也非实践一切形态，而只是其中智慧合法地实践形态。毕竟，智慧合法地实践本来就需要智慧，从而才可能是哲学的。
2.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改造世界的哲学的整体意涵
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改造世界的哲学，其上述第一重意涵“改造世界活动中内生性地解释世界”，毕竟呈现为一种理论；其上述第二重意涵“智慧地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毕竟直接呈现为一种实践。前述马克思关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论述显示，这二者间并非一种外在并列关系，而是一种复杂的有机体关系。首先，前者作为后者自我意识内生和内在于后者；其次，前者既构造着后者，又作为后者内在驱导系统内在地支撑着后者；再次，后者孕生、内蕴、规定着前者；复次，后者以前者为其内在自我意识环节，并通过前者而能动地运行；最后，前者通过作为后者内生性内在性构成环节，而呈现为后者，最终作为改造世界的实践而存在和运行。二者间如此关系，决定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改造世界的哲学的完整意涵，就是以作为其内在自我意识环节的理论为导引，而智慧地改造世界，以实现人有效解放的合法形态的实践。就其实质而言，它不仅是实践中的理论，更是内蕴和涵摄理论于自身的合法实践。要言之，它是生发和运用特定理论追求人现实解放的合法实践。
三、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改造世界的合法实践的召唤
首先，通过对“改造世界”条件的论述，召唤历史唯物主义绽现为合法改造世界的实践。马克思认为，历史唯物主义要“改造世界”，不能依赖其作为思想的力量而只能依赖实践：“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22]320“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17]88可见，历史唯物主义只有绽现为改造世界的实践，才能“改造世界”。不过，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实践并非任意的，而是“革命的实践”，即以改造现存世界生产方式为主要着力点的实践。这体现了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改造世界的实践的合法性的强调。
其次，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主体完成解放使命方式的规定，昭示历史唯物主义必须绽现为改造世界的合法实践。马克思指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17]19“共产主义”“是人的解放和复归的一个现实的、对历史发展次一阶段说来是必然的环节”。[16]85“历史唯物主义者”必然是“共产主义者”，当然要“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以“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现人的解放。但“‘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而不是思想活动”，“只有在现实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17]18这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的“在现实世界中”“使用”的“现实的手段”，显然就是实践。不过，这种实践的主体不是任意的，而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从马克思整体思想看，“共产主义者”“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方式，不是改良，也不是思辨和说教，而是在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矛盾运动高度，改造世界的制度体系，从而是一种改造世界的合法实践方式。
再次，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存在方式的规定，要求其必须绽现为改造世界的合法实践。“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23]220这就排除了哲学仅以思辨逻辑体系存在的合法性，而要求哲学通过“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作为改造世界实现人解放的灵魂，内化到无产阶级意识中引导其走向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22]18但“无产阶级”“消灭自身”即实现其“解放”，和“哲学”“成为现实”，有赖“无产阶级”和“哲学”相互通过对方来实现，有赖哲学“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17]18，通过改造世界的实践，来消灭无产阶级生成的根源。这样，哲学才能通过实现无产阶级解放而把其自身实现于这种解放之中，使其得以现实化。而历史唯物主义也正是通过“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使“无产阶级”把其“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21]15，“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通过改造世界的实践，消除无产阶级生成的根源、实现无产阶级解放，而把其“变成现实”的。这样，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作为消灭无产阶级的实践而存在。而其所呈现的如此实践是特定的，即创造条件消灭导致无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的实践。这就把其作为改造世界的实践，定位于具有历史合法性的实践中。
复次，历史唯物主义与改造世界的实践间这种一体共生关系，决定了其呈现为理论的同时，也必须绽现为合法改造世界的实践。人们改造世界的实践，正是通过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揭示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内容[18]32进行的。实践作为通过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而能动地改造世界的感性活动，正是通过“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及其对“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的“制约”等客观法则而进行的。而“人们的社会存在”对“人们的意识”的“决定”、“社会的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上层建筑”“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发生变革”等实践法则，也正是在实践中生成存在的。可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作为实践的内在法则，本然地与实践交融贯通在一起，本然地呈现为实践的内容、方式、机制、内在环节而约束着实践，从而也就本然地以实践姿态存在着。既然如此，那么，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改造世界的实践，自然就是运行于它揭示的实践法则中的实践，从而自然就是合法地实践。
最后，对旧哲学仅满足于思辨地解释世界、不具有改造世界的意识和效能的缺陷的批判，也间接把历史唯物主义规定为合法改造世界的实践。马克思指出，“德国的实践政治派……以为，只要背对着哲学，并且扭过头去对哲学嘟囔几句陈腐的气话，对哲学的否定就实现了。该派眼界的狭隘性就表现在没有把哲学归入德国的现实范围，或者甚至以为哲学低于德国的实践和为实践服务的理论。……你们不使哲学成为现实，就不能够消灭哲学”。[21]18在马克思看来，与要被“否定”和“消灭”的思辨解释世界的旧哲学相比，合法的哲学不仅应统属于一个民族的“现实范围”，还应不“低于”一个民族的“实践”，呈现为“为实践服务的理论”。这里所谓哲学与实践的“高低”关系，是就二者对世界的影响、效应而言的：“实践”在改造着世界，哲学对世界只有具有同样效应，才能不“低于”“实践”。这就要求哲学必须绽现为实践。马克思之所以判定费尔巴哈“还是一位理论家和哲学家”[17]41，而非“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联系“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17]19的论述，不难看出其原因在于他“和其他的理论家一样，只是希望确立对存在的事实的正确理解”。而“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即“实践的唯物主义者”的“任务却在于推翻这种”“理论家和哲学家”试图“正确理解”的“存在的东西”。[17]41这就把历史唯物主义规定为“推翻这种存在的东西”的实践，也使得历史唯物主义及其主体不再只是“哲学”与“理论家和哲学家”了。按此逻辑，马克思不仅要求历史唯物主义避免作为思辨理论哲学、必须作为改造世界的实践存在，而且要使其主体作为共产主义者而存在，从而使其作为实践，必然呈现为改造现实生产方式的合法实践而存在。
马克思从理论与实践关系不同层面，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改造世界的哲学，都诠释为改造世界的实践、乃至合法实践，可见，其该思想并非偶然，而是其确定、系统的思想。
四、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改造世界的哲学意涵完整绽现的前提
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改造世界的哲学意涵，之所以长期仅被作为理论来介入和干预现实；其“生发和运用特定理论追求人解放的合法实践”这一意涵之所以被长期遮蔽，根源就在于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理解，长期处于如下被扭曲状态：
其一，二者关系被看成如杜威批判的那样，是外在二分的：“理性的与必然的知识是亚里士多德所推崇的，认为这种知识乃是自创自行的活动的一种最后的、自足的、自包的形式。它是理想的和永恒的，独立于变迁之外，因而也独立于人们生活的世界，独立于我们感知经验和实际经验的世界之外的。”而“实践动作，不同于自我旋转的理性的自我活动，是属于有生有灭的境界的，在价值上是低于‘实有’的”[24]15－17。其结果，这二者被看成服从不同逻辑的纯异质的东西，只按各自逻辑运行而互不相涉。
其二，理论而非实践成为理论自身的终极归宿和存在形式，使得理论代替实践而不是作为实践而存在，最终走向亚里士多德所谓“最高等的一种实现活动”[25]305，进入“除了所沉思的东西外不产生任何东西”[25]306的以自身为目的状态，呈现出所谓“自足”性。这种把理论实体化、用理论僭越实践的观点，支配着迄今关于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定义：实践哲学被定义为不同实践取向的哲学理论，而非被理解为特定实践本身，从而最终仍不过是理论哲学，使实践哲学与理论哲学的区分失去意义，哲学仅呈现为理论形态的而非也呈现为实践形态的智慧，哲学潜在形态向在场绽现的可能性被封闭。
其三，理论与实践因脑体分工而出现的区分、理论的专业化、理论对实践的外化和游离，被在本体论层面凝固下来，理论作为实践自我意识、构成环节的地位被遮蔽，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性陷入终极瓦解状态，完全呈现为两个不同世界。
一旦认同理论与实践上述二元对立关系，该关系就成为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改造世界的哲学意涵的根据和前提，从而对历史唯物主义而言：它只能被理解为纯理论纯逻辑的东西，它作为改造世界的哲学意涵，就只能呈现为它作为理论介入实践来改造世界，而不能直接作为特定实践来改造世界；它必然游离于实践、隔绝于实践；它必然走向自足和保守，把理论看成其存在的全部，从而它作为改造世界的哲学，只能呈现为一种理论形态。
一旦服膺马克思关于理论与实践关系前述规定，该规定就成为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改造世界的哲学意涵的根据和前提，其内在逻辑就必然支配着对该意涵的理解：首先，它限定理论是实践的自我意识和实践内在法则的映现与表达，是实践的理论性存在形式，最终必须作为实践而存在。因此，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改造世界的哲学，表达的不过是实践内在法则与实践的合法形态，其根本规定性就不过是实践内在法则所决定的实践合法形态而已。其次，它限定实践内蕴的如理论描述那样的趋势和过程，是理论赖以可能和存在的保障，是理论的实质。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终究不过是实践特定趋势和过程，从而就必须作为实践特定趋势和过程绽现出来。再次，它限定理论是实践内在环节，毕竟，“就是思想也不能先于生活，因为思想也不过是生活的一个片断、一项具体活动”[26]124。所以，理论只能与实践其他环节一起作为实践整体而存在。这表明历史唯物主义本来就与改造世界活动的其他环节一起内在于实践中，进而作为特定实践存在着。复次，它限定理论内生于实践，是实践内在法则、趋势和过程的揭示和映现，统一和开放于实践，对实践决不具有自足性。这使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形态，呈现为改造世界的实践内在法则、趋势和过程的理论映现。最后，它限定实践合法形态的澄明与实现，需要实践智慧，也需要内生于其中的理论智慧。毕竟，历史的“解释者”与“创造者”是内在统一的，“如果谁创造历史也就由谁叙述历史，这种历史就最确凿可凭了”[27]163。因此，历史唯物主义须历史地呈现为理论态哲学智慧和实践态哲学智慧。
从上述分析来看，若马克思关于理论与实践关系确作了前述诠释、若无理由否定这种诠释，那么，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改造世界的哲学意涵，被理解为“生发和运用特定理论追求人解放的合法实践”就无法回避。这表明，如何确当理解该意涵的问题，实即如何确当理解理论与实践关系、特别是马克思关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诠释的问题，从而确当理解理论与实践的本然关系，成为确当理解该意涵的前提。
既有实践哲学终究是某种基于或关于实践的哲学理论，这不但迫使所谓理论哲学在逻辑上失去作为一种基于或关于实践的哲学的可能性，而只能成为一种或神秘或纯主观虚构或纯思辨玄想的哲学，也使既有实践哲学与理论哲学的划分陷于无效。二者的划分要真正有效，实践哲学就必须作为实践形态而存在。毕竟，正如哈贝马斯所言：“在纯理论中，实践需求是无法满足的。”[28]164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改造世界的哲学，呈现为“生发和运用特定理论追求人解放的合法实践”，从而既作为理论态哲学存在，也作为实践态哲学存在，这就使得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划分变得真正有效，实现了哲学形态划时代性变革，使得人类解放获得了全新哲学形态的支撑。
［收稿日期］2012－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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