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梁传》的真伪和写作时代问题考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真伪论文,时代论文,谷梁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谷梁传》的作者和写作时代等问题，自古异说纷纭。本文拟就诸家之说，对此问题试作清理和判断。
一、《谷梁传》不是刘歆伪作
《谷梁传》属于今文经，但近代的今文学家崔适在《春秋复始》中却考定为古文经，同属刘歆伪作。书中指出：“《汉书·梅福传》，推迹古文，以《左氏》、《谷梁》、《世本》、《礼记》相明，《后汉书·章帝纪》令群儒受学《左氏》、《谷梁》、《古文尚书》、《毛诗》，此于《谷梁》，一则明言古文，一则与三古文并列，其为古文明矣。古文为刘歆杂取传记而造，则武、宣之世，安得有《谷梁》。……歆造《左氏传》，以篡《春秋》之统，又造《谷梁传》为《左氏》驱除，故兼论三传则申《左》，并论《公》《谷》则右《谷》……然则《儒林传》谓《公》《谷》二家，争论于武、宣之世者，直如捕风系影而已矣。至成帝绥和元年立二王后，采梅福所上书，引《春秋经》曰：宋杀其大夫。《谷梁》曰：其不称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是为引谷梁氏之始，去河平三年刘歆始校书时十八年矣。歆所造伪书已出古文也”〔1〕。过去一般都以《公》、《谷》并称，作为今文载籍， 自崔适书出，《谷梁传》的真伪也成问题了。其后张西堂先生还专门写了一部《谷梁真伪考》以扩张崔氏之说。这些翻案文章是近代疑古思潮下的产物，所列证据都不够坚强有力，所以绝大多数的学者仍维持旧说。
事实上，崔氏所论是有误的。《谷梁》并非真是古文，它虽曾与三古文并列，是有其历史原因的。纵观经学历史，《谷梁》之学向来殆如附录，只有在西汉宣帝时期尤为兴盛。在汉代主要是受到《公羊》学的压抑，在立官的道路上多次受挫。参加宣帝亲自主持的“石渠阁”经学讨论大会的《谷梁》学派代表尹更始，本是重要的《谷梁》学传人；“擢升谏大夫、长乐户将”之后又受《左传》，“取其变理合者（变通而合于《谷梁》之理者）以为章句（为《谷梁传》之章句）”〔2〕， 这便在《左氏》、《谷梁》两传间，架设了桥梁。之后又有不少《谷梁》传人兼治《左传》，所以此后《左》、《谷》两家乃较为接近。《毛诗》因与《左传》同受压抑，所以在东汉，两家也较为亲近，于是《左氏》、《谷梁》、《毛诗》再加上《古文尚书》，便成为东汉“古学”的骨干，并因争立学官组成联盟。这都与文字上的今文古文之分无关。
再说，刘歆之父刘向，据《汉书》所载是宣帝时期《谷梁》学的主要传人之一；《史记》中也有了关于《谷梁春秋》的简单记载，而崔氏却认为《谷梁》是刘歆伪作以供《左氏》驱除对立学派的，实在是不可置信。显然，《谷梁传》不是刘歆伪作的。但是，能就此肯定《谷梁传》不是一部伪作吗？这个问题还需作进一步的考辨。其实，它所以遭到“伪作”的怀疑，问题就出在来源、作者、写作跟成书的时代，没有明确的史料记载。
二、《谷梁传》是不是子夏所传的
《谷梁传》在唐代的“九经”、“十二经”和宋代的“十三经”中，都被列为“《春秋》三传”之一。所谓“传”，就是阐发和解释经义的意思。它和《公羊传》，确是以阐明《春秋》的“微言大义”为目的，相传均是子夏私相传授的。很明显，如果《春秋》中不含“微言大义”，《公》、《谷》之书就是后人杜撰出来的。可是，关于《春秋》的文义问题，由于缺少真实可信的史料依据，至今还是纠缠不清的。所以《谷梁传》的来源问题，很难说清楚。笔者认为，《谷梁传》很有可能是源于子夏所传的《春秋传》〔3〕， 但决不是一部子夏口传的《春秋》经义实录。以下分两点来说：
首先，一些史学家认定《春秋》中没有所谓的“微言大义”，是没有根据的。诚然，依靠所有现存的史料还很难断定《春秋》就是孔子的著作。但是，从现有的学术成果来看，至少可以肯定：1、 《春秋》与孔子的学问有着密切的联系；2、 《春秋》是从周代（主要是鲁国）的旧史中删定出来的。由此我们又可以得出：1、 孔子很可能对旧本《春秋》作过一些整理、解释和个别文字订正等删修性的工作；2、 孔子对《春秋》一书有着自己特别的见解，并按一定的“义例”，赋予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模式来编撰和讲解《春秋》的；3、 不论孔子是否修订过《春秋》，作为一部史书，应该会有它的记事体例和对史实的褒贬，即使不便直书而隐约其辞，也应该是稍加探索而即可明其真相的。例如鲁桓公“薨于齐”一事，三传都有或详或略的记载说明，证之以《诗经·齐风》中的《南山》、《敞笱》、《载驱》，就可以真相大白。4、 《春秋》作为我国第一部编年史，而记事极为简单，大多是点到为止，这是不能用当时书写工具落后来说明问题的。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春秋》既是删定之书，就不可能为了记史而修史，说它在记史之外别有寓义，也是合情合理的。因此，我们应当把《春秋》也当作经书来看待，才能还它的本来面目。当作经书，就不能否认其中有“书法”、“义例”的存在。
但是，《春秋》里面并不是几乎每一条都表现了圣人的“微言大义”。顾颉刚先生1925年有答钱玄同书，扼要地提出《春秋》并不“处处有微言大义”，“《春秋》为鲁史所书，亦当有例。故从《春秋》中推出些例来，不足为奇”〔4〕，不失为恰当之论。可是， 究竟是谁最早从《春秋》里“推出此例来”呢？一般认为，从《春秋》里寻找“微言大义”，开始于战国时期；那时，《公羊》和《谷梁》已开始私相传授。按此说法，即以为《公》、《谷》之书完全是后人杜撰而成的。其实，既然我们肯定《春秋》原有旧史书之例，就不应否定它还有删定者的“书例”，更不应因此否定这些“书例”会为后世所传习。《公》、《谷》之书专讲“微言大义”，一定源有所据，不可能全凭牵强附会杜撰出来的。从《公》、《谷》传文中也可看出，《春秋》并非每条都可以讲“微言大义”的。
其次，《谷梁传》如果不是子夏传给后世的文本，就是后人根据子夏所传的重新编撰而成的。它很可能是源于子夏的。这可以先从两方面加以考虑：1、孔子对于《春秋》的理解， 在他现存的言论中没有明文；据说是秘传给弟子。然而，孔门弟子所传的《春秋》经学，后世多无从稽考，据说只有子夏有经传于世〔5〕。2、《谷梁传》解《春秋》时，所依据的大量材料不知从何而来。相传是子夏私相传授的。如果这两种传说可信，证明《谷梁传》是源于子夏所传的，就很容易了。但是，正是这些传说没有足够的史料依据，所以历来对此争论不休。其实，我们还可以借助《谷梁传》本身所含的内容来加以证明。理由如下：
1、《谷梁传》和《公羊传》是同源异流、同本异末的两部著作。 一方面，《公》、《谷》大体上有一个共同的蓝本。除了两传的体例均为问答式的解释体和所据的《春秋经》文本基本相同以外，据笔者考证，《公》、《谷》文中许多含有叙事成份的，所述内容大同小异，可起互补互证的作用，并不自相矛盾。如僖二年“虞师、晋师灭夏阳”一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谷》有经文不立传的约1130条，占总数的三分之二。而《公》、《谷》同时不立传的就有1040条左右，且同样两条以上连续无传的有95处之多。此外，《谷梁》独有传文和《公羊》独有传文的所占比例极小，分别是263条和90条。
另一方面，从《谷梁》本身看，传中阐述经义，多引前人之说。有前代传经者的语录，如“沈子（定元年）”、“尸子（隐五年、桓九年）”等诸经师的说法；还有作者师说以外的传闻十余处，如“或曰”、“传曰”等引文。《公羊》阐述经义也如此。这些引论看似道听途说，实可算是博采众长，有超越师承择善而从的严谨态度。
根据汉代的文献记载，《谷梁》和《公羊》一样，最早只是口耳相传，至西汉始著于竹帛，成为定本。既然，二传都是在传授和记录经义的基础上并经过长期的口耳相传才写定成本的，就不只是对第一个解经者言论的实录，必然杂有历代传经者对原有经义重新加以阐释的成份。换句话说，同一师门的弟子，即使是最早的传经者，对同一经师传授的经义内容单凭口耳传授和人脑的记忆力保存，肯定有不少的出入，更不用说他们再凭记忆的内容所作的阐释会有侧重点的不同，甚至产生意见分歧。加上各自秘密递相传授日益久远，以讹传讹，所存在的差异性有增无减更是可想而知的。即使二传一开始就写定成本，也不能排除因流传产生互相矛盾的可能。由此推知，发现“《公》、《谷》有不少矛盾之处”，还是不可否认它们是同源的〔6〕。
2、《公》、《谷》的作者大讲“微言大义”， 一定是确信它们是孔子秘传的。他们距孔子的时代很近，如果所信无据，那么他们的所作所为就真是宛如痴人说梦，实是自欺欺人。从他们在传文中所露的才华看，不象是那等无聊好伪之徒。而后世学者却以为他们“皆据一二字各逞私臆妄为解说，或无中生有，或颠倒史实，要皆为凭空撰语自圆其说者，《公羊》诞矣，《谷梁》尤甚焉。”〔7〕，所以否认《春秋》中隐含着“微言大义”，以为《公》、《谷》中的“经义”是其作者挖空心思发挥出来的，并不是子夏所传的。
诚然，它们的经义有不少牵强之处，但是不足以肯定“皆为凭空撰语自圆其说”。倘若《公》、《谷》都是牵强附会出来，更应该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因为这“凭空撰语”非但不是昙花一现，而是不仅口耳流传百年不亡，而且刚写定成书之后便引起统治者的重视并相继成为官学，甚至是双双成为中国古代最重要文化典籍的一部分得以千古流传。莫非古往今来的学者都看不出它们杜撰的破绽，以致不能把它们拉出经学的殿堂？看来，它们的内容决非全是“妄为解说”、“无中生有”，而应是源有所据，更可能是前代所传的。
3、《谷梁传》“源于子夏所传”的说法基本可信。 虽然已无先秦的史料以供考证，但是，离先秦不远的汉人都笃信此说；自从唐人杨士勋《春秋谷梁传序·疏》明载“谷梁子受经于子夏之门”以后，清代以前的学者也极少有对此产生怀疑的。即使有些学者考证谷梁子不是子夏的学生，可按清人钟文烝《谷梁补注·论传》所论“盖谷梁受业于子夏之门人，因遂误以为子夏门人”，《谷梁》也还是子夏所传的。其实，只要作传者有参考子夏所传的《春秋传》，就可算是源于子夏的。而从可证《公》、《谷》同源的材料进一步分析，二传作者很可能都是以子夏所传的《春秋传》为主体加以改编的。再说，那些对传统说法提出质疑的学者，其所持的论据并非坚强有力、无可争辩。
4、肯定或倾向于“《谷梁》源于子夏所传”的说法， 并非认为《谷梁》是子夏所传《春秋》隐义的实录。毋庸置疑，今天所见到的《谷梁》，其所传之义仅有部分合于《春秋》作者的本意。由于《春秋》经文，本源于旧史；《谷梁》在写定成本之前，曾长期流传于众经师之手。倘若其本意是由“书法”、“义例”而见，则所谓“书法”也应包括四部分：①、周代史官（主要是鲁国）的书法；②、删定《春秋》使之由史变成“经”并传解“经义”者的书法；③、由师承或揣测而作《谷梁》传文者的书法；④、流传过程中历代著名传经者的书法。因为，它不止源于子夏，根源是周代史官和删定者创制的书法，但是又因为流传久远导致这些书法产生变异和发展。其中，子夏所独传的《春秋传》，很可能就是《谷梁传》最主要的来源。
三、《谷梁传》是不是谷梁子所作的
《谷梁传》作者，最早提及的是《汉书·艺文志》，以为是谷梁子，但具体名字不详。而后世学者却不知何来所据，给谷梁子取了六个名字。比较不同的文献记载，计有喜、嘉、赤、淑、俶、寘六种不同的名字。对此，不少学者提出了考证意见。阮元《十三经校勘记》引王应麟云，“谷梁子或以为名赤，或以为名俶，颜师古又以为名喜”，按云：“作‘俶是也。齐召南云：《尔雅》‘俶’训始，故字元始。”清代今文经学家皮锡瑞认为谷梁子的几个名字不是专指一人，可能是代表不同时代的传经者〔8〕。而皮氏此说， 近代吴承仕先生在《经典释文叙录疏证》中却把它看作是“不明声类，而妄为说”。吴氏依靠声类转换的分析，指出一人六名是“字异而人同”。
综观有关谷梁子其人的记载，虽存在着名字不同，但几乎没有人否认历史上有谷梁子之人。可是，他是不是《谷梁》的作者呢？这个问题史阙有间，也很难说清楚。笔者认为，谷梁子与《谷梁传》的关系，就好比孔子跟《春秋》的关系一样。他很可能是《谷梁传》的重要传经者之一，主要是对子夏所传给后世的《春秋传》文本作过一番修补和删定工作，以致后世学者把著作权归给他。这可通过考辨汉代以前《谷梁》的流传情况和谷梁子生活时代的有关记载，得到推证。以下分两点来说：
第一，“子夏传谷梁子”的说法不可信。因为，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所载，子夏小于孔子四十四岁，当生于公元前508年；这样， 要是有子夏传谷梁子之事，至晚也不会迟于前420年左右。 但按桓谭《新论》“《左氏》传世后百余年，鲁人谷梁赤为《春秋》，残略，多所遗失”，和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引糜信注以为谷梁子“秦孝公同时人”的说法，谷梁子的生活年代不应早于前四世纪中期。据一些学者考证〔9〕，“谷梁子传荀子”的说法基本可信， 即可证明谷梁子跟荀子的生活年代相距不远。如此说来，谷梁子不可能是子夏弟子。很可能正如钟文蒸先生所猜想的一样，谷梁子是受业于子夏之门人，而不是受业于子夏之门。
第二，既然谷梁子不是子夏弟子，就不能肯定《谷梁传》全是子夏所传的，更不能肯定它是谷梁子所作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就说：“旧题赤撰，亦非也”，因为“《公羊》《谷梁》既同师子夏，不应及见后师。又‘初献六羽’一条，称‘谷梁子’曰，传既谷梁自作，不应自引己说。且此条又引‘尸子曰’。尸佼为商鞅之师，鞅既诛，佼逃于蜀，其人亦在谷梁后，不应预为引据。”同样的理由，马培棠《国故概要》不仅用来怀疑“谷梁子为子夏门人”之说，而且进一步提出：“则《谷梁传》是否出于一人之手，实亦成问题。”其实，《谷梁传》既是源于子夏所传，说明在谷梁子之前已有子夏《春秋传》的流传。关于汉代以前《谷梁》的流传情况所据一向不明， 传统说法包括三方面：1、仅靠师徒之间的传承；2、是口耳相传的，不见诸文字；3、是一线单传，不公诸于众。假如传统说法是指《谷梁传》成形之后的流传情况，则从《谷梁传》文中所引的补充解释来看，至少表明在其文本定形之后还有不少改动。而使其定形的传经者可能就是谷梁子。由此得出：谷梁子既是子夏《春秋传》的传经者，又是删定者。真正意义上的《谷梁传》当始于谷梁子。但在他删定之后，仍有后代传经者不断修正，以至出现抄袭他传的现象。
四、《谷梁传》是不是作于战国，成书于汉昭、宣时期
应该说这个问题是难以解决的。由于《谷梁传》在先秦时期的情况缺乏史料可供考据，对于这些问题，两千年以来的研究者只能提出疑问而不可能作什么补充。也正是如此，我们才有必要根据有关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本问题的结果来进一步推证。试论如下：
1、作于战国时期。这可从两方面加以考察：第一， 如果《谷梁传》是子夏所传的并在流传过程中被辑为定说，则其当作于战国时期是无疑的；第二，如果它是谷梁子凭空杜撰出来的，则其写作时代就难以确定，有可能是在战国，也有可能是在秦汉之际。据列申叔先生的《谷梁荀子相通考》，以为“以上十二条，皆荀子传《谷梁》之证”，而荀子是生在秦统一天下之前，则《谷梁》也应作于荀子以前的战国时期。相反，据日本学者本田成之所论，则以为“《谷梁传》是从荀子而传，在秦汉之际加以种种要素；至于现在之书，可以断定其成于汉初。 ”〔10〕其实，既然谷梁子是《谷梁传》的删定者，《谷梁传》至少早在谷梁子之前已存世。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作于谷梁子所处的战国时代之前。
2、它不是成书于汉昭、宣时期。主要理由有二：第一， 《谷梁传》虽然不是经过相当长的口耳相传才被写定成书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完全否认有口耳相传的事实。不妨稍作推测，倘若可以肯定孔子在《春秋》文字以外另有褒贬之义，则“其义”只是口传给他的某些弟子，并未由他亲自写之于书，后由他的弟子把他口传的“义”，笔之于书的或继续口传的也决非一人，而相传却只有子夏经传于世。可以推测在子夏时代，孔子所传的《春秋》经义是以子夏传授的为主，而其他弟子所传的都不及子夏，以致逐渐失传或仅有片言只语流行于世。子夏所传的“经义”，经过若干年后口传到谷梁子时，由于相隔几代的口耳相传，难免“残略、多所遗失”，但文本的主体尚在，于是谷梁子作为一代《谷梁》的传人不忍圣人经义流散于当世，便广采博览有关解说《春秋》经义的言论，重新加以删定并编著成书，所以后世学者把他的姓氏作为书名，把他当作该书的作者。
按理说，《谷梁传》如果是成书于战国时期，就应该用古文写录，而它却是用今文（即汉代流行的隶书）写成的。笔者推测，《谷梁传》在编定成书之后，仍然是以口说相传于师徒之间，后来，才逐渐以口说流行于世，并成为先秦较有影响力的一种思想。所以秦始皇“焚书坑儒”之时，《谷梁》为数不多的文本也没逃过秦火之厄，以致再次靠口耳相传，到汉初才被著于竹帛的。
第二，《谷梁》不是成书于《公羊》之后。前人指出，《公》、《谷》相同者十之二三。对这一前提，因为二传文字具在，一般学者都可以同意，不过有人用这一事实证明二传同出于子夏，有人则以之证明《谷梁传》晚于《公羊传》。持后种观点的，根据《公羊》大致成书于汉景帝时，且《谷梁》依《汉书》记载是在宣帝在位时立于学官的，由此推测《谷梁》是成书于汉昭、宣时期。其实不然。
前已论之，笔者认为《谷梁传》是源于子夏所传的，经过谷梁子删定成书之后仍有不少改动，才出现抄袭的现象。所以，并不能因此证明它是成书于《公羊》之后。根据徐复观先生的考证〔11〕，汉初董仲舒的学说更接近于《谷梁》；而董仲舒据《史记》、《汉书》明载，是很著名的《公羊》家，不可能既专治《公羊》，又兼治《谷梁》。由此似乎可推测：在仲舒时代，《谷梁》已有专书流行于世。
进而论之，根据《汉书·儒林传》所载，有《谷梁》在汉初的传人瑕丘江公，为争立学官跟董仲舒在汉武帝面前论辩《春秋》经义之事。关于这件事，《史记·儒林列传》中也有简要的记载。由此分明可见：《公》、《谷》两家在武帝时已经引起朝廷的重视，具有一定的影响。话说回来，倘若那时的《公》、《谷》之学还是师徒口耳相传，就不可能有那么多学者传习它们，并引起那么激烈的争论（在武帝面前争辩，作裁判的是丞相公孙弘）。再说，《公》、《谷》之学在武帝时既然已受到重视，为何《史记》、《汉书》都不知道它们是何时著于竹帛的，难道史迁、班固都是明知而不记？抑或是在他们生前，《公》、《谷》早已著于竹帛？
另外，既然武帝时，《公》、《谷》两家已互相攻诘，为什么在此之后把《谷梁》写定成书的人还要抄袭《公羊》的文义？难道不怕《公羊》学家借此来非难《谷梁》吗？其实，如果在汉武帝之后还有抄袭之事，那么多位居显位的汉代《公羊》家是决不会错过良好的攻击机会的，而汉史并无记载此事。再说，西汉昭、宣时期《谷梁》的传人荣广、皓星公、蔡千秋、尹更始等已都是有史可查的名家，如果《谷梁》是在这时段里写定成书的，应该有其中的主要传人介入此事，而汉史也不时载。参照前面所论，应该可以推断《公》、《谷》早已著于竹帛，至迟是在汉初，而不是在汉代昭、宣时期。
总之，通过对《谷梁传》来源、作者、写作时代的考察，我们得到了如下结论：它是源于子夏所传的《春秋传》，经谷梁子的删定成书后又惨遭秦火之厄，至迟在汉初用今文著于竹帛。可见，它不是一部伪作。
注释：
〔1〕崔适：《春秋复始》卷一《谷梁氏亦古文学》， 北京大学出版部排印本第二页。
〔2〕《汉书·儒林传》。
〔3〕《春秋传》在这里专指传说中子夏秘传的《春秋》经义， 是一部虚名的文本。
〔4〕《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第一期。
〔5〕参见洪迈《容斋随笔》（“续笔”卷十四“子夏经学”）。
〔6〕近代学者大多是抓住《公》、 《谷》之间“有不少矛盾之处”，来论证它们“同出子夏的不可信”。
〔7〕顾颉刚讲授、刘起釪笔记的《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
〔8〕《经学通论·论〈公羊〉〈谷梁〉二传当为传其学者所作， 〈左氏传〉亦当以此解之》。
〔9〕刘申叔《谷梁荀子相通考》，摘录于范文澜《群经概论》。
〔10〕江侠庵编译的《先秦经籍考》中所载本田成之的《春秋谷梁传考》。
〔11〕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卷三《原史·孔子修〈春秋〉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