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政策的终结与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斯大林论文,新经济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03)04-0076-07
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决定废止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而代之以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是俄国在小农经济占优势的情况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特殊途径，其特点是：从过渡形式上看，由“直接过渡”转而采取迂回地“间接过渡”的途径；从采取的手段来看，主张在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掌握经济命脉的前提下，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和国家资本主义；从实现目标来看，由过去急于实现“纯社会主义形式”转而提出“小农在居民中占优势所造成的特点的社会主义”。显然，这是列宁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新探索，但是，这一政策在20年代后期又被斯大林取消了。许多学者对新经济政策被取消的原因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这对于我们正确认识这一问题是非常有益的。我认为新经济政策被废止的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在于斯大林对新经济政策的看法，而这种看法又是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观的直接反映。这主要表现在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观与新经济政策是矛盾的，所以斯大林不可能真正理解新经济政策的实质，这决定了斯大林最终取消新经济政策。
斯大林对新经济政策的态度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28年以前斯大林基本上继承和坚持了新经济政策，并且为维护和捍卫新经济政策进行过斗争。但是1928年以后，随着粮食危机的发生，斯大林改变了对新经济政策的态度，最终取消了新经济政策。
列宁逝世后，以斯大林为首的俄共(布)中央坚持了新经济政策的方针，即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必须从农业开始，为此，采取了一些有利于农业经济发展的措施，如允许土地租赁和雇工，降低工业品价格和日用品价格，提高农产品价格，向农民发放低息贷款，帮助农民克服困难等。斯大林认为：“首先，必须消灭农村中的战时共产主义的残余。其次，必须实行正确的工业品和农产品的价格政策，以保证工业和农业的迅速增长。”[1](P355)由于采取了正确的政策，使国民经济的恢复比较顺利。到1925年底，农业播种面积接近战前水平，产量为战前的87%；工业总产值达到战前的75%。在此基础上，1925年12月联共(布)“十四大”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
当时，党内斗争也反映在是否坚持新经济政策问题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反对派公开主张取消新经济政策。例如，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上曾说，“新经济政策是一定空间和时间条件下的产物——这是被资本主义包围的工人国家的权宜之计。”[2](P69)季诺维也夫等人也夸大新经济政策的消极作用，攻击中央关于农村政策有“富农倾向”等。而这时斯大林是坚决维护新经济政策的，针对反对派在新经济政策上的错误观点，他在有关的文章和讲话中给予了反驳。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文中，斯大林指出了关于新经济政策发展商业的重要性，他说：“因为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有生产而没有销路就是置工业于死地；因为只有通过发展商业去扩大销路，才能扩展工业；因为只有在商业方面巩固了，只有掌握了商业，只有掌握了这个环节，才能指望把工业和农民市场结合起来并顺利地解决其他的当前任务，以便为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创造条件。”[1](P256)1925年，在党的十四大上，斯大林又针对季诺维也夫等人认为党中央农村政策有“富农倾向”论点，指出：他们夸大了富农和农村中资本主义分子的作用，这种倾向事实上是要挑起农村中的阶级斗争，而这是十分危险的。因为这是要恢复“剥夺富农的政策，因而就是要在我国宣布国内战争，这样也就是要破坏我们的全部建设工作。”[7](P278)“我可以肯定地说，这是对党的污蔑。我可以肯定地说，马克思主义决不会这样看问题，只有自由主义者才会这样看问题。”[7](P295)但是，20年代后期斯大林对新经济政策的态度发生了变化。1927-1928年苏联发生了粮食收购危机，斯大林认为，这次粮食收购危机是由于农业的发展速度太慢，社会主义积累太少，富农的投机倒把是“标志着农村资本主义分子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对苏维埃政权发动的第一次严重进攻。”[4](P54)根据这一认识，他错误地认为，农业的出路在于尽快开展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改变农村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不久，斯大林又提出农民必须以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形式，为工业化缴纳“额外税”，加快工业化建设的步伐。从此，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发生了大转折，即由新经济政策模式变为斯大林模式了。此后，在各个领域展开了向资本主义的全面进攻。在农村推行全盘农业集体化运动，同时开展消灭农村中的富农阶级运动；到1937年，参加集体农庄的农户已占总农户的93%，农业集体化基本完成。在工业领域中，也开展了对资本主义的全面进攻，到30年代中期，工业中的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已被消灭。与此同时，形成了以政治经济管理体制高度集权为特征的斯大林模式。从而使新经济政策只实行了七、八年便被取消了。
那么，为什么斯大林在20年代后期突然改变了对新经济政策的看法，并且最后中止了新经济政策呢?原因在于斯大林并没有真正理解新经济政策的深刻意义，新经济政策的真正意义是如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5](P175)但是，斯大林只是把新经济政策作为一种权宜之计的经济政策。但并没有把新经济政策看作是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这反映在斯大林对新经济政策经常出现一些矛盾的说法。
——有时候斯大林过分夸大新经济政策的普遍意义，认为新经济政策是一切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阶段，甚至强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也必须实行这个政策。他说：新经济政策是“资本主义国家，甚至其中最发达的国家，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能不能不实行新经济政策呢?我认为不能不实行。新经济政策及其市场关系和对这种市场关系的利用，在这种或那种程度上对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都是绝对必要的。”[4](P128)
——有时候斯大林又把新经济政策理解为俄国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情况下被迫采取的一项权宜之计，是在苏维埃俄国得不到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帮助的情况下，“而我们已经在经济上又被工业比较发达的资产阶级国家所包围，因此不得不采用租让制，不得不同一些资产阶级国家签定贸易协定，并同一些资本家集团订立租让合同，我们在这方面(经济方面)也是孤立无援的，不得不想尽办法克服困难。”[6](P56-57)
——有时候斯大林把新经济政策看成是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措施。斯大林说：“我们实行贸易自由，容许资本主义活跃，实行新经济政策，都是为了提高生产力，增加全国产品的数量，巩固我们同农民的结合。”[3](P297)斯大林把新经济政策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发展“农业”的时期，第二个时期是发展“工业”的时期。斯大林认为，由于国民经济造到严重破坏，缺乏粮食、原料，农民无钱购买工业品，因此，执行列宁的发展工业的方针，首先必须从发展农业开始。所以斯大林说，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是“在大规模的商品流转的条件下，建立起我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基础”，“但是要建立这样的基础，必须有发达的工业”，“而要发展工业就必须从农业开始”。因为发展工业必须给工业创造市场、原料和粮食前提。所以，斯大林认为从1921年起是新经济政策的第一个时期，即发展农业的时期。而到了1926年，当国民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时，斯大林指出，现在苏联已经“进入新经济政策的新时期”，即确立“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开端和终结”的“工业化的时期”。斯大林认为新经济政策应该进入第二个时期了。斯大林认为，现在“重心已转移到工业方面了”，他强调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工业上。”[7](P110-111)
——也有时候斯大林把新经济政策看成是过渡时期的经济领域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他说：“新经济政策是无产阶级国家所采取的一种特殊政策，它预计到在经济命脉掌握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的条件下容许资本主义存在，预计到资本主义成分同社会主义成分的斗争，预计到社会主义成分的作用日益增长而资本主义成分的作用日益削弱，预计到社会主义成分战胜资本主义成分，预计到消灭阶级和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谁不了解新经济政策的这种过渡性即两重性，谁就是离开了列宁主义。”[3](P302-303)并且认为：“其实，新经济政策只是以退却为开始，但它预计在退却过程中重新部署力量并举行进攻。其实，我们已经进攻几年了，而且很有成效地进攻着：发展我们的工业，发展苏维埃商业，排挤私人资本。”[7](P82)因此，他认为“新经济政策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策。”[4](P128)“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表现和工具。”[4](P148)
由此可见，斯大林并没有理解新经济政策的真谛，没有认识到新经济政策是苏维埃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特殊道路。尽管斯大林也针对“有人说我们好像在取消新经济政策，在施行余粮收集制和剥夺富农”的观点给予驳斥，指出“这是反革命的谣言，必须和它进行坚决的斗争”，并明确指出：“新经济政策是我们经济政策的基础，而且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不会改变。”[4](P15)“只有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才会想到要取消新经济政策。现在新经济政策对苏维埃政权比对任何人都有利。”[4](P40)但是，在多数情况下，斯大林并没有把新经济政策作为一项长期的经济政策，而只看作是一种临时的措施，是权宜之计，是暂时的退却。所以，他说：“我们所以采取新经济政策，就是因为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当它不再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抛开。”[8](P151)1930年2月9日，斯大林在回答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学生的问题时说：“当我们已经不需要容许某种程度的私人贸易自由的时候，当这种容许只会产生坏结果的时候，当我们有可能通过自己的商业组织来调整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而不必依靠私人贸易及其私人流转，不必容许资本主义某种活跃的时候，我们就‘把新经济政策抛开’”。[8](P163)
为什么斯大林只是把新经济政策作为一种在困难时期被迫采取的权宜之计，或者说仅仅是一种经济政策和措施呢?而没有真正理解新经济政策的真谛呢?这与斯大林传统的社会主义观有着密切的关系。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观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是无阶级的社会。斯大林在1906年所写的《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一文中就曾指出：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不会有任何阶级存在：既不会有资本家，也不会有无产者，因此也就不会有剥削。”[9](P305)十月革命胜利后，斯大林多次论述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始终坚持这一看法。比如1926年，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中说道：无产阶级专政有三个主要方面，其中第三个方面是“利用无产阶级政权来组织社会主义社会，消灭阶级，过渡到无阶级的社会，即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7](P31)1927年，斯大林在同第一个美国工人代表团谈话中，回答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时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看作相当长的并充满革命搏斗的国内战争的时期，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在这个时期内采取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和组织上的种种必要措施，以便建立社会主义的新社会、没有阶级的社会、没有国家的社会，来代替资本主义的旧社会。”[1](P612)1931年，斯大林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中谈到其任务之一是：“要在把苏联变为工业国家的同时彻底排挤资本主义分子，扩大社会主义经济形式的战线，建立起在苏联消灭阶级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10](P158)1934年，斯大林在联共(布)十七大的总结报告中，谈到国内的阶级斗争问题时说：“我们正向着建立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前进。”[10](P310)
从原则上说，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社会并没有错。但是如果联系到苏联的实际情况和斯大林的具体做法，斯大林的这个看法就不正确了。一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阶级的消灭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结果。但是，当时苏联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仅没有达到消灭阶级的程度，甚至没有达到消灭剥削阶级的程度。二是从斯大林的具体做法来看，斯大林为了达到建立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采用了阶级斗争的手段和方法，人为地消灭剥削阶级。如果把斯大林的前后思想联系起来看，他所说的“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实际上是指没有剥削阶级的社会，而不是指消除了任何阶级的社会。1925年12月，斯大林在联共(布)十四大上，把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问题归结为克服国内资本主义成分和社会主义成分之间的矛盾。他说：“彻底消灭私人资本，并使社会主义在我国取得完全胜利即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3](P289)后来他又说道：“建成社会主义是什么意思呢?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就是在斗争进程中用本身的力量战胜我们苏联的资产阶级。所以，问题归结起来就是苏联的无产阶级能不能战胜自己本国的，即苏联的资产阶级。因此，当人们说在苏联有没有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时，也就是想说苏联的无产阶级能不能用本身的力量战胜苏联的资产阶级。在解决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课题时，问题就是如此，而且只能是如此。”[1](P510)1936年斯大林在新宪法报告中宣布苏联社会主义建成，指出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在苏联只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
第二，从所有制关系来看，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是单一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斯大林认为，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里“随着雇佣劳动的消灭，任何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也会消灭，……集体占有一切土地、一切矿藏、一切森林、一切工厂和一切铁路等等……。”[9](P306)他多次谈到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问题，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工业与社会主义农业的结合。他说：“关于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则包括整个国民经济，既包括工业，也包括农业。因为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是组织整个国民经济的问题，是使工业同农业正确结合的问题，……如果工业与农业因此不能组成一个统一的国民经济的整体，那就根本不会有社会主义。”[1](P386)斯大林把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看成是苏联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他认为：“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建设决不能无止境地即过于长期地建立在两个不同的基础上，建立在规模最大的联合的社会主义工业的基础上和最分散最落后的小商品农民经济的基础上。必须逐步而又不断地、坚定不移地把农业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去，转到大生产的基础上去，使它跟上社会主义工业。或者我们解决这个任务，那末我国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就有了保证；或者我们放弃这个任务，不解决这个任务，那末回到资本主义去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4](P218-219)他说：“目前苏维埃制度是建立在两种不同的基础上：联合的社会主义化的工业和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体小农经济。苏维埃制度能不能长久地建立在这两种不同的基础上呢?不，不能。”[4](P7)“所以，要巩固苏维埃制度并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获得胜利，单是工业社会主义化是完全不够的。为此还必须从工业社会主义化进到整个农业社会主义化。”[4](P7)总之，在斯大林看来，社会主义的根本标志是公有制，要创造“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就必须“把生产资料公有化”。[11](P542)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斯大林把一切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视为异己而加以排斥，并以建立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公有制形式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因此，全盘农业集体化运动全面展开以后，斯大林便宣布苏联已进入了社会主义时期。“我们已经走出旧意义上的过渡时期而进入在全线直接展开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虽然我们离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和消灭阶级差别还很远，但是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期”。[10](P7)1933年1月，全盘集体化运动已经基本完成，为此，斯大林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总结报告中宣布：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在苏联已经建成了。”[10](P192)
斯大林的这一思想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存在着根本的区别。新经济政策的特点是在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允许各种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存在和发展，把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看作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充分利用它们活跃经济，促进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发挥个体小农经济的作用，而不是消灭它们。但是斯大林却把非公有制经济视为社会主义的异己物，主张发展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公有制经济，并逐步使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斯大林尤其轻视小农经济的作用，他强调：“我们在个体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是不能进一步发展的。”[4](P8)斯大林从根本上否定个体农民经济的生命力，他认为，小农经济“是最没有保障、最原始、最不发达、出产商品最少的经济。”[4](P36)因此，即使小农经济发展了也于事无补，甚至认为小农经济连简单再生产都实现不了。1927年粮食收购危机发生后，在联共(布)十五大上，斯大林严厉地斥责了农业发展的落后性，认为“农业生产不是国有化的，不是联合经营的，而是分散的”，“它不按照计划经营”，“它还没有按照集体化路线联合起来和合并起来。”因此斯大林强调农业的出路“就在于把分散的小农户转变为以公共耕种制为基础的联合起来的大农庄，就在于转变到以高度的新技术为基础的集体耕种制。”[12](P260-261)根据斯大林的思想，在党的决议中列入了如下决定：“加强对农民经济的计划影响”，“坚决地向富农进攻”。[13](P728)“大力促进个体私有经济(……)向集体经济过渡”。[13](P730)
第三，在运行机制方面忽视市场经济的作用。斯大林认为，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中，“随着剥削的消灭，商品生产和买卖也会消灭，因此那里不会有劳动力的购买者和出卖者、雇佣者和被雇佣者存在的余地”。[9](P305-306)在斯大林看来，社会主义社会实行的是排斥市场经济的计划经济体制。尽管斯大林也提出过商品生产的思想。比如他说：“为了保证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的经济结合，要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商品生产(通过买卖的交换)这个为农民唯一可以接受的与城市进行经济联系的形式。”[11](P548)并且批评了关于商品生产“必然会引导到资本主义”，“因此就应该消除商品生产”的错误观念。但是，斯大林所说的商品生产是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的，只限于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它所涉及的基本上都是联合起来的社会主义生产者(国家、集体农庄、合作社)所生产的商品。”而且也“只限于个人消费品。”[11](P551)而不承认生产资料也是商品。严格地说，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商品生产，“不是通常的商品生产，而是特种的商品生产。”[11](P551)他曾经明确地指出，新经济政策“其目的在于利用市场，通过市场，而不是以直接的产品交换，不要市场，在市场以外来战胜资本主义成分并建立社会主义经济”。[4](P128)但是，他又指出：新经济政策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反对战时共产主义制度，其目的是保证私人贸易的一定自由；第二个方面是反对私人贸易完全自由，其目的是保证国家对市场起调节作用。取消这两个方面中的一个方面就不会有新经济政策。”[11](P145)因此，斯大林认为，苏联资本主义的根基还没有彻底铲除，而这个根基就“藏在商品生产里，藏在城市小生产特别是农村小生产里。”[11](P66)这说明斯大林仍然没有突破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对立的观念，在他的思想中，计划仍然是社会生产的唯一调节者，这也决定了斯大林时期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国家直接占有全部生产资料，直接组织生产和分配一切大小经济决策都由国家统一决定。
1930年，斯大林在联共(布)十六大上，勾画了苏联经济体制的基本轮廓。他指出：“苏维埃经济制度就是：(一)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政权已经被推翻而代之以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的政权；(二)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即土地和工厂等已经从资本家那里夺取过来并转为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群众所有；(三)生产的发展所服从的不是竞争和保证资本主义利润的原则，而是计划领导和不断提高劳动者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原则；(四)国民收入的分配不是为了保证剥削阶级及其为数众多的寄生仆役发财致富，而是为了不断提高工农的物质生活和扩大城乡社会主义生产；(五)劳动者的物质生活状况的不断改善和劳动者的需求(购买力)的不断增长既然是扩大生产的日益增长的泉源，因而也就保证劳动者免遭生产过剩的危机，免受失业增长和贫困的痛苦；(六)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是国家的主人，他们不是为资本家而是为自己劳动人民做工的。”[8](P280-282)
由此可见，斯大林与列宁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方面存在着很大区别。从一般理论上说，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的观念并没有错误，但是问题在于斯大林这些观念脱离苏联的实际，脱离苏联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是教条主义的僵化的社会主义观念。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所主张建立是“小农在居民中占优势所造成的特点的社会主义”，是一种带有俄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斯大林与列宁在社会主义观念方面的不同反映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方面，决定了他们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式和方法的不同。从根本上说，列宁主张走一条迂回地、“间接过渡”的道路，这是一条“审慎地、缓慢地、逐渐地改造旧事物，力求尽可能少加以破坏。”[5](P245)这也正是列宁实行的新经济政策真正意义所在。而斯大林则主张走“直接过渡”的道路，这条道路正在像列宁所批评的，“是最彻底、最根本地摧毁旧事物”的“革命的方法”，[5](P245)他不仅急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而且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1936年，斯大林宣布苏联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后不久，1939年，在党的十八大上，斯大林又宣布苏联“正向共产主义前进”。[11](P464)这也决定了斯大林不可能从适合俄国这样一个经济上比较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和模式的角度来认识新经济政策，而是把新经济政策看成是权宜之计，[14](P111)因此，斯大林也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和意义，新经济政策被中止也就毫不奇怪了。
总之，20年代初期列宁创立的新经济政策，在斯大林时期曾经在一段时间内得到过贯彻和执行。但遗憾的是，斯大林并没有在列宁的基础上进一步将新经济政策推向前进，相反，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便取消了新经济政策，并最终建立起以权力高度集中为特征的“斯大林模式”，并最终为苏联解体埋下了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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