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平衡增长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中国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全球经济的平衡增长。显然，全球经济的平衡增长离不开国际收支顺差最大国的中国经济的平衡增长。不仅如此，经济的平衡增长对于确保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也显得尤为重要。在历经30多年的经济跨越式发展之后，在经济总量上，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在经济规模持续扩张的过程中，经济增长中的总量和结构性失衡问题也日益凸显。总量失衡主要表现为总供给与总需求、外需与内需、投资与消费的失衡，而结构性失衡则包括城乡、区域、产业、对外收支和收入分配等在内的一系列失衡。总量和结构失衡下的经济规模扩张使得我国经济发展面临严重的资源和环境约束，可持续发展面临严重挑战。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地位的增强，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经济平衡增长的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经济失衡的主要特征、原因、经济平衡增长路径以及宏观经济政策在经济平衡增长中的作用机制和有效性等四个方面。本文的目的即在于从上述四个方面对相关研究的最新进展进行综述，并在此基础上就宏观调控的政策取向及相关领域的未来研究进行展望。
一、中国经济不平衡增长的主要特征
在有关中国经济平衡增长的相关研究中，几乎所有国外的学者都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呈现出两个典型的特征：高储蓄和高投资，以及以出口为主导的增长。高储蓄和高投资模式下的储蓄大于投资使得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经济的发展不得不依赖外需，从而导致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长期“双顺差”格局。
Blanchard & Giavazzi(2005)认为，在中国汇率制度改革以后，中国经济存在高储蓄和高资本积累、高出口和高进口现象，并同时出现省际之间、不同熟练程度劳动力之间以及部门之间不平衡增长的社会性和经济性失衡。Hausmann & Sturzenegger(2006)则认为。中国快速发展中存在储蓄过高、投资效率不高、组织结构更新速度不快、教育和医疗投入相对不足、农业生产率相当低、服务业活力不足等问题。理查德·库珀(2007)指出，中国的外汇储备经历了快速增长，但是对居民的资本外流依然进行严格的限制。中国居民收入增长迅速，储蓄率较高，但中国家庭可投资的国内金融资产有限，因此对国外投资的潜在需求非常高。
国内学者则主要从总需求构成中的消费、投资、出口三者之间的关系及变化特征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刘伟和苏剑(2007)认为，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增长过快，但同时消费需求增长乏力；(2)经济增长势头强劲，但产能过剩矛盾尖锐；(3)外向型经济程度超常提高，但内需不足的困扰日益加剧，经济增长不得不更加依赖外需的扩张，使内需与外需增长之间产生显著的失衡。李扬、殷剑峰、陈洪波(2007)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着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并存的现象，人口红利、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改革是造成中国经济“三高”的实体经济因素和体制因素。郭树清(2007)指出，高速增长着的生产规模，是与同样高速扩张的投资和消费规模相一致。然而，中国经济中的消费确实存在着严重的结构不合理问题，而且相应地也存在着严重的生产和投资结构不合理问题。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占全部人口一半左右的农村居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速度长期低于整个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第二，城镇居民的非物质性消费增长不够正常；第三，普遍的公共服务相对滞后。余永定(2010)的研究则显示，中国当前经济增长的模式是严重依赖在整个工业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制造业、投资和外需。投资和出口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从总体上看，中国经济主要靠要素累积尤其是高投资推动增长，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不高，低技术进步与高投资、高增长构成了巨大的反差。李义平(2011)认为中国经济的不平衡主要体现在内需与外需失衡、产业结构内部农业基础薄弱、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失衡、政府职能与市场功能错位等方面。
此外，中国经济不平衡增长的特征还表现为多方面，既有部门生产率差距结构的区别，即表现为“生产力不平衡结构”特征(陈璋，2006)，也有部门收入差距结构特征，即表现为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以及产业收入差距等(蔡昉和杨涛，2000)。
二、中国经济不平衡的主要原因
在对中国经济平衡增长中总量和结构失衡的特征进行分析的过程中，相关学者对影响中国经济不平衡增长的原因(也是平衡增长的约束条件)进行了分析。Blanchard & Giavazzi(2005)认为，社会保障不足下的居民高储蓄意愿和人民币币值高估是中国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Aziz(2006)认为，导致中国经济增长中的高投资、低消费的原因是资本成本太低。扩张性的逆周期货币政策使得利率更低，更低的资本成本进一步加剧了原有的经济不平衡增长。Prasad(2009)指出，影响中国高储蓄、低消费的因素主要包括：消费平滑整个生命周期、人口因素、文化因素、习惯、预防性储蓄以及欠发达的金融体系等。
郭树清(2007)分析了消费不足的两种原因：存在有效消费需求但无相应供给或存在消费需求但无支付能力。前者主要是产业结构问题，后者则主要是收入分配问题。如果消费不足较为严重，那一定是市场机制存在较大不完善，或者公共政策不到位，更有可能的是两种情形同时发生。余永定和覃东海(2006)的研究显示，导致中国对外收支中双顺差的主要原因是国内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失衡和长期以来实施的FDI优惠政策。樊纲、魏强和刘鹏(2009)基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结果，较为系统地总结了导致我国外部失衡的可能原因：(1)体制改革、技术进步下的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导致了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出口增长，并因进口替代效应导致进口相对增长较慢；(2)我国在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的阶段就开始大规模引进外资，借助外资发展自己的特殊增长模式，决定了我国长期存在贸易顺差(而且伴随资本流入)，形成“双顺差”；(3)发达国家对我国的出口限制和贸易禁运政策抑制了我国的进口；(4)美元的“本位”地位导致国际流动性过剩，美国消费需求过大，储蓄过低，债务过高，导致美元币值高估，并有贬值的趋势；(5)我国汇率制度改革滞后，人民币汇率一段时间内低估，并导致对人民币升值的投机；(6)我国在一定时期内存在价格扭曲，出现了能源成本和环境成本过低，导致出口竞争力虚高；(7)国内经济失衡，储蓄过高，消费过低，导致总储蓄过大和“国民净储蓄”(即经常账户顺差)过大。而储蓄—消费比例失衡，是造成我国国民经济外部失衡的主要内部原因。
归结起来，导致中国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增长主要由投资(特别是政府投资)和出口拉动，消费发挥的作用偏低；在产业方面，重工业占比高，服务业比重偏低；经济和社会相比较，社会领域发展滞后，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的滞后发展制约了消费的扩大，并导致了高储蓄。
三、中国经济平衡增长的路径
在探讨中国经济平衡增长的路径时，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中国经济的平衡增长必须降低对制造业和投资的依赖，并对经常账户进行重新调整，更多地依靠消费，由过多依靠外需转向内需以及投资效率的持续改善。实现经济的平衡增长，既要实现内需结构(消费与投资)和内外需双引擎的平衡增长，也要实现国内不同区域、不同产业的平衡增长(Kuijs & Wang,2006; Lardy,2006; Prasad & Rajan,2006; Prasad,2009；江小涓，2010)。但在如何刺激消费和扩大内需方面，不同的学者持不同的观点。
Blanchard & Giavazzi(2005)提出了同时在财政和预算方面采取行动，并且伴之以货币重新定值来促进中国经济平衡增长的“三管齐下的解决方案”(A Three－Handed Approach)。即通过构建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增加公共服务方面的投资降低居民的储蓄意愿，同时让人民币适度升值以降低热钱的流入。Hofman & Kuijs(2007)则认为，中国经济的平衡增长需要更多地依赖于服务业，而较少地依赖工业；更多地依赖于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较少地依赖资本积累；较多地依赖于内需，而较少地依赖于净出口。Hausmann & Sturzenegger(2006)建议，中国应通过一揽子的财政政策，利用已有的资源，驾驭经济发展的机会，比如扩大社会保障的建设，同时应有效分配国有企业的红利。
余永定(2007)从多个方面提出了解决中国双顺差导致的内外经济不平衡必须采取的措施：增加旨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体系和教育体系的公共支出，以降低居民对未来不确定性的预期；通过财政政策和其他手段，缩小城乡、区域和阶层收入差距；深化国内金融市场体系改革，促进储蓄向投资更好地转化；允许人民币根据市场供求关系决定汇率；取消对FDI和出口导向优惠政策等。
Tsen(2010)使用1978年至200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研究探讨了中国出口、国内需求、经济增长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研究采用三个变量作为国内需求，即家庭消费，政府消费和投资。实证结果表明：在这些变量两两之间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即出口、国内需求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的动态关系。没有证据表明出口或是内需哪一个更重要。此外，经济增长对出口和国内需求都会产生影响。一个成功的和持续的经济增长需要出口和国内需求同时增长。
刘伟(2011)指出我国现阶段内需不足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供给方面，在扩大内需的同时必须强调供给管理，注重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的结合，把经济总量管理与结构调控、宏观调控与微观行为、短期管理与长期管理、政府干预与市场竞争等方面有机协调。
此外，也有学者从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进行了分析。刘生龙和胡鞍钢(2010)指出，交通基础设施对中国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加强各省份尤其是交通基础设施比较落后的西部地区和北部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有利于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区域经济平衡发展。
四、宏观经济政策促进经济平衡增长的作用
平衡增长是相对的，而不平衡增长是经济运行的常态和客观规律之一。平衡增长本身就是一个从不平衡到平衡再到一个新的不平衡的动态调整过程。经济平衡有自动调节机制，但是在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情形下，市场导向的调整可能导致经济剧烈波动，而市场调整的压力可以通过政策调整来缓解，宏观政策调控对于经济平衡增长有较大的调节空间(Petri,2009)，尤其是在中国转轨经济条件下，经济的发展和增长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政策主导型的特征。因此，制定一套能得到有效实施的确保经济平衡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体系显得尤为重要。
在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提高及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加快的进程中，中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来自于内部和外部的经济冲击也越来越频繁，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加大，周期性的特征日益明显。为烫平经济波动周期，确保经济平稳增长，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也就越来越呈现出逆周期调整的特征，而且随着周期的缩短，调控频率也越来越快。与发达国家市场体系相对完善、同质化程度较高且处在相对平衡的经济运行路径不同，中国经济异质性较强、结构加速转变，经济波动表现出明显的“不平衡”增长特征，即在每轮经济周期中，经济总量的扩张与结构分化相伴随；反之，经济发展不平衡结构亦随经济回落而缩小(袁江和张成思，2009)。因此，当经济增长面临较大的内外部冲击时，宏观政策的调整就需要在短期的快速平稳增长和长期平衡增长之间做出权衡和抉择。当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时，逆周期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也就不得不偏向于短期的快速增长，其结果则有可能进一步加剧经济的不平衡增长。再者，从经济周期形成的原因来看，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本身是经济增长严重失衡的表现形式，逆周期政策的实施本身也是促进经济从严重失衡向平衡转化的过程(余永定，2010)。因此，从长期动态的观点来看，中国经济的平衡增长是一种逆周期宏观调控下的动态平衡增长，而非市场经济调节下的内生平衡增长。
Goldstein & Lardy(2008)、Bonatti & Fracasso(2010)指出，中国可以通过财政、货币以及汇率政策促进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财政政策包括削减个人所得税和增加政府消费支出(主要是健康、教育、养老金和福利)，前者可以增加家庭可支配收入，进而刺激消费支出增加；后者可以直接增加消费，还可以通过减少家庭谨慎性需求储蓄而间接增加个人消费支出。因此，资本积累率将不可避免地减少，对经济平衡增长有明显的影响。Thorbecke et al.(2010)指出，在亚洲投资的基础设施能够提高竞争力和生产力，加速经济复苏，并帮助经济在中长期实现平衡和可持续增长。实施反周期的政策和措施，如基础设施融资，可以弥补对发达经济体的出口减少导致的需求下降，并且可以作为财政刺激方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姜波克(2006)指出，汇率变动具有实际收入效应，居民实际收入的变化会影响需求结构，进而改变不同产业间的相对价格，引起产业结构的变动。Lardy(2007)认为，一个更灵活的汇率政策将使中央银行在调控国内利率时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从而可以通过提高贷款利率，减缓投资过热以熨平宏观经济周期。这将导致较低的投资率，投资率的下降是经济增长过渡到更多地依赖消费驱动型增长道路的关键政策组成部分。Prasad(2009)指出，在固定汇率制度下，利率政策缺乏独立性，还会造成大量的经常账户盈余和更多的资本流入，使国内宏观经济管理更加困难，同时也会导致金融部门的改革日益复杂。最终的结果是，资源错配以及由出口和投资驱动的经济非平衡增长。而在浮动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具有独立性，资本账户自由化也会更加安全，从而带来更好的宏观经济管理和金融部门的改革与发展，进而促进经济的平衡和可持续发展。
余永定(2010)则从资金投向方面分析了逆周期宏观政策对于经济平衡增长的影响，指出逆周期宏观政策调控可能加剧经济增长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因为这些逆周期的宏观调控政策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和制造业。从而使中国成为主要经济体中最大化实现财政和信贷扩张的国家。更多地投资生产部门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这些投资的唯一经济目的在于增加未来产能，而用加速的基础设施投资来保持高就业的方式不仅不可持续，而且对于解决中期消费过低问题的作用也有待评估。虽然逆周期性的宏观调控能在短期内刺激经济增长，但如果没有相应国内消费增加作为支撑，产能的继续增长只会使中国面对外部需求收缩时难以适从。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10)认为，金融危机之后所实施的以政府投资为主的投资刺激政策将会导致最终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进一步降低，加剧投资和消费的结构性失衡。
五、评析与展望
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平衡增长不仅是保证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所在，而且对全球经济的平衡增长至关重要。现有文献为破解这一难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据。现有研究表明，首先，经济的平衡增长是相对的，不平衡增长是经济运行的常态和客观规律之一。不平衡增长是手段，平衡增长是目标。平衡增长是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经济平衡增长需要与更广泛的目标结合，不仅仅是短期总量的平衡增长，还有超越短期视角的长期、结构性平衡增长；其次，中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特征是高储蓄、高投资和出口主导下的增长，以及由此导致的城乡、区域、产业和收入分配等领域的结构性失衡。解决中国经济平衡增长的根本途径是降低对制造业和投资的依赖，并对经常账户进行重新调整，更多地依靠消费，既要实现内需结构(消费与投资)和内外需双引擎的平衡增长，也要实现国内不同区域、不同产业的平衡增长；再次，中国经济的平衡增长需要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调节。但就政策调控的有效性来看，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经济平衡增长效果有待进一步提高。中国宏观调控政策不应局限于短期内提高私人消费，政策的重点应该着眼于消费(储蓄)结构的改善，以促使经济在中长期内平衡增长。
对于未来研究的展望，我们认为应该重点关注经济不平衡增长原因的系统分析以及宏观政策对经济平衡增长的影响：
(1)对于中国经济失衡的特征和原因，现有研究虽然对总量和结构性失衡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分析，但往往专注于两者之间的某一个方面，缺少对两者之间内在关联的系统性考察。因此，构建一个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从整体上分析总量和结构性失衡的内在关联将是一个值得重点关注的方向。
(2)面对全球经济发展中不确定性因素的上升，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对中国经济平衡增长的影响将日益显著，从长期动态的观点来看，中国经济的平衡增长应是一种逆周期的动态平衡增长。宏观政策的调整需要在短期的快速平稳增长和长期平衡增长之间做出权衡和抉择。因此，基于经济平衡增长的视角，探讨促进经济平稳增长的逆周期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平衡增长的长期影响，前瞻性地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和具体措施，将具有重要的理论学术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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