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80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民族论文,工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39(2001)06-0035-06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始终是社会总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历来都十分重视民族工作，把民 族工作作为党的重要工作之一。伴随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党的民族工作也走过了80年的 曲折发展过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也有过失误。回顾党的民族工作，总结党的民族工作 的经验和教训，对于我们党和国家在新的历史时期、新的国际形势下，更好地开展民族工作 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80年是党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的具体实际 密切结合，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国内民族问题道路的80年
毛泽东曾经指出：“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 一 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 地应用它。”[1](P707)在民族问题上也是这样，不能照搬别国的经验。反对一切形式的民 族压迫，承认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是马克思主义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但各个国家 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根据本国的社会、历史发展和所处的国内外环境，提出解决本国民族问 题的具体纲领和具体政策，才能解决民族问题。正是这样，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关于民族 问题的理论与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反映各族人民的根本 利益和愿望，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如何正确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过程中，在曲折复杂 的斗争中，逐步加深了对民族问题重要性的认识。1921年党的第一个纲领中就写明要吸收各 民族成员为党员；1922年，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提出了推翻一切军阀，统一中国本 部，蒙古、西藏、新疆三部实行自治，再联合成真正民主主义的统一的共和国的民族纲领。 [2]这个纲领坚持了民族平等、联合的原则，提出了民族自治的思想。
1931年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又重申了上述原则并进一步规定：少数民族的解 放是中国人民解放的一部分；中国境内各民族，不论汉、满、蒙、回、藏、苗、瑶、黎或高 丽（朝鲜），也不分民族的大小、先进与落后，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承认中国境内各少数民 族的自决权，建立自己的自治区域；党和苏维埃必须注意落后民族地区生产力的发展与文化 的提高，以帮助他们逐步赶上先进的民族；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实行政教分离，信教 自由等等。[3]上述民族纲领是根据马列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理论的一般原理提出来的，其基 本方面也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党还处于幼年时期，在处理复杂的民族问题方面还缺乏经验 ，易于出现照抄照搬苏联建立联邦共和国的模式的情况。
红军长征途中，由于经过许多少数民族聚居区，广泛接触苗、瑶、壮、侗、布依、土家、 白、彝、藏、回等十几个少数民族的人民群众，中国共产党为完成战略大转移的艰巨任务， 制定了一系列民族政策，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民族工作，使党在民族问题上的政策走上了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正确道路。[4](P124)抗日战争开始后，党中央对民族问题，首先是对 陕甘宁边区的回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研究，总结了党的“ 二大”以来处理国内民族问题方面的经验，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与中国革命中 民族问题的实践更加紧密结合起来。
1938年10月12日，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论新阶段》的报告中，强调党当前 的任务，“就在于团结各民族为一体，共同对付日寇。”并详尽阐明了党的民族政策：“第 一，允许蒙、回、苗、瑶、彝、番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原则之下，有自己 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第二，各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的地 方，当地政府须设置由当地少数民族的人员组成的委员会，作为省、县政府的一部门，管理 和 他们有关的事务，调节各民族间的关系，在省、县政府委员中应有他们的位置。第三，尊重 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宗教、习惯，不但不应该强迫他们学汉文、汉语，而且应赞助他们发展 用各族自己的语言文字的文化教育。第四，纠正存在的大汉族主义，提倡汉人用平等态度各 少数民族，使日益亲善密切起来，同时禁止任何对他们带侮辱性与轻视性的语言、文字与行 动。”[5]毛泽东上述论述，阐明了少数民族独立自主原则与建立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关系， 其基本思想就是在统一多民族国家里实行民族平等团结，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这是在我党的 历史上首次比较系统明确提出民族区域自治的思想，标志中国共产党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 民族理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具体实践中，经过艰辛的探索，开始找到了一条解决我国民族 问题的正确道路。
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党在解放区贯彻执行了上述民族政策。1941年，《陕甘宁 边区政府施政纲要》规定：“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 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自治区”。[6]根据这个施政纲要，在关中地区的正宁县建立 了回民自治乡，在城川建立了蒙民自治区。特别是1947年5月1日，在党的领导下，成立了内 蒙古自治政府，这是我国最早建立的省一级的自治区，是成功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范例。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系统地总结了民族工作方面的经验，特别是总结了内蒙古的成功经 验，制定了以民族区域自治为核心的一整套正确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政策，并以法律的形 式固定了下来。但是，1957年后期“左”的思想干扰和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把民 族问题的解决引入歧途，给党的民族工作造成了重大损失。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拨正了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航程。此后，以邓小平为核 心的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和正确处理新时期的民族工作，在对建国以来解决国内民 族问题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做了认真总结基础上，对民族问题的重要性、长期性、复杂 性，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 治制度，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关于坚持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等方面，作了许多重要决 策，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族理论。这些理论充分体现了 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全新内容和时代特色，构成了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 部分，即邓小平民族理论。这一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民族问题理论 的继承和发展。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面对国际国内形势的重大变化和发展，如何加快发展民族经济，加 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像第一代、第二代领导集体一样，统揽全局，对 少数民族充满了无限深情，对民族工作高度重视，十分关心民族地区的发展和进步，在继承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民族理论的基础上又有深化和发展，就民族工作发表了一系 列重要指示，为加快民族地区的发展和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制定了许多重大措施，为全面开创 跨世纪民族工作的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了卓越贡献。正如江泽民总结我国 民族工作的历史经验时指出：“我国民族工作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最基本的经验，就 是我们党始终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民族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各民族平等、团 结、互助的原则，坚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 荣，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7]
二、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80年是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同仇敌忾，团结奋斗，推翻压在中国 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共同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80年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各民族杰出代表人物共同努力的结果，除代表中国主体的汉族杰出人 物的重要作用外，少数民族的杰出人物为创建中国共产党也做了大量工作。
中国共产党在建立初期，就十分重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在民族地区建立党组织的工作。 邓恩铭（水族）、马骏（回族）、张伯简（白族）等都是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邓恩铭还参加 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是中共一大、二大、五大的代表。1922年1月，他作为中国共产 党代表团成员赴莫斯科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曾任中共青岛 市委书记和山东省委书记，在山东从事工人运动。马骏和周恩来一起从事学生运动，发起成 立“觉悟社”，曾担任中共北京临时市委书记兼组织部长，从事恢复地下党的工作。张伯简 曾任中共两广区委军委书记，并参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筹办和省港大罢工的领导工作。
1923年秋冬，中共北方党组织深入北京的蒙藏学校开展工作。到1925年，发展了蒙古族青 年乌兰夫、吉雅泰、李裕智、奎璧等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批蒙古族党员，并建立了蒙古族的第 一个党支部。在中共北方区委和李大钊的直接领导下，多松年、乌兰夫、奎璧等在1925年4 月创办了内蒙古第一个革命刊物——《蒙古农民》，宣传新三民主义，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 命思 想，传播马列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在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还通过选派学习等多 种渠道，培养少数民族青年干部。1925年冬，曾选派乌兰夫、多松年、马骏等去苏联中山大 学学习；选派奎壁等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参加第三国际主持的党校学习。选派蒙古族高布泽博 等10多人到黄埔军校学习。1926年选派贾力更等17名蒙古族青年到广州第六期农民运动讲习 所学习。经过学习，他们都成为领导民族地区革命斗争的骨干。
在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各少数民族在中国共产党及民族纲领、政策的鼓 舞和指导下日益觉醒，积极投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军阀混战和争取民族自由解放的斗 争。在南方，广东畲族人民积极参加了彭湃领导的农民运动，组织农会与地主进行斗争；广 西东兰县壮、瑶等族人民在韦拔群的领导下，建立“改造东兰同志会”，展开了“打倒土豪 劣绅，铲除贪官污吏，取消苛捐杂税”的斗争；四川理县羌族人民也于1924年至1926年联合 当地藏、汉族人民举行了武装起义等。在北方，1925年冬，在张家口成立了蒙、汉各民族工 农兵群众的革命团体——“内蒙古农工兵大同盟”，在绥远、察哈尔、热河等地区设有基层 组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广泛发动和组织蒙汉各族人民共同进行反军阀斗争。这些斗争 ，极大地推动了人民大革命的发展，有力地打击了国内外敌人。
北伐战争开始后，许多少数民族干部在北伐军中担任过一些重要职务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例如，白族周保中曾任北伐军的团长、副师长，朝鲜族杨林、蒙古族荣耀先、彝族的罗炳 辉等也都任过营长、团长等职务。朝鲜族共产党员金俊燮，还在北伐战争中献出了宝贵的生 命。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无数少数民族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同汉族革命者一样，遭到 残酷的屠杀和镇压。大革命的惨痛失败，给了中国共产党深刻的教训，使他们懂得了：“在 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 ，就没有革命的胜利。”[1](P610)从此，中国革命开始进入创建工农红军，开辟农村革命 根据地的新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民族政策的指导下，江西、福建畲族人民参加了创 建中央苏区的斗争；湘、鄂西的土家、苗等族人民参加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开辟；1929年 12月1日，邓小平、张云逸发动和组织了广西右江两岸的壮、汉、瑶等民族参加的著名的“ 百色起义”；吉鸿昌领导的由各族人民组成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参加了抗日反蒋斗争， 等等。
在红军长征途中，由于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得到少数民族人民的真诚拥护，他们不仅 为红军当向导、做翻译、侦察敌情、架桥摆渡，而且为了给红军筹集粮草和各种物资，仅甘 孜寺就拿出青稞134石，豌豆22石，军马15匹，牦牛19头，同时还妥善安置伤病员2000多名 。 各少数民族青年还踊跃加入红军，使红军获得源源不断的扩充。据不完全统计，仅红一方面 军和红二、六军团在云、贵、川三省就扩充了近2万人，并从这些青年中培养了一批少数民 族干部。如藏族的天宝、杨东生、扎喜旺徐、沙纳、孟特尔，彝族的阿尔木呷、陈占英、 王海民、瓦渣木基，苗族的石邦智，土家族的彭祖贵，羌族的苏新等，他们都是在中国革命 的危急关头，毅然走上了革命道路。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有了比较系统的民族政策，并且在一些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中加 以实施，从而动员了千千万万少数民族人民积极投入抗日斗争。如活跃在东北的抗日联军， 朝鲜族和满族占有相当比重，其中第一军和第七军朝鲜族战士约占一半。抗日联军第一路军 总指挥兼政委是回族干部杨靖宇，第二路军总指挥是白族干部周保中，担任师以上领导职务 的有满族干部王光宇、张兰生（鲍巨魁）、陈翰章、关化新、伊俊山，朝鲜族干部李红光、黄 云胜、李学福、金根、许亨植，还有鄂伦春族干部安得有和元宝等。在八年抗战中，东北抗 联歼灭日伪军10万以上。华北各地和山东渤海的回民支队、大青山蒙古族游击队和琼崖纵队 等，也都沉重打击了日伪军。八路军冀鲁豫军区三分区司令员兼回民支队司令马本斋，勇谋 兼备，指挥战斗数百次，为在冀鲁豫等地粉碎日军扫荡、建立巩固的抗日政权作出了重要的 贡献。此外，各族人民还同妥协投降的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武装斗争，如湘、桂、黔、滇等 省的苗、瑶、壮、布依等族人民的武装起义，甘肃回民的三次起义，甘南回、汉、藏、东乡 等民族10万人参加的甘南民变，黎族王国兴领导的海南岛黎、苗族人民的白沙起义，新疆维 吾尔、哈萨克等民族参加的三区革命，等等，都为团结抗战做出了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各族人民为了摆脱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的民族压迫，实现自己当家作主 的愿望，广泛地参加到反对美帝国主义支持的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的斗争行列。东北 的朝鲜、满、回等民族积极参加了扩大、巩固东北根据地和南下作战，仅有50多万人口的延 边地区的朝鲜族，就有5万余人参加人民军队，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为革命献身的烈士 就有近2万人。内蒙古人民的武装于1948年整编为内蒙古人民解放军，总计1.5万余人，参加 了解放内蒙古的战斗和辽沈、平津战役，为解放全中国作出了贡献。河北、山东的回民支队 和陕甘宁的回民骑兵团都扩大了编制，参加了解放全中国的战斗。粤、桂、滇、黔、湘等省 的壮、苗、瑶、彝、布依、白、哈尼等民族人民分别参加了黔西的盘北游击队、黔东北 的松 桃游击队、广西的桂北武装工作队和滇桂黔边区纵队等，进行了反抗征兵、征粮、征税的武 装斗争。[8]1949年3月12日，海南岛的白沙毛栈成立了“琼崖少数民族行政委员会”，汉、 黎、苗族组成的琼崖纵队解放了全岛2/3的地区，保证了人民解放军的渡海作战。新疆三 区革命民族军一直坚持英勇斗争，牵制了国民党的10多万军队，有力地配合了全国解放战争 ，直到新疆和平解放。西藏人民反对英帝国主义分裂祖国的斗争取得很大胜利，为维护祖国 统一和领土完整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与此同时，东北、内蒙古和其他一些解放区还进行了土 地改革、民主建政，恢复和发展生产，支援了全国的解放战争。
无数历史事实说明，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各少数民族人民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 汉族人民一道，团结一致，浴血奋斗，经过近30年的艰苦斗争，终于在1949年取得了人民革 命的胜利，推翻了压在中国各族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共同建立了独立、民主、统一的多民 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使中国各民族进入了平等团结、友爱合作、繁荣发展的新时代，为建 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族工作，创造了坚实的基础和极为有利的条件。
三、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80年是党领导各族人民互相支援，艰苦创业，共同建设繁荣昌盛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80年
民主革命时期，党在领导各族人民对敌斗争的同时，就致力于民族地区根据地的经济文化 建 设，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标志着我们党的民族工作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标志着新中国民族工作的开始。建国初期，在 民族工作方面，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采取切实有效措施，认真贯彻 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全面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 济、文化事业，提高了少数民族的政治地位和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从而加强了民族团结， 巩固了祖国的统一。
在安定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秩序、建立人民政权包括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基础上，党和国家 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鉴于各民族的发展水平和民族特点，在民 族地区的民主改革中采取了不同的步骤和办法。实践证明，我国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方 法实行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是非常成功的。到1956年底，除西藏以外，我国95%以上的 少数民族地区先后完成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各少数民族 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使我国民族地区的社会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为了促进少数民族经济 、文化、教育及其他各项事业的发展，逐步改变其贫困落后状况，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采 取多方面的措施，尽可能在人力、物力、财力和科学技术上，给少数民族地区以大力帮助。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尽管少数民族地区大规模的建设事业开始得较晚，时间又很短，但在 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使计划得到了提前实现，其发展的速度和取得的成就是惊人的。在 工业方面，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建立了一批中小型工矿企业，在内蒙古、新疆、广西、青海等 省（区），还兴建了一些大型的现代工业基地。少数民族地区的现代工业也开始兴起。在农业 和畜牧业方面，据统计，少数民族地区的粮食产量和牧畜头数，1957年与1949年相比，分别 增长62.9%和141%。少数民族地区的交通建设，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安排的主要项目之一。截 至1957年，少数民族地区铁路通车里程5400多公里，公路通车里程6万多公里。这些铁路和 公路的修建，大大改变了少数民族地区闭塞的状况，增进了各地区的物资交流和各民族之间 的往来，并为以后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文化、教育、卫生事业方面，发展也 很迅速。1957年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1952年相比，全国在校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增长4.46倍， 普通中学的学生增长2.78倍，小学生增长1.17倍，卫生机构增长10.75倍。用蒙古、藏、维 吾尔、朝鲜、哈萨克、壮、彝、傣（傣仂、傣纳）、锡伯、柯尔克孜、景颇、傈僳等13种民族 文字出版的报纸有23种，比1952年增长60%；杂志35种，增长133.33%；各类图书1763种，增 长184%。
从1956年党的八大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的这10年中，党的民族工作在开创一条适 合我国国情的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中前进了一大步，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正确的民 族政策，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等继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第一，结构有较大 变化，少数民族地区人民在国家大力支援下，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开展了大规模的经济建 设。到1965年，全国民族自治地方工农业总产值完成157.2亿元（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 比1962年增长79%，现代化工业体系逐步建立。第二，民族贸易在曲折中发展，到1965年， 全国民族自治地方社会商品零售总额64.4亿元（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比1962年增长25.5 %。第三，农业经济有较快增长，到1965年，全国民族自治地方农业总产值完成88.4亿元， 比1962年增长84%；粮食443.4亿斤，比1962年增长29%。第四，畜牧业生产成绩突出，到196 5年末，全国少数民族牧区、半农牧区的大小牲畜达7394万头（只）（其中大畜1802.9万头，羊 5591.1万只），比1949年增长153.52%，比1957年增长45.39%。[4](P342)除青海牧区由于“ 大跃进”时期损失太大而没有完全恢复以外，其他牧区都得到较快的发展。可以说十年建设 时期，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事业就是在不断克服不利条件的过程中取得发展和进步的， 是一部艰苦的创业史。但由于1957年以后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使我国的民族工 作也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在正反两个方面都留下了不少经验教训。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十年内乱中，民族工作是重灾区。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肆 意践踏党的民族政策，疯狂破坏党的民族工作，破坏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残酷迫害少 数民族干部和群众，使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遭受了一场深重灾难，各族人民经受了一次 严峻考验。尽管林彪、“四人帮”千方百计地摧毁我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破坏各族人 民的团结，但在党和国家及全国各族人民的斗争下，不但使当时的不利局势最大限度地得到 了控制，而且使少数民族地区的各项事业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间还有一定的巩固和发展 。截至1975年，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第一次超过了农业总产值。在加强“三 线建设”的口号中，从1966年到1976年，一大批工农业科研项目和大型厂矿在各民族地区建 成投 产。1975年农业总产值完成152.2亿元，比1965年增长23%，从1966年至1975年10年中，平均 每年增长2.1%。粮食完成613.9亿斤，比1965年增长38%，从1966年至1975年10年中，平均每 年增长3.3%。牧畜年末总头数1.62亿头（只），比1965年增长14.9%，从1966年至1975年10年 中，平均每年增长1.4%，在交通邮电方面，“文化大革命”10年中通过“三线建设”，广大 少数民族地区交通、邮电的发展是显著的，也使一些民族地区长期交通闭塞的状况得到了有 效的改善。1975年2月，我国最大的水电站——刘家峡水电站建成。3月，内蒙古最大的电力 扬水站——磴口扬水站扩建工程峻工放水。[9]这个时期民族地区的文化艺术、医疗卫生也 有一定的发展。
粉碎“四人帮”后，我国的民族工作开始恢复。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 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民族工作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民族 工作中的错误进行拨乱反正，平反和纠正冤、假、错案，对“文革”前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 进行了清理和落实政策。全国的民族工作机构逐渐恢复，民族工作重新走上正轨。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在党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高度重视和正确领导下，经过各族人民的艰 苦努力，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各项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取得了举世瞩 目的成就：第一，经济总量迅速增长，从改革开放的1978年到1998年，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速度更是明显加快，国内生产总值从324亿元增加到7570亿元，年均增长10.5%。民族地区国 内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从1978年的8.9%上升到1997年的9.5%。第二，工农牧业生产能力不 断提高，基本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农业和工业体系，一批农牧业基地、能源基地、矿产基地和 原材料生产基地正在民族地区崛起。第三，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民族地区的工业从无到有， 现已经成为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民族自治地方工业总产值由1952年的11.4亿 元增加到1998年的3994.6亿元。第四，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改善，随着国家和地方的投资增加 ，极大地改变了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落后状况。1978年到1997年，民族地区全部建成投 产的大中型项目共有400多项。第五，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民族地区经历了从向沿海地 区学习到自身的制度创新的过程，打开山门，实行对国外和国内发达地区的双向开放，形 成了沿海、沿边、沿江、沿线全方位开放的格局。第六，地方财政收入快速增长，民族八省 区地方财政收入从1978年的52.28亿元提高到1998年的540亿元，增长10.32倍。第七，各族 群众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民族地区商品供应充足，市场繁荣兴旺。1998年，民族八省区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2430亿元，相当于1978年的16倍。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20元 提高到1998年的1643元，增长了12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的收入也由375元增加到5002元 ， 提高了12倍；职工平均工资由1978年的632元增加到1997年的5986.36元。在城乡居民人均可 支配的收入总额中，金融资产性收入比重逐步提高。1997年底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3765 .77亿元，比1978年的22.95亿元增长163倍多。第八，生活质量明显改善，农村居民和城镇 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分别由1981年的159.46元和409.87元增加到1997年的1296.38元和3803.2 元。[10]在消费水平大幅度提高的同时，消费结构也不断发生变化；医疗保健条件大为改善 ，人民的体质明显增强；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已由试点转向实施，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正在 建立健全。
江泽民总书记指出：推动各民族的发展进步和共同繁荣，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 个政治问题。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不断提高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建国以来我党 民族工作的重要经验，也是现阶段我国民族工作的根本任务。在新世纪的民族工作中，我们 要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牢把握发展这个主题，振奋精神，开拓进 取，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大发展。
收稿日期：2001-07-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