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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西欧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显然已经结束。80年代标榜的新自由主义的和各种社会民主主义的旨在恢复快速增长方面的尝试均告失败。90年代，贸易、投资，尤其是金融流动的全球化已将欧洲更为紧密地同世界经济联系起来。但是，经济全球化在这里采取了密集的区域性形式，即欧洲范围内的资本流动。区域性或大洲性经济集团是当今世界资本主义一体化不可缺少的因素。与亚洲和北美不同，在欧洲，区域性集团由更正式的跨国机构所构成。
在过去整个的40年间，欧盟一直在寻求建立欧洲统一经济的办法，它终于在1993年1月形成单一市场，在1999年1月形成单一货币。然而，欧盟国家之间日益增长的相互依赖和一体化并不能掩盖国家与区域的政治经济之间的差异和不均衡发展。
“欧洲社会模式”一直是一种解释欧洲文化的神话。与北美的两极分化和无保障的资本主义相比，欧洲资本主义更为平等，更具有参与机会。这种观念一直为执政的欧洲社会民主党所信奉。它的那种欧洲“进步竞争”的方案可规范地表述为竞争合作主义（ Competitivecorporatism）。 竞争合作主义有几个层面：在公司层面上的劳资之间的“生产合同”，旨在建立彼此之间相互信任的工作合作关系；在社会部门层面上的“社团民主”形式，诸如工会之间为改进地区竞争而进行的社会谈判；在国家和超国家层面上的“社会结合”政策，以平衡单一市场的经济结合。
竞争合作主义这种政治措词（英国的布莱尔称之为“第三条道路”，而德国的施罗德表述为“新中派”的主张）和欧盟的大洲性组织对于千年之末欧洲资本主义的前景来说是极为重要的。欧洲资本主义的新构型正在出现。但是，欧洲资本主义重构中的历史性障碍、政治困境和经济不确定性，比通常认为的要严峻得多。
1.经济障碍：自由化和单一市场 有关欧洲资本主义和经济一体化的讨论倾向于过分的描述和肤浅的分析。典型的“功能主义者”认为，市场关系的广泛传播作为一种历史必然性，一直在或多或少地产生着相应的政治功能，从原初的“共同市场”到今天的单一货币都是这样。这种观点为欧洲委员会和市场自由化的支持者所赞同。另一种解释方法是开出一剂现实主义的药方，即强调高超的外交手段在促进跨政府机构发展方面的作用。
然而，欧洲一体化应在其更大的历史关联中获得理解。就在资本主义以特殊的历史方式出现并产生其各种社会关系的同时，它的竞争进程也就导致了其积累在地理上的扩张，进而改变了全球空间构型。
我们可以断定像欧盟这种经济集团在资本主义扩张的总进程中的格局。首先有一组核心资本主义国家（英、法等国），它们围绕一个霸权极点（德国）而聚集起来，并依仗自己的竞争优势而构成一个特殊的积累区。此外，还存在一组弱国（葡萄牙、希腊和中欧）。整个集团的这种格局由各民族国家间政治经济上的等级决定。换言之，欧盟体现了离心力和向心力、跨国合作与民族分裂之间的一种相互作用。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待问题，那么关于欧洲各国国际化的争议问题就清楚了。形成欧盟的国家间条约并没有超越或摆脱民族国家和民族资产阶级。相反，这些条约是这些国家内部转型的结果，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国际化和集中化过程中固有矛盾的回应。
2.战后资本主义与欧洲共同体 战后的重建任务曾面临巨大的复杂性。很清楚，当时欧洲资本家阶级的经济政治地位极不稳定，不适应开辟出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要稳定欧洲的民族国家并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他们必须携手并进。
1947年马歇尔计划出笼，其意图就在于扶助美国的资本输出，为美国的机械业和制造业的出口提供国际支付手段以重建欧洲。这一计划也有另一意图：坚定地将欧洲资本主义作为苏联范围之外的西方联盟的部分，带入美国霸权的轨道。
由于有关的辅助条件过差，这些措施在当时并未导致经济恢复。马歇尔计划实际做到的事情是，为减轻欧洲的支付危机而提供关键的财政支持。1950年的欧洲支付联盟即从上述措施衍生出来，成为第一个泛欧洲经济协作机构，并且在许多方面的发展都与国际结算银行所信奉的自由主义正统观念相适应。
国际支付手段意味着，欧洲资本主义内部的分工对于保持长期积累来说是必不可少的。随之，一定程度的民族资本主义互补性地发展了。德国在发展国内市场的同时，加大了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力度并获得了世界出口市场的更大份额。在战后欧洲，从本世纪40年代开始，经济发展加速了，到60年代达到了高于5%的年平均增长率。 欧洲主要国家的这种积累步伐及互补性，在繁荣期进一步增强了经济合作。如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若干机构就反映了法、德、美复杂的地缘政治关系，它在建立一种横跨整个西欧的稳固的资本主义框架方面找到了共同的基地。
共同市场的影响作用是巨大的。贸易自由化与一体化成为当今的秩序。这种过程一经开始，西欧任何国家要完全排除它就非常困难了。
3.停滞与欧洲联盟 尽管有共同市场，本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却迅速结束了战后的繁荣，并挫败了欧洲资本主义。1974年之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国内生产总值方面的平均增长率降低了一半。下跌的程度在日本最大，在美国最小，但停滞在欧洲经济中表现得最为持久，甚至在80年代还进一步下跌。最终，欧洲经济追赶美国的势头在生产率和产出方面都慢下来，其竞争力停滞了。
各国对经济下降趋势的反应非常不同。德国的经济曾受联邦银行的货币支配，保持着德国马克的强势地位，长期保持了生产率的增长、产品成本降低和出口稳定。但在这场经济衰退中，德国模式遭到重创，导致70年代中期出口下滑、微利润、低增长和高失业。而瑞典的经济反应方式则相反。另外英国、意大利各有自己不同的经济步骤和结局。然而一旦德国这个欧洲战后的火车头停止前进，欧洲的停滞就难以避免。
由于70和80年代，欧洲国家采取各不相同的竞争战略，泛欧洲机构就进入了令人绝望的死胡同。欧洲货币联盟中的危机就是此种情况的一个侧面——竞争力与流通手段居弱势的国家都相继面临支付与流通危机。到80年代后期，欧洲货币合作才在德国联邦银行霸权下朝着币制稳定化的方向发展。
1999年1月1日欧洲中央银行的建立，给由紧缩和自由化构成的欧洲之路提供了新的制度上的控制力。但在战后繁荣与危机中浮出的大陆机构（欧洲中央银行是其中的决定性因素），对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提出了决定性的政治挑战。
4.政治困境：社会民主主义的重新定位 正在重构和深化中的欧洲资本主义的一体化为社会民主主义政治方案的相应改革提供了舞台。社会民主主义在战后平静时期的顺境中繁荣兴旺。制度形态虽在瑞典、奥地利、意大利和法国之间互不相同，但它们都发展了劳资谈判机制和再分配政策并使之制度化，以扶助社会中居于不利地位的人。但是，甚至在最好的时光中，这些制度形态也并不稳定，而且在本世纪70年代的危机中，积累的降低和竞争的增强又使这种紧张状况逐步上升到一个新水平。各国劳工运动对这种状况反应不同。有的持防御姿态，有的持创新和激进的态度。法国、瑞典和德国的实践，在左的及右的新挑战压力下，考验了战后社会民主党的战略，即国家凯恩斯主义和社会合作主义。
5.未被澄清的民族改良主义 凯恩斯学派的正统观念曾统治整个战后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而在80年代遭到了猛烈的冲击。凯恩斯主义曾被作为一种实现充分就业的有效战略，而密特朗的“U ”形转变则象征着这种战略过时了。同时反映了它在日益一体化和停滞的全球经济中的局限。
密特朗政权的政治遗产是要发动一种转变，就是使支持共产党的选举力量转向支持社会党，同时，社会党要远离自己曾保持的激进而广泛的根本原则，实现与资本主义的基本和解。
然而，对于本世纪80和90年代的欧洲左派思想来说，如此重要的社会合作主义战略，在一种贫乏的资本主义和一种粗陋的社会民主主义结合成的压力之下，在自己的基础中已显露了无可弥补的裂缝。
本世纪90年代经济增长的缓慢和大量的失业现象表明，瑞典和德国的社会合作主义作为社会民主主义的战略模式失去了诸多光彩，已从社会民主主义的武库中被排除了。这导致了新模式的“发现”（最为显著的是奥地利、丹麦和荷兰的比较灵活的体制），这与逆境中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期望值降低相一致。但是，保卫社会民主主义政府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对转变左派的地位并使之与欧洲层次的战略相一致，对新的社会合作主义的社会公约形成，是大有裨益的。
6.“社会欧洲”：带有人的面孔的全球化 与经济一体化相伴随，欧洲左派主张建立“社会欧洲”，力图创造平等的发展机会，使经济政策互相协调，并推进劳动调整计划。自80年代后期以来，左派的社会目标已经改变，社会民主主义对自己进行了重新定位。对今日欧洲大多数左派来说，在看来限制了国家层次改良主义政治的全球化时代，“社会欧洲”要在区域层次上为阶级妥协创造政治空间。欧洲的凯恩斯主义者及社会合作主义者都认为，欧洲一体化能够构成全球化的一个进步形式。
该战略计划在几条战线上进行改革：通过国际性协议来改进劳动的、社会的和环境的水平；增强跨国机构内的劳动者和社群的代表性；利用通货膨胀政策推进就业和福利。“社会欧洲”的观点，在不同程度上，已被一些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基督教民主主义政党和绿党所接受。该战略进一步在劳动、环境和其他的运动中聚集了支持力量，并在欧洲委员会内找到了强有力的代言人。
左派欧洲主义者的信念是，“社会欧洲”计划能够通过克服当代民族国家的“疲软”为工人赢得实质性利益，但这在两个方面都是错误的。首先，他们将希望寄托在大都是象征性的收获物上，在对待现时期一体化的总体方向上，是天真的。欧洲委员会倡导通货紧缩和放松管制，使工资和社会成本面临巨大的削减压力。无论工会得到了什么好处，在这种情况下都会得而复失。第二个错误是，他们认为，民族国家是软弱无力的，因此，战略可以而且应当转向超国家层次。他们未能认识到：那看起来像是软弱无力的东西，在大部分情况下就是蓄意的政治调整的结果；国家的国际化，在推进全球性积累和保障全球性再生产的政治条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家是整个全球化过程中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领域。
20世纪90年代，欧洲一体化的变数进一步加强了自由化和停滞的过程，而这继续限制着社会化欧洲的实行。用以回应欧洲停滞和一体化的竞争合作主义，只不过加剧了就业紧张状况、便利工资的迅速调整，将更多的收入份额从工人向资本转移。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和施罗德的“新中派”理论尽管对“社会排斥”和欧盟的国际经济合作说了一些冠冕堂皇的话，但是无论要建设欧洲资本主义还是欧洲社会主义，他们都必须在实践中确立新政策。
7.结论：欧洲资本主义的今天 欧洲的停滞已经根深蒂固了。欧盟内的贸易在持续增加，但欧洲在世界上的整个贸易地位则继续下滑。欧洲把世界作为其货物销路来利用，但欧洲内部的竞争机制却使世界资本主义的停滞和不稳定性不断产生。
欧洲社会主义的现状一点儿也不好。过去20年中的内部冲突和对新自由主义及全球化的迎合暴露出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已陷入死胡同。过去20多年，社会民主主义旨在保卫福利国家的成果或在欧洲层次上再创福利国家制度的战略已处于混乱之中，造成了深刻的钢领性混乱。
欧洲左派政治领袖和知识分子现在仍在追求一种“大理想”，以便能够在将来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保证他们持久的政治基础和作用。最近的理想为：追随资本的日益全球化，以接近超国家的欧盟层次，恢复社会民主主义。欧洲社会民主党为发展第三条道路所作的努力缺乏实在意义，只是暴露了它们在调节资本主义方向上已走了多远，而没有为社会主义的复兴提供任何巩固的基础。然而，社会民主主义的长期的重新定位，毕竟为欧洲左派锻造一种政治方案留下了开阔的空间。在群众反对新自由主义的罢工中，在反对北约对巴尔干半岛灾难性干涉的抗议中，在北欧国家绿色左派的集会中和部分改革了的共产党中，可以看到这种政治方案的线索。寻找对欧洲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寻找平等的欧洲政治的希望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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