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永亮[1]2003年在《软件产业集聚化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软件产业是高新技术产业的核心，各个国家地区都采取措施大力发展软件产业，然而获得成功的只有少数。这一事实表明：软件产业的发展具有自身的规律，其发展模式是从软件产业的自身特征中内生出来的。本文试以产业集聚理论和软件产业特征的经济学分析为基础，从理论上论证集聚化是软件产业内在要求的发展模式，并以理论为基础对西安软件产业的集聚化发展作出实证分析。全文的结构为：第一部分：描述集聚化发展的一些典型事例，指出传统理论在这方面的不足和这一现实提出的理论问题；第二部分：对集聚理论进行综述，指出已有理论的研究重点和不足；第叁部分：软件产业的经济学分析和集聚化发展，主要从软件产业的自身特征分析出发，研究软件产业集聚化发展的内在原因；第四部分：软件产业发展模的比较研究，通过比较间接说明集聚化发展的优势；第五部分：以上述理论为基础，对西安软件产业的发展进行分析，指出西安软件产业在集聚化发展方面目前存在的问题。
盛建楠[2]2013年在《北京市软件产业集聚与扩散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全球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作为信息技术核心的软件产业,近年来已成为我国重点发展的战略型新兴产业。赛迪软件中心的报告显示：目前我国软件产业的空间布局整体呈现“以点带面,扩散发展”的演变趋势,环渤海地区占据着我国软件产业的制高点。而北京是带动软件产业发展的引领者,聚集了大量的人才和智力资源,在全国软件业的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政府、企业和科研院所的大力扶持,北京市软件产业通过密集的技术创新打破低端锁定,逐渐形成以产业链高端为主导的模式,其发展以软件园区为增长极,呈现集聚与扩散的特点。研究北京市软件产业集聚与扩散的形成机制,一方面有利于北京巩固其软件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能够促进北京市软件产业对周边区域的辐射和带动作用。本文首先梳理并评述已有学者相关理论的研究成果,它们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基础。其次得出国外典型城市的软件产业集聚化发展特点,包括美国硅谷、印度班加罗尔、日本筑波等,这为北京市软件业的发展提供了参考价值。此后分析我国及北京市软件产业的整体发展情况,并从软件产业规模、企业分布、人才分布及出口收入的角度分析北京市软件产业的发展现状及特点。在此基础上引出本文核心研究内容,即北京市软件产业集聚与扩散的运行机制分析,先运用区位商法对北京市软件产业集聚程度进行测度,再设立层次结构模型,得出影响软件产业扩散的因素。结论认为北京市软件产业集聚与扩散机制是由市场支配、政策推动、技术创新能力、人口流动、社会环境支撑、园区的设施条件等因素共同影响和作用的,基于此分析结论,对北京市的软件产业提出发展建议。
林涛[3]2012年在《浙北乡村集聚化及其聚落空间演进模式研究》文中指出在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双重动力作用之下,随着“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等政策的出台,乡村空间呈现出集聚化发展趋势。伴随量大面广的“迁村并点”、“中心村建设”,乡村聚落空间不论是速度还是强度都展现出与传统经验全然不同的形态特征和演进规律。浙北各地的乡村聚居实践提供了大量的案例样本,有必要通过比较研究,总结其规律和经验以资后鉴。本文采取了“宏观认知——价值审视——系统建构——优化策略”的研究路径和内容体系,通过对于浙北乡村集聚化的背景、动因及其现行模式的分析,探析集聚化进程中聚落空间演进的动力特征和空间要素；结合现状问题的解析确立集聚化的价值观,并相应提出空间演进的优化策略。试图为正在经历巨变期的乡村空间提供一个符合其自身发展规律和作用特征的空间演进模式。论文的研究从对浙北乡村集聚化的背景和动因开始,通过浙北乡村地区的自然生态、社会经济、物理空间等各因素的分析,揭示集聚化动力产生的必然性,并通过其促进性和制约性因素的总结,揭示其系统运行的关键要点。论文随后聚焦于集聚化进程中的聚落空间变迁,从聚落系统和聚落单元两个空间层级切入,分析集聚化动力之于聚落空间的作用途径及其演进模式；同时分析了相关政策制度在其中的作用力特征及缺陷。通过对于现状的宏观认知,论文继而结合乡村的综合价值分析深入集聚化的价值观反思,提出集聚化的综合目标准则：整体性原则、自主性原则、持续性原则和乡土性原则。在价值观的基础上,论文建构了集聚化过程中包含内聚力、离散力、场域力的空间作用力系统,并解析其在聚落单元空间中作用的空间要素：边界、聚核、网络、乡邻单元、扩展轴。最后论文结合课题组在湖州市各乡镇的规划实践,分别就聚落系统层级的集聚点选址、聚落迁并以及聚落单元层级的更新、扩展等各方面提出空间演进的优化途径。
华正伟[4]2012年在《我国创意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文中认为创意产业是一个新兴的产业形态，但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自20世纪90年代起，创意产业开始席卷全球，并全面影响世界各国的社会经济。创意产业集群作为创意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逐渐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本文从创意产业兴起的背景着手，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创意产业的基本理论和西方几大代表性的产业集群理论为理论依据，以创意产业集群的形成机理为逻辑起点，深入剖析创意产业集群的基本功能、主要模式及所产生的规模效应，并通过我国六大创意产业区域板块和主要城市的创意产业集群发展状况，对比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创意产业发展差异性，阐述创意产业集群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同时，在借鉴西方发达的国家创意产业集群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创意产业集群区域发展的基本思路。从本文的结构上看，除引言和结语外，正文分为四个部分，共七章：第一部分包括第一、二、叁章，主要是对创意产业的内涵与外延、产业属性与特征进行界定，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基点，以产业集群理论为支撑，剖析创意产业集群的形成机理与主要模式、空间功能与经济效应。第二部分为第四章，这部分主要是通过对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以及我国香港、台湾地区创意产业集群的发展情况进行比较，以期得到有益的经验借鉴。第叁部分包括第五、六章，是本文的主体部分，主要以环渤海地区、珠江叁角洲、长江叁角洲、西部黄金叁角区、中部叁角区和滇海地区六大创意产业区域板块为创意产业集群的重点区域，以六大区域板块中的中心城市为典型，详细分析我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创意产业发展的差异性及不平衡发展的趋势，集中阐述了我国创意产业集群的空间布局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特别是对城市功能转换、产业升级及城市形象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第四部分为第七章，面临区域经济一体化和文化市场扩展的大趋势，我国已把发展创意产业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为此，本文分析了各地区所面临的发展机遇，并规划出创意产业集群区域性发展路线图，提出八大发展战略。
王春梅[5]2007年在《中小型矿业企业的产业集聚化发展研究》文中指出本研究在产业集聚理论和博弈论对中小型矿业企业集聚化发展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纳什均衡和产业集聚化模型分析等定性与定量分析和评价方法,研究基于中小型矿业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产业集聚化发展,以及在实现产业集聚化发展过程中的研究与开发投入的博弈分析。中小型矿业企业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是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解决地区就业问题等方面的载体。企业可以通过产业集聚化发展,及早投入企业资源,提高技术研发能力,以便较快适应国际竞争的需要。文中以耐火粘土类、铁矿类等中小型矿业企业为例进行了阐述,给出了中小型矿业企业实现产业集聚化的模型选择,具体策略和实施方法,取得了一些有益的成果。1.对中小型矿业企业的集聚化发展理论依据进行了系统地研究,对于企业的发展,博弈论根据企业现有的资源禀赋与战略目标,通过定量计算与分析确定出企业的最满意发展方案,并可以选择具体的措施进行企业战略目标的实施。在博弈论的研究中,主要研究了将会应用的理论部分,包括博弈论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发展过程,非合作博弈论的概述,博弈的分类及对应的均衡概念,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纳什均衡。2.对中小型矿业企业的产业集聚化因素与成因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从企业的运输成本,中小型矿业企业的规模经济、外部性、信息时代中小型矿业企业的集聚化等因素进行了分析与论述。由于自然成矿的原因,大多数矿种有着相对集中的特性,这就使矿产开发与深加工企业相伴而生,而且中小型矿业企业多以零散聚集或以大型相关矿业企业为中心进行聚集,这样就具备了实现产业集聚化的因素。利用规模经济对集聚中心影响的估算方法,分析出影响中小型矿业企业集聚化中规模经济的因素不是运输成本,而是生产密度与集约化程度。3.外部性是形成产业集聚化的重要因素,能促进专业化供应商队伍的形成,尤其能提供不可贸易的特殊投入品。矿业类产品的替代品非常少,并且在生产、销售领域极具有专业化的要求,产品的应用领域也不具备可选性,所以中小型矿业企业集聚化具备此项因素。外部性为有专业技术的工人提供了一个公共市场,有利于劳动力共享。尽管在中小型矿业企业就业的劳动力很多,也有一些是属于熟练工人,但是从整体水平看,还不具备有专业技术的能力,不能实现劳动力的共享。中小型矿业企业大多属劳动密集型企业,一般技术、设备落后,资源利用率低,环境污染大,管理落后,安全事故频发,并且相关部门为合法小型矿企提供技术、信息支持综合服务做的不足,这就造成了企业无法实现信息的扩散,也就不可能有知识外溢,这就造成了中小型矿业企业集聚化不具备此项因素。4.中小型矿业企业的集聚化发展需要加强信息化建设,目前它们的信息化程度还没有达到集聚化的要求,这样也就不可能降低运输成本和提高生产密度,企业间的贸易、投资和技术转移,大多是本地性的,距离越远,活动越不频繁,并且由于存在以上劳动力不能共享,信息不能顺利扩散,相关知识不能外溢等情况的存在,要想实现产业集聚化,必须提高中小型矿业企业的信息化程度。5.中小型矿业企业产业集聚化成因主要是可以节约原材料运输成本,专业化、信息化、享受最优的区域政策等,通过实例分析,更明确的理解企业的产业集聚化。在企业的集聚化发展投入中,运用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纳什均衡研究,研究出企业应加大科技开发的投入资金,政府提供优惠的政策,使中小型矿业企业实现集聚化发展。本研究在中小型矿业企业的集聚化发展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为今后在这一领域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参考,同时对实现中小型矿业企业集聚化发展的提供了决策依据。
唐志红[6]2005年在《经济全球化下一国产业结构优化》文中研究表明本文通过对经济全球化时代国与国之间产业结构开放及互动特征的研究,初步构建了基于经济全球化的一国产业结构优化的一般模式。论文基于全球化的新背景,界定了产业结构优化的新内涵、优化的路径,并利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产业结构优化评估的指标系统。利用产业结构优化的新内涵,对美国、日本、印度和巴西的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发展关系进行了分析。论文针对中国产业结构的发展状况,讨论了中国产业结构优化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利用博弈论的基本理论,界定了经济全球化下世界各国产业博弈的协调博弈性质,并展开了对中美、中日、中欧产业博弈的战略分析,提出了基于博弈战略的产业选择及产业政策着力点。结合中国特有的大国优势和后发优势分析,论文对中国产业结构优化的战略基点以及目标展开了讨论。围绕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论文提出新时期的产业政策从发展型向竞争型转变,重视对世界经济规则的应用,考虑与相关产业利益博弈的政策协调,注重利用军用技术的大力发展和民用化,以便在推动安全化战略过程中突破WTO规则的约束,并高度重视技术标准战略对于提升中国国际产业分工地位和优化产业结构的重大意义。在产业结构优化战略实施中,注意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注重本国市场和全球市场的作用的结合。积极运用产业组织政策,实现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夏燕梅[7]2010年在《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化测度及其动力机制模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知识资源的爆炸性扩张与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从传统服务业中分化出以知识为基础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knowledge 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 KIBS)得到了迅速发展。这类服务业以顾客专业化、雇员知识化、技术高科技化、产出高增值性与高渗透性等为特征,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而现阶段,我国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其发展程度、规模和效率方面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化发展也引起了部分学者的关注,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产业集聚对国家与区域经济的发展形成一种良好的交互式格局,这叁者之间互相支撑、相互促进,对于增强国家和区域的竞争力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本文基于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化发展现状,分析了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的动因,提出了专业化分工,知识经济的内在需求以及竞争与协同机制是促进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的重要原因;接着对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集聚化发展进行了测度,主要采用了空间基尼系数、赫芬达尔指数以及产业地理集中指数对我国东、中、西叁大区域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进行了测度,并针对相关数据进行了分析说明;根据文献的阅读和综合已有的学者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化发展的研究,本文建立了市场需求、知识溢出、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从业人口数量、区域经济环境状况四个因素作解释变量,将区位熵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的模型,并采用了上海市的相关数据对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化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市场需求扩大、知识溢出水平的上升以及区域经济环境的不断改善等因素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整体呈现积极的促进作用。最后,本文结合知识密集型服务企业内部和外部提出了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化发展的动力机制以及要加快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区的形成和发展的应对策略和相关建议,一是从政府层面应建立健全产业集聚区科技服务体系,加快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培养和加大政府对产业集聚区服务业发展的支持力度;二是从企业层面企业自身要树立创新集聚区的发展模式,加强与集聚区内部其他知识源的联系以及依托集聚区优势,提供集成化服务。
吉翔熙[8]2015年在《吉林省科技服务业集聚化发展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科技服务业作为现代服务业中的关键组成内容,对于实现科技经济发展有机结合以及提升区域竞争力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力,近些年也受到了吉林省相关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促进科技服务业的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迫在眉睫。随着经济服务化和国家创新体系战略的确立,科技服务业成为整合科技资源、聚集创新要素的必然选择。同时,科技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推动了科技服务业的理论研究。自从十九世纪中后期,产业集聚这一概念的模糊雏形初步提出,引起了国内外相关专家的高度重视,并且对产业集聚结合各个行业的实际发展情况从各个视角对于产业集聚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表述。但是,目前为止,吉林省科技服务业集聚化的相关研究基本处于空白状态,发展思路及发展模式的选取不甚明朗。吉林省对于如何推动科技服务业集聚化发展,并没有相应的模式研究和对策建议。本文首先通过梳理国内外最新的对科技服务业以及产业集聚的理论研究,并结合吉林省的发展状况,找出适合吉林省科技服务业集聚化过程中的优劣势,与此同时,结合相关数据比较国内其余省市与吉林省的发展差别,并在此基础上利用产业集聚程度测算方法从不同角度出发,测算出吉林省不同地区不同服务行业集聚程度,针对所存在的情况,提出吉林省科技服务业集聚化的相关建议与重点措施。本文通过研究得出吉林省当前科技服务业发展水平不平衡,集聚较脆弱,不利于吉林省整体的发展。迫切要求依据各地区科技服务业发展阶段,有针对性的进行集聚政策制定,规范发展环境,培育示范机构,提升核心竞争力,重视招才引智,全面提升科技服务业人员素质。本文还利用空间积聚成的量化指标估算出吉林省科技服务业发展阶段,并有针对性的提出采取嵌入型的科技服务业发展模式。
宋婷婷[9]2014年在《桂林旅游产业集聚效应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产业集聚作为区域经济学中一个重要的经济现象,近些年来随着经济地理学的不断发展成为众多学者在研究区域经济问题时的主要关注点。我国旅游产业集群化发展也在政府有意识和市场自发行为引导下不断成熟,并形成了诸如珠江叁角洲的主题公园集群、环渤海湾的滨海旅游产业集群等等,这些旅游产业集群充分发挥产业集聚效应形成了较强的区域竞争力,为区域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助推力。旅游产业作为具有明显空间集聚现象的产业,旅游产业集聚化发展可以促进区域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现代化旅游产业的发展进程,使旅游产业向着高增值性、高技术性和高知识性的方向发展。桂林作为建设国际旅游胜地的传统观光型旅游目的地,其旅游发展也在试图寻找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开发多元化的旅游产品,加强区域间的旅游协作,建立了大桂林旅游圈的发展模式,使得桂林旅游发展进入到崭新阶段。桂林作为传统的山水观光型旅游目的地,以城区两江四湖着名景点和漓江风景名胜区积极带动十二县的旅游景区的吸引力,形成了以山水旅游资源为核心吸引物的旅游集群。本文在此背景下,借鉴产业集聚理论和制造业产业集聚研究方法,对桂林区域旅游产业集聚水平和集聚效应进行分析研究,为桂林旅游产品空间分布和旅游产业结构布局提供了一定的参考建议。文章对桂林旅游产业集聚效应的研究分为以下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论述了文章的研究意义及目的,从四个方面总结了国内外学者对旅游产业集聚的相关研究现状,发现学者们对旅游产业集聚水平及集聚效应大多集中在定性分析研究上,定量研究较为欠缺,目前还没有形成完善的方法体系,尤其是在对旅游产业集聚效应定量分析时较少结合旅游产业集聚程度指标进行,因此本文在学者们定性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定量的方法对桂林旅游产业集聚效应进行分析,试图为区域旅游产业集聚效应分析提供借鉴。第二部分在产业集聚及集聚效应的理论基础上,结合众多学者对旅游产业集聚的理论基础研究,概括了与旅游产业集聚效应研究的相关的理论,给出了自己对旅游产业集聚的内涵理解,总结了旅游产业集聚的两方面的效应,并指出了在对桂林旅游产业集聚效应分析的指导原则。第叁部分从衡量旅游产业集聚的四个指标入手对桂林旅游产业集聚进行了定性定量描述,发现桂林旅游产业集聚过程呈现相对良好的态势,但是也存在很多不足。当前桂林旅游业发展存在诸多困难和压力,主要表现在旅游发展投入总体不足,旅游基础设施尚不完善,交通瓶颈制约旅游发展问题依然突出。此外,旅游接待方式和服务功能转型越来越紧迫,景区同质化竞争激烈,旅游服务质量和从业人员队伍总体素质仍需大的提升。第四部分以详实的数据资料为基础,结合空间基尼系数、赫芬达尔系数,修正的E-G指数等产业集聚测度指标,测算桂林旅游产业集聚的综合程度,分析得出桂林旅游产业集聚综合程度较高,但是近几年呈现出下降趋势,集聚程度的趋势变化说明桂林旅游产业集聚化发展趋向成熟,其旅游产业空间分布越来越均衡,产业结构越来越合理,符合桂林发展国际旅游胜地的发展目标的要求。通过构建计量经济学模型—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测算桂林旅游产业集聚程度对整体经济及相关行业的发展影响,发现桂林旅游产业在集聚化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竞争效应、品牌效应和创新效应对桂林的整体经济和相关行业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助推力,尤其是对住宿业和餐饮业的行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此外对旅游衍生行业也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关联性推动效应。第五部分结合前文对桂林旅游产业集聚现状的定性和定量分析,认为桂林旅游产业集聚对桂林整体经济和旅游产业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规模效应和经济效应,为了更好地促进桂林旅游产业集聚化进程,建设桂林国际旅游胜地,从区域资源空间分布、区域旅游产业的集聚机制和政府政策对集聚的推动作用叁个方面提出具体的针对性建议。
李德升[10]2012年在《我国软件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研究》文中认为软件产业是信息产业的核心和灵魂,具有高成长性、高附加值、高带动性、低能耗等特点,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产业。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个人计算机和互联网的不断普及,软件技术和软件产品广泛应用,软件产业快速发展,成为增长最快的产业之一。同时,软件技术和软件产品在各行各业不断扩散和渗透,带动了其他产业进而是整个经济的增长。目前,软件产业已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部分,世界各国对软件产业越来越重视,将其作为国家科技和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不遗余力地支持其创新和发展。经过二叁十年的发展,尤其是近十年来的快速发展,我国软件产业规模不断壮大,创新能力得到较大提升,培育出一批骨干企业和人才队伍,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同美国、欧盟、印度等软件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软件产业整体发展水平仍比较低,国际竞争力不强,自主创新水平较弱。由于软件产业具有技术外溢性、高风险、高投资、产业带动性强等特点,而且与国际科技竞争和国家信息安全密切相关,世界各国政府纷纷采取各种政策措施促进软件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实施了各种财税支持政策。我国基本形成了支持软件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体系,但许多政策还不够完善,需要适应技术和产业发展趋势进行调整和改进。国内对促进软件产业发展的相关研究中,对支持软件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系统的研究也较少。本文运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国际经验借鉴与国内实践比较相结合的方法,以相关理论为基础,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结合我国软件产业实际情况,分析了财税政策支持软件产业发展的依据、必要性、原理、效果和具体措施,对支持我国软件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进行研究,探讨了促进我国软件产业发展的其他配套政策,力图形成我国软件产业财税政策的分析框架,并提出政策建议。全文共8章,主要内容如下：第1章为绪论,主要分析本选题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并对软件产业领域的研究进行国内外文献综述,安排与介绍研究框架、研究方法及创新点和不足之处。第2章是软件产业的特征与发展意义,主要介绍了软件和软件产业的概念、分类和特征,从全球背景、国际竞争和国内现实等角度分析了促进软件产业发展的现实必要性,并通过计量模型分析了软件产业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提出促进软件产业发展对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技术进步、就业、国家安全等都有重要意义。第3章是软件产业发展的理论基础,简述了经济发展理论、演化经济学理论、产业经济学理论、技术创新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主要内容,并从这些理论视角对软件产业发展进行研究,探讨了信息技术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软件产业的演化机理和演化动力机制、软件产业的生命周期、集聚发展和后发优势、软件产业的技术进步机制和创新模式、软件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等理论性问题。第4章主要对我国软件产业发展进行分析,首先回顾了我国软件产业发展经历的四个阶段,然后重点对我国软件产业发展现状、发展特点、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进行分析。我国软件产业的主要发展特点是：产业生态体系逐步完善；产业增长在高位趋于平稳；产业结构向服务化方向调整加快；业务向价值链中高端发展；新技术新模式为产业带来新的增长点；企业兼并重组现象增多。同时,我国软件产业仍存在不少问题,比如国际竞争力较弱、企业规模普遍偏小、技术创新能力不强、市场环境有待完善等,还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成本不断上升、行业规范管理更加复杂等挑战。第5章的主题是软件产业发展中的财税政策理论基础。本章首先从政府支持经济发展的一般理论出发,分析了软件产业发展中政府的作用,提出了政府介入软件产业的基本理论依据,并阐述了财税政策是政府支持软件产业发展的重要途径。其次,本章分析了财税支持软件产业发展的政策工具、政策作用环节和政策支持的主要领域。第6章为我国软件产业财税政策评价,主要回顾了我国软件产业财税政策及相关制度的演变历程,总结了我国现行软件产业的主要财税政策,并对其效果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然后对现行软件产业财税政策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整体上看,我国已经形成软件产业财税政策基本体系,政策效果也比较明显,但政策间的协调性不够,优惠方式和支持对象的选择不够科学,政策对相关因素和中小企业考虑不周,政策在实际操作还存在交叉、模糊不清的问题。第7章的主要任务在于总结和梳理世界软件产业发展较为先进的国家和地区在运用财税政策促进其发展方面的主要做法和成功经验。本章主要选取美国、欧盟、日本、韩国、印度、爱尔兰等国家和地区为样本,分别对这些国家和地区支持软件产业发展的战略举措和财税政策进行总结,并对财税政策的共同点和差异性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各国在促进软件产业发展方面,财税政策手段工具多种多样,而且各国都非常重视产学研结合和成果转化,同时各国还异常重视中小企业的作用,并以立法来保障财税政策与其他政策的连贯性与协调性。这些国外经验为我国软件产业财税政策的调整和完善提供了难得的参考和借鉴。第8章是我国软件产业财税政策选择及相关建议。为充分发挥财税政策功能,更好地促进软件产业发展,本章首先明确了完善我国软件产业财税支持政策体系的原则、目标与方向,认为要加强政策间的整合和统筹,支持重点转向技术研发,支持方式从直接优惠为主转向直接优惠与间接优惠并重,优惠对象从特定企业转向以项目和业务为主,优惠倾向从规模企业转向中小企业,并要充分发挥政策对社会资本的引导和带动作用。然后,本章从财政支出、税收优惠和财政投融资叁个方面提出促进我国软件产业发展的具体的财税政策建议,并初步形成我国软件产业财税政策支持框架。软件产业的发展不仅需要财税政策的支持,更需要一系列环境的配合。本章进而提出了促进我国软件产业发展的其他配套政策建议,包括完善自主创新体系、完善市场环境、加强投融资体系建设、加快人才培养和引进、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等。最后,本章还对软件产业财税政策绩效管理进行分析,并提出了加强财政支出绩效管理和提升税收优惠政策绩效的建议。
参考文献：
[1]. 软件产业集聚化发展研究[D]. 胡永亮. 西北大学. 2003
[2]. 北京市软件产业集聚与扩散机制研究[D]. 盛建楠. 北京邮电大学. 2013
[3]. 浙北乡村集聚化及其聚落空间演进模式研究[D]. 林涛. 浙江大学. 2012
[4]. 我国创意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D]. 华正伟. 东北师范大学. 2012
[5]. 中小型矿业企业的产业集聚化发展研究[D]. 王春梅. 武汉理工大学. 2007
[6]. 经济全球化下一国产业结构优化[D]. 唐志红. 四川大学. 2005
[7]. 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化测度及其动力机制模型研究[D]. 夏燕梅. 重庆大学. 2010
[8]. 吉林省科技服务业集聚化发展模式研究[D]. 吉翔熙. 吉林财经大学. 2015
[9]. 桂林旅游产业集聚效应研究[D]. 宋婷婷. 广西师范大学. 2014
[10]. 我国软件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研究[D]. 李德升.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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