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惯例演化理论评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惯例论文,理论论文,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Nelson and Winter（1982）提出惯例概念， 并把其作为演化理论的分析单位至今，企业惯例的特征、功能及其演化机制逐渐成为人们所关注的问题。一些演化经济学家力图将其融入到演化框架中，对企业动态能力、组织绩效和产业集群演化等现象进行解释。但惯例只是对一种复杂现象的简略描述，其性质、功能难以把握，尤其是对惯例演化机理的研究一直进展缓慢。近年来，随着对惯例过程性、情境性特征的认识，惯例研究逐步汇聚到认知路线上来。本文拟对国外有关惯例演化的研究进行简要综述。
一、惯例及其特征
M.C.Becker（2004）指出，虽然在演化经济学中，惯例是解释企业和产业的基础单元，但对惯例的定义却一直非常混乱。M.C.Becker对数十种定义进行了分类，认为对惯例的理解存在三条路线：一种是把惯例作为行为模式看待，如Cyert and March（1963）、Nelson and Winter（1982）将其定义为是受规则与习惯所约束的固定行为模式，或有规律的、可预测的企业行为模式；一种是把惯例视为认知模式，如Vromen（2004）、Delmestri（1998）将惯例理解为一种固定化的认知方式， 即所谓的if…then模式，如果有条件A，则选择行动B。一种是把惯例等同于能力形成和表达的模式，如Hodgson and Knudsen（2004）。M.C.Becker认为，这种分歧是导致惯例理论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原因。不过，从另一角度看，这些有明显差异的定义虽然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混乱，但同时也揭示出惯例是一个多维度的复杂概念。虽然对惯例的定义不同，但还是可以看出它们的共同之处，如对模式性、复发性和交互性的理解等。定义的差异主要源于对惯例观察的角度：从惯例的结果看，它表现为一种集体的行为模式，当侧重于惯例的进行过程时，则体现为一种多成员间的交往互动模式，而从发生的原因和动力考究时，惯例必然涉及组织及其成员的认知模式。
对于惯例的特征，早期研究者主要集中在缄默性、规律性和自动性等方面（Simon,1963; Nelson and Winter,1982）， 近期研究则突出强调了惯例的另两个特征。
1.情境性。情境性是指惯例是一种嵌入性的、情境依赖性的、专用性的企业资产，它与特定的人群、时间、地点、特定的事件相关。Feldman and Penland（2003）指出，特定成员、特定时间、特定地点、通过实践去完成是惯例的四个要件。Hodgson and Knudsen（2004）认为，情境性特征既决定了惯例的资产专用性，也是惯例多样化的重要原因，正是因为每一种惯例都因环境差异而不同，这使惯例具备了最起码的变异可能。J.W.Rivkin（2001）强调，无论将惯例定义为行为模式还是认知模式，路径依赖都是存在的，这意味着任何惯例都是专有的、本土化的，它不可能完全被复制和移植。惯例的特定性源于历史累积所形成的专业化，这种历史累积的本质就是一种演化过程的路径依赖，在特定时间和地点执行任务时形成的惯例使组织成员获得了一种认知的路径依赖。
2.过程性。过程性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惯例只有在过程中才能得到体现，二是指惯例是随着过程进行形成和强化的。虽然早期文献也强调惯例是一个动态过程，但对这一过程发生了什么，则缺乏适当的观察角度和深入的分析。近年来，惯例的过程性成为惯例研究领域的富矿区，研究者借鉴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分类观点，也融合了社会学中的个体—结构观察法，将惯例和惯例的实施分开（Vromen,2004;Feldman and Penland,2003）、强调任务执行过程（Nooteboom and Bogenrieder,2002）、重视行为人和组织结构的关系（Hodgson and Knudsen,2004）成为当前研究的一种趋势。Feldman and Penland（2003）将惯例区分为形式面（the ostensive aspect）和执行面（the performative aspect）， 并由此引申出双元性概念（dualities）。形式面是指惯例的抽象概念和原则， 它包含了编码的文字和内隐的非编码知识，它是原则性的，无法涵盖所有的场景和细节，而执行面是特定人在特定时间参与某项组织常规活动的特定行动，它体现了特定行为人对形式面包含的概念和原则的理解，并融入了个人的即兴式理解和表现。形式面和执行面之间存在一种指导与修正、补充的反馈，使惯例保持了一种动态的稳定性。Hodgson and Knudsen（2004）则提出了过程信息的概念，过程信息既包括执行过程中行为人对既定规则的诠释和理解，也包括行为人对情境信息的解读。他们同时强调，惯例的过程性包含了惯例执行者对惯例潜在的改变力量及其影响。通过对惯例的这种解释，惯例的多维度结构逐步清晰起来。
对于早期研究者强调的缄默性和自动性等特征，近期研究也进行了批评、补充和完善。Vromen（2004）指出，惯例的缄默性不同于技能的缄默性，后者一旦获得就成为第二天性，但惯例的缄默度是由交往知识的重叠程度决定的，在很大程度上，惯例的缄默不是因为“说不出”和“说不清”，而是为了节约“不必说”和“无须说”。Nooteboom and Bogenrieder（2002）的调查也表明，在很多企业内， 惯例主要表现为以文字形式存在的规则，即使是Nelson and Winter所指的最高级别的“搜寻惯例的惯例”也是如此。他们指出，过度强调惯例的缄默性容易导致一个误区，那就是把惯例和规则完全对立起来而忽视了两者之间的联系，事实上，当规则被执行时就表现为惯例。
在Nelson and Winter的理论中，惯例不仅被视为“不能说”的， 而且也是“毋须想”的，企业是准自动地遵循固定惯例的。这种假设近年来受到了众多质疑，一些研究者（Costello,2000; Feldman and Pentland,2003）认为，所谓惯例的自动性（automatic）只是为强调惯例行为的平滑连贯性而进行的一种夸张性文字描述，实证调查显示，惯例是经过了执行者思考的努力才完成的。Costello（2000）对大量IT行业的中小企业进行了调查，证明在每一次任务中，即使是相同的执行者执行相同的任务，也要付出理性思考。Vromen（2004）也认为，惯例的机制化特征不能完全彻底地消除刻意的、精心的思考选择（conscious,deliberate choice），个人可以自由地、相对轻松地在技巧型行为和深思熟虑的选择之间切换，但在组织层面上这种切换是困难的，即使任务内容始终相同，但市场环境却是瞬息万变的，这就要求决策者必须进行理性计算和谨慎比较，惯例之所以看起来是自动性的，是因为这种思索、计算和比较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并未造成对行为的直接影响。
二、惯例演化—基因范式之争与认知共识的达成
Nelson and Winter曾用“不满意—搜寻—满意”来解释惯例的演化。 但这一解释过于粗略且存在诸多矛盾之处，Collis（1994）认为，既然Nelson and Winter认为存在着搜寻惯例的惯例，用“不满意—搜寻—满意”就是一个循环论证。Vromen（2004）认为，在用搜寻解释惯例变化的同时，Nelson and Winter又不恰当地指出，惯例变异一般是有害的，因为它破坏了组织的稳定性，这两种观点明显存在冲突。针对Nelson and Winter的主张，一些研究者（M.C.Becker,2004; Lazaric and Raybaut,2005）指出，Nelson and Winter虽然试图将惯例融合到演化分析的框架中，但对惯例的复制、变异和选择三个环节一直缺乏有说服力的解释。Nelson and Winter（2005）也指出，惯例还没有成为一个清晰的、操作性很强的概念，其主要不足就是对惯例的演化机理缺乏理论解释和大量的实证研究支持。
惯例演化研究的进展缓慢引起了众多研究者的反思。这种反思集中在惯例与演化框架的契合上，即：惯例是否一定要寻找出“基因”特征才能解释其演化机制？这也是当前演化经济学的主要争端之一——要不要以生物进化论作为基本分析框架？在Nelson and Winter开创的演化分析中， 惯例一直是作为基因的类比物而存在的，它的稳定性、变异性和传递性是解释经济变迁的重要依据。但是，Lazaric and Raybaut（2005）指出，Nelson and Winter虽然将惯例类比为基因，以试图在演化框架内解释企业进而解释产业和整个宏观经济现象，但他们实际上并没有关注惯例这一基因型的变化，而直接将注意力放在表现型即产业层次的变化上，由于脱离了惯例单元，实体演化成为无本之源。Vromen（2004）则指出，Nelson and Winter实际上是将惯例等同于企业组织，组织和惯例在他们的理论中是划等号的范畴，组织一词在Nelson and Winter 的演化理论中并不具备任何契约上的意义，而只是一种决策规则，这种处理方式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没有基因型变化的表现型变化，这和纳尔逊、温特本人的初衷是矛盾的。Vromen（2004）提倡，由于刻意思考的普遍存在，惯例被赋予了足够的主动性，它和基因是不同的，惯例研究没有必要一定要按照“基因型”的所有特征去对应，重要的是解释惯例演变的过程以及变化的影响因素。Hodgson（2002）坚持认为惯例应作为基因的类比物并具有基因的所有特征，他倡导普遍的达尔文主义，而普遍达尔文主义的适用性取决于如何恰当地定义变异、复制和选择，在Hodgson看来，惯例研究之所以进展缓慢，并不是普遍达尔文框架的错误，它更主要的是由于惯例本身的复杂性引起的，因为惯例本身具有知识属性，解释惯例演化就是解释经济体系中所应用知识的内生转变。但值得注意的是，Hodgson（2002）也做了这样的补充：对生物学框架的借用必须是“开放式”的和“选择式”的。在2005年的论文中，Nelson and Winter宣布放弃基因类比的努力，认为惯例有其自身独特的演化特征，它没有必要遵循“基因”和“表现型”、“群体”之间的对应关系。
应当说，“开放式”和“选择式”的定语为惯例的基因范式之争画上了一个暂停符号，当前惯例演化研究的一个明显趋势是：在惯例的知识属性上，研究者们达成了一致，从而在“认知”路径上形成了默契。实际上，在早期的研究中，Nelson and Winter（1982）已经将惯例与波兰尼的知识概念结合起来，认为惯例是人类行为的基本元素，它存在于个体、组织或更广的制度中，是一个行为规则体系和知识结构。而Fiol and Lyles（1985）也曾强调理解组织的心智模式是理解惯例性行为的关键，他们认为组织有认知系统和记忆，组织也会发展出本身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虽然组织成员不断变化，或者更换领导者，但组织依然保留着它特定的行为模式、记忆和心智地图、规范和价值。20世纪90年代发展起来的组织学习理论也将企业行为分析与认知紧密地联系起来，如March（1991）就尝试用探索式学习（exploration）和改良式学习（exploitation）来处理企业知识的储存和变化，Crosssan（1999）也勾勒了一个4I的架构，认为直觉（intuiting）、诠释（interpreting）、整合（intergrating）和体制化（institutionalizing）构成了组织思想和行动改变的过程，包括个体以及嵌入在组织体制内的共识间的相互影响。他们的观点对惯例演化的研究无疑具有相当的启发意义，尤其是近年来对惯例过程性和情境性特征认识的深化，更促使研究者将注意力放在惯例在执行过程中所发生的信息与认知变化上。Sinclair—Desgagné and Soubeyran（2000）将惯例与认知资源配置联系起来，认为惯例的本质是一个为了在动态环境中对时间和注意力两种稀缺资源进行优化配置的一种机制，思索这一活动本身所需要的时间和注意力所决定的机会成本始终是惯例形成和变化的动力所在。Vromen（2004）也强调，有效的符合演化方向的惯例必定要求尽量克服决策者的有限理性，这样企业将根据不同知识特性的要求进行“认知分工”和部门设置。这样，尽管对惯例的理解存在行为模式、认知模式和能力模式的差异，在追溯惯例动力时却都涉及到了与认知相关的因素。
三、从认知变动到认知选择的几种代表性观点
虽然在“认知”路线上达成了默契，我们仍可发现近期的研究在切入点上的差异性：有的侧重于认知的影响因素，有的侧重于任务对认知的影响，有的侧重于认知结果的选择，有的侧重于认知障碍的推动作用。尽管总体上看，惯例的演化尚未形成一个系统的、统一的理论，但这些不同视角的分析无疑有助于加深对惯例演化机理的认识。
（一）认知环境论
Nooteboom and Bogenrieder（2002）认为惯例演化与认知环境有密切的关系。他们主张在信息—认知—行动这一框架中解释惯例的演化过程，认为惯例是一个信息输入—认知模式处理—行动指南到行动的过程，三者的连续性构成了整个惯例行为的流程，其中，认知是尤为重要的，它既影响了企业对环境信息的筛选，也影响了行动决策，这三者之间存在复杂的回馈关系，行动结果会影响认知，认知的修改进而又会影响对环境信息的解读和选择，如果三者之间存在强化效应，那么该流程就会持续地存在下去成为稳定的惯例。他们认为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对认知模式从而也对惯例变化是重要的：第一，情境切换。由于惯例本身是嵌入在特定情境中的，特定情境提供的理解信息为执行者贯彻任务提供了依据，惯例之所以能持续并无须反复沟通，是因为情境是相对稳定的，如果情境发生变化，认知者的图式依赖就会使得原有的惯例执行遭受失败从而开始新的搜寻。第二，时间压力。在紧迫的时间压力下，即使环境信息和行动结果都不能对原有的认知模式产生支持，原来的模式也会持续下去， 因为在这时遵循原有惯例是风险最小的选择。第三，情绪。Nooteboom and Bogenrieder特别强调，惯例研究者长期以来都忽视了情绪（emotion）因素，事实上，组织成员情绪的不稳定性有可能导致原有认知模式被遵循的程度，很多企业惯例的破坏源于一种集体骚动的情绪。第四，层级间交流规则。惯例过程依赖于上一层级对下一层级信息的解读与传递，因而交流规则在层级的知识过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不同的交流规则下，认知的输入端即信息的解读会在不同层级间产生不同的筛选。
（二）任务决定论
Sinclair-Desgagné and Soubeyran（2000）从任务性质的角度说明惯例在何种情况下会被执行者修改，他们指出，惯例的演化分析应当注意到惯例的两个重要特征，一是程式化特征，即惯例行为的连贯性；二是复杂性特征，即惯例变化中的自组织过程中的随机干扰因素。惯例演化解释既要考虑到程式化因素，又要考虑复杂性因素，惯例的演化之所以是渐变累积而非突变的，是因为它交织了程式化和复杂性两个过程的结果。惯例演化往往在程式化进程中受到了随机因素的干扰，而这种交织是在任务执行过程中发生的，不同的任务决定了程式化和复杂性两者的交织比例，进而决定了惯例的变化，因此，影响惯例演化的关键因素是任务本身。他们还将任务分为重要任务和次要任务，前者有直接的、显性的经济回报，后者则没有，这就使行为者在面临不同任务时的机会成本产生了差异。在重要的任务面前，主体更多地依赖于“想中学”，通过“想中学”影响到执行，并在执行的过程中被强化为“干中学”知识，而对于次要的任务，因其直接的、显性的收益较小，经济主体不会花费更大时间和精力，因而过去的“干中学”知识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因此，任务及其隐含的收益决定了惯例是保持稳定还是重新开始新惯例的搜寻。
（三）内部选择论
Lazaric and Raybaut（2005）认为惯例演化与组织内选择有密切的关系。他们用计算机数值模拟证明了Nelson and Winter早年关于搜寻惯例的猜想， 即在利润率低于一定水平时，组织会启动对新惯例的搜寻。但他们同时也强调，惯例的变迁和选择其实是一种过程，基于惯例的知识属性，惯例演化也是一个新知识创造和被选择的过程。但他们认为过去的研究者基本上只是考虑到了市场对惯例的选择，认为市场会对适应性强的惯例做出奖励，使其存活和传播，而没有考虑惯例的内部选择。他们还指出，惯例首先是一个内部选择的问题，比起市场的外部选择来说，组织的内部选择是先决性的。在内部选择过程中，惯例的变迁受到认知和公司政治双重因素的影响，而认知因素与回馈有关。回馈决定了关于新惯例或者旧惯例的知识能否得到强化，而组织内的政治因素则从多方面对惯例知识的萌生、传播、筛选产生影响，当一种新惯例知识产生时，内部选择旨在评价这些初步的想法是加强了现有惯例的效率还是提供了建立新惯例的机会，抑或反之。当隐含新知识的惯例启动时，组织内权力结构会影响这种收益尚不确定的惯例知识能否得到支持，出于对小团体利益以及企业内部权力斗争的考虑，一些本可以在不同部门和生产线上通用的惯例知识很难向外传播。
（四）规模相关论
与Lazaric and Raybaut类似，Vromen（2004）也非常重视企业层级与惯例的关系。他指出，企业内存在着多层次的惯例均衡，一个职能部门内部的均衡惯例必须置于整个企业的均衡之中才能获得稳定性。但Vromen更重视惯例演化与企业组织的规模、结构之间的密切关系。Vromen认为，惯例的目的是为了克服有限理性，使企业获得连贯性的好处，但每一职能部门内部的惯例知识又是专门化的，惯例知识的专门化提高了局部效率，但能否提高整体效率却取决于各职能部门惯例知识的耦合性。分散的惯例知识因专业化的不同而产生专业化的优势，企业流程的效率最终取决于每一个行为者对其他行为者知识的了解，对对方行为规则了解得越多，惯例的模式化程度就越高。随着企业组织规模的变化，这种共有的、关于行为预期判断知识的获得越来越困难，一个人很可能知道别人将要如何做，但对方不知道，而这个人自己又不知道对方不知道。如此一来，协调和沟通的成本上升了，惯例克服有限理性的能力也丧失了。虽然就单个职能部门而言，惯例可能日渐专门化和熟练化，但惯例的稳定性最终是受到企业利润反馈决定的，若干相关部门间知识的疏离将使惯例无法维持有效率的连贯性，适者生存的选择规律要求企业组织惯例演化既要发挥知识分工的作用，又要体现知识之间的逻辑联系。因此，随着组织规模的变化，组织惯例的演化趋势应当从扁平化走向网络化。
四、简评
作为一种对极其复杂的集体现象的描述，惯例是一个多维度的、难以测度的概念，对惯例的性质、特征和演化机理的研究一直在探索之中。近年来国外对惯例的研究有三个趋势非常明显，第一，强调实证研究的支持。从近期的文献看，基本上都是通过案例和调查来分析惯例问题；第二，大量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工具，如认知心理学、演化生物学、社会学等，经济学和管理学在惯例分析上的交叉和融合之处也越来越多；第三，强调惯例的生物学特征（基因）的倾向趋于弱化，生物术语越来越成为一种纯粹的、为便于理解的文字类比，而不具备实质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