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型大学必须改革本科教育以培养大批创新人才——兼谈“创新国家”的人力资源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科论文,人力资源论文,国家论文,人才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型和升级势在必行
自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保持了30多年年均9.4％的持续高速经济增长，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史的奇迹[1]。这期间，中国在世界经济总量所占的比例从不到1％提高到12.6％，已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欧盟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中国国力极大增强。但是也要清醒地看到，中国的高速发展基本上是靠“中国制造”在利润链上最低端的积累；中国成为世界的加工厂，在产品的利润链中，靠加工赚取了不到10％的利润，却为他人实现了靠发明、设计和市场的高于90％的利润，也就是说卖中国制造的产品，中国赚1美元的同时，外国人赚取9美元。中国的高速发展又是以环境的破坏和资源的浪费为代价：GDP发展速度高达9％，但同时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带来的损失更高达GDP的15％；中国每创造1美元的GDP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4.3倍、日本的11倍[1]。中国的企业，只有万分之三具有自己独创的品牌。换句话说，中国绝大多数企业是靠生产别的国家和民族发明、创造和设计出来的产品在市场上生存。中国只有不到1/4的企业有科技活动。3200万技术人员中，只有3％从事研发工作，而其中从事独创工作的不足10万人。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揭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软肋。很多人看不到热火朝天经济增长后面的强劲寒风，有些人还为仿制、抄袭的捷径暗自欣喜，殊不知这是断送整个民族创新能力的毒药。法国著名的费加罗报2007年8月的一篇评论曾写到，“仿制、仿造把中国的研究和创新能力扼杀了，使企业怠于靠创新发展”。突如其来的世界经济海啸，已经使中国长三角、珠三角下滑的加工业蒙受更沉重的打击，倒闭、破产之风横行。首当其冲的就是那些没有自主品牌和技术的加工型企业，无论他们的产品曾经如何在世界市场上流行和风光一时。如果说，靠巨量蓝领工人的贡献完成中国向新型工业国转变的初期积累是可行的和必需的，那么在经济全球化继续发展、制造业向全球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转移的今天，中国劳动力低廉的优势已经或正在失去，中国要向国际经济竞争力排行榜的高端迈进必须依靠技术创新和巨量高智力白领工人的贡献。
不言而喻，中国未来的可持续高速发展要靠“中国创造”，而不是“中国制造”。从制造到创造只是一字之差，却有天壤之别。这意味着中国要从产业链的低端升级到中高端，要从技术含量低、资源消耗大、对环境破坏严重的产业转型到高技术、高绿色、高附加值的产业。实现产业的转型和升级，需要很多条件，但首要的条件是人力资源的升级。也就是说，实现“中国创造”的关键是巨量的具有创造力的人才。
综观中国的高等教育，尽管近20年来有了大规模的发展，在招生人数、校舍建设等硬件方面基本满足了人民群众上大学的要求，但严重的教育质量问题——反映在大量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而同时产业界找不到所需的合格人才，使学生、家长、企业和社会对高等教育产生极大的不满。国际权威战略咨询公司麦肯锡季刊的一篇文章调查了83个跨国公司，按其用人标准，中国每100名有适当学位的求职者只有10名可被录用为工程师，15名可被录用为会计师，3名可被录用为通才(generalist)雇员；而印度的数字分别为25、15和10，菲律宾为20、30和25，马来西亚为30、25、20，匈牙利为50、50和30。在调查的现岗工程师中，中国只有不到10％可达到跨国公司的用人标准，而被调查的发达国家平均为66％(美国为80％)，发展中国家平均为16％[2]。国内一些调查也显示了毕业生中达到产业要求的比率很低。西安交通大学李乐山教授及其团队在6个行业200多个企业调查对应聘大学毕业生60项素质的满意度。这60项素质包括：谦虚、适应能力、忠诚、吃苦、朴素、合作能力、实践能力、解决问题能力、生活经验、主动性、独立思考能力、自律、发现问题能力、分析能力、全局性、善良、领导力、责任感、理解力、交流能力、推理能力、执行能力、表达能力、创新能力、学习能力等。这60项素质的调查数据综合平均值表明，企业的期望值为8.90，企业对毕业生的评价为3.51，家长对学生的评价为6.59，而学生自我评价为8.66。由此可以看出，第一，企业对于这些素质的期望甚高，而对于毕业生素质的满意度甚低(<40％)；第二，毕业生自视甚高，认为自己可达到企业要求的97％！似乎全然不知产业的要求和自身的差距。调查结果表明，全部被调查的企业认为大学毕业生每一项素质的分布均值都不及格。按行业分，建筑业中的合格率为20％，制造业、金融业、服务业是10％，IT业只有0.5～0.7％，甚至一些企业认为600万毕业生中合格的只有2～3万。李乐山教授认为这是造成“就业难”的最重要的因素，也是企业每年进入高校招聘竞争激烈的最主要原因[3]。这些足以说明，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上面临的不是人才过剩，而是人员过剩。人力资源匮乏已构成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型和升级的瓶颈和制约因素。
二、钱学森之问与教育的原点
高等教育的上述状况对产业转型和升级所需的人力资源建设构成了严重威胁。钱学森先生生前忧虑地指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尖锐地揭示出了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成为令人深思的“钱学森之问”。要回答这样一个深刻而复杂的问题，一定要回到教育的原点。大学毕业生身上的问题不只反映了大学教育的问题，它是从幼儿教育直到小学、中学教育积累而来的；它不仅反映了学校教育的问题，也是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问题的总和。
什么是教育的原点呢？教育从社会分工中独立出来，就是要满足儿童和青年人的求知欲，同时为他们进入职场和成为合格公民做准备。从此有了“School”和“Education”。“School”(学校)一词，源自希腊字(σχoλ)，原意为“Leisure”(悠闲)，是一个允许并鼓励学生学习的机构(译自维基百科)；而“Education”一词源于拉丁语“Educare”，意为“启发、引发、诱发”。究其根源，学习应是来自人类的本性和本能。作为高等动物，人要满足求知欲、要生存，从生下来就在学习，学吃喝、学走路、学说话……因此，学习应是一种快乐的事、必需的事，所以用悠闲(Leisure)来表征学校。而Education正是用启发引导的方式来帮助学生学习。中文对应“Education”的表述为“教育”；“教育”一词最早见于孟子的“上心篇”。“教育”字面上是教授和培育，是教师主动的自上而下的活动。长而久之，就被人们理解为推动和灌输，并加以实施。所以，回到原点，笔者认为“Education”应当对应于中文的“学习”。学习是学生主动的行为，学生是驱动者，而不是被驱动者。而只有在学生主动学习的前提下，“Education”，也就是启发引导才能起作用，没有学生的主动性，用自上而下的任何灌输和强制都不能获得好的学习效果。
再来看现代社会的教育，离此原点远矣！学以致考、应试教育、满堂灌输、内容陈旧、脱离实际、分数第一……学生对这样的学习没有任何兴趣，不知道为什么学习，不知道学习的原点在哪里。难怪爱因斯坦曾说过，“在正规的教育体系下，一个人如果还能保持好奇心，简直是奇迹！”这是教育对人类社会的异化，背离了这一重要社会分工的初衷。现在更是愈演愈烈，成了无人可以驾驭的怪物，即使众多的学生、家长、教师、政府官员、产业人士直至全社会都在不满、声讨，但它仍然气势嚣张、不可一世，逼迫所有的人就范。“以分为本”(而不是“以人为本”)的教育扼杀了儿童和青年的学习激情、求知欲、创新潜力，造成最严重的智力资源的破坏和浪费！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上个世纪90年代提出四个支柱的学习目标：学以求知、学以致用、学以共处、学以做人。也就是说，学习是为了求知，也要学会求知的方法；学习是为了会做事——辨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创造未来，因为“要用”才“要学”；学习是为了学会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共同生活和工作，为了适应和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学习是为了成为有道德、有责任心、有爱心、有诚信的公民。应当说，这是学习的原点，对所有类型和层次的教育都是适用的。中国的专业教育，包括高等教育，尽管在提倡素质教育，但实际上几乎所有学校的专业培养计划从来都是业务和技术的教育，难以看到四个支柱的影子；人文教育课时多数用于满堂灌输，没有起到素质教育应有的作用。因此，教育必须回归原点。
三、大学的问题和对策
高等教育的结果与社会需求存在很大差距，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本文无意讨论教育体制的问题，例如领导权和行政化的问题，只能就此外的一些重要的问题作些分析。
1.专业教育的目标和定位。
专业的确定一定要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这是一条所有的办学机构都会赞同的原则，否则就没有设立专业的必要。因此所有的专业教育都应当是面向职业的。既然社会需要，就一定有此专业人才的一定规模的工作和岗位，每个专业在职场上都有不同层次的工作岗位，由此就形成了不同层次的专业教育，例如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本科专业教育和研究生专业教育。很多人误认为面向职业的教育只是低层次的专业教育，这是大错特错的。无论专业教育定位在培养多么高级的人才，也是针对这一层次职场对人才的需求而设立，也必须面向职业的需求，培养出的人才必须符合职场的要求。中国的高等专业教育恰恰是在培养目标和定位上模糊不清，有许多误区和泡沫，因而无法满足社会需要。例如工程教育，理应为产业界提供各种层次的合格工程师(工艺工程师、服务工程师、管理工程师、设计工程师、研发工程师)，他们的职能和所需素质在职场上都是有明确定义的；但是中国大学的工程专业都要按照“研究型人才”、“工程型人才”、“应用型人才”来培养，而这些人才的分类和要求没有明确的定义，无法和职场上的要求对应起来。来自工程界的朱高峰院士在一次报告中说，他从未听说什么是“应用型本科教育”，但在仔细研究了这一提法后认为，包括清华在内的工程院校都应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其实，在工程职场上，所有的工程师都是面向工程实际应用的，但也都要研究问题。很多研究型工科大学认为自己定位在培养科学家，不屑于提培养工程师。殊不知无论“科学家”或“工程师”都是社会上大类职业的总称，在职场上都由不同层次的岗位组成。本科毕业生、研究生毕业生，无论来自什么大学，大都是从职场的科研或工程岗位最低端(Entry Level)做起。这在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MIT)、斯坦福大学或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都是如此。MIT的本科毕业生，无论以后读了研究生与否，只有不到20％的人从事研究工作(包括在大学任教)，绝大部分人还是从事工程师工作。中国的大学由于缺乏对职场需求的认识，定位常常飘忽不定，一些人认为要培养科学家，一些人认为要培养“卓越工程师”，一些人认为工科大学环境里根本培养不了工程师而只能培养工程师的“毛坯”，不一而足。但都脱离了职场对人才的需求和定义，没有明确的目标可言。
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产业的进步，同样名称的岗位的内涵是在不断变化的，因此职场对人才的能力和素质要求也在不断改变和升级。这就要求专业教育也要根据职场的要求不断改变。新加坡南洋理工学院是一所三年制的技术职业教育学院，招收中学十年级结业的学生。该校提出的唯一中心口号是“创新”。几千名学生由几百位资深工程师出身的教师指导，在200多个创新实验室中从事跨国公司和国防部委托项目的研究和开发工作，毕业后在工业界担任技术师(Technologist)的工作，这是介于技术员和工程师之间的一个岗位。该校20年前不过是一所技工学校，随着新加坡产业的升级也在不断升级。13年的学历培养出的人才比中国15年的高职生、16年的本科生甚至部分18年的研究生都要强。这就是为什么新加坡这样一个小国，弹丸之地，没有天然资源，450万人口，而在世界经济竞争力排行榜上名列前茅(2007年仅次于美国列为第二位)。它强在人力资源，强在教育。新加坡的高速发展正是由于有这样一批优秀的不同层次的大学提供了产业升级所需的人力资源而成为可能。学校无论大小，无论层次高低，只要它在最短时间里给学生最大的增值，就是优质的教育服务，就是好的学校。
专业教育定位的另一个误区是学科导向。例如工程教育只重视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忽视或无视人文素质教育。一种很普遍的观点是将专业教育和素质教育对立起来，认为不可兼得。这是对于职场的人才需求缺乏认识。产业界明确提出职场的能力和素质要求，专业知识和技能在其中只占一小部分，其他都是跨专业的通用的能力和素质，而这些能力素质的培养和落实在中国的专业教育中是长期缺失的。这严重地造成了毕业生质量问题，无法满足产业的需要。大量调查数据显示，产业界对毕业生总体上最不满意的是能力和素质差，专业知识还在其次。
总而言之，专业教育目标定位不明确、不准确是导致人才培养质量低、无法达到职场要求的重要原因。这正如如果不准确定义一个目标就无法控制火箭击中目标这样简单的道理，可在教育这个怪物面前，人们丧失了基本的判断力，闭门造车地杜撰出许多奇奇怪怪的泡沫目标，使教育偏离了正确方向。中国近十年来发展的高职教育和软件工程教育，正是按照社会和产业需求明确、准确地定位，取得极大成功，得到产业界和社会的认可和好评，起到了示范作用。这从另一方面证明了目标定位的重要性。
2.办学机制。
大学的培养目标既然定位在满足社会的人才需求上，就必须面向社会开门办学：了解产业的需求，倾听产业的声音，利用产业的资源(人、财、物)，接受产业的评估，帮助产业界解决问题。而中国的大学脱离社会、闭门办学非常严重。这不仅表现在学校地处偏僻(甚至在岛上)、校园的院墙封闭了与社会的联系，更重要的是学生、教师几乎没有机会接触社会和产业，整个教育过程听不到产业的声音、看不到产业的影响。大学文化和产业文化大相径庭，价值观也完全不同。以美国MIT为首的一大批世界著名工科院校上世纪末提出“回归工程”的口号，研究实施了将工程项目生命全周期作为工科学生学习的环境的工程教育新模式，以把工程职场的环境特征引入到学校作为工程教育的环境特征[4]。世界著名的加拿大滑铁卢大学从1957年建校以来就实施合作教育模式(Co-operative Education)。该校与3500个企业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学生每四个月轮流在学校学习和在企业顶岗工作，毕业时已有2年的工作经验。这一模式取得巨大成功，实现了与产业界的无缝连接，同时该校学生的创造力得到极大发展。学校也连续15年被评为加拿大最有创新和总体最优的学校，进人世界大学排名前100位。这是产学合作办学的典范[5]。中国的109所国家示范高职院校和37所国家示范软件学院也坚定贯彻产学合作的办学机制，培养了大批受产业欢迎、符合产业需求的人才。例如，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提出“亲商”的理念，与400多企业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大力发展与产业文化融合的校园文化，成为产学合作的典范，深受园区企业的信赖和好评。又如，北京交通大学软件学院，以社会需求导向，面向职场要求培养精英型软件工程师，与200多个企业合作办学，强调实训和顶岗实习环节，课程教学采用基于项目的研究型学习模式，理论联系实际；其学生能力和素质提高很快，连续4年就业率100％，就业质量高。由此该院成为全校教育改革的典型，也成为全国示范性软件学院的佼佼者。这充分说明，光靠学校是无法培养出产业需要的完整人才的。因此，学校要大力发展与产业的合作办学，不仅要和大企业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对即使每年只能接受一个实习生的企业也要作为战略合作伙伴来经营，形成校企合作网。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落实面向产业的开门办学。
3.师资。
教师在学生学习中起引导、启发和指导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的师资近年来向高学历、高学位发展，聘用和考核也越来越偏重以论文、经费和获奖表征的“学术水平”。从工程教育本科人才培养来看，师资的问题表现在：①严重缺乏工程背景和产业经验；②缺乏教学法的研究和实践；③缺乏整个专业团队的合作机制；④由于传统教研室机制的影响，教师教授课程面很窄。由于高校特别缺乏有丰富工程职场经验与产业经历、有扎实理论和对教育有激情的教师(“双师型”)，很多教师无法成为学生未来职业生涯中的榜样。工科教师没有做过工程师而在培养工程师，如同医学院的教师没有看过病人而在培养临床医生一样，由此可见为什么毕业生满足不了产业界的质量要求了。
按照现有的人事制度，学校很难引进“双师型”人才；即使存在少数有这样素质的教师，也会受到冷落，难以在大学生存和发展。国内某重点大学有一名教师，从系副主任的职位上下海，获得十几年产业经历和丰富的工程经验；重归高校后，非常热爱教育事业，倾注了全部心血研究实施基于项目的研究型教学，培养出大量具有职场所需的高素质和能力的软件精英工程师；由于她在软件工程的某些领域站在前沿，深受产业界的认可和肯定，取得很多科研项目，担任行业的一些重要专业职务；她作为骨干获得国家教学成果一等奖、国家双语精品课等大奖，为学校争得重要荣誉；她在国际化方面表现突出，英文听说读写都达到实用的可与国外交流的水平，在学院的国际交流中是骨干和主力，多次担任校、院领导的翻译。然而，这样一名优秀的中年教师至今仍没有副教授的职称。人事部门的理由是她五年前外语考试的合格成绩已过期，而新近的一次考试差几分没有达标(由于忙于繁重的教学和专业建设工作)，因此不能评为副教授。这位教师因用英文写出先进的课程体系和教学模式受澳洲某大学欣赏被邀请去工作一年。人事部门最后同意一年后可以认可其英文合格，不用再考试，因为有这样一条规定：“出国一年以上外语免试”。尽管此教师的英文水平被学院院长和资深教授证明和推荐，也在长期实践中得到考验，但人事部门只相信其“以分为本”的框框，不看实际能力。这是多么令人啼笑皆非的迂腐的评价系统！只用分数来评价教师的能力，完全用不着具有本科、硕士、博士学位的人事干部，小学生就绰绰有余。“以分取人”的评价体系只是方便了管理、降低对管理人员水平的要求，而对人力资源的建设发展是大敌。如果该大学是一个民营企业，用如此可笑的政策对待自己的人力资源，一定早就破产了，根本无法在激烈的人才竞争的市场经济之中生存，因为它根本不懂得如何评价、保护和经营自己的人力资源。很多大学一方面在拼命引进人才，另一方面引入后又不珍惜人才。这个例子所反映的不仅是对一个教师的评价问题，而是涉及大学的价值观和评价体系的问题。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大学的价值观，永远不可能建立一支优秀的师资队伍。
师资队伍的上述问题，要通过深度的产学合作、师资培训、改变教学模式来解决。首先还是要确立正确的价值观，搞清什么是优秀的大学教师，树立真正的典型。中国的示范高职院校和示范软件学院已从根本上改变了价值观和评价体系，建设了一支“双师型”师资队伍，保障了创新教育模式的贯彻和实施。
4.课程体系设计。
目前大学的课程体系设计有几大问题：①没有全面落实职场所需的人才能力素质目标，偏重专业知识教育，忽视素质和能力培养，而后者是产业界更强调的。②学科导向，各课程间鸿沟很深，没有关联；特别是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之间严重脱节；每个教师抱一门或几门课，视为自己的饭碗，只追求自己课程的知识系统性、完备性，不知道如何服从专业的整体培养目标，不了解职场的需求。③一成不变，千篇一律，没有特色，不能与时俱进。④课程太多，面面俱到，留给学生的自主学习、实践和发展的空间太小；学生疲于奔命，按教学计划指挥棒转，没有自己的学习计划、学习特色；中国本科四年要完成180～200学分，而美国大学本科只有120～130学分。
一体化的课程体系设计必须全面落实由职场需求和学科要求确定的能力、素质目标。这一目标体系应由产业界专家和大学教师以及学生共同确认，要明确、具体、全面、合理，便于逐条落实。同时课程体系要随着产业的发展而不断调整。一体化的课程体系设计又必须以综合性的研究项目为载体，这些项目往往需要多门课程的支持才能完成，所以可成为关联课程的纽带。这些项目的选择至关重要，要能反映职场典型工作和任务，要具备适中的难度和复合性，适于学生学习、实践，并作为关联课程的载体。确定合适的项目要与产业专家合作，同时教师要有丰富的项目选题和研究经验。一体化的课程体系设计必须由专业的全体教师(从基础课到专业课，专任教师和产业兼职教师)的团队合作完成。
5.教学内容。
现行大学教学内容的问题在于：①学科导向，追求知识的完备性和系统性；②全国相同专业千篇一律，缺乏特色，传统精品课的做法更加重了这一倾向；③内容陈旧、一成不变，不能按照产业需求和技术的发展不断更新；④偏重理论，轻视实践，强调书本，忽视应用，缺乏理论与实际问题解决的结合。法国的工程教育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具有非常好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传统。法国的工程师学院没有专业教科书，只有讲义，而讲义是每年都要根据技术的进步和产业的发展而更新的。比利时Group T鲁汶工程大学也有这样的传统：教授的讲义都反映了最新的技术，有的甚至还没有应用于市场上，这样做是由于教育对市场的超前性，要为未来的人力资源市场提供人才。因此，该校一些毕业生到企业工作后也会一直保持与教授的联系，每年索要其最新的讲义，使自己保持在技术发展的前沿。全国统一教材和教学大纲的政策在发达国家是不可想象的，完全剥夺了学校教育的创新可能。
6.教学方法。
传统的做法是强调Teaching，自上而下地Pushing，教师主动，学生被动；改革的做法是强调Learning，自下而上地Pulling，学生主动，教师起帮助作用。大学最好的利用教学时间和资源的方法是基于项目的研究型学习，学生以团队形式研究问题，自学相关的知识以解决问题，然后与教师讨论难点。学生的团队应当成为学习的集体、做事的集体，互相讨论、互相影响。学生应当参与课程体系的设计和教学计划的制订过程，而不只是被动地接受由教师一手操办决定的教学计划。学生也可以上讲台互相教，教师起辅导、启发和解惑的作用。高中学生每堂课都要预习，带着问题上课，是很好的训练。现在大学反而变成了小学，教师满堂灌，掰开揉碎地讲解细节，目的使学生容易听懂和掌握，检验的方法就是纸面的作业和考试，问题都有标准答案，学生应付了作业考试也不知所学的东西用在哪里、怎样用，这种教学方法最终是剥夺了学生自学的机会，扼杀了其自学的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创新的能力。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说过，“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揭示了实践和知识与创造(创新)的关系。基于项目和基于问题的学习，就是行动在先、行动导向、做中学、用中学，“学”是为了“用”，目的非常明确。只有研究问题、发现问题，才会产生获取相关知识去解决问题的需要。在此过程中，重要的不是解决了一个具体的问题并由此掌握了相关的知识，而是在于学会了发现问题、定义问题、分析问题、获取知识、解决问题、总结新知识、传播知识、与人沟通和团队合作。如果大学四年期间几十门课都是这样基于不同的项目和问题反反复复做此训练，学生毕业时怎么会没有能力呢？中国大学给学生“喂奶瓶”的教学方法使学生丧失了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更谈不上创新能力了。这就是为什么大学冒不出创新人才的重要原因。
很多人认为“做中学”只是培养职场中低层次人才的方法，而不是培养高端人才的方法，这是认识论的误区。“做中学”就是通过实际来学习理论，通过解决问题的过程来学习和运用相应的知识，这是对于任何层次的人才培养都适用的原则。“做”不只意味着“动手”做具体事情，也意味着“动脑”思考、分析、解决实际问题，要理论联系实际。正如工程职场上的研发工程师和研究单位的研究人员都要研究解决面临的一个个问题才能完成自己的工作并从中不断提高，包括理论水平的提高，学生是以学为主，但要深入理解和掌握知识、技能，也必须通过“运用”知识和技能于实际的过程来实现，否则就会是纸上谈兵，只学得皮毛而已。因此，“做中学”并不是否认理论、排斥理论学习，而是讲究如何才能更有效、更高效地学习并掌握理论。
7.学生评价和专业评估。
学以致考、分数至上反映了中国教育的价值观，书面考试几乎是中国大学知识本位的教育模式考核学生学习成果的唯一形式。从管理和操作层面来讲，“闭卷理论考试”和“以分取人”大概是最简单易行的办法了，比较好操作，对教师和管理人员要求也很低。但是，能力本位的教育目标在于培养学生的能力和素质，而这绝不是可以单单凭借书面考试来判断并决定高低的，就像伯乐识好马是凭经验和眼力，而绝不是只靠称体重、量身高。
学生学习结果的评价是改革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必须改变“以分为本”的价值观，要树立“能力本位”的评价体系，采用多种方法全面评价学生的学习态度、投入、效果，以激励学生向高能力和高素质方向发展，而不是在考分上锱铢必较。当然，要做到这点，必须改变各级、各方面的考核、评价方法和体系，如各种评奖、保研政策等，改变对教师和学生评价的指挥棒。
中国的专业评估基本是封闭在教育系统内完成的，缺乏社会、产业的参与，也缺乏学生的参与。评估体系由政府制订，指标极其详细具体，千篇一律，最后使全国大学的同一专业都变得形式雷同，没有特色。而在诸如专业定位、培养目标、学生就业等涉及社会、产业主要利益相关者的重大指标方面，则很模糊，强调不足。从大的方面讲，专业评估就是要评定：①专业定位是否准确、合理；②培养目标是否明确、具体；③教学过程是否可保证目标的实现；④培养结果(学生能力素质和就业情况)是否达到了预期目标。专业评估首先要看专业定位是否符合社会需求、是否适合学校总体目标、是否有相应的资源支持。不同学校的同样名称的专业在经济发展和产业人力资源市场中的定位可能是不一样的。专业定位确定后，培养目标的明确具体制定是关键，要符合产业职场的能力素质要求和学科发展的要求，所以要由产业专家和教师共同确定。这一环节是专业课程体系设计和建设的基础，也是评价学生学习效果(教师教授效果)的标准。产学脱节情况下学校主观确定培养目标必然脱离产业需求。实际上学科主宰、学科导向是目前制订培养目标的主流，因此学校所培养的毕业生大多不适应产业要求。这是学校的薄弱环节。培养过程要为落实培养目标服务。不同的培养目标会导致不同的培养过程。学科导向的培养目标就会只强调理论学习，而职场加学科导向的培养目标就要引入职场环境作为教育过程的环境，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对教学过程的最终检验，还是要看学生的能力素质是否达到预期目标，学生的就业率和就业质量是否令社会和产业满意。
评估在教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没有正确理念指导下准确的评估，教育就不可能达到预期目标。专业评估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持续改进，就是为了达到培养目标，而绝不是为了评功摆好、决定胜负、争夺资源、宣扬政绩。
综上所述，我们的教育模式应当从明确、端正目标人手，研究实施的战略，落实操作过程。为此，我们提出了图1所示的教育模式。首先，要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四个支柱”为教育目标，进而以比利时Group T鲁汶工程大学提出的“5E”模式作为具体化的工程教育目标，即Engineering(专业、创新)、Enterprising(管理、创业)、Educating(教育、沟通)、Environmenting(国际化、环保)和Ensembling(道德、和谐)[6]。为达到这些目标，采取工程教育改革三大战略：产学合作、“做中学”和国际化。其中，产学合作解决开门办学机制问题，“做中学”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过程方法论，国际化则是按照国际标准培养工程人才的战略目标。在“做中学”战略中，采取CDIO工程教育模式的12个标准，将工程职场环境引入学校作为工程教育的环境，建立符合职场要求的人才能力素质目标大纲，基于工程项目生命全周期进行一体化课程体系设计，将理论学习和实践在时间和空间中集成为一体，实施学生驱动的基于项目的主动学习方法，强调师资的工程实践背景和教育学的训练，全面评价学生的学习成果，实施以持续改进为目的、基于实证的专业评估。这一模型实施的核心在于以学生为教学的主体，以学生的主动学习为驱动力，采用基于项目的研究型教学方法，使学生利用先进教育科技和工具进行高效的学习。
图1 本文建议的学习(教育)模式
四、研究型大学培养创新人才的历史责任
不言而喻，中国的建设和发展需要巨量的创新人才。所谓巨量，其数量级不是几千几万，而是几百万、几千万。据国家工商局的统计数字，中国注册企业有上千万个。平均每个企业有一个创新型人才，总量就是上千万。这样多的人才从哪里来？光靠从国外高薪聘请是不可能的，充其量也只有千级、万级的数量，只能满足需求的万分之一；依靠国外的教育成果，吸引海外的留学生归国工作，其数量仅几十万，仅能满足需求的百分之一，也解决不了全国千万级数量企业的问题。中国有世界上最大的高等教育规模，有最大最好的生源，只有依靠自己的高等教育才能培养出中国所需要的千万级数量的创新人才！
中国现在每年有600多万高中毕业生进入本科和高职院校学习，这是同龄青年中的25％。不能说这些人就是同龄人中最优秀的25％，因为以分论人并不全面，但他们是有正常学习习惯和经历、智力发展正常、有机会在大学深造的幸运儿。这其中，分数最高的5％进入“211”大学学习。他们相对于同龄人只占1.25％，同样道理，他们也不能全部算是同龄人中最优秀的1.25％，但他们有较好的学习基础、习惯和智力，有机会在国家全力支持、拥有最好的教育资源的重点大学学习，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当然，非“211”大学的学生里，包括本科生和高职生也有一定比例(例如5～15％)的学生很优秀，可能是由于种种原因(缺乏学习条件、考试失利或对正规教育的不适应等等)没有被选拔到重点大学。应当说，所有的学生，都有各种各样的潜力和才能，都可以成长为各种层次的创新人才。因此，中国巨量的创新人才主要就应从这每年600万大学生中产生。特别是从“211”大学学生和非“211”大学的优秀学生中产生。这一数量级每年应该可达百万以上。研究生的数量要小得多，不足大学生数量的2％。而且到研究生阶段再培养创新能力，已经太晚了。
应当说，每年入学的600万大学生，都是具有不同创新潜力的年轻人，都是宝贵的创新人才资源。笔者了解到的宁波职业技术学院、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等示范高职院校都培养出一批创新型工程人才，在校期间就申请并获得专利，毕业后受聘为工程师；南京工程学院和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等一批本科院校，没有硕士点，就将本科学生作为科研的人力资源，开展基于项目的“做中学”，培养了一批有能力的创新型工程师，也对学校和企业的科研工作做出贡献。这完全证明了在各类各层次大学培养创新人才的可能性。前述新加坡南洋理工学院的例子也同样说明这一问题。他们接受十年级的高中生，再培养三年，使学生成为创新的技术人才。这些学生进校时并不是优秀的高中毕业生，但也可以成才，正说明问题在于怎样学、学什么。中国大学对于学生总体的评价是很差的。一所名校的系所教师开会评价现在学生的特点是“懒惰、贪婪、自私”；另一所名校的领导认为本校学生只有5％是可以主动学习和成为精英人才的，多数连规定的学业都完不成，大量作弊，必须严加管理。因此，许多重点高校规定一年级学生不能自带电脑到学校，担心他们沉迷于电子游戏、荒废学业。学生在校的这种状态和学校对他们的估计，真是与学生们在北京奥运、建国60周年活动及大学生集体下水救人等处的表现大大相悖。实际上，年轻一代总是社会上最少保守、最有热情、最有上进心的朝气蓬勃的人群，不管社会政治经济形态如何，都是如此。现在反映出大学生中大量的问题，是和教育体制、过程、内容、方法紧密相关的，是从幼儿教育、小学中学大学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积累而来的。如果大学教育不能给予学生比电子游戏更能吸引他们的内容并以他们愿意接受的方式学习，大学教育是很失败的。这些差劲的表现不是80后、90后、每个年轻一代自身的问题，而是现行的社会教育模式没有能够将学生的创新潜力诱导、发挥出来，没有将他们的热情和能量引导到正确方向上来，而是误导和压制。这是最大的浪费，是智力资源的浪费，创新潜力的浪费。著名教育家杜威博士曾说过，“用昨天的方法教今天的学生，是对他们明天的剥夺！”如果还是沿用上千年的理念、上百年的机制、几十年前的内容和方法来教育今天的学生，的确是对他们未来的剥夺，也是对社会和民族未来的剥夺。
毋庸置言，培养创新型人才，“211”大学负有更重要的责任。“211”大学有着全国最好的师资、实验室、图书馆、校舍、国际合作环境……研究型大学的教师多数具有博士学位，也有众多的大师级学者和资深教授，都受过很好的研究工作训练并具经验，这对指导学生从事基于项目的研究型学习是必要条件。如果教师没有从事研究项目的经验，如何指导学生具有这样的能力呢？从生源上讲“211”大学占据了高考产生的600万大学生中最好的5％，这在同龄人中是1.25％的精英学生；如果学校的好坏用给学生增值多少这样的指标来衡量的话，称职的“211”大学，应当培养出社会和产业界1.25％的最杰出精英人才，应当是领军和创新的人才。但是实际上，中国的“211”大学还远远做不到这点。有不少学校还在忧虑学生的就业率，顾及不到就业质量。很多名校毕业学生还要到海外留学深造几年才能成为职场上的人才。根据统计，中国大学毕业生创业人才的比例为1.2％，其中，高职院校为1.9％，本科院校为0.86％，而“211”学校为0.54％。这与“211”学校应当担负的责任是成反比的。据笔者的了解，瑞典皇家理工学院工科毕业生的创业人才高达25％；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现有6万校友在不同产业担任老板，聘用着300万员工，产值相当于一个世界排名第30位的国家的GDP。我们的“211”大学与之相差甚远！
由于现行的教育管理模式和考评体系，“211”大学疲于应付种种指标考核，同时这一指挥棒又层层传播到院、系、所，直至所有的教师。指挥棒的重中之重就是科研经费、论文发表、获奖和各种国家资源的获取量(院士、名教授、重点实验室、重点学科、科研项目)，而不是学生毕业后就业质量和职业发展。加之教师的正常工资收入太低，不足以维持知识分子作为中产阶层的生活水平，许多教师将工作重点放在科研上，增加收入，也利于职称考核和升等，因此在精力上把本科教学工作放在次要或应付的位置上。许多学校在口头报告上、在工作计划上都强调本科教学的头等重要性，但在实际上，在教师聘用、职称评定、年终考核等重要环节，都忽视本科教学工作，将其放在无足轻重的位置。从某种意义上说，研究型大学把本科教育基本放弃了，基本就是考核教师完成的课时数，质量指标就用学生课后的考评为依据，根本无从讲究落实到学生身上的能力和素质的增值、就业竞争力(就业率、就业质量)和职业生涯的发展潜力。这种指挥棒作用的结果使得教师着眼于每门课的学时数，为自己的课力争教学资源，而不愿在课下花时间在学生身上，因为不算工作量。这使得基于项目的研究型教学模式无法贯彻实施，因为这种教学模式目标在于通过项目对学生的能力进行培养，需要教师花大量精力在课外对学生所做项目进行指导、切磋、讨论和答疑。
中国大学教师的正常收入很低。以北京为例，副教授的工资只有每月4000元左右，而一套50平米的公寓价格要100万元，一部汽车要10万元；泰国曼谷大学的副教授每月40000泰铢，而一套公寓价格只要100万泰铢；美国大学副教授每月工资可达5000美元，但公寓价格10万美元，一部汽车1万美元。可见中国教授工资水平相对主要生活消费很低。加上孩子上学支出巨大，大学教师仅靠正常的工资根本无法维持体面的、有尊严的生活水准。很多教授要花大部分精力在科研项目上，一些是学术研究项目，但也有大量的产业界应用项目。传统的教学方法是以课堂讲授为主，这与教师的科研工作毫无关系，但在时间资源上是冲突的。为保证科研的时间，减少教学对资源的占用，最省时的方法就是照本宣科、满堂灌，最后用闭卷理论考试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大部分教师除每周上课的时间很少与本科生接触，本科教学占用的工作时间只有20％甚至更少。这样的教学投入能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可想而知。
实际上，大学教学最好的方式是基于项目的研究型教学。学生主动学习，在教师指导和帮助下以团队形式研究讨论问题、解决问题。这样既可以提高能力和素质，又可以为教师的科研工作做出贡献。教师把科研和教学集成在一个过程中，两者相辅相成，不再是互相争夺资源的矛盾对立面。学生作为科研的人力资源，“做中学”，既学到本事，又做了事，一举两得。发达国家80％的研究型大学都是把本科学生作为科研的资源，而不是包袱。天津大学药学院十年前就实施了基于项目的学习模式。最初是出于非常朴素的想法：一个教师自己只能忙几个课题，还要挤教学的时间；如果让本科生也参与科研，一个教师可以接十几个、几十个项目。老师指导学生科研，就是教学的重要形式；老师可以花大量时间和学生在一起，把学生培养出来了，教师的科研成果也大大增加了。
培养大量的创新人才，必须把基于课堂讲授的教学模式改变为基于项目的研究型教学模式上来。目前许多学校也在开展学生的课外研究活动，如创新大赛、兴趣小组等，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这都是少数学生(5％)的自愿行为，叫做“第二课堂”。而全体学生都要执行的教学计划中的课程学习仍然是传统的模式。必须全面实施基于项目学习的教学计划，使所有学生都纳入到研究型教学轨道上来，把“第二课堂”变成“第一课堂”。这样教学计划的制订要全面落实职场对于人才素质、能力、知识和技能的要求，要打破学科导向课程壁垒的传统，基于项目把课程关联起来，要实施主动学习的教学方法，在“做”项目的过程中，学生驱动学习过程，团队合作，与教师讨论疑难问题，通过从项目定义到完成的全过程，学生增长能力、素质、知识和技能，通过全面的评价方法确定学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
这样的教学模式，是对传统模式的颠覆性改革。它要求：①产学合作，深入了解职场对人才的全面要求，教师和产业专家共同明确具体地确定培养目标。②校企合作共同确定适当的项目，基于项目实施一体化课程体系设计和教学大纲，关键是要将课程关联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要达到此目的，一个专业的教师必须采取团队合作的工作方式(从基础课到专业课)，破除传统单打独斗的模式。③学生为主，教师为辅。把教师推动改成学生拉动，把讲授改成学习。教师起引导、指导、答疑、解惑和讨论的作用。教师不一定什么都懂、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学生也可有新的发现和贡献。基于项目的教育是师生共同创造的过程，不仅学生增长能力和素质，教师也会学到很多东西。学生和教师真正成为一个学习的团队，互教互学，互相影响。④在学习过程中运用先进的教育科技和工具，特别是鼓励学生掌握、运用，提高学习效率，管理学习过程。⑤全面评价学生和教师的能力素质，而不是单一的书面考试和分数决定论。
要实施这样的专业教育模式，关键在于教师。要求：①教师具有研究能力，从事研究工作。这方面“211”大学具有很好的条件，其他类型和层次的大学教师应加强。②教师具有工程职场经验，这是大学普遍缺乏的。特别是“211”大学，多年来在招聘和建设中只强调师资队伍的高学历高学位，无视产业背景和工程职场经验。要落实招聘、评价工作中对教师产业经验的要求，要加强引入产业专家人力资源，加强对教师的职场经验训练。③教师投入相当大的精力于本科教学中。这方面“211”大学严重不足，要通过特殊措施和政策来扭转。④教师认同并掌握基于项目、主动学习的研究型教学方法。这方面大学普遍缺乏，没有经验，缺乏先进教学法的研究和训练。
如果下大力气把基于课堂讲授的教学模式转为基于项目的研究型教学模式，教师时间资源不够的问题就可从根本上解决，因为他们可把教学和科研集成在一个过程中进行、完成。这正如世界很多优秀大学所长期坚持做的那样，既有非常高的教育质量，又产生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教师可以花很多时间与学生在一起切磋、讨论问题，指导他们进行研究工作，在此过程中学生学习掌握关联的学科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了做事的能力。而教师花在学生身上的时间，就是他研究工作的一部分，是一致的，而不是矛盾的。社会上很多人对大学生的潜力没有认识，以为他们什么都不能做，这是完全错误的！在旧的教育体制和教学过程下，学生能力的确很差。但一旦将他们从中解放出来，在基于项目的自主学习中，他们将显示出人们意想不到的巨大潜力。美国很多高技术企业聘用的主要就是本科毕业生。例如一家专门从事反导弹系统研发生产的公司，85％的工程师只有学士学位。
图2 教师精力在教学、科研中的分布及其综合效果
对于当前“211”大学教师面临科研压力、很难将主要精力投入教学改革的现状，国家和大学要采取特殊政策使一部分教师将大部分精力用于本科教学模式的转换上。一旦过了这个坎，新的教学模式一经确立，教师可以把教学和科研统一起来，学校的运行就会进入良性循环，做到人才培养和科研双丰收。图2示意了从“听中学”转换到“做中学”、从教学科研两张皮转换到教学科研集成化的总体效果改变。但靠教师个人的力量难以完成这样的转变，需要有外力的推动和支持。
五、关于创新人才培养的几点建议
1.增加经费投入，合理使用经费。
1993年发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时，提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支出在上世纪末占GDP的比例应该达到4％，但这个目标从未达到过。2009年我国教育财政投入仅有3.28％，低于世界各国平均水平(4.9％)，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4.1％)。最近十年的高校急速扩招，教学资源的增长大大落后，国家投入严重不足，高校自身承担了扩招的主要成本，许多学校负债累累。与此同时，学费也大大增长，学生家庭分担了相当一部分教育成本，学费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比世界许多发达国家要高很多。
另一方面，在有限的教育经费中，基建、设备、行政等支出占很大比例，而教师的工资等人事费用则很低(人事费用占总开支的30～40％)，直接用于教学过程的经费比例很低，与国外相比差别悬殊(美国研究型大学人事费用占总开支的50～70％)。在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大学教师的收入维持中产阶级生活水平是不成问题的，包括住房、汽车和教育、医疗。但这在中国对大多数教师而言还有相当的困难。这不利于吸引优秀人才到大学工作，也不利于建立稳定的高水平师资队伍。国家现在出台政策不惜重金加大力度引进人才，这是必要的，但引入人数非常有限；如前所述，中国需要的是百万、千万数量级的巨量创新人才，引进有限人才只能作为领军人物。如果没有大量人才组成创新大军，引进人才只能无军可领、孤军奋战，建立创新型国家的战略无法落实。因此，应当大幅度增加教育经费的投入，其中的主要部分应用于提高教师的待遇，以吸引优秀人才从教。
开展产学合作教育，成本会有较大的增加，按照国际经验，大约增加20％。但这是非常值得的。因为产学合作教育创造了多赢的局面，国家(就业和税收)、产业(人力资源和创新)、学校(发展和知名度)、学生(高就业率和质量)、家庭(教育投资的回报)都获益，最终是社会的发展。目前中国大学缺乏产学合作教育的经费，甚至无法支付学生到产业实习和实训的路费、聘请产业教师的课酬等等。这必须纳入教育经费中予以解决。如果增加产学合作经费，学生和教师可利用产业界不断更新的先进设备和各种资源，可大大减少学校在购买工业设备上的开支，解决学校设备更新能力差的问题。
总之，国家要真正充分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战略位置。培养人才，无论投入多少都不为过，都是治本之方。千万不能认为教育是软任务，投多短期看不出效果，投少也看不出弊端。不把人才培养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长此以往，人力资源的瓶颈就会制约国家经济和产业的发展，构成致命的威胁。“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到人才匮乏之时再想亡羊补牢，后悔莫及，为时晚矣！
2.大学科技园要把培养人才放在中心位置。
目前国家建立的大多数大学科技园主要从事高科技研究和产业开发，大学教师和研究生参与科技园的工作很少，甚至没有把本科人才培养纳入科技园的工作之中。大学科技园是大学周边产业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重要的产学合作基地。大学科技园中的企业多数为高新技术企业，普遍开展研发工作，这是吸纳本科生和研究生从事基于项目的研究型学习的极好环境，一方面对于企业的研发工作会有贡献，另一方面对于培养创新人才会起重要作用。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和地方政府及产业合作利用校园建立了数字产业园，将培养人才和科技开发、产业升级紧密结合，培养了大量创新人才，为产业输送了科技后备军，也为产业的研发做出了贡献。
3.政府资助的科研项目要支持本科人才培养。
由纳税人交纳的税款支出、由各级政府支持和管理的科技项目理应支持各级各类学校创新人才的培养。但直至目前，国家和各级政府支持的各种科技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973”、“863”等等)都没有明确要求课题组担负本科人才培养任务。实际上，这些项目在实施中也没有或很少把本科学生作为科研力量和资源。很多政府官员、项目负责人认为本科生做不了什么贡献，把他们排除在外。这不仅是对人才资源的浪费，同时也是放弃了政府经费在教育中所承担的责任和职能。政府资助的项目有责任为培养创新人才做出贡献，这是符合国家战略目标的责任和义务。发达国家的政府资助项目对此有明确的规定和要求，大学也将本科生作为科研的资源。
4.政府出台政策鼓励帮助研究型大学改变教学模式。
由于各级考核指挥棒的驱使，教师无法拿出应有的精力顾及本科教学质量，大多处于应付状态。因此，除了改变教师的教育观念和改进教学方法外，还必须从政策上给教师松绑，使他们能够花足够的精力在研究型教学上，特别是在课下花大量时间指导学生基于项目的学习。例如应提高教师教学工作的报酬，要将教师课外指导学生计入工作量，而不单单考核课时数；特别是对教师教学效果的评价不能简单从事，要全面、长效地观察和评价。在大部分教师将主要精力花在科研方面而无力用较多精力研究和实施新的教育模式的情况下，学校应支持一些优秀的研究型教师先行一步，完成这种转换，形成经验，再全面推广。新加坡国立大学为改变这种状况，校长专门设立一些教授职位，引入资深的优秀工程师作为本科教学骨干，不按学术标准考核，使他们能专心将本科教学发展成基于项目的课程体系和教学过程，取得了丰硕的人才培养成果。
六、结论
实现建立“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必须依靠各类各级大学从本、专科生中培养巨量的创新人才。其关键是要把照本宣科满堂灌的传统教学模式转化到基于项目的研究型主动学习模式上来，以启发、引导、挖掘蕴藏在年轻大学生中的巨大创新潜力。在这一战略工作中，研究型大学担负着最重要的义务和责任，因为它们占有最好的生源、师资、财源和其他重要教育资源。国家和各级政府应充分认识到建立创新人力资源的战略意义并采取必要政策和措施落实这一战略。
中国实现农业的改革，最重要的是把土地还给了农民；中国实现工业的改革，最重要的是把市场还给了企业家；中国要实现教育的改革，最重要的是应该把课堂还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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