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效率内生增长的作用机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内生论文,效率论文,机制论文,作用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4.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20(2004)04-0048-08
一、经济效率增长研究文献回顾
经济效率增长是经济学的根本问题之一。在经济学文献中，对经济效率增长问题进行专门研究的比较少，已有的论述也仅仅局限在对经济效率增长进行外生化的分析上，即把各种因素只作为既定的由模型之外的力量所决定的外生变量，因而各个因素是如何决定的，就不是研究的对象了。但在现实经济运行中，各个因素并不是外生变量，而是应当放到模型中来分析的内生变量。因此，要研究经济效率增长，就必须研究各种因素是如何内生化地决定经济效率增长的。到目前为止，经济学家还不能用一个普遍的理论把不同的因素内生化地结合起来。
早期的经济效率理论研究，只是把经济效率作为经济增长的因素，经济效率不是目标函数，因而对其影响变量无须建模求解。威廉·配第认为，劳动分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从事农业的人数比从事工业的人数将有所减少。这一命题后来被费雪和克拉克进一步阐述，并被称为配第一克拉克定理，该定理第一次指出产业结构与经济效率变化的关系。斯密认为，财富的增长决定于两个条件：一是人口和资本的增加，二是专业化和分工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1]斯密还重点指出制度因素对经济效率增长的作用，认为“看不见的手”远远胜过“国家干预”。李嘉图认为，财富的源泉在于劳动效率的增长，真正的财富就是在尽量少的劳动时间里创造出尽量多的物质财富。
1870年之后，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等开创了边际主义分析的先河，对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予以否定，使西方经济学走上了心理预期和主观判断的不归之路。瓦尔拉斯论述了隐含经济效率最优的一般均衡概念。在此基础上，帕累托提出了其著名的帕累托效率概念，完成了西方经济学的以经济效率为核心的微观经济学分析框架。以帕累托效率为标准，经济的运行只有两种主观的状态，即帕累托效率和非帕累托效率。
1956年，索洛对美国1909-1949年的数据进行的分析表明，美国经济增长率来源于投入的贡献为19%，其余部分主要来源于生产率的增长，索洛称之为“技术变化”。1957年，法雷尔对生产率的含义和度量作了论述。索洛和法雷尔等人开创了西方经济学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领域，即由主要是研究生产函数以及生产者行为的理论，转向主要是研究生产率问题。
随着经济发展和经济效率理论研究的深入，经济学家开始关注经济效率增长的因素分析。1991年，丹尼森指出，经济增长的因素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投入的增长，一类是经济效率的提高。美国1948-1973年间国民产出年均增长率为3.9%，其中投入因素的贡献为57%，经济效率因素的贡献为43%。而决定经济效率增长的因素，首先是资源配置的改善，其贡献率为8%；其次是“规模节约”，其贡献率为7%；最后是知识进步，其贡献率为28%，是产出持续增长从而生产率提高的最重要原因。德图饶斯、莱斯特、索洛认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是由诸如引进新的技术、劳动的技能和精神动力的提高以及组织管理方面的改进等因素造成的。1995年，弗里德、斯米德和伊萨瓦思把影响企业效率的几个因素定义为环境变量，它们是企业家不能控制的、不同于传统的投入要素的外生因素。它们是：(1)所有制差异，如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2)位置特征，如受煤炭质量影响的火力发电厂，受人口密度和平均消费水平影响的电网运营等；(3)工会力量；(4)政府管制。1997年，巴罗对100多个国家从1965年以来的经济效率增长的差异进行了统计分析，认为经济效率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是高的教育水平、良好的卫生保健体系（人口寿命）、低的人口出生率、低的政府福利支出、法律制度、贸易制度、技术进步状况。
应该说，在经济学说史上，最早对经济效率增长问题做出科学阐述的是马克思。他指出：“真正的经济——节约——是劳动时间的节约（生产费用的最低限度——和降到最低限度）。而这种节约就等于发展生产力。”[2]马克思认为，决定经济效率水平的具体要素主要有：“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3]但他没有能够对这些因素进行逐个剖析。
列宁论述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因素和经济效率提高的途径。他指出：“劳动生产率可以在三个方面提高：1.通过劳动集约化，即在单位时间内使劳动更加紧张；2.通过机械化，即用机械力代替人的劳动力和畜力；3.通过改组，即根据合理原则调整劳动组织。”[4]1988年，苏联著名经济学家阿巴尔金指出，影响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因素有：提高人的劳动生产力的要素；组织因素和管理因素；加强纪律和遵守法令因素；社会因素和社会心理因素。[5]波兰经济学家伊斯克拉认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途径主要有：(1)发展教育，提高劳动者的专业技术，扩大人力资本的投入；(2)加快科学技术进步，提高生产技术，改善就业结构；(3)对经济过程实行有效的组织和管理；(4)参与国际分工，按照国际分工机制来调整国民经济结构。[6]
我国理论界对经济效率的外生化增长也有一些讨论，认为影响经济效率的因素大致包括：宏观景气因素、制度性因素和技术性因素；委托—代理链过长，使初始委托人的最优监督积极性和最终代理人受监督下的最优工作努力递减；中央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监督成本巨大，造成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人力资本产权界定不够完整。[7]
从对以上文献的回顾中可以看出，虽然经济学家对经济效率增长的分析是极为不同的，但都没有摆脱外生化的分析框架，由此得出的理论和模型的解释力都显得不够。实际上，经济效率增长必然有其内在的客观规律，因而必须运用内生化的框架来说明。正如萨缪尔森所说，虽然我们习惯于衡量和谈论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生产率增长的因素仅仅是劳动者较大程度的努力，或是较大的劳动强度；也不意味着是劳动者较高程度的知识和教育，或是劳动大军较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也不意味着仅仅是充满活力的和高效灵活的管理机构。随着社会化生产的发展和市场机制的愈益完善，所谓的迂回生产方式也愈益发展和完善，在初始生产要素和最终消费之间插入越来越多的生产工具、半成品、知识的专业生产部门等，从而使分工越来越精细，同时越来越多的经济因素发挥着愈益重要的作用，从而使经济运行和经济函数的求解越来越复杂。因此，任何简单的因素分析都不能概括经济效率内生增长作用机制的全部事实。
二、经济效率内生增长分析
1.经济效率的内生增长
经济效率的内生增长是对经济活动的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比率关系的动态描述，是对经济运行客观过程的反映，而且它本身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运动过程，这一运动过程的实质就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节约。具体地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含义：
(1)节约性。经济效率增长反映一个经济以最小的投入（成本）生产一定水平的产出，即反映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节约。
(2)合理性。经济效率增长反映一个经济中总体的要素投入必须与社会对该种投入生产的商品的需要量相适应，即资源配置必须合理。
(3)可持续性。经济效率增长反映一个经济总体的增长必须是稳定的和可持续的，即经济效率的增长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经济效率模型的可持续性表明了所有变量都是运动的，本身是一个非均衡系统。
(4)劳动者的主体性。经济效率增长的实质是作为生产力最活跃要素的劳动者对劳动时间节约规律的自觉运用。
(5)公平性。经济效率的优先增长应建立在公平的基础上，即反映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政策取向。
(6)依附性。经济效率增长并不是作为经济的一个独立要素而存在的，它必须依附于一定的物质资本和一定的劳动者，依附于一定的生产函数而对经济增长发挥作用，并且经济效率诸因素的作用和变化是通过劳动和资本等物质要素的作用和变化显示出来的。
(7)外部性。经济效率增长的外部性表现为：由较高的经济效率所产生的收益对于导致经济增长的活动和努力而言是外部的，由于“溢出”，没有参与活动的人也从中受益。这在微观上割裂了活动与结果（产出和投入）的联系，像基础科学、通用技术、R&D部门的投入等技术效率变量的作用就是如此。
2.经济效率内生增长分析框架
经济效率内生增长理论关注的是投入产出变换过程的“黑箱的白化”。经济效率的影响因素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改变了从投入到产出的全过程，以及这一过程的各个方面，包括改变投入及其结构，改变生产工艺流程，改变产品的具体特点及其功能，改变劳动者素质，改变装备的技术水平，改变生产过程的组织方法和制度等，从而改变经济效率状况，实现经济效率的内生增长。经济效率范畴所反映和揭示的这种投入产出变换过程的理论，是经济学家建立各种描述投入产出关系的生产函数和经济效率内生化增长模型的基础。
影响经济效率增长的因素很多，包括资源数量和人口数量等，但决定经济效率增长的基本变量是金融因素、知识与技术因素、结构因素和制度因素等内生因素。也就是说，长期经济效率增长的大部分不是来自劳动和资本数量的增加，而是来自金融、知识、结构以及有效率的制度。因此，我们假定劳动和资本是外生性的、不变化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投入和产出的变化本身就是经济效率的变化。在现代工业生产的早期或初始状态，劳动和资本的投入是具有决定性的因素，甚至是惟一的决定性因素。在直接生产或是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和资本的作用也是这样。随着生产的社会化发展和迂回生产方式的演进，经济效率的增长不仅直接取决于作为直接因素的投入和产出水平，而且还取决于与其相关但又很难计量的有关变量和因素的水平。例如，表面上看劳动生产率取决于劳动者的投入和产出水平，但实际上这一过程又取决于与劳动者直接相关的教育培训、科学技术、工作态度、管理组织、分工协作、制度结构等因素。因此，必须对经济效率增长进行内生化分析，在更深的层次上考察金融、知识与技术、结构和制度等因素对经济效率的影响。
把决定和影响经济效率的各个独立的因素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首先设经济效率函数E=F(M,S,T,L)为C-D型函数，即：
上式的含义是，经济效率的变化率是金融因素、知识与技术因素、结构因素、制度因素等要素变化率的加权和。
在这个分析框架中，经济效率的影响因素不再人为地被割裂，而是共享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从而大大提高了对经济效率变化的解释力和预测力。当然，由于经济发展阶段和背景的差异，各种因素的作用是非常不同的。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看，一方面，经济效率的诸因素都经历了从无到有、逐渐积累的动态历史发展过程，其对经济效率增长的作用日益显现出来，直至成为重要的决定因素。例如，在经济发展早期阶段，特别是商品经济不发达阶段，金融因素就不是很重要。我国1978年开始的以土地联产承包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改革中，制度因素对经济效率的增长就具有极强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影响经济效率的各个因素之间的区分并不像经济效率函数规定的那样有严格的界限。各个影响因素之间是互相依存、互为条件的，它们的协同作用推动着经济效率的内生化增长。例如，没有一个良好的创新和扩散机制，技术进步效率就难以实现。同样，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发展不建立在先进的技术基础上，也就只能是“空中楼阁”。
三、经济效率内生增长的作用机制
经济效率内生增长的作用机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包含了一系列变量关系和经济机理。经济效率增长的最大边界是一个经济充分有效地利用现有的一切资源，生产最大的产出。就每个独立的因素而言，金融是首要的因素，知识和技术是源泉性因素，结构是关键性因素，制度是能动性因素。但问题在于，由于金融、知识和技术、结构、制度诸因素的约束，会产生各种收入损失，因此，经济不可能达到帕累托效率。这种受金融、知识和技术、结构、制度等因素约束而实际所能达到的经济效率水平，可分别称为金融效率、知识和技术效率、结构效率、制度效率，它们概括了这些因素与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是经济效率内生增长的作用机制的表现形式。
从方法论的意义上说，经济无效率最终应归因于金融、知识和技术、结构、制度等因素，但在如何解释这些因素对经济效率增长的作用方式的问题上，不应该直接从这些因素跳到经济效率，而应该从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即一定的经济机制入手，将这些因素体现在相关经济机制的生成和决定当中。例如，一定的经济体制只能（充其量）达到一定的效率水平，否则就无所谓体制的抑制效应和一定体制下的效率损失，而这就意味着不改变体制，就不可能再提高效率。或者说，只有通过体制改革，才能提高制度效率。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决定一定的经济体制呢？也就是说，从体制因素到经济效率这个目标变量之间有多少个中间变量和环节，这是经济学家必须回答的，也是经济效率内生增长作用机制分析的目的所在。
下面分别分析金融、知识与技术、结构和制度等因素对经济效率增长的作用机制和方式。
1.金融因素
一个经济体的金融因素，是指货币、银行、信用制度、资本市场、金融政策等要素，即它是由各类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组成的。金融因素的本义是资金的融通，它具有两个主要的功能：一方面，确保一个有效的支付系统的运转；另一方面，动员储蓄并促进储蓄向投资的转化。金融因素的效率也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金融因素本身的效率，它是产业部门发展和效率的结果，这意味着随着市场的不断拓宽和产品的不断增长，经济主体必须更有效地分散风险以及更好地控制交易成本，从而确保收益的增加。另一方面是金融因素对于整体经济效率的决定和影响，通过动员社会的闲置资源，并确保投资于最有活力的部门和项目，推动经济效率增长，它先于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因此，金融因素在经济效率增长过程中起到一种引致作用。
金融因素对经济效率增长的推动作用主要是通过降低宏观资源配置成本和微观交易成本、消除生产性风险的方式来实现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通过改变储蓄率来影响经济效率增长。由于存在谨慎性和投机性的货币需求，在既定国民收入下，消费与储蓄之间存在着一个弹性区间，使得真实的消费储蓄比例会因多种原因而改变。金融会使该弹性区间变小，储蓄份额增大，促进社会储蓄率的上升，推动投资的增长。
(2)促进储蓄转化为投资，提高经济效率。在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过程中，金融体系需要以交易费用的形式吸收一部分资源。有效运作的金融体系能够推动金融的深化发展，促进储蓄向投资的转化，促使投资总水平大大提高，提高企业的利润率，促进经济效率增长。
(3)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推动经济效率的增长。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工具种类的增加，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投资机会，促进了市场竞争，保证了资金流向风险较小、赢利较多的产业和地区。
(4)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提高微观经济效率。货币和信用制度的发展，金融机构的发达和完善，金融资产种类的不断增加，有助于逐步消除交易过程中的各种不确定性，可以大大降低微观交易成本，使生产要素得到最充分的运用，促进资本的积聚与集中和规模经济的发展，推动经济效率的增长。
2.知识和技术因素
知识和技术因素是经济效率增长的源泉。马克思指出，“生产力里面也包括科学在内”。邓小平进一步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知识和技术因素主要是通过改进劳动、资本等的素质，提高要素生产率，降低资源利用和配置成本的方式来实现经济效率增长的。一方面是以物质资本为载体，通过发明和创造，生产出先进的生产工具，应用于生产过程，促进新的物质资本的形成，创造出巨大的生产力和经济效率，同时，扩大劳动对象的范围，改变和提高劳动对象的品质，大大提高生产力和经济效率。另一方面是以人力资本为载体，通过学习和教育，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增进劳动者的各种专业知识与技能，提高其经济行为能力，从而降低整个经济的生产成本，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无论是从历史上看，还是从逻辑上看，描述经济效率运动过程的生产函数的两个初始元素——劳动者和生产资料，都是同一定的知识和技术结合在一起的，知识和技术因素只有依附在这两个实际元素之上，才能对生产过程发生作用。
在现实经济运行中，知识和技术进步作为一个过程，它包括科学发明、技术创新和技术成果的引进与传播等一系列活动。知识和技术因素决定并影响经济效率增长主要有四种途径和形式：人力资本积累、知识外溢、研究与发展活动和国际技术的扩散。
如果对该函数求全微分，则知识和技术效率的增长率是人力资本积累四个变量的增长率之和，即：
第一，人力资本积累。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效率的作用源于两种效应，即内在效应和外在效应。前者是指劳动者个人的人力资本积累对自身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作用，表现为劳动力收益递增；后者是指劳动者平均人力资本积累对他人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引致作用，它使资本及其他生产要素的收益均有递增。产出增加和经济效率增长是内在效应和外在效应综合作用的结果。
第二，知识外溢。知识外溢对经济效率增长的作用源于经济系统内部的知识积累及其溢出效应，它使生产者在生产物质产品的同时学习和积累经验及知识，从而其经验的增长能够被资本积累的增长指数化，推动经济效率的增长。同时，在经济外部性的条件下，每个生产厂商的知识增长会使整个社会普遍受益，使得资本的私人边际成本大大低于社会边际成本，社会实现的收益大大超过企业的内部利益，从而使生产出现规模递增收益，经济效率增长得以持续。
第三，研究与发展活动。通过自身的研究开发活动获得所需要的技术知识，使技术进步成为由部门产出决定的内生变量，表现为中间产品生产部门所产出的资本品种类数目的增加，由于不同种类中间产品的相互独立，资本总量的增加并不导致其边际产品递减，即1单位资本品的边际产出率不受引入其他资本的影响，因此，技术进步能够提高资本收益率，促进经济效率的增长。
第四，国际技术的扩散。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通过技术引进活动，获得对自己有用的知识，不仅能够推动各国经济发展和经济效率的增长，而且对于后进国家来说，还存在着一种机制和路径，即可以通过技术引进和扩散逐步缩小与先进国家之间的经济效率差距。
知识和技术进步通过上述几种方式对经济效率的作用，是有其内在机理的。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知识和技术存量的重大变化引起社会生产潜力和经济效率的重大变化；二是为实现那种生产潜力和经济效率而在制度上、组织上必然发生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显著特征就是社会对科学技术的需求空前增长，这种增长是与其知识和技术的空前供给相适应的，而知识和技术供给的增长依赖于生产过程、创造发明和基础研究三个方面。主体的新古典主义框架的建立，即平等交易规则使得基础研究等知识和技术进步主体的私人收益率接近或等于社会收益率。结果是从事基础研究的知识分子的收入及其相关费用不断增长，社会和政府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也不断增长。其制度基础是生产过程、发明创新过程以及基础研究之间的互相促进、互相制约的关系和良性互动机制，它实际上反映了科学技术进步与生产率的提高以及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
3.结构因素
一般来说，国民经济结构是指经济系统中各产业、部门、地区、企业等社会生产和再生产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组织和构造，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关系。经济结构发展和变化导致的经济资源在不同部门、产业和企业之间的合理配置，就是经济效率。因此，结构因素是决定和影响经济效率的关键因素。经济结构的效率性具体表现为：(1)内在统一性，即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各种经济关系不是孤立的、分割的，而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内在统一的；(2)动态转换性，即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和演变，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实现着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3)作用机制的两重性，即结构效率的实现依赖于经济结构根据内在规律进行的自我调整和完善，也依赖于政府依据产业政策有意识的调节和干预。
从理论上说，结构因素对经济效率增长的作用机制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讨论：
(1)结构的静态均衡和动态演进。经济结构的均衡和演进是指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相互协调和动态发展过程。其意义在于，一是实现稀缺资源在社会生产各行业、各部门的重新配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二是通过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演进，建立新的产业部门替代生产资源短缺的部门，或提高这些部门的资源利用效率，扩大资源供给较为丰裕的产业部门的生产规模，以发挥闲置资源的利用效率。现代经济增长的显著特征是经济效率的高增长率和产业结构的高变动率。
(2)组织结构的变化。产业组织是指经济结构中产业和企业的规模状态和效能，是指“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合理的产业组织和规模是提高经济效率的重要途径，其作用的方式和机理是：首先，产业的组织和规模可以使生产资料得到节约，降低生产成本。其次，达到一定规模的生产可以更多地使用大型的、比较先进的机器，从而大大提高生产率。再次，产业组织达到较大规模后，也有利于促进分工与协作，节约经营管理费用，这也会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
(3)区域结构合理化。区域结构的合理化和均衡发展，会促使不同地区经济效率增长的均衡和协调发展，进而导致一国的经济效率增长模式的形成。地区结构的差异会导致经济资源总是流向经济效率高的地区，这是结构效率机制作用的结果。资本追求利润的本性和市场竞争机制的内在作用会促使新的产品销售市场和新的原料供应地的拓展，而这会从外延和内涵上促进经济结构的扩展和合理化，从而提高结构效率。同时，在经济结构变换的过程中，国家干预通过政策的倾斜和资金的支持等有意识的调节，会促使资源向经济效率较低的不发达地区流动，提高其技术水平，完善制度建设，形成新的生产率模式，最终促进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率的提高。
4.制度因素
制度因素是指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由社会强制执行的正式的社会行为规则，以及具有非强制性的习惯、道德、文化传统等非正式规则的总和。资源的利用和配置从而社会经济效率的运动过程，总是在一定的市场组织和等级组织内及相互间的制度安排框架下，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的。没有适当的法律和制度，社会经济运行中就不会产生任何价值最大化意义上的“经济效率”。因此，制度因素是决定和影响经济效率的能动因素，制度的变革和创新是提高经济效率的重要途径。制度变迁与创新为经济效率的增长提供了一个能动的驱动机制；而经济效率的增长则为制度变革和创新创造了较为宽松的经济环境和支持条件，加速制度变迁和创新的进程。
制度因素对经济效率增长的能动作用在于制度最基本的功能是节约。一个效率较高的制度，能够减少交易成本，防止个人和团体犯错误，激励个人和组织从事生产活动，减少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之间的差异，进而极大地提高经济效率。具体说来，制度对经济效率增长的作用方式可从四个方面来分析：
(1)制度可以降低经济活动的成本。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日益提高，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导致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经济活动中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大。制度通过提供一系列规则来界定交易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减少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从而增进生产性活动，使来源于交易活动的潜在收益成为现实。
(2)制度因素利用潜在的规模经济、专业化和外部经济来促进经济效率的增长。一方面，一系列规则会促进规模经济、专业化和正的外部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会限制垄断、过度专业化和外部负效应，制度因素从不同方面作用于经济效率的增长。
(3)制度因素可以防止个人或团体犯错误。避免未来错误的一个重要的制度性机制是建立一个良好的信息系统，以便尽快发现错误并提醒决策者不要再重复此类错误，从而提高经济主体的决策效率。
(4)制度因素通过对经济主体的激励推动经济效率的增长。在对经济行为主体的激励方面，制度因素虽然是约束人们行为的选择集，但它通过提供人们行为自由的维度，把人们努力的程度同报酬联系起来，允许经济主体依据在经济活动中受激励的程度来决定自己对经济效率增长的贡献。
制度因素对经济效率增长的上述作用是通过政府、组织、产权、法律制度、意识形态、政策等变量和环节来实现的。我们可以用数学模型表示制度效率的作用机制，令L为制度效率、
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上，正是由于荷兰、英国、美国等的制度创新，包括逐步建立明晰的产权制度、奖励创造发明和专利制度、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与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安排，以及广泛运用市场机制来配置社会资源的经济制度等，将制度的变革和创新以及各种历史性机缘整合为一种变革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现实力量，并为之提供了有效的社会激励结构支撑，为经济发展和经济效率增长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因而才使荷兰、英国、美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产生了质的突破，成为不同时期的世界领导者。从我国的经济实践看，由于制度的变革和创新还不够彻底，还没有触及那些决定经济效率的最基本的体制因素，所以，经济无效率的现象有增无减，以制度变革和创新推动经济效率增长的路还很长。
［收稿日期］2004-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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