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初学坛探考“孔春秋”——兼考“春秋三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春秋论文,坛探考论文,孔春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春秋经”即“鲁春秋”这一观点的被确认，孟子、司马迁的“孔子作《春秋》”之说遂受怀疑和否定。笔者通过考证，提出：孔子作《春秋》确有其事；孔子所作《春秋》非“经”而是“传”——即《左传》之蓝本。①除了先秦典籍，笔者还探考汉初学坛，从中找到了有力的佐证。
一、从汉初称引探考孔《春秋》真相
在司马迁的《史记》问世以前，孔子作《春秋》的业绩已被汉人广为称颂。巨儒名家如陆贾、淮南王刘安、董仲舒等，在他们著作中对此多有称述，备加推崇，并大量征引《春秋》（“传”）史料。从中我们不难窥见孔子作《春秋》之一斑。
首先且看《淮南子》的有关称述。
《淮南子、主术训》云：“孔子通智，过于苌宏……专行教道，以成素王，事亦鲜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国五十二，弑君三十六，采善
丑，以成王道，论亦博矣。然而围于匡，颜色不变，弦歌不辍。……作为《春秋》，不道鬼神，不敢专己。夫圣人之智，固已多矣。”这是司马迁之前汉人明确称道孔子作《春秋》的一例。
案：所谓“弑君三十六”云云，特别值得推敲。考之《春秋经》，所载弑君之事，仅二十六。它们分别是：隐公四年卫州吁弑其君完；桓公二年宋督弑其君与夷；庄公八年齐无知弑其君诸儿；庄公十二年宋万弑其君捷；僖公十年晋里克弑其君卓；文公元年楚太子商臣弑其君
（公、谷之“经”俱作“髡”）；文公十四年齐公子商人弑其君舍；文公十六年宋人弑其君杵臼（公羊作“处臼”）；文公十八年齐人弑其君商人；莒弑其君庶其；宣公二年，晋赵盾弑其君夷皋；四年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十年，陈夏征舒弑其君平国；成公十八年晋弑其君州蒲；襄公二十五年齐崔杼弑其君光；二十六年卫宁喜弑其君剽；二十九年阍弑吴子馀祭；三十年蔡太子般弑其君固；三十一年莒人弑其君密州；昭公十三年，楚公子比弑其君虔；昭公十九年许世子止弑其君买；二十七年吴弑其君僚；定公十三年薛弑其君比；哀公四年盗杀蔡侯申；六年齐陈乞弑其君荼（公羊作“舍”）哀公十四年，齐人弑其君壬。以上共计二十六次。
考之《公羊传》弑君为三十，较之“经”多出以下六次：隐公十一年隐公被弑，“经”记“公薨”；庄公元年记齐侯使彭生弑桓公，“经”桓公十八年记“公薨于齐”；闵公元年“传”记庆父使乐曾弑君子般，“经”庄公三十二年记“子般卒”；闵二年“传”记庆父弑闵公，“经”记“公薨”；文公十八年“传”记子赤被弑，“经”记“子卒”；襄公七年“传”记郑伯髡被弑，“经”记“卒于操”。以上连“经”所记共三十次。据董仲舒《春秋繁露》所称，则“弑君三十二，亡国五十一”（《王道》），或曰“故《春秋》重而书天下之患……患乃至于弑君三十一，亡国五十二”（《盟会要》）其数仍不足“三十六”。
唯《左传》所记，弑君恰为“三十六”，它补记了为“经”和公羊传所“隐讳”遗缺的另六次，即：桓公七年曲沃伯诱晋小子侯而弑之（“经”和“公羊传”则无载）；桓公十七年郑高渠弥弑昭公，（“经”与“公羊传”俱无片字之记）；庄公十四年，傅瑕弑其君郑子（“经”与“公羊传”俱无记）；僖公二十四年晋弑怀公于高梁，“经”记“晋侯夷吾卒”，“公羊”无传；昭公元年楚公子围问王疾缢而杀之，“经”记“楚子麇卒”（“公羊”之“经”为“卷卒”），“公羊”无传：哀公十年，齐人弑悼公，“经”记“齐侯阳生卒”，“公羊”无传。
太史公《自序》中称述“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与《淮南子》毫无二致，可证《淮南子》与太史公所称举的孔子所作《春秋》即“春秋传”（即今《左传》蓝本）。
仅此一例还不足为据，再从《淮南子》所大量引用的《春秋》史事看，也皆出于“传”而不见于“经”。如《道应训》一篇连连引用了白公不焚府库（见《左传》哀公十六年）、晋公子重耳之亡曹，僖负羁致礼（《左传》僖公二十三）、晋文公伐原（《左传》僖公二十五年）、秦穆公袭郑拒蹇叔谏、郑商人弦高犒师（《左傅》僖公三十年）、晏子与崔杼盟，临死也不变其仪（《左传》襄公二十五年）等等共七八事。其文与《左传》也大同小异。如：“晋公子重耳出亡，过曹，无礼焉。僖负羁之妻谓僖负羁曰：君无礼于晋公子，吾观其从者，皆贤人也。若以相，夫子反晋国，必伐曹，子何不先加德焉？釐负羁遗之壶馂而加璧焉。重耳受其馂而反其璧。”对照《左传》原文：“及曹，曹公共闻其骈肋，欲观其裸。浴，薄而观之。僖负羁之妻曰：‘吾观晋公子之从者，皆足以相国。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国。反其国，必得志于诸侯。得志于诸侯，而诛无礼，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贰焉！’公乃馈盘飱，置璧焉。公子受飱反璧。”二者不仅情节完全相同，而且有些句子都相同，足证作者确是引自《左传》。
《淮南子》引用“春秋传”即“左传”史料之多、之频繁，在汉初典籍中，仅次于《史记》。仅《人间训》一篇，连引《左传》史料二十几则。
其它如《精神训》、《汜论训》、《说山训》、《修务训》、《诠言训》、《齐俗训》、《主术训》、《泰族训》等篇，亦无不广泛征引《左传》。
《淮南子》作者一方面极力推崇孔子作《春秋》之功，却不见其引用《春秋经》；另一方面大量引用《左传》史料却从不见其称道左氏，这种违反逻辑的现象难道不令人深思么？
引《左传》，而称孔子《春秋》的现象，在汉初，还远非《淮南子》一家。兹举陆贾《新语》为证。《新语术事》篇称：“圣人贵宽而世人贱众……道近不必出于久远，取其至要而有成。《春秋》上不及五帝，下不至三王，述齐桓晋文之小善，鲁之十二公至今之为政，足以知成败之效，何必于三王？”案：考之“春秋经”，对桓、文之“小善”少有提及。特别是晋文公，在位九年，“经”中除了书及其卒、葬（正鲁僖三十二、三十三年）外，唯于鲁僖二十八年有所记载：“晋侯入曹，执曹伯。畀宋人”“晋侯、齐师、宋师、秦师及楚人战于城濮，楚师败绩”。在整部《春秋》记载中，打败过楚人的远不止晋文公一人。相比而言，晋文在全“经”中实属于提及最少的人之一。惟独“春秋传”即今之《左传》中，对晋文公给予了浓墨重彩、细致入微的渲染，故陆贾所称孔子《春秋》当指《春秋传》。
再从《新语》全书所称引的《春秋》史料看，也多出于“传”而非“经”。如《明诫》篇曰：“故《春秋》书卫侯之弟鱼
出奔晋，书
骨肉之亲，弃大夫之位，越先人之境……不明之效也。”所谓“不明”，具体指与宁喜逐卫侯而扶持公子剽上台，而事成之后，宁喜却被剽所杀，也被迫出奔，流亡于晋。此史实俱见于“传”而不见“经”。
更明显的例子是《至德篇》之称引《春秋》：“昔晋厉、齐庄、楚灵、宋襄，秉大国之权，杖众民之威，军师横出，陵轹诸侯，外骄敌国，内克百姓，邻国之仇结于外，臣下之怨结于内，……故宋襄死于泓水之战，三君弑于臣子之手，皆轻用师而尚威力，以至于斯。故《春秋》重而书之，嗟叹而伤之。……鲁庄公一年之中，以三时兴筑作之役，规固山林草泽之利，与民争田渔薪菜之饶……上困于用，下饥于食，乃遣臧孙辰请（缺二字）于齐……贤臣出，叛臣乱，子般杀而鲁（缺二字），公子牙庆父之属，败上下之序，乱男女之别，继位者无所定，逆乱者无所惧，于是齐桓公遣大夫高子立僖公而诛夫人，逐庆父而还季子……。”以上所引有关史事亦唯见于“传”。
若说这是“习称”，则《新语》二引“谷梁传”皆明称“谷梁”之名（见《道基》《至德》二篇），唯独对征引最多的《左传》，却只字不提左氏其名，这难道能说仅仅是作者的疏忽么？
不论《淮南子》、《新语》还是《新书》、《春秋繁露》、《史记》，举凡汉初典籍，其称名唯见孔子不见左氏，其实引则俱见于《左传》而少见“经”，这种历史的错位，误区何在？联系前面所考《淮南子》、《史记》“弑君三十六”之说，我们有足够理由怀疑，孔子所作“春秋”乃“传”——即今《左传》之蓝本。
二、“乱《春秋》者董仲舒”
考孔子作“春秋经”之说，源于汉代经学家。先秦孟子和韩非子虽说过孔子作《春秋》，但细考来实则都指“春秋传”。孟子说的“其事则齐桓晋文”（《离娄下》）指“传”（上文已证）。韩非子说的“孔子闻而记之曰‘攻原得卫者，信也’”指的也是“春秋传”（见《左传》僖二十五年）。但到了汉代，今文经派为抬高自己的地位，以孔子的嫡派“宗子”自居，硬把“春秋经”说成是孔子所作。《公羊传》昭十二年曰：“子曰：‘……《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则齐桓晋文，其会则主会者为之也，其辞则丘有罪焉耳？”这段话是对孟子的话进行改头换面衍变而来，文义前后龃龉不清，本不足信。但经过董仲舒这位一代“宗师”的发挥，予以理论化、系统化的“升华”后，遂被历代经学家所信奉不已。故要解开这个疑团，董仲舒是个值得研究的关键人物。
据《史记·儒林·董仲舒传》“汉兴至于五世之间，惟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又《汉书、儒林传》“董仲舒通五经，能持论。”他的《春秋繁露》基本上恪守公羊派“家规”，引《公羊传》以解经，以阐发所谓的“微言大义”、“一字之褒贬。”他或引“经”，或释“传”，“经”、“传”并提，同称“春秋”。然而，他的称述，往往有出“经”、“传”藩篱之外者，颇值得玩味。
首先，且看董氏《俞予篇》所述孔子作《春秋》之旨：“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瑞王公之位，万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起贤才以待后圣。故引史记理往事，正是非也，序王公史记十二公之间，皆衰世之事，故门人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为见之空言，不如行事博切深明。……爱人之大者，莫大于思患而预防之，故蔡得意于吴，鲁得意于齐，而《春秋》皆不告，故次以言怨人不可迩，敌国不可狎，攘窃之国不可使久亲，皆防患为民除患之意也。不爱民之渐乃至于死亡，故言楚灵王晋厉公生弑于位，不仁之所致也。故善宋襄公不厄人，不由其道而胜，不如由其道而败。《春秋》贵之，将以变习俗而成王化也。”
从以上引文可看出几点：（一）孔子作《春秋》重“行事”，用班固的话就是“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汉书·艺文志》）。（这与以“空言”说《经》的公羊派直接矛盾）。（二）孔子《春秋》补充了为原《春秋经》所缺的内容，（“蔡得意于吴，鲁得意于齐，而《春秋》皆不告，故次以言……”）（三）董氏所引宋襄公“不厄人”、楚灵王晋厉公之“不仁”，史实俱见于“传”而不见于“经”，可证孔子《春秋》至少含有“传”的内容。
又，从董氏全书所引的《春秋》内容看，亦颇多出于“传”者。如《竹林篇》：“司马子反为其君使，废君命与敌请，从其所请与宋平，是内专政而外擅名也。专政则轻君，擅名则不臣，而《春秋》大之，奚由哉？……”案“经”文仅云“宋人与楚人平”（见宣十五年“经”），不仅不见子反之名，而且将“宋人”置于楚人之上，由何而“大之”？唯于“传”中，详写楚将子反看到宋国人久困于围城之中析骨而炊的惨景，萌发恻隐之心，遂同意宋人之请而撤兵。《春秋传》以此赞美了子反的仁爱之心，故曰“《春秋》大之。”
类似的例子在书中比比皆是，举不胜举。
或许有人说，董仲舒出于师尊和学派观念，故将《公羊传》与“春秋经”“等量齐观”，同称“春秋”。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同书中，还有一段：“伍子胥谏吴王，以为越不可不取，吴王不听，至死伍子胥。还九年，越果大灭吴国……《春秋》明此存亡之道可观也。”（《王道》）此事不仅为“经”所不载，亦为《公羊传》所缺，惟见于《左传》哀公元年的记载。显然，在这里，用“师尊说”、“学派观”就解释不通了。
康有为在《春秋董氏学》一书中把《春秋繁露王道篇》标引为“《春秋》总义”，而《王道篇》所述内容，大多出于“春秋传”。如果孔子所作真是“经”，则岂非有“数典忘祖”“离经叛道”之嫌？
在《春秋繁露》中这样的例子非仅一见，还有《灭国篇上》：“……楚王髡托其国于子玉得臣，而天下畏之；……及髡杀得臣，而天下轻之；……存亡之道，不可不知也。”此事仅见于《左传》宣十二年的记载“城濮之役，晋师三日谷，文公犹有忧色。左右曰：‘有喜有忧，如有忧而喜乎？’公曰：‘得臣犹在，忧未歇也！困兽犹斗，况国相乎？’及楚杀子玉，公喜而后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左传》僖二十八年也见有关记载）董氏之说即出典于此。而《公羊传》对此却一无所记。
以上两例，说明董仲舒所称引的《春秋》，并非仅局限于“春秋经”和《公羊传》，还包括《左传》的内容。这一点，连守旧如康有为也不得不承认：“董子为《春秋》宗，所发新王改制之非常异义，及诸微言大义，皆出经文之外，又出《公羊》外”，他由此推断“《公羊》家早出于战国，犹有讳避，不敢宣露。至董子乃敢尽发之。其《春秋》口说，别有专书。”（引自《春秋董氏学·＜春秋＞口说篇》）可见，连康氏也不敢承认公羊家为《春秋》正宗，而只承认董氏为“宗”，并认为《春秋》“别有专书”。
董仲舒为汉“群儒首”，又以“明于《春秋》”名世，他有可能读过孔子作的《春秋古文》。
孔子所作“《春秋》古文”原貌，今已无考，但根据司马迁的“兴于鲁而次《春秋》”之说，很可能是以《鲁春秋》为纲，条之以史实，换句话说，就是孔子《春秋》本身即包含“经”与“传”两部分。故董氏《春秋繁露》中把“经”文与“传”文混为一谈，统称为《春秋》。又出于学派观念，将《公羊传》的阐发“微言大义”奉为宗旨，将《公羊传》奉为正宗。
就董仲舒本身的思想而言，他的兴趣在于立经义而非征史实，其《春秋繁露》只是以释《春秋》为名，借题发挥，发明他的“春秋大一统”的“新王改制”之说，创立新儒教。“公羊派”的“微言大义”正迎合他的口味，故唯“公羊”是从。甚至对《公羊》违背经文的舛缪处，也为之曲说。如《玉英篇》记有人发难：“《经》曰‘宋督弑其君与夷’，《传》（《公羊传》）言庄公冯杀之，不可及于《经》，何也？”案：《春秋》桓二年载：“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左传》桓二年记曰：“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杀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惧，遂弑殇公。君子以督为有无君之心，而后动于恶，故先书弑其君。”司马迁《宋世家》亦同于《经》及《左传》。公羊传显然有误。董仲舒却为之辩解道：“非不可及于经，其及之端眇，不足以类钩之，故难知也。《传》曰：臧孙许与晋克同时而聘乎齐，按《经》无有，岂不微哉？不书其往，而有避也。今此《传》言庄公冯，而于《经》不书，亦以有避也。是以不书聘乎齐，避所羞也；不书庄公冯杀，避所善也。是故，让者《春秋》之所善……其后也，乱移之宋督，以存善志，此亦《春秋》之义，善无遗也。”（《玉英》）先说“及之端眇”“难知”，又把它与臧孙许聘齐这样性质全然不同之事相提并论，说成为“避所善”而讳写，进而又说为“避让”而将“乱移之宋督”。照此逻辑，《春秋经》岂非成了歪曲事实、任意嫁祸于人的“谤书”了？哪里还称得上是“圣人”之“经”呢？难怪欧阳修叹息道：董氏“牵于其师之说，不能高其论，以明圣人之道，惜哉，惜哉！”（见《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十七卷欧阳修＜跋后＞》）。
其实，董氏的“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汉书·儒林传》）这行径，对于力主实事求是、“不语怪、力、乱、神”的孔子，已不啻是“离经”，而且有“叛道”之嫌。《春秋纬》假托孔子之名，曰：“乱我书者董仲舒”，当作今解。
但是，话又说回来，以董氏之博学，其书保存了许多为“公羊传”所没有的《春秋》史料，从中透露了孔子作《春秋传》之迹，此功亦不可没。
三、《春秋》“经”“传”溯源
有人问“春秋经”既非孔圣人所作，怎么会被尊为“经”？《公羊传》《谷梁传》又为什么会先后被立为学官的？而保存《春秋》史料最多的《左传》，却直至汉末平帝时才被立为学官，不久又被废，未得到官方的重视？这一切，都有汉代特殊的历史背景。
所谓“经”的本义，按《说文》“丝织从（纵）也”，即纺织的纵丝，引申为常道、常典。在孔子之前，《春秋》已成为统治阶级的教典。楚庄王时代，申叔时就提出要把《春秋》作为太子的教科书“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见《国语·楚语》）。晋羊舌因“习于《春秋》”，被召为太子彪的老师（见《国语·晋语》）。《庄子》中把《春秋》与《诗》《书》、《礼》《乐》《易》称为“六经”，并说“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天道篇》）。《荀子·劝学》也同样把《春秋》称为“经”：“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通经，终于读礼……《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毕矣。”
汉代把《春秋》尊为“经”，立“五经”博士，是承袭先秦遗制，与孔子并无直接关系。
班固《汉书·艺文志》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话说经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夹》之传。四家之中，《公羊》《谷梁》立于学官，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
班固之语可明几点：（一）《春秋》古已有之，非孔圣人独创。（二）班固也承认孔子所作是因鲁史“据行事”而“说经”之“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三）《左氏》成书在前，公、谷乃“末世口说”。
班固之说承司马迁《史记》而来。太史公在“年表序”中说“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故事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接着还列举了铎椒“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成《铎氏微》；虞卿“上采《春秋》”为《虞氏春秋》；吕不韦“删拾《春秋》”，为《吕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很明显，孔子是独立创作《春秋》，左丘明只是在孔《春秋》的基础上作了评点加工，故司马迁将《左氏春秋》与“虞”、“铎”“吕”等相提并论，同视为孔《春秋》的“衍生物”。而《左传》之蓝本实为孔子所作《春秋》，故自战国至汉代刘歆整理《左传》以前，各书家广征今《左传》中之史料，却无人提及左氏，连司马迁的《史记》也唯此轻轻一提，原因即在此。
孔子所作《春秋》，由于矛头直指权要，“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太史公自叙》），故不能直接“以书见”予学生，只得“口授七十弟子”。这当是《公羊传》、《谷梁传》的来历。董仲舒《春秋繁露》中多次提及“子夏言《春秋》”“子贡、闵子、公肩子、曾子、世子等评论《春秋》（见《俞序》等篇），是其证。
郑樵考“三传”来源，说：“‘公、谷’二家初皆口传，非如左氏之笔录。……公羊之书，有所谓‘于此乎’，有所谓‘登来之者’，有所谓‘代者为主’、‘代者为友’，皆弟子记其师之言，会其语音以录之也。有所谓‘公羊子曰’，有所谓‘或曰’，其书非公羊所自为可知矣。谷梁之书，有所谓‘传曰’，有所谓‘尸子曰’、‘沈子曰’、‘公子启曰’，有所谓‘谷梁子曰’，皆弟子记其师之说，而杂以先儒之言，则其书又非谷梁之所自为可知矣。……尝合三传而考之，左氏之笔录必出于焚书之前，公、谷之口传，实出于焚书之后。何也？左氏兼载晋楚行师用兵大夫世族，无所不备；其载卜筮杂书与汲家《师春》正同，则作于焚书之前明矣。公、谷设同左氏之时，二百四十年故事犹当十得四五，不应尽推其说于例也。此公、谷作于焚书之后明矣。……此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谷、邹、夹之学。”（《春秋传、公谷二传》）。
公、谷二传由于年代久远，口头流失多，保存史料很少。但凡涉及具体史事，大多同于《左传》。它们一者源于笔录，一者源于口授，其作者都是孔子，这也再次证明孔子《春秋》是“据行事”以“说经”之“传”。
公、谷二传，虽为“末世口说”，在汉武之后，却红极一时。它们的“发家”有其特殊的背景。
据《汉书·儒林传》“胡毋生，齐人也，治公羊春秋……齐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孙弘亦颇受焉。”武帝时，公孙弘为丞相，时“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而丞相公孙弘本为公羊学，比辑其议，卒用董生。于是上因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
谷梁春秋之立在宣帝时，也有类似背景：“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谷梁春秋》，以问丞相韦贤、长，少府夏侯胜及侯中乐陵侯史高，皆鲁人也。言谷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谷梁。”（《儒林传》）后“五经”名儒、太子太傅萧望之等迹“多从谷梁”，“由是谷梁之学大盛……皆为博士”（同前）
由此看来，公羊、谷梁之兴，缘于“圣上”权要之喜好、学派之竞争，与孔子作“经”与否无关。郑樵考“三传”兴衰之始末叹道：“善乎范宁之言三家之学曰‘废兴由于好恶，盛衰继于辩讷。武帝好公羊，公孙弘又好之，而公羊之学遂兴。卫太子好谷梁，宣帝又好之，而谷梁之学遂兴，此废兴由于好恶也。瑕丘江公讷于口，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孙弘本为公羊学，比辑其义，卒用董生。由是公羊大兴。此盛衰继于辩讷也。”（《春秋传·公谷二传》）。
《左传》不象公羊那样用今文，而是古文写本，难读难懂，难以流传，主要流传于巨儒名家，而官方传本则作为中秘书而藏于秘府，故直到刘歆整理内府藏书时才重新发现了它的价值，为之大喊大叫，与博士们展开大论战，以至逆忤了权贵。至平帝，才立于学官。
刘歆在《移书太博士》中称述：“《春秋》先师，皆起于建元之间。时汉兴已七、八十年，离于‘全经’，固已远矣。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藏于秘府，伏而未发。孝成皇帝闵学残文阙，稍离其真，乃陈发秘藏，校理旧文，以考学官所传。经或脱简，传或间编，此乃有识者之所惜闵，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刘歆指责公、谷学派“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词，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足证公、谷所传，并非“全经，而是“末师”“口说”。
桓谭《新论》亦云：“《左氏》传世后百余年，鲁谷梁赤为《春秋》，残略多所遗失。又有齐人公羊高，缘经作传，弥离本事矣。”
案：今考“三传”之“经”，并无多少缺失。公、谷之“经”与《左传》之《经》，基本相近。故刘歆所说的“离于全经，固已远矣”，当指孔子所作之《春秋》。桓谭所谓“残略多所遗失”的《春秋》亦指与孔子《春秋》相比较而言。由刘、桓之说，亦可从侧面证明孔子所作《春秋》非今之“春秋经”。
四、孔子《春秋》与《左传》
以研究《春秋左氏传》名世的刘申叔考证：“今考周季之书所述《春秋》，均指左氏”。并推断“是则战国儒生，均以《左传》即《春秋》；斯时公、谷未兴，《春秋》之名，仅该《左氏》”。（《左庵集》卷二《左氏不传＜春秋＞辨》）。
康有为否定《左传》，说它是刘歆伪造；然而同时，他又不得不承认一个明显的事实：“凡传记称引《诗》《书》，皆述经文，独至《春秋》，则遍周、秦、两汉人传记文史所述者，皆未尝引文，但称其义。”“此是古今学者一非常怪事，而二千年来未尝留意，阁束传文，独抱遗经。”（《春秋董氏学·春秋口说》）。
两人的立场尽管不同，但都反映了一个共同的事实：从战国到两汉，所称引的《春秋》皆为《左传》。康有为对“阁束传文独抱遗经”不满，说明他对“经”也抱着怀疑态度，而认为孔子的“春秋大义”在于“传文”。前面说过，他也推测“《春秋口说》别有专书。”
刘申叔对《春秋》及其“三传”作过深入考证，亦得出同样的结论，说：“《春秋》者，乃本国历史教科书”，孔子“讲演时，或旁征事实以广见闻，或判断是非，以资尚论，时门人弟子三千名记所闻以供参考。而所记二语复各不同，或详故事，或举微言言之，故有《左传》、公羊、谷梁之学。”并且进一步说：“《汉书》亦曰丘明论本事以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然则孔史即本事矣。据史迁说则《传》（《左传》）称‘君子’概属丘明。惟迁称因史次《春秋》……”，推断孔子所作的《春秋》，“盖事因史记而旨主阐经。”（俱引自《左庵集·孔子作春秋说》）可见，刘申叔也认为，孔子作的是“阐经”的《春秋传》。只是，对《左传》的成书措辞较含糊，游移不定，时而说“三传”不同，是由弟子所记不同，“故有《左传》、公谷之学”，由此则《左传》由丘明所记而成；时而说“然则孔史即本事矣，称‘君子’概属丘明”，然则《左传》本事乃属孔子所写。据考，二者各有不同的版本流传。
考《汉书、鲁恭王传》，鲁恭王馀“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于其壁中得古文经传。”案《晋书卫恒传》：“汉武时坏孔子宅，得《古文尚书》、《春秋》、《论语》、《孝经》，时人不复知有古文，谓之科斗书。汉世秘藏，希得见之。”孔壁《春秋》即“古文经传”。太史公修《史记》，得“金匮石室”秘藏，见孔子的“春秋古文”。《史记·吴太伯世家》：“太史公曰：孔子言太伯可谓至德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前称“孔子言”，后称《春秋古文》，可证《春秋古文》即孔子所作《春秋》。其内容不见于今之“春秋经”而见于今之《左传》。
然而，今之《左传》与孔壁《春秋》传本、出处不同。案许慎《说文解字序》“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又《汉书、儒林传》云：“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太中大夫刘公子皆修《春秋左氏传》，谊为《左氏传》训诂，授赵人贯公，为河间献王博士，子长卿为阴令，授清河张禹……”后授尹更始，又传子咸及翟方进、胡常，常授黎阳贾护季君；而刘歆从尹咸及翟方进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贾护、刘歆”。由此可见，刘歆之《春秋左氏传》乃得自民间传本，非出自孔壁。
又案《魏书·江式传》：“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书体与孔氏（即孔壁古文《春秋》）相类，即前代之古文矣。”江氏为书法世家，言当有据。可证《左氏》与“孔氏”春秋古文并非一书。
刘歆之《左传》与“孔壁《春秋》”不仅有不同传本，而且体例不同。班固云：“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诂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汉书、楚元王传》）“终汉之世，经传别行，服虔《左氏传注》犹不言经，是其验也。杜预作《经传集解》而后，遂不别行”（引自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左传》与“经”别行，不同于孔壁之古文“经”传同载，故汉代今文学派才诬“左氏不传春秋经”（见《汉书》《刘歆传》、《陈元传》）此证二。
再次，今之《左传》与司马迁所见之孔壁“春秋古文”，所用字体有异。刘申叔对此曾作过深入考证（见《左庵集、司马迁左传义序例》）。《史记》所引《春秋传》，多古文古字。如《郑世家》“郑襄公肉袒掔羊”之“掔”，今《左传》为“牵”（见宣十二年）；《秦本纪》“高渠眯”《左传》（桓十七年）为“高渠弥”；“百里傒”，今《左传》为“百里奚”；“驺”（《吴太伯世家》）《左传》为邾；“鄪”（《鲁世家》）《左传》为“费”（僖元年）。仅人名、地名与《左传》之文字相异处达数百例。不仅如此，所引史实，二者亦有出入。如《左传》宣二年“华元杀羊食士，其御羊斟不与”，《史记》则为“华元以羊羹故陷于郑”。（《十二诸侯年表》）“华元杀羊食士，其御羊羹弗及”，《左传》“羊斟”作人名，“君子谓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败国殄民”（同前）。《史记》为物名。《淮南子·缪称篇》云“鲁酒薄而邯郸围，羊羹不斟而宋国危”，与史记同一出处。刘申叔论定“若是之属，传孔壁古文之仅存者。”（同前），可谓烛见。
笔者认为，孔壁“古文经传”即孔子所作之《春秋传》。司马迁大量称引其史料，尽管与《左传》相同，但每每称《春秋古文》《春秋》，而从不称引《左氏》，原因即在此。《淮南子》《新语》《春秋繁露》亦大量引用“春秋传”史料（同于《左传》，亦只提孔子《春秋》而从不提左氏，原因亦在此。
司马迁说“左丘明因孔子史记论其语”，就是在孔子《春秋》的基础上作了评点，这说象脂评本《红楼梦》与曹雪芹原稿的关系，著作权仍归后者。
注释：
① 见拙作《孔子作“春秋”即“春秋传”说》（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史研究》93年2期）和《孔子作“春秋传”说初证》（见《文献》94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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