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与舟关系的现代诠释——论人民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历史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大革命论文,人民群众论文,作用论文,关系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 —9639 （2000）05—0081—06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原本是形容封建统治者与人民群众关系的一句古训。借用这句古训来形容人民群众在“文革”运动中的历史作用也许再恰当不过了。诚然，“文化大革命”运动是通过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才得以发动起来和进行下去的。但同样，“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结束也是通过人民群众的先后觉醒和长期抗争才得以实现的。对此，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给予了充分肯定。然而，迄今为止，在国内外有关“文革”的研究中，对人民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觉醒和抗争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甚至国外还有人公开否认人民群众在“文革”中的觉醒和抗争这一事实。他们认为：“正是群众对领袖的绝对服从，对错误路线的一跟再跟，不觉悟和不反抗，才使文革得以发动和持续。”（注：郝望：《民众、传统文化与“文化大革命”》，美国《知识分子》杂志1993夏季号。）国内鉴于《决议》的通过，虽然没有人公开发表这样的文章，但私下里也有人持这种观点。因此，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和探讨，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人民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历史作用，进一步深化“文化大革命”史的研究，都是十分必要的。
一、从狂热参与到冷静反思
“文化大革命”是以群众运动的形式发动起来的。运动初期，广大人民群众出于对毛泽东的高度信任和崇敬，也出于对党和国家前途的关心，普遍响应毛泽东的号召，积极地投身到“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1966年5月和8月，中共中央先后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十一中全会，相继通过了两个“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毛泽东个人为此还采取了一些异乎寻常的举动。6月1日，毛泽东突然通过广播电台向全国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攻击北大党委的大字报，搞得北大乃至整个北京市和全国沸沸扬扬。8月1日，毛泽东又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热烈支持他们“造反有理”。从此，红卫兵运动在全国风起云涌。8月5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印发他自己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带头造反。8月10日，毛泽东亲自到党中央所在地的群众接待站，号召人民群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从8月18日到11月下旬，毛泽东先后8次在天安门接见了1100多万全国各地来京串连的大中学校师生和红卫兵。通过这一连串的发动，把“文化大革命”运动推向了高潮。由于当时浓厚的个人崇拜和长期以来的简单化、片面化宣传教育的影响，当时大多数人真的以为像毛泽东在《五·一六通知》中所说的那样，一大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所以，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反复动员下，广大人民群众怀着“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社会主义红色江山”的赤诚之心，积极地投身到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在毛泽东的号召下，青年学生的响应最为积极。据当时新华社《内部参考》（增刊第916期）披露的的材料反映， 北京中学生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情绪十分高涨，许多学生纷纷写决心书，贴大字报，愤怒批判“邓拓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许多学校举行了批判会。有些学生热泪盈眶，在毛主席像前举手宣誓，表示决心铲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有的学生还咬破手指，在决心书上按上血印，表示斗争到底的决心。他们纷纷成立各种红卫兵组织，杀向全国，到处“造反”“夺权”，斗“黑帮”，揪“走资派”，抓“叛徒”，破“四旧”，把整个社会闹得天翻地覆。情绪上的狂热伴随着行动中的盲从。在没有搞清什么叫“黑帮”，什么是“走资派”的情况下，人们就一窝蜂似的卷进了这场来势凶猛的政治风暴中，正如著名作家巴金所说：“没有自己的思想，不用自己的脑子思考，别人讲什么我也讲什么，而且做得高高兴兴。”（注：巴金：《十年一梦》，人民日报出版社1995年版，第169页。 ）但不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地卷入这场运动的，应该说，运动初期大多数群众的确是拥护和支持这场所谓“反修防修”的政治运动的。
但随着运动的不断发展，“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重恶果越来越明显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经过一段时间的狂热冲击后，面对着社会秩序一片混乱、工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党和国家各级领导人大多数被打倒的残酷现实，人们开始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冷静的反思。这里且举几个典型人物的认识过程，以见一斑。
卜大华，全国最早的红卫兵组织（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发起人之一。“文革”初期，因“炮打中央文革”被捕入狱，1967年7 月被下放到陕北插队。他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我当初参加红卫兵，真诚地相信，戴上红袖标，喊几声‘反修防修’的口号，在社会上冲几冲，就能破坏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当初，我是从‘天上’看世界。到陕北的山沟沟，住进破窑洞，我第一次发现，中国还有这么落后、贫穷的地方！那些曾为革命流过热血的老红军、老贫农，仍在吃糠咽菜，看到这些，我流下眼泪！还搞什么‘文化大革命’，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里！这时，我是站在地上看世界。在这里，我发现一种与城里人的狂热膜拜相对照的普遍心理：农民在迷信中忍耐，在保守中缄默。”（注：胡平等：《历史沉思录——井岗山红卫兵大串连20周年祭》，《历史在这里沉思》（5），华夏出版社1996年版。）从此，他不再狂热， 而开始了冷静的反思。
安文江，复旦大学影响很大的红卫兵组织“红三司”的发起人之一。1967年1月，在上海大夺权斗争中， 他与中央文革支持的造反派组织发生冲突后，因为组织“炮打张春桥”的斗争而被押上批斗台。他在回忆这件事对他的影响时说：“虔诚的教徒有宁静的心境。颠狂的白痴没有痛苦的神经。我虔诚过，我颠狂过。一旦清醒，接踵而来的便是痛苦。这种痛苦由于找不到新的精神支柱，看不清前行的目标而格外深切。希望的幻灭，理想的失落，被愚弄的激愤，被诱奸的耻辱把我压进思索、寻觅的炼狱。”（注：安文江：《我不后悔》，《历史在这里沉思》（5），华夏出版社1996年版。）
巴金，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革”初期最早被打倒的“黑帮”和“反动权威”之一。作家出于天真善良的愿望，曾“真心表示自己愿意让人彻底打倒，以便从头做起，重新做人”（注：巴金：《十年一梦》，人民日报出版社1995年版，第168～169，172页。）。 他甚至因造反派不谅解这番苦心而“感到苦恼”。然而，善良的愿望却遭到无情的蹂躏。面对着周围发生的一切，作家不得不常常反问自己：“这是真的吗？”残酷的事实对此作了不容争辩的回答。从此，他不再用别人的训话来思考了。“我忽然发现在我周围进行着一场大骗局。我吃惊，我痛苦，我不相信，我感到幻灭。”（注：巴金：《十年一梦》，人民日报出版社1995年版，第168～169，172页。 ）但经过一段痛苦的思考和反省后，作家并没有沉沦下去，他表示：一定要活下去，看看你们怎样收场！
以上寥寥几例，就是当时大多数人思想认识变化历程的缩影。经过一段狂热的躁动后，除了少数人继续狂热下去之外，大部分人开始了冷静客观的反思。特别是1971年“九·一三”事件的发生，促使人们对“文革”的认识产生了质的飞跃。如果说“九·一三”事件之前，人们对“文革”的不满还只是局限于对一些具体人物（如林彪、江青等人）和一些具体现象（如打、砸、抢等）的话，那么，“九·一三”事件后，人们则对“文革”运动本身产生了怀疑和反感。此后，虽然有的人还在随波逐流，有的则当上了逍遥派，但越来越多的人却走上了奋起抗争的道路。
二、从批判林彪、江青两个阴谋集团到抵制“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
随着对“文革”动乱性质认识的逐步深化，人民群众对“文革”“左”倾错误的抵制与斗争也不断发展。从“文革”初期单枪匹马的分散斗争发展到“文革”后期四五运动这样大规模的集体抗争；从开始对林彪、江青等人的阴谋活动进行揭露批判到后来对“文革”运动本身及其发动者毛泽东的“左”倾错误进行抵制和批评。
林彪在“文化大革命”前就是“突出政治”和个人崇拜最狂热的鼓吹者。“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更是神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共产党员朱守忠对林彪等在“文革”中掀起的大规模造神运动进行了尖锐的抨击。他在一次与人谈话时说：“现在有人高喊什么‘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等等。我看说得过分了，连毛主席本人都通不过”，“特别是动辄喊‘万岁’，天天唱‘东方红’，早上拜，晚上拜，开会拜，闭会拜等等，仪式繁琐，我看更不必。最近又大搞什么‘忠字化’，竟然把毛主席当作偶像、佛爷来供祀，真是花样层出，劳民伤财。长此胡闹下去，到底是不是好？”（注：李邦禹等：《塞外青山埋忠骨》，《文汇报》1980年10月12日。）1969年中共“九大”的新闻公报发表后，他又对“九大”的许多问题提出了不同看法，特别是不同意林彪当接班人。他说：“更令人难以容忍的是，居然把林彪的名字载进了所谓党章中。这还叫什么共产党党章？这就预示着‘九大新党章’不久即将随同这位‘接班人’连同他的所谓‘政治报告’一起丢进垃圾堆”。（注：李邦禹等：《塞外青山埋忠骨》，《文汇报》1980年10月12日。）在当时那种特殊年代，讲这些话要冒极大的风险。但朱守忠毫不畏惧，明确表示：决不拿原则做交易，要怕斗，我就不叫朱守中了！为了表示自己矢志忠于党，他在自己名字“中”字的下面加上了“心”字。此后，他所写的揭批林彪的材料上都写着“朱守忠”三个字，由于对林彪等人的尖锐批判，他不久就被当成“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遭到逮捕，并被判处死刑，惨遭抢杀。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集团与林彪集团原本是互相勾结、互相利用的，但林彪集团垮台后，江青集团为了解脱自己与林彪集团的干系，摇身一变，成了“反林的英雄”。对他们这种拙劣的金蝉脱壳之计，厦门大学讲师林德忠在一篇文章中作了深刻的揭露。文章指出：“那些想篡权的文棍们，原是林彪的一翼——文人右翼。林彪连同他的一翼——武僚已被揪出，而文棍们则乔装打扮，大肆批林极右，自己取得‘左’的桂冠幸存下来。”（注：《真理在握 无所畏惧》，《光明日报》1978年10月24日。）从1976年1月至5月，林德忠先后向中共中央、《人民日报》、厦门广播电台和学校党委寄去了16篇揭批江青集团的信件和文章。1976年5月11日，林德忠因此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并被关进了监牢，受尽折磨。
有人认为，“文革”中即使有过人民群众的抗争，也只是反对林彪、江青等阴谋家，而不是反对“文革”运动本身及其发动和领导者毛泽东的“左”倾错误。这种说法也是缺乏根据的。实际上，人们在揭批林彪、江青两个阴谋集团时，就不能不触及造成这两个阴谋集团的“文革”运动本身和一度信任并重用过林彪、江青等人的毛泽东，并对“文革”和毛泽东的“左”倾错误进行了义无反顾的抵制和批评。
“文革”动乱初期，正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东欧语系德语专业读书的四年级学生王容芬，参加“八·一八”接见并听了林彪的煽动性讲话后，目睹当时的动乱局势，深感“这个国家完了！”她决心豁出去，接连向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和毛泽东上书，慷慨陈词。1966年9月24日， 她在给毛泽东的信中直言不讳地写道：
请您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想一想，您在干什么？请您以党的名义想一想，眼前发生的一切意味着什么？请您以中国人民的名义想一想，您将把中国引向何处？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群众运动，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注：余习广编：《位卑未敢忘忧国——“文化大革命”上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2页。）
她深知这样的信发出去意味着什么后果。她买了4瓶滴滴畏， 决心以死抗争。她被抢救过来后，立即被关进了监狱，并被判处无期徒刑，遭到残酷迫害。
随着“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的恶性发展，人们对它的认识和批判也越来越深刻。1971年林彪折戟沉沙后，长春第一光学仪器厂共青团员史云峰对“文化大革命”作了尖锐的批评，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是极左路线大泛滥！是违背党纪国法、破坏组织、混乱人们思想，长了阶级敌人威风，摧残了广大干部。七、八年搞一次运动，是亡党亡国路线。他甚至提出：鉴于毛泽东同志的严重政治错误，必须改组党中央，建议由周恩来同志、邓小平同志组织临时中央，设专案组全面审查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史云锋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所作的大胆尖锐的批评，自然不为“左”倾错误领导者所容忍。1974年12月24日，史云锋被当作“现行反革命”逮捕。被捕后，由于他始终坚贞不屈，于1976年12月19日被残忍地杀害。
1973年3月，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电工教研室副主任屠德雍， 在耳闻目睹了“文革”长期动乱给中华民族所造成的空前浩劫后奋笔疾书，写成《文化大革命十大罪状》，向全国各地广为散发。这篇文章全面系统地列举了“文化大革命”给我国各条战线造成的严重破坏和损失，这对于人们进一步认识和抵制“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产生了很大影响，作者也因此被判处无期徒刑。
三、关于人民群众觉醒和抗争的思考
限于篇幅，以上提到的仅仅是众多抗争者中几个典型代表。十年动乱中，究竟有多少人进行了抗争，已无法确切统计。不过，从当时判处的所谓“现行反革命”案件中，仍可了解其大概。据统计，从1967年到1976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共判处反革命案件达287000余件。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的就有10402人，其中绝大多数就是坚持与林彪、 江青两个阴谋集团和“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抗争的一般干部和普通群众。至于因抗争而受到打击和迫害的人就更多了。
诚然，作为一个社会群体，人民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觉醒和抗争并不完全一致。从时间来说，有先后之分。有的从动乱开始不久，就展开了对林彪、江青两个阴谋集团的揭露和批判，有的则到1976年四五运动时才卷入全国性抗争；从程度来说，有深浅之别。有的只是对“文革”中的个别野心家、阴谋家和某些错误现象进行了批判和斗争，有的则从理论的高度否定和抵制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及其发动者的“左”倾错误。
正是由于人民群众的逐步觉醒和长期抗争，才使老一辈革命家在毛泽东逝世不久的情况下得以顺利粉碎有着特殊身份和地位的江青集团，并最终结束危害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毫无疑问，在粉碎江青集团的斗争中，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起了关键作用。但他们能够在毛泽东逝世不久的情况下，毅然决定以隔离审查的方式，顺利粉碎有着特殊身份和地位的江青集团，这不能不说与人民群众对江青集团的长期的斗争密切相关。江青集团虽然在“文革”中作恶多端，人人恨不能得而诛之，但该集团成员毕竟不是等闲之辈。他们除了拥有毛泽东夫人的特殊身份和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等权倾一时的头衔外，在全国各地党政军中还有他们的爪牙，甚至在他们发迹的上海还建立了由其直接控制的第二武装——工人民兵。当然，从力量对比来说，老一辈革命家所处的地位和掌握的权力仍占优势。以隔离审查的方式逮捕江青集团也许不算太难，但采取这种非正常的方式把他们逮捕后，要避免党内的分裂、社会的动乱，没有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坚决支持和拥护却不太容易。事实上，当时老一辈革命家之所以敢于在毛泽东逝世不久的情况下，对江青集团采取异乎寻常的处置方式，正是顺应了人民群众的根本意愿和强烈呼声。早在毛泽东在世时，就不断有人上书老一辈革命家，发出了“打倒江青集团”的强烈呼声。周恩来逝世后，由于江青集团公然强奸民意，人民群众要求打倒江青集团的呼声更加强烈。四五运动中一篇题为《起来，打倒野心家》的文章，公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斗争，“把他们打倒！”在四五运动大量的标语口号中，“打倒江青一伙！”“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的口号更是响彻云霄，传编神州大地。人民群众的长期斗争和强烈呼声，为老一辈革命家顺利粉碎江青集团，结束“文革”动乱奠定了广泛而雄厚的群众基础。
人民群众英勇抗争的历史告诉我们：经过十年“文革”动乱血与火的洗礼，“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注：童怀周编：《天安门诗抄》，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282页。 ）在汹涌澎湃、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中，人民群众可能被利用一时，但不可能永远被愚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最终决定历史命运的必然是千千万万的人民大众，任何违抗人民群众根本意愿，损害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错误行为，都将遭到人民群众的坚决抵制。即使像人民群众曾经广泛参与的“文化大革命”，最终还是人民群众用自己的双手把它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文革”时期人民群众艰难曲折和英勇悲壮的抗争，还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在一个理应由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在大肆渲染“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响亮口号下，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样重大的政治运动事先不经过群众讨论，征求群众意见，事后当群众真正起来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表达自己的真正意愿时，却遭到残酷打击和迫害？人民群众到底是国家的主人，还只是被人利用的工具？造成人民群众政治角色严重错位的历史悲剧的原因，绝不能简单地归结于某些领导人的工作作风和政治品格，而应该从更深层次去探寻。没有真正树立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观念，没有切实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没有一套严格防止个人专断，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行使当家作主权利不受侵犯的权力制衡体系，才是最根本的原因。这也是十年动乱期间，人民群众在艰难抗争中用生命和鲜血为代价留下的沉痛教训。
收稿日期：2000—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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