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元年的阿拉伯文学：预警、记录与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阿拉伯论文,元年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0年岁末因突尼斯失业青年布瓦吉吉自焚引发的街头革命，于2011年之春在阿拉伯多国全面爆发，至今尚未偃息。因此，2011年，是注定要以“阿拉伯革命”元年而载入史册的。历史将如何评价这些声势浩大的阿拉伯事件？它是一场摧枯拉朽的“革命”，即将带来万象更新的“春天”？还是一场蓄谋已久的“动乱”，将陷国家民族于万劫不复的“浩劫”？在硝烟未散、尘埃未定的今天，要做出客观的评判似乎为时过早。我们不妨将这场来势凶猛、冲击巨大，却又纲领不明、前景难测的风波，以带引号的“革命”名之。
回望2011年的阿拉伯文坛，“革命”，也自然而然地成了这一年文学的主题词。
一、预警
2011年问世的作品，其实大都于之前完成。这些作品，一如既往地体现了阿拉伯现当代文学家的忧患与批判意识；批判现实，仍然是文学的主旋律。他们的作品虽然书写于“革命”之前，但其中不难看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迹象和预兆。
突尼斯新一代作家中的佼佼者凯迈勒·里亚希花了五年时间完成长篇小说《大猩猩》，其部分章节在英国发表时，作者曾遭遇来自突尼斯国内某些势力的恐吓，因此，小说单行本2011年才得以问世。作品的情节围绕一位绰号为“大猩猩”的黑人青年萨利赫展开，他出生穷苦，生活坎坷，最后在潦倒中精神错乱，竟然爬上突尼斯市中心的大钟塔宣布复活日到来，因而引发城市骚乱，随后被警察带走调查，从此杳无音信。小说运用蒙太奇式的剪辑拼贴手法，深入探及突尼斯社会内部结构，反映了边缘人群的悲惨境遇，揭露了愚弄民众、蛮横专制的当权者。“大钟塔”是前总统本·阿里权力的象征，也是突尼斯“革命”中群众聚集示威的中心。在小说中，大批底层民众同情“大猩猩”萨利赫，围在“大钟塔”下高喊推翻政权的口号。这一场景，和现实中布瓦吉吉自焚并引发街头革命的事件有着惊人的相似！
旅居法国的突尼斯作家哈比卜·赛利米的小说《巴萨汀的女人》，记述了旅居巴黎的陶菲格回到故乡突尼斯市巴萨汀区度假十九天的所见所闻。小说记述了他熟悉的女人们遭遇的各种悲欢离合的故事，同时以旁观者的视角，冷眼静观咖啡馆、市场、街道、家庭中发生的种种怪象：执政党和反对派的政客们相互攻击，无处不在的特务监视人们的一举一动，极端分子打着宗教之名，施行有悖人伦和天理的行径……看似现代化的城市外壳下，隐藏着光怪陆离、危机四伏的社会现实。在陶菲格的朋友纳吉布看来，“突尼斯已经成了地狱”。出于对社会的愤懑不满，许多突尼斯人纷纷逃离本土，移民到任何一个欧洲国家。
埃及作家纳赛尔·伊拉格的《失业者》于埃及“革命”爆发前几日出版。小说中主人公穆罕默德出生于开罗一个中产之家，他同无数埃及青年一样，在大学毕业后便面临失业。为了谋生，他前往繁华的国际化都市迪拜试碰运气，梦想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最后却因涉嫌杀害一名俄国妓女而被判入狱。小说以新世纪之初埃及和阿拉伯世界所经历的社会转型为背景，展现了青年们的梦想、抱负和情感世界，以及残酷的社会现实对青年的腐蚀和摧残。穆罕默德虽然屡屡碰壁，但他不甘于命运，渴望变革：“失业者不是没有工作的人，而是没有抱负、不期待改变未来的人。”作者借小说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民众若想摆脱腐朽制度的桎梏，必须对自己憧憬的新社会有清晰的图景，并应该在思想、政治、社会生活方面斗争不懈，直至实现自己的利益和梦想。”
埃及文坛老将易卜拉欣·阿卜杜·麦吉德的小说《每周都有星期五》获得2011年埃及塞维尔斯文化奖。评委会评价该小说“反映了目前埃及生活的广阔空间，其中有烦恼，也有愿景。作者将深邃的思想与信息技术紧密联系，成功地将虚拟世界拉近到现实世界。”小说讲述开罗一个网站在每星期五接纳新成员，这些身份职业各异的年轻人，在网上互诉真心，畅聊现实和梦想。他们在虚拟世界吐露的故事和遭遇，反映了埃及社会的各种问题和弊端。在作者看来，小说家的职责是成为社会的锐眼和良心，他应该指出社会的病症，并预言其未来发展。但医治这病症，是社会全体成员、尤其是当政者不可推卸的责任。
阿尔及利亚作家巴希尔·穆夫提的小说《火的玩偶》，以上世纪八十年代阿尔及利亚经历的大规模骚乱为背景，讲述了主人公里达从逆来顺受的温顺青年变成冷酷凶残的黑帮成员的故事。这位黑帮杀手其实也不乏内省的意识：“我变成了恶人，同时我也是邪恶的玩偶；我变成了魔鬼，我也是魔鬼的玩偶；我变成了疯狂肆虐的烈火，我也是这烈火的玩偶，被它焚烧。”小说行文忧郁沉重，字里行间表达了对国家未来深切的忧思。作者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说：“我这一代人曾经历过阿尔及利亚现代史上令人痛苦的那些年份，体验过那时的恐怖阴影。我们曾亲眼目睹个人梦想、国家梦想的破灭，至今那些噩梦仍让我惊悚。因此，我依旧要在那时的黑暗中徘徊，不仅要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更要将自己从其中解脱。”痛定思痛，这也是作者直面伤痛的原因所在。小说实际上也是对当下的影射，因为读者不难发现：目前的阿尔及利亚和二十多年前没有太大区别，仍然充满令人窒息、一触即发的危机。
沙特女作家拉婕·阿莱姆的小说《鸽子项圈》获得2011年阿拉伯布克奖，小说以作者熟悉的伊斯兰圣城麦加为背景，通过一段奇特的跨国之恋，向人们展示了这座宗教圣城不为人知的另一面：腐败，失业，蓄奴，卖淫，贫富悬殊，宗教极端，跨国公司剥削外劳等等，体现了女作家对祖国前途的忧虑。作者笔下的麦加，是一座文化特色鲜明的圣城，但也是一座浓缩了人类磨难、欲望、情感和追求的尘世之城。在评论家看来，小说可以被视为一阕献给圣城麦加这座“失去的乐园”的挽歌。
曾担任文化部长的摩洛哥诗人、作家穆罕默德·艾什阿里的小说《拱门与蝴蝶》与沙特小说《鸽子项圈》分享了2011年阿拉伯布克奖。小说反映了摩洛哥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三代人经历的重大变故：祖父曾留学德国二十年，醉心于德国古典诗歌，回国后不幸失明，成为一名盲人导游；父亲信奉“左倾”思想，积极参与政治，并因此入狱多年；儿子在法国留学，因受极端思想影响，被发展为“基地组织”成员。某日，父亲接到“基地组织”来信告知：他的儿子已在阿富汗殉教，成为“烈士”。作者通过这一家人的境遇变故，说明整个社会在当代经历的重大思想演变，揭示了年轻一代走向极端思想的政治、社会与文化根源。
二、记录
从历史演进的角度来看，2011年席卷阿拉伯世界的“革命”无疑有其积极意义。它推翻或动摇了专制统治，粉碎了政治强人不可撼动的神话，展现了人民、尤其是青年要求变革、引导变革的巨大愿望与力量，为阿拉伯民族的进步开辟了可能性。因此，一向以民族的解放与进步为己任的阿拉伯文学家们，也都以各种方式参与到这场“革命”之中。他们有的走向街头，摇旗呐喊，成为“革命”的直接参与者；有的拿起笔墨，记录了自己目睹、经历的“革命”进程，为历史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档案。摩洛哥著名作家本·杰伦在第11届柏林国际文学节的开幕式上坦言：“在这场整个民族的革命面前，任何作家都不可能置身事外，除非他是一位极端的自闭者，对于正在身边燃烧、旨在驱逐独裁者的烈火毫无察觉……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在倾听人民的声音，尽管‘人民’一词已经越来越少地被人提及；然而，对于来自南方国家的我们而言，‘人民’一词仍然至为重要，仍然在我们的心中发出强烈的回响。”
2011年的阿拉伯“革命”虽然方兴未艾，但已有多部有关“革命”的作品问世。本·杰伦受到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经典之作《偷自行车的人》启发，创作了以突尼斯自焚青年布瓦吉吉为主人公的小说《穿越火》。小说以简练、直接的笔触，描写了主人公在生命中最后几个星期的遭遇，揭示了导致悲剧产生的社会根源。同样以布瓦吉吉为原型的小说，还有埃及青年作家乌萨马·哈伯什的《没有旧约的基督》，小说对主人公生平进行了一定艺术加工，揭露了突尼斯社会各阶层的矛盾。作者借用萨拉玛戈的名言，表达了作品的主旨：“悲观者着眼于改变世界，而乐观者却为他们所拥有的一切而庆幸。”在埃及，反映“革命”的小说还有易卜拉欣·阿卜杜·麦吉德的《解放岁月》、黑沙姆·赫沙尼的《解放广场的七天》、宰娜白·阿法夫的《太阳升起两次》、赛义德·马卡维的《解放广场记事簿》和福阿德·君迪勒的短篇小说集《解放广场上的重生》等。其中，《太阳升起两次》讲述埃及“革命”爆发后，一位知识女性抛开自身遭遇的迷茫和惆怅，在关注、思考祖国的前途中寻觅到自身的价值。小说中的女主人公舍姆斯(阿拉伯语中意为“太阳”)有这样一段内心独白：“在现在的局势下，再想想自己遇到的难题，它们竟变得如此微不足道。我所抱怨的孤独是多么无聊，如果我决定去解放广场，这些愁绪半小时内就会在真诚的人群中湮没消散。”《解放广场上的重生》包括“打开的伤口”、“蝗虫”、“升到天空”、“太阳和月亮的女孩”、“解放广场的重生”、“升向天空”、“黑色的自由箱”等短篇小说，截取了作为“革命”象征的解放广场的若干场景，展现埃及人民、尤其是青年高昂的变革热情，同时也对复杂局势下埃及的未来提出了思考。
诗歌篇幅短小，内涵丰富，是“革命文学”中更为常见的体裁。在2011年的突尼斯和阿拉伯各国，走上街头抗争的人们，都不约而同地吟诵起突尼斯现代诗人沙比脍炙人口的名句：“人民一旦有生的意愿，/命运也只有俯首照办。/黑夜一定要消失，/枷锁一定要挣断。”2011年，有关“革命”的诗作也不断涌现，如突尼斯诗人贾迈勒·萨利阿的《致民族青年布瓦吉吉》、亚当·法塔希的《宵禁》、哈立德·瓦格莱尼的《我们老去》和《离去吧》，巴勒斯坦诗人泰米姆·巴尔古提的《突尼斯》，埃及诗人法鲁格·朱维戴的《土地已回到我们身边》、艾哈迈德·布黑特的《突尼斯之歌》、阿卜杜·拉哈曼·阿卜努迪的《广场》、贾迈勒·布黑特的《埃及人，抬起你的头》等等。在《土地已回到我们身边》中，当代埃及著名诗人法鲁格·朱维戴将法老作为倾诉对象，诉说他的后代——埃及人民长期生活在饥饿、恐惧与悲伤之中，但如今，他们终于为了改变现状而奋起抗争：“我们要筑建逝去的荣耀，/我们要唤醒逝去的光阴。/让我们在生命之秋找寻古老的祖国，/那里曾有尊严的居所，/人们在街上呐喊：/土地属于我们，/土地已回到我们身边，/土地已回到我们身边！”
2011年底，面向阿拉伯各国文学家的著名奖项——马哈福兹文学奖公布了年度获奖者：埃及人民。评委会执行主任赛米娅在颁奖座谈会上表示：“今年是马哈福兹诞辰一百周年，埃及革命乃至阿拉伯各国革命也在今年相继爆发。埃及人民自革命之初就表现出巨大的文化创造力……街道墙壁上的标语和涂鸦属于革命艺术，新科技提供的各种表达方式是埃及人民最有力的武器……因此，评委会一致同意将今年的马哈福兹文学奖授予埃及人民，以表彰他们对革命文学创作所做的贡献，同时也倡导革命中彰显的新的文化言论自由。”将马哈福兹文学奖授予“革命”之年的埃及人民，这一结果虽出人意料，却又合情合理，因为它与马哈福兹的文学精神并不相悖。毫无疑问，马哈福兹是一位富有革命精神的伟大作家，纵观他一生发表的四十六部作品，其中多数都以揭示痼弊、预言危机、期待变革与进步、倡导民主、人权、科学、自由为主旨。他的作品中也不乏直接涉及革命的杰作，如《三部曲》之一《宫间街》书写了1919年反抗英国殖民者的革命，《我们街区的孩子们》描写了人类为追求正义和进步而从事的一系列革命。同时，马哈福兹不断变化的写作手法，也是对传统的写作形式发起的革命，其影响惠及阿拉伯文坛几代后起者。
“革命”后看似繁荣的文学创作，作为一种文学和文化现象，也引起了阿拉伯作家的探讨和思索。2011年，多个阿拉伯国家都举办了以“阿拉伯革命”、“阿拉伯之春”为主题的文学研讨会，如埃及图书总署主办了题为“小说乃革命”的研讨会，卡塔尔文化部举行了题为“阿拉伯之春后的文学”的研讨会，突尼斯伊本·赫勒敦文化宫举办了“小说家眼中的阿拉伯之春”研讨会，第十六届阿尔及利亚国际书展的研讨会主题为：“阿拉伯小说中的阿拉伯之春：文学是否为革命铺平道路？”……在发表于各种研讨会和见诸报端的文章中，阿拉伯作家和评论家普遍认为：反映阿拉伯“革命”的作品虽然为数不少，但多数小说只是对现实状况的记录和描述，诗歌也多为宣泄感情、直抒胸臆之作，无论小说和诗歌，都只停留在政治层面，缺乏思想深度和艺术魅力，缺少从文化、人性和情感层面作深入挖掘、思考的意蕴丰富之作。当然，根据人类历史的经验，大革命之后不会立即出现高水平的文学作品，作家需要时间观察和思考，文学需要时间来酝酿和沉淀。埃及文坛巨擘塔哈·侯赛因早在1959年就曾指出：“文学会在革命中沉寂，当一切都告平静、恢复常态后才开始活跃。因为文学需要自由，而革命要进行到底才能实现其目标。也可以说，文学会在革命中偃旗息鼓，直到革命的目标得以实现。法国文学在法国大革命中几乎陷入停滞，等局势稳定后才开始复苏。”看来，在“革命”的元年或近期，就指望出现书写“革命”的杰作与巨作，这并不符合文学创作的规律。因此，以“记录”为主要特征的“革命文学”，其文学价值固然有限，但也自有其“革命”的、政治的、历史的价值。
三、反思
阿拉伯“革命”在2011年取得了重要进展，在其最先波及的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等国，执政数十年之久的独裁统治者已被推翻，政治改革和民主选举的进程，已在多个国家拉开帷幕。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事态的发展，这场“革命”带来的消极影响也逐渐显现：社会治安持续恶化，国民经济陷入衰退，宗教势力日益坐大，派系冲突此起彼伏。革命后的种种现实，无疑是令人失望的。对于文学家和知识分子而言，他们尤为不满的是，阿拉伯社会普遍面临着政治专制被宗教专制取代的危险，而宗教极端势力对言论和创作自由的钳制，较之独裁政权，实乃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对“革命”的反思和质疑，从最初就伴随着阿拉伯“革命”的进程，它虽然尚未凝结为成熟的文学作品，但体现了阿拉伯文学精英的深入思考，对于我们全面、深刻地了解阿拉伯“革命”极有裨益。
旅居英国的伊拉克大诗人萨迪·优素福是最早质疑阿拉伯“革命”的文学家之一，他于2011年5月发表的诗作《什么阿拉伯之春？》，在阿拉伯文坛引起轩然大波。诗中写道：“只有公鸡在嚷嚷：‘阿拉伯之春’，/广场上难道没有一个孩子了？/我指的是：难道没有一个人能喊出真相：/‘这是什么阿拉伯之春？’”萨迪·优素福这位“最后的共产主义者”素以直言不讳、不留情面著称，他这首敢于戳穿“皇帝的新装”的“反革命”诗歌，发表于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国的街头“革命”如火如荼、对“革命”的异议应者寥寥之际，因而遭到了不少阿拉伯文人的讥讽和指责。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对阿拉伯“革命”的类似异议却日渐增多。在西方享有盛誉的利比亚作家易卜拉辛·库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走出严冬，并不意味着我们开始感受到春天的温暖。春天还很遥远。我们刚刚告别了寒冬的冰霜，但树木尚未破土，花朵也无形无踪。所以，我们谈论的‘阿拉伯之春’其实并未到来。”2011年岁末，沙特作家图韦杰利也发出了同样的感慨：“‘阿拉伯之春’已经变成阴沉而狂暴的秋天，随后又变成呼啸的、暗无天日的寒冬，空中乌云密布，预示着飓风的来临；而灾难，可能就在前方。”
在阿联酋文坛被尊为“小说家的长老”的阿里·艾布·雷什，在岁末接受访谈时表达了深刻的思考：“我并不看好正在阿拉伯世界发生的革命。比起之前的政权，革命可能让我们倒退得更多。原因在于：阿拉伯独裁者将我们每个人都变成了一个怯懦的小独裁者。现在，当独裁统治者被赶下台，我们会面对多少个小独裁者？数以百万个！在我看来，文化精英不能把精力集中于唾骂某个总统，或某个政权。我们更需要文化的清理，需要正本清源。我们每个个体都被污染了，都是失败者。今天，利比亚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呼喊，但是情况却更加糟糕，因为每个人都想成为本地的土皇帝，因为独裁者没有死去，走了一个，别人又来了。”
“我们每个个体都被污染了，”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自省意识。然而，在群情激昂的“革命”岁月，无论在平民百姓还是文坛精英之中，这种自省意识都属稀缺品。略举一例为证：艾哈迈德·法格海是利比亚最著名的作家之一，他曾深得前领导人卡扎菲的赏识，还为卡扎菲的短篇小说集《乡村啊，乡村；大地啊，大地》撰写过这样的评论：“他从排满了历史性重任的日程中抽出宝贵时间，潜心创作文学。无疑，今天的文坛，会以拥有卡扎菲这样的历史性领袖作为一员而深感荣耀。”然而，就在卡扎菲暴毙街头不久，法格海又撰文《暴君的挽歌》，其中不无夸张地写道：“在其黑色统治历史中的每一天，他都要杀戮利比亚公民的性命，以满足其罪恶的、魔鬼一般的私欲。他邪恶的灵魂，在利比亚的城市、大漠、田埂、海岸、平原、旷野里游荡。于是，天使便从其间遁形，善的精灵黯然远去，爱与美的源泉干枯了，玫瑰凋谢了，蝴蝶死去了，夜莺也停止了歌唱……”
针对阿拉伯“革命”发出的最清晰、最全面的反思与质疑之声，乃是来自旅居法国的大诗人阿多尼斯。不少人对此深感意外，因为阿多尼斯向来是阿拉伯专制政治最激烈的批判者，难道他是“叶公好龙”？其实，阿多尼斯此时的反思与质疑，和他向来秉持的批判精神一脉相承，体现了一个诗人思想家的本色。和所有阿拉伯知识分子一样，阿多尼斯极为关注阿拉伯事态的发展。“革命”爆发后，他在报刊上发表了十多篇文章，并多次接受电视采访，还参与了突尼斯自焚青年布瓦吉吉家乡组织的一次纪念会，甚至在贝鲁特亲自参与了反对宗派主义的游行。对待阿拉伯“革命”，他的态度是逐渐从赞美、讴歌转化为质疑和反思的。在他撰写的有关文章中，引起最大争议的，是他分别于6月14日及7月13日发表的致叙利亚巴沙尔总统和叙利亚反对派的公开信。
在阿多尼斯看来，阿拉伯世界发生的事件，是阿拉伯现代史上第一次自下而上的政治运动，是一场“独特的、伟大的运动”。它为阿拉伯世界产生真正的变革创造了条件，值得人们讴歌之、声援之。但同时他又认为，这场运动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而只是一场规模空前的“造反”，因为它没有成熟的纲领，没有对未来的设想。他认为，当今一切阿拉伯政权，都是特定社会文化环境的产物，仅仅改变政权，而不致力于改变这环境，是无济于事的。“这种改变可能会带来较少腐败、较多智巧的统治者，但它不能解决造成腐败和落后的根本问题。因此，变革不应止于改变统治者，而应致力于改变社会，即改变社会的经济、文化基础。”因此，“在政治变革的同时，还需要发起另一场革命：首先必须全面地、根本性地审视十五个世纪以来形成人与人之间关系、自我与他者之间关系的一切基础……”
阿多尼斯更强调文化与社会的变革，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为独裁政权开脱。在《致巴沙尔总统的公开信》中，阿多尼斯严词抨击了叙利亚执政的阿拉伯社会复兴党。在他看来，复兴党虽然打着“统一”、“自由”、“社会主义”的旗号，但在本质上与原教旨主义无异，“复兴党不是凭借思想、理念的力量获得合法性，而是靠铁腕镇压得以维持。而历史表明，铁腕统治终究只能维持一时，‘监狱能容纳一些个人，但不可能容纳整个民族’。”他在公开信中写道：“巴沙尔总统面临的挑战是：应该把自己视为国家和人民的领导者，而不仅仅是一个政党的领导人；首要问题不是挽救政权，而是拯救人民和国家……因此，以人道的、文明的名义，巴沙尔总统应该站在叙利亚一边，而不是站在复兴党一边。”叙利亚的政权必须进行根本性的反思，否则，“它终将导致彻底崩溃，把叙利亚推入长期的、可能比伊拉克更为严重的内战之中，撕裂这块叫做叙利亚的美丽而独特的大地，迫使这个曾创造了人类第一套字母的民族在世界各地流离失所。”
对于形形色色的阿拉伯反对派，阿多尼斯也警觉地保持着距离。在他眼里，“只追求改变政权的反对派，是这种政权本身的另一种变奏，因为，这样的反对派和政权是用同一种泥土捏成的。”他还尖锐地质疑：“今天阿拉伯大街上的示威者，是否正是这样一些人：他们认同一夫多妻制，只把宗教理解为许可、禁忌、责难，只用疑虑、排斥、回避、弃绝的眼光看待与自己见解不同的他者？这样的阿拉伯人能被称为‘革命者’吗？他们真的是在为民主和民主文化而抗争吗？”对于某些反对派挟洋人自重、动辄希望西方“干涉”、“保护”的做法，他极为反感，认为这意味着他们是西方人的附庸、工具与马前卒。
阿多尼斯认为，当代阿拉伯政治实践还揭示了一个赤裸裸的现象：西方列强为了谋取自己的利益，一直扶持阿拉伯的独裁政权。而当西方发现阿拉伯政权的宝座摇摇欲坠时，他们又迅速弃若敝屣，甚至不惜以军事干涉将其推翻。“对于西方而言，重要的是参与阿拉伯的权力游戏，其目的只有一个：确保他们在阿拉伯的霸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西方，尤其是美国，号称自己的行径是捍卫穆斯林的人权；同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竟有不少阿拉伯人、穆斯林相信这种说辞；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西方自以色列建国以来，却从未停止过鼓励以色列侵犯、蹂躏巴勒斯坦人民的人权。”
2011年是马哈福兹的百年诞辰。在阿拉伯“革命”之元年，这位书写过革命、期待过革命、怀疑过革命的埃及智者，受到了国人有意无意的冷落。原定十月份在亚历山大举办的一场纪念马哈福兹研讨会，因为出席者屈指可数，而被临时取消。其实，今天的埃及人、阿拉伯人，还有一切关注阿拉伯、关注革命的人们，都不妨听听马哈福兹生前对1952年纳赛尔革命发出的一番议论：“1952年革命胜利后，埃及人民突然发现：他们的领袖是自己人，是平民百姓的儿子，而且充满了爱国热情。于是，再没有必要闹革命反对政府了。最初，他内政外交的一切举措都令人称道，人们支持他，拥护他。但过了一段时间，人们发现专制的统治方式并没有改变，于是重又回到听天由命、与世无争的状态，延续了七千年的老毛病复发了。”
历史，会再一次重演吗？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