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丽玲[1]2013年在《郑樵《六书略》研究综述》文中研究表明宋代郑樵的《六书略》是继《说文》建立"六书"理论之后第一次系统地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阐述的着作,近代以来文字学家才比较客观地评价郑樵及其《六书略》,对其进行较为深入而专题的研究。但学术界对郑樵《六书略》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字学理论,对《六书略》本身的释义情况并没有进行系统而全面的研究。
韩伟[2]2009年在《批判者的成就与困惑——论郑樵《六书略》象形理论研究的成就与具体汉字的归类》文中提出郑樵《六书略》在对象形充分研究的基础上,概括和提出了"独体为文,合体为字"的文字观;象形为本,六书乃象形之变的汉字孳生观;象形处于六书之首的次序观;阐释了象形与其他各书的区别。但是,由于郑樵不能专心精究汉字,加之时代的限制,他运用自己所阐释的理论具体分析汉字时,在标准的把握上存在问题,从而造成了很多理论与统属汉字的矛盾与混乱。我们认为,研究六书首先要确定一种特定的汉字字体为研究对象;其次要充分认识象形字是一个具有形音义的独立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再次,不仅要看某一汉字的现在形体,更要看这一汉字的历史即过去,这是我们全面把握和准确分析某一汉字的关键。在必须承认郑樵开创之功与巨大成就的同时,也要看到他的矛盾与混乱之处,以及由此而反映的他在实践中所产生的对六书与汉字之间的困惑。
兰碧仙[3]2010年在《郑樵《六书略》简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宋代郑樵《六书略》跳出许学圈子,从汉字生成的角度详细阐发六书说,第一个专章系统阐述兼书说,第一个用六书统领一切文字,开创了颇具特色的六书之学。郑樵依托金石文字对具体的汉字做出了较为合理的解释。郑樵对汉字研究的得与失为我们今日研究评价中国文字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王珊珊[4]2008年在《《六书略》兼书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全文共分六个部分。第一章,绪论。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导言部分,主要阐述了本文选题的意义。《六书略》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六书相兼问题,在中国文字学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必须公正评价郑樵的兼书研究。其二,郑樵《六书略》简介。主要介绍了郑樵的生平,梳理了《六书略》的主要理论,并概述了兼书问题研究的源流。第二、叁、四章,对郑樵兼书理论与统字实践作了全面的梳理和归纳。第二章,论《六书略》象形类兼书。象形类兼书分“形兼声”与“形兼意”两类。郑樵定义形兼声即象形造字法与形声造字法的结合,形兼意即象形造字法与会意造字法的结合。总的看来,郑樵将部分后起的形声字归入形兼声,将比形会意字例归入形兼意,不无意义,是对形声字和会意字的再分类。但在实际收字归类上存在很多问题,如一些传统上的象形字,指事字也被收入兼书类,使归类显得很混乱。第叁章,论《六书略》指事类兼书。指事类兼书分“事兼声”、“事兼形”、“事兼意”叁类。按照郑樵的兼书理论,指事类兼书即是一个汉字综合了指事造字法与形声造字法或象形造字法或会意造字法。但实际归类收字在《说文》中多为会意字或亦声字。第四章,论《六书略》谐声类兼书。谐声类的“声兼意”实际上也是阐述了形声字的产生途径,即初文(表意)分化而再加意符,初文变为表音兼表意,所加意符多表类属、方式等。第五章是对《六书略》兼书问题的认识。郑樵《六书略》作为兼书研究的开山之作,其意义和影响都是深远的,对我们今天认识汉字的性质结构演变等都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总的来说,郑樵的兼书说立足于造字法的角度,认为存在一字兼具两种或多种造字法的现实,创造性的列出兼书,做法是值得肯定的。但需要明确的是这些造字法不是在同一个层面上的,反映的是历史上动态的造字过程。从实践上来看,郑樵所收例字归类及释义尚存在很多问题。第六章,结语。
兰碧仙[5]2003年在《郑樵《六书略》研究》文中指出郑樵，福建莆田人，生于北宋徽宗崇宁叁年(1104)，卒于南宋高宗绍兴叁十二年(1162)，终年59岁。一生着述颇丰，《六书略》是他的一部十分重要的文字学着作。郑樵以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为参照对象，结合金石文字，创建了较为合理、新颖的六书体系，从而使六书学成为一门专门之学。郑樵勇于批判权威结论、独出新说，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说文解字》在文字学史上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推动了汉语文字学研究的进程。本文主要从介绍郑樵其人与文字学着作《六书略》入手，对郑樵六书理论、六书实践以及具体汉字的阐释等作了系统的梳理与归纳，对郑樵的其他字学研究作了简要的评述，同时对郑樵诸方面的研究所取得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作了分析。
刘岩[6]2014年在《宋元时期的字原学研究》文中提出考“字原”一名，最早出现在唐李腾所撰写的《说文字原》一卷中，此书是为专门研究《说文》部首而作的。此后“字原”一名一直被后世学者所沿用，如五代时林罕所作的《字原偏旁小说考》、宋释梦瑛的《偏旁字原》等，但这些着作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字原研究，而是为了研究《说文》部首而作的。真正的字原研究始于宋元时期，这一时期的学者已经对字原有了理论上的认识，不同于以往文字学者将《说文》部首混同于汉字字原，他们冲破《说文》部首的局限，从汉字的演变分化出发，探讨了汉字孳乳演变的规律，开创了字原理论研究的先河，对字原学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目前学界对于宋元时期的字原学研究却寥寥无几，作为真正字原学理论体系的初创，应给予足够的重视。本文系通过对郑樵、戴侗等宋元时期学者的字原理论分别进行研究探讨，进而分析归纳出整个宋元时期字原研究的特点、方法及理论体系，以期对现代的汉字字原学和汉字构形学的研究有所帮助。本论文共划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叙述本课题研究现状，明确本文的研究意义、研究内容。分别论述《说文》部首和汉字字原的含义、作用，并且分析归纳两者的区别与联系。第二部分：郑樵《六书略》关于字原的研究。首先，分析郑樵对《说文》部首的删定。其次，阐释郑樵的“文”“字”观，并在他“独体为文，合体为字”的观点的基础上，探讨他如何运用“文”“字”及“六书”理论分析汉字字原。最后，阐释其“文字子母说”，并分析其“子母相生”理论的运用。第叁部分：戴侗《六书故》关于字原的研究。首先，分析戴侗对《说文》部首的删定。其次，探讨戴侗对“文”“字”与“子”“母”及“六书”关系的认识。最后，阐释戴侗所建立的“父子孙相联”的孳生系统，并分析探讨其“父以联子，子以连孙”的编排方式。第四部分：周伯琦《说文字原》关于字原的研究。首先，分析周伯琦对《说文》部首的所作的调整。其次，探讨周伯琦在分析字原时对“文”“字”与“六书”理论的运用。最后，对其“字系于文，犹子之随母也”的编排方式进行阐释与探讨。第五部分：对宋元时期字原学的总体评价。总体评价宋元时期字原研究的成就与不足，并论述这一时期字原研究对后世产生的影响。
王海英[7]2007年在《《六书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宋代郑樵是第一个对许慎的《说文》持“是者从之，非者违之”态度的批判继承者，他重新审视许慎的学说，敢于怀疑《说文》，自立新说。郑樵把六书定为字学的根本，真正开始了对六书进行较深入、全面的研究，使文字学结束了以《说文》为宗编纂字书或为单字作注的局限，开始了系统的理论上的探求。《六书略》是将六书理论与汉字实际结合起来研究的文字学着作，它的每一书都有系统的条例和例字，从而形成较为系统的六书分类理论，这是文字学史上对六书理论的第一次系统研究。但汉语文字学史上对于郑樵、对于《六书略》曾一度忽视或给与不正确的评价，对郑樵的六书理论、释字体例都缺乏深入而专门的研究。系统地整理、全面地反映《六书略》的全貌，进而公正地评价郑樵及其六书学理论，是本文努力的目标。本文对《六书略》的释字体例进行研究，对《六书略》中涉及到解释字义的2212个字头从体例特点上做了分类；梳理归纳出散见于《六书略》中的六书理论，涉及到郑樵在六书价值、六书次第关系、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兼书等九个方面的观点。文章充分肯定了《六书略》在中国文字学史上的成就，又客观地指出了它在材料、论断、体例等方面的不足。
薄守生[8]2013年在《作为辞典学意义上的《六书略》述略》文中指出郑樵《六书略》是宋代的重要文字学着作,它以"六书列字"为特色。字典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要具有"查检性",力求方便使用该字典的人。而《六书略》以"六书"为编排顺序,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字典。
刘晓南, 余柯君[9]2017年在《中华书局版《六书略》音注勘正》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华书局1995年出版的《通志二十略》是该书目前唯一的点校本。本文通过对校、他校等校勘方法,纠正了该书《六书略》中的一些涉及注音及字形辨正方面的疏失,包括沿袭底本之误、沿袭众本之误、当注而失注叁类。
刘艳清[10]2010年在《清代“六书”学研究》文中指出全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引言,选题的缘起。“六书”学在清代达到鼎盛。多数语言学史对这一时期的“六书”学着作都有所论述,但大部分介绍简练,对其缺乏深入实际的探讨与研究,更不能从历时的角度把握清代对宋元明“六书”研究的继承与超越。全面搜集清代“六书”学着述,深入研究清代“六书”学理论,总结其中的理论精华,归纳其中的“六书”条例,对于我们正确认识汉字的结构和性质、分析汉字表意,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第二部分,清代“六书”学发展的背景。第一部分总结前代学者的“六书”学研究。许慎《说文解字》的完成标志着“六书”学的创立。汉魏六朝以来,“六书”学有所发展,尤其是唐人李阳冰和南唐宋初徐铉、徐锴对《说文解字》的整理,为后代“六书”学研究开启了先路。宋元明时期是中国文字学史上的变革时期,相当多的学者摆脱旧的束缚,抛弃陈见,创立新说。这一时期文字学研究的最大特点就是“六书”之学蔚然成风,形成“六书”研究全面中兴的局面。第二部分是清代“六书”学发展的时代背景。清代“六书”学的发展是与当时学术思潮的转变、政策的推动、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强大的研究队伍分不开的。第叁部分,清代“六书”学着述综览,整理这一时期的“六书”学着述目录。第四部分,“六书”总论。首先是关于“六书”次第,清代学者一直处于关于“六书”次第的争论当中,大多数学者以为象形指事为汉字发展的第一阶段,在此基础上,又有遵班和遵许两大派别。其次是关于“六书”体用,早在明代,赵撝谦就有关于体用的论述,但没有明确提出“体用”的概念,这一观点在清代得到了许多学者的支持,清代学者万光泰就明确提出“六书四为体二为用,体不可离乎用,用不可离乎体”,万氏年长于戴震,他提出“四体二用”,应是在戴震之前。万氏提出以后,很多学者在其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阐发。但也有学者反对“四体二用”说,如许宗彦、魏源、黄以周等,他们认为转注、假借也为造字之法。再次是关于“六书”兼书说,清代学者在宋元明兼书说的基础上有更进一步发展,但另一方面,清代的兼书说已经走向了极端,引发了后代学者的讨论。最后,关于清代学者对古文字的利用。在“六书”研究中,清代学者注重对古文字的利用,王筠是其代表。第五部分,“六书”分论。这一时期,学者对“六书”都有新的看法,其焦点主要是转注与假借之争。转注说在这一时期有声转说、互训说、部首说、主形说、声义说。假借在这一时期有引申通假说,一字本义之外的意义为假借说、义无所因特借其声之假借说。第六部分,对清代“六书”研究的总体评价。分为四个内容。其一,清代“六书”学的成就。清代的“六书”学在形音义叁者互求、体用说、兼书说、“右文说”、假借说、转注说等方面都有独到见解。其二,清代对宋元明“六书”研究的继承。清代学者的“六书”学研究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他们的许多着述中都自觉不自觉地、或多或少地引用了宋元明叁朝学者着述中的观点和材料。其叁,清代“六书”学在体用说、突破《说文》小篆、对汉字构形的探讨、推动现代语言文字学的发展等方面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四,清代“六书”学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严重的复古主义倾向、过分强调考据、不能突破“六书”局限等方面。
参考文献：
[1]. 郑樵《六书略》研究综述[J]. 戴丽玲. 安徽文学(下半月). 2013
[2]. 批判者的成就与困惑——论郑樵《六书略》象形理论研究的成就与具体汉字的归类[J]. 韩伟.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3]. 郑樵《六书略》简论[J]. 兰碧仙. 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
[4]. 《六书略》兼书问题研究[D]. 王珊珊. 广西大学. 2008
[5]. 郑樵《六书略》研究[D]. 兰碧仙. 福建师范大学. 2003
[6]. 宋元时期的字原学研究[D]. 刘岩. 河北师范大学. 2014
[7]. 《六书略》研究[D]. 王海英.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07
[8]. 作为辞典学意义上的《六书略》述略[J]. 薄守生. 语文知识. 2013
[9]. 中华书局版《六书略》音注勘正[J]. 刘晓南, 余柯君. 古汉语研究. 2017
[10]. 清代“六书”学研究[D]. 刘艳清. 陕西师范大学.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