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民族问题的国际化及其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民族问题，一般指的是一国内部的民族和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本不是国际政治的主要研究对象，纯属一国内部事务。然而，随着冷战的结束，一股全球性的民族主义浪潮席卷了世界，使一些国家内部的民族问题突破了国家边界的限制，登上了世界政治的大舞台。特别是近年来，西方某些大国借口“少数民族人权的国际保护”，鼓吹“人权高于主权”，出于自身利益而在世界各地实施所谓“人道主义干预”，这一方面加剧了地区局势的动荡和民族问题的国际化，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主权不可侵犯、内政不容干涉等长期以来形成的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这一新的国际政治发展态势不能不引起多民族国家和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
一、民族与民族问题
关于民族这一概念，历来存在相当大的争论，加之英文翻译成了中文后产生的歧义，更加剧了人们对这一历史的和现实的概念的不同看法。限于篇幅，本文希望强调的是，民族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指具有国家背景的所谓政治民族，此种民族是放在国际关系的大背景下来讲的，相当于英文中的nation；二是指国家内部以种族、语言、宗教信仰等等不同背景相区分的人们共同体，相当于英文中的ethnic group，people等等，即所谓文化民族。（注：请参见拙文：《关于民族和民族主义的理论》，载《世界民族》，1999年第1期。 ）由于对民族有两种基本理解，对民族问题也就存在两种不同的解释。其一指的是政治民族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国家间关系；其二指的是一国内部的民族（即文化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本文所论述的当前世界性的民族问题，是指文化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就是一国内部的民族矛盾、纠纷和冲突。
综观当今世界，不存在民族问题的国家很少。民族分离主义运动不仅在前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爆发，导致这些国家的解体，而且在西方发达国家内部，如加拿大的魁北克、英国的北爱尔兰、西班牙和法国的巴斯克等地，民族分离主义活动也一直没有消停。在许多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民族分离、分裂运动更是此伏彼起。厄立特里亚分离出埃塞俄比亚、东帝汶在联合国的主持下举行全民公决脱离印尼而独立，甚至发生在非洲大湖地区的种族屠杀，都在一定程度上鼓励和刺激了其他地区民族分离主义势力谋求独立的加剧和升温。与此同时，西方发达国家出于自身战略利益和建立西方主导下的国际新秩序的需要，竭力干涉别国内部事务，特别是在一国内部的少数民族问题上大做文章，以保护少数民族的人权为理由，粗暴干涉他国内政，甚至不惜使用武力去干预主权国家内部的民族冲突，不仅未能有效地保护和促进有关少数民族的人权，反而导致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加剧了那些国家国内民族问题的国际化。毫无疑问，正是由于当前全球民族问题普遍化，加之国际势力的介入和干预而导致的民族问题国际化，使得当今世界的民族问题、民族冲突成为影响国际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民族问题普遍化和国际化的原因
当前世界范围内民族主义浪潮的再度兴起，西方发达国家借口保护少数民族人权而展开的国际干预行动，以及众多跨国和跨地区的民族问题的发展，是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和国内原因的。
就国际背景而言：
第一，国际力量对比的发展演变，是9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的民族主义浪潮普遍兴起的主要原因。如同陈乐民先生指出的那样，“这次民族主义的兴起，是对社会主义制度在东欧瓦解的情绪化反应，是冷战格局崩溃后新形势的必然产物”。（注：陈乐民：《“冷战”后欧洲的若干问题》，载《西欧研究》，1992年第6期。）从苏联本身来讲， 民族主义的兴起与苏联力量的衰弱以及冷战的终结是彼此互动的；但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冷战终结导致的国际力量对比的发展和演变，则是当前世界民族主义兴起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冷战的终结使原先受美苏控制或影响的国家摆脱了出来，民族意识、国家主权与民族国家利益上升为国家的主导意志。尤其是苏联自身愈演愈烈的民族主义和日益加剧的民族问题，更是给东欧和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以示范作用。随着苏联战略力量的收缩和对外影响力的削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迅速挤进东欧地区，支持该地区的民族主义力量反对仍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南斯拉夫的解体和科索沃战争就与美、英、德、法等西方大国的干涉紧密相关。第三世界一些原先亲苏国家的反政府的民族武装，则在西方支持下加紧了对政府的进攻，埃塞俄比亚最终同意厄立特里亚独立就是一例。
第二，冷战后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导致了民族主义思潮和势力的反弹。经济全球化对民族国家、民族主义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首先，经济全球化导致世界相互依存程度不断加深。随着新技术革命和生产力的发展，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各国资金、商品、劳务越来越多地在国际上流动，随时随地冲击着民族主义传统的民族、国家的疆域意识。其次，经济全球化进程导致了超国家组织的发展，如欧洲联盟、世界贸易组织等。在这些组织中，各国的民族特征越来越少，新的游戏规则不断介入原先民族国家的权力范围。
第三，外部势力的肆意干涉，加剧了民族问题普遍化和国际化的发展。一方面，跨界民族的存在，使得生活在不同国家境内的同一民族的国际联合斗争得以持久进行；另一方面，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社会也出现了越来越频繁的国际干预，西方国家和某些国际组织往往以保护人权和人道主义为理由，推行新干涉主义政策，鼓吹人权高于主权的理论。例如，联合国在索马里的人道主义救援行动，美国公开支持伊拉克北部反政府的库尔德人武装力量，以及北约绕开联合国在南联盟科索沃省进行的武装干涉等等，不仅导致了有关国家内部各政治派别间的持续对抗，而且加剧了原有民族问题的复杂程度，甚至引发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如索马里的无政府状态、科索沃地区塞族和阿族间仇恨的进一步加深），等等。无论这些干预是在怎样的理由下进行，它们都对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权的观念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刺激着民族主义的反弹和民族问题国际化的发展。
就国内原因而言：
第一，某些国家错误的民族政策，给了民族主义势力的发展以可乘之机。苏东国家之所以发生巨变，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把阶级问题和民族问题混为一谈，以为自己“建成”了社会主义，就自然而然地解决了产生民族问题的社会和阶级根源，忽视了民族主义的作用和影响，用共同的阶级利益取代各自的民族利益；民族文化、民族特性遭抹煞，国家法律规定的各少数民族的权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非主体民族的自治权实际被剥夺，最终危及了社会主义制度自身的存在。此外，如法国、土耳其等国，根本不承认境内有少数民族存在，由此引发的民族问题至今仍然困扰着这些国家。而像卢旺达、圭亚那等国，两大主要民族（前者为图西族和胡图族，后者为印度人后裔和土著黑人）之一在当政时，总是对另一主要民族采取歧视政策，或是搞“民族同化”，由此激发的民族矛盾长期得不到解决。
第二，在经济领域内的利益分配不公、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刺激了民族问题的产生和发展。国内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往往导致经济较发达的地区要求更多的自主权，而较落后的地区则抱怨中央政府（或当政的民族）对自己投资过少，民族间的抵触情绪由此滋生，长期积累下来自然会导致民族矛盾的加深和激化。前者如原南斯拉夫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两个共和国，后者如比利时的瓦隆地区、法国的科西嘉等。
第三，一些发展中国家脱离国情地实行“民主化”助长了民族主义情绪；政党政治、阶级斗争使民族问题更加复杂化。在某些第三世界国家，民主化不是本国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自然要求，而是在西方国家的影响下一蹴而就的，往往造成一个民族一个政党。这种不适当的民主化往往导致民族问题的普遍化和扩大化。在索马里、塞拉利昂、利比里亚、扎伊尔（现民主刚果）、卢旺达等国所爆发的民族骚乱和部族间的武装冲突就是证明。
此外，民族主义本身的号召力及顽强的生命力，也是当前世界性的民族主义浪潮及其引发民族冲突的重要原因。纵观民族主义产生以来的世界历史，不难发现，尽管民族主义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但其目标或功能只有这么几个：（1）保护本民族的文化、传统、 风俗习惯乃至成员不受侵犯；（2）建立属于自己民族的国家；（3）努力维护和巩固已有的本民族的国家。正如王缉思教授所言，“历史上和当代都有一种在人们心中潜移默化以至根深蒂固的观念，即自己的国家与民族应成为一个统一体，国家内只应有一个民族，而且这个民族只应居住于、归属于这个国家；自己所在的民族应该自治，而完全的自治意味着建立独立国家”。（注：王缉思：《民族与民族主义》，载《欧洲》，1993年第5期。）90年代以来由于民族主义而导致世界上国家增生25个， 就再次印证了这一点。
在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民族主义同样体现了“保护民族共同体不受占支配地位的外来民族语言文化或生物同化的意志”。（注：转引自罗伯特·康奎斯特：《最后的帝国——民族问题与苏联的前途》，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中文版，第21页。）这方面表现得最明显的是加拿大的魁北克问题所反映出的不同民族之间语言文化上的冲突。
三、当前民族问题国际化对国际政治的影响
民族问题的普遍化、扩大化和国际化已经对当代国际政治的发展和许多国家的内部政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由此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分析。
首先，民族问题的不断发展和加剧，导致一些国家内部政局的动荡不定，严重妨碍了国内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和人民的安居乐业。特别是那些具有跨国性质的民族问题，往往在相关国家之间制造紧张关系，严重影响了地区和平与安全。比如发生在非洲大湖地区的武装冲突，一方面使得民主刚果近年来一直陷于战火之中，国家经济建设无法正常进行；另一方面也使得它与乌干达、布隆迪和卢旺达等邻国处于紧张的敌对状态。又如，库尔德人问题，不仅使相关国家疲于应付各自国内的民族冲突，而且导致土耳其军队进入伊拉克境内围剿库尔德工人党武装，引起伊拉克的强烈抗议和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恶化。
其次，当前世界范围的民族问题的发展，民族矛盾与冲突的加剧，使有关大国和国际组织有了干涉的借口，造成本属一国内部事务的民族问题成了国际势力干涉的对象，从而严重侵犯了有关国家的主权并从根本上动摇了近代以来形成的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近年来，西方一些国家以“人权高于主权”、“人道主义干预”等为借口，肆意干涉他国内政，科索沃战争就是一个典型实例。北约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对一个主权国家悍然发动军事打击，结果不仅未能减少塞族和阿族之间的敌意，相反却给南联盟国家和人民造成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破坏了巴尔干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在国际关系中开了一个“以人道主义干预”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的极其恶劣的先例。究其现实原因，南联盟内存在的塞尔维亚人与阿尔巴尼亚人之间的民族矛盾和冲突，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实施武装干涉的最直接的借口。欧盟及美国对俄罗斯在北高加索地区围剿车臣恐怖主义分子而展开的军事行动多有微辞，一再要求俄当局采取和平手段解决该地区的民族问题，遭到俄罗斯的严词拒绝，因此而导致俄美、俄欧关系的紧张已是不争的事实。总之，民族问题所引发的国际干预，值得国际社会倍加关注，因为它不仅涉及冲突各方，而且会影响到今后国际关系准则的确立和发展。
第三，民族问题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的泛滥，对当前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地区合作将带来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以极端民族主义为指导的国际恐怖主义活动严重阻碍了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而针对外国人和外来移民的暴力冲突、种族仇杀，也使得一些国家和地区长期处于动荡状态，使国家间的经济合作难以有效地实施。显然，在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主流的今天，依然坚守陈旧、狭隘的民族主义教条，是有违历史潮流的。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就作出过预言：“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注：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9—30页。）
综上所述，从当前的国际形势来看，国际政治的本质内容没有改变，各国间经济发展仍不平衡，而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存在、民族与国家界线的明显不一致都表明，国家仍然是国际政治的主要行为体，民族主义及其引发的民族问题的国际化短期内仍将会影响国际政治的走向，因此，任何忽视或否认其影响的观点都是错误和有害的；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国际政治的发展态势，不但受制于现实政治力量的对比，更受制于现实经济力量的对比。世界经济的区域化和一体化发展，是国际政治发展演变的巨大推动力。因此，我们必须看到国家间相互依存和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否则，对形势的判断就会失之偏颇。列宁在谈到资本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的发展趋势时曾经指出：“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民族国家的建立，这是其一。各民族彼此间各种交往的发展和日益频繁，民族隔阂的消除，资本、一般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的国际统一的形成，这是其二”。（注：《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29页。）毫无疑问， 列宁的这一论断，在今天依然有着积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这是我们看待当前世界范围的民族问题及其国际化发展趋势时所应采取的正确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