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研究的文化战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研究论文,战略论文,文化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学理论的速朽和思想的挥霍，大多来自这样一种价值预设：欧美的种种理论都是先进的，他们的过去时，应是我们的现在时；他们的现在时，应是我们的将来时。这恰是一个追风赶潮的误区。
●理论的“殖民化”心态，势必导致文学理论研究思想资源的单向度攫取。
●大学课堂应当“百家争鸣”，大学教科书也可以展示个性，但这种展示须尽量减少对我们文化和文学理论基本建设产生动摇性的东西。
●对于中国文学理论而言，如果没有民族文化及其精神作为存在依托，那就很难健康发展。
●中国的文学理论研究，不能凌空蹈虚，也不能全盘移植。它须有自己的根性、自己的特色，即要有相对于外来文学理论的“异质性”。
文学理论的殖民化心态，带来对文学理论自身建设的动摇性东西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可以说我们文学理论研究的视野一下子被全面打开了。人们发现，这是一个眼花缭乱、五彩缤纷的世界。从此，文学理论研究的“时尚化”几乎成为了常态。从“三论”到形式主义，从阐释学、结构主义、符号学、接受理论到新批评、叙事学、解构主义、后现代、后殖民、新历史主义以及至今方兴未艾的文化研究等，用了很短的时间，便匆忙并依次地演练了西方一百多年的研究历程。而且，其中每一种方法和视角的引进与应用，都为学界带来一阵难以抑制的兴奋和惊喜，同时也使此前的方法及视角陷入被搁置的尴尬与窘迫。而更多的情况是，前沿的追踪与移借者尚未来得及仔细清点和品尝敢为天下鲜的“甘果”，就不得不把依依不舍的目光转到下一个目标，否则就有落伍和被遗忘之嫌。业内人士都较陌生的名词术语，很快成为老生常谈，刚刚习惯的视角，又为新的理论镜头所遮蔽。一句话，人们都铆着劲比“新”、比“奇”。当然这“新”和“奇”不是自产的，否则不会遗弃得如此干脆果断。似乎没有人在意每一次理论的更新换代会为学术积累或思想推进留下些什么，反正前面还有许多未知的领域和成果在召唤。文学理论界从来没有如此活跃过，也没有如此奢华过。文学理论的速朽和思想的挥霍，大多来自这样一种价值预设：欧美的种种理论都是先进的，他们的过去时，应是我们的现在时；他们的现在时，应是我们的将来时。只有追赶到与他们“同步”的水平，才有资格与之交流对话。当下有人竟已宣布走出了“后现代主义”探讨，而直接进入了所谓与欧美同仁同步的“文化研究”。在我们看来，这恰是一个追风赶潮的误区。因为，作为常识，一方面任何文学理论都来自特定的时代社会语境，正如文艺复兴时期产生不了存在主义、符号学一样，处于追求现代化路上的中国，能够走出“后现代主义”研究，已是不可思议的事；另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各种文学理论间都应是异质性的存在，并不是所有的文学理论都必然以同一模式发展。各种文学理论产生及发展的原因和运行逻辑，都有各自的理由和路径，多元化的异质性共存绝对不可能被一一置换为单向度、均质性的历时性追赶。否则，文学理论的实践性与科学性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追问一下造成这种追赶误区的原因，我们认为，其重要的一点是研究者的屈从心理和殖民化心态，是把引进西方现当代各色文艺学、美学和其他学说当作了推进中国文学理论研究和建设的惟一路径。
毋庸质疑，开阔视野、拓宽思路、引进新型文学理论话语并没有错。补上这一课是完全必要的。我们的文学理论在这个过程确已并正在取得重大收获。但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在这一引进和借鉴的过程中，是首先以“他者”的目光来审视本土问题，并以从中寻找“他者”目光所以“独到”、“卓绝”的佐证为目的呢，还是在研究本土问题中，有选择地参照他人的视角，其目的在于有利于对自身问题的洞达与把握？事实上，有的学者做的恰好是前一种工作。而这，不仅无助于自身问题的解决，还有可能构成对问题实质的遮蔽，甚至造成对问题指涉的空泛与虚构。譬如前几年对中国“后现代”问题热烈而持久的争论，近年来对“大众文化”异乎寻常的关注与鼓励等，都属于此类。从根本上讲，这是一种简单的“经济决定论”在作祟；仿佛经济发达国家所产生的思想文化和文学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必然是真理。虽然自后现代主义兴起，一些人就以解构和颠覆真理为目标，而且有学者已从西方某些思想家那里找到了指控马克思主义是“经济决定论”的理论“依据”，但他们自己的做法和观念，却证明他们才是真正采取了庸俗“经济决定论”的做法。按照一般的理解，科学技术的工具理性，以及作为这种工具理性延伸的经济管理模式等，属于离人性较远、人文含量较低、甚至包含着某种反人性的因素，因此，它可能具有某种普遍化特点。而思想文化、文学理论则不然，它一方面要以历史与传统的承延为根本，另一方面又必然地产生于特定的民族精神、生活方式、心理结构、审美个性和伦理价值等基础之上。单纯以科技水平和经济发展指标来确定某一思想文化或文学理论的先进与否，是难以成立的。
令人不解的是，国内有的学者竟不遗余力地引进具有后殖民性质的所谓“先进”文化，甚至迫切地呼唤“文化帝国主义”话语的侵略：一方面，竭力抵制产生与欧美学界的异质性的思想，另一方面，则抱怨国人不能自觉地接受发达资本主义主流思想家如约翰·费斯克、安·杜西尔、米根·莫里斯等后殖民化“启蒙”。奇怪得很，他们在鼓吹“后现代”的边缘化、地方化、多元化和绝对相对主义的同时，又如此热衷于文化的“趋同化”和“普遍主义”。对此，让人不知做何解释。“文化普遍主义”，落实在文学理论研究中，其表现就是一味地追“新”逐“后”、惟“西学”马首是瞻。譬如在西方学界热衷于“后现代主义”争论时，国内许多人连现代主义都很新鲜、陌生，可我们就迫不及待地开始“后现代主义”的译介和研究，一时间，诸如解构、元叙事、边缘化、平面、复制、仿真、祛魅、返魅等新词满天飞。一些本不入流、迎合低级趣味的“痞子写作”、“美女写作”、“私语化写作”、“下半身写作”等，似乎也因此获得了理论庇护，更加肆无忌惮。然而，很快，欧美学界的兴奋点又转向所谓“文化研究”，于是，我们有些人又开始借助葛兰西的“抵抗的知识分子”理论，霍加特、威廉姆斯、汤普逊等伯明翰学派的“后革命”文化研究模式，抛开文学，专注于反思中国革命、历次政治运动以及知识分子问题，使文学研究置换为社会政治批判，文学理论从此被诸如国家政治学、意识形态学、思想史、社会学等所替代。还有一部分人，自觉地认同于西方“新自由主义”理论，以市场经济“自由放任主义”为思想依托，以费斯克等人的“文化消费主义”理论为根据，呼唤甚至吁求那些打着“文化民主”、“审美日常化”的幌子，实际上推销感官享乐、惟利是图的价值观念，推销为少数人服务，欺骗和麻木广大民众的所谓“大众文化”。这种“文化研究”，虽然表面没有彻底抛弃文学，但却将文学的品位极大地降解，甚至完全商品化为日常用具，与诸如“洋娃娃”、“波儿鞋”等在价值上相提并论。
总之，在这些人看来，既然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思想界和文学理论界已经这样做了，那我们就别无选择。跟在人家后头，放弃本土的“文化认同”，走“文化全球化”之路，我们才有希望。这样的心态，造成西方各种学说无孔不入地渗透到我们文学理论的建设之中。这是有悖于我们引进与借鉴西方文学理论的初衷的。
对文学理论思想资源的单向度攫取，将造成与其研究对象的龃龉
理论的“殖民化”心态，势必导致文学理论研究思想资源的单向度攫取。
其实，摆在文学理论研究面前的思想资源是极为丰富的。从历史维度看，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是一个长期被简单化论说所遮蔽的思想宝库。对此，尽管有许多资深学者和有识之士曾大声疾呼：要珍视、开掘和利用我们古代文学理论遗产。但由于存在已久的学术偏见和在具体操作层面缺乏更切实的可行性研究，至今收效不丰。今天看来，对于传统文论遗产，仅仅流于同现代话语对位式的“转型”或“转换”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是要深入到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历史情境中去，探求出那些事实上一直支撑着中国文学得以继承、发展和形成特色的思想底蕴与理论精髓，遗形得神，整合再造，焕发青春。而不是仅仅筛选出与现代西方话语能够对接、转换的个别词语与范畴。这对于克服理论上的虚无主义，结束当下文学理论研究学理无根的漂浮状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都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此外，自古希腊开始直到20世纪中叶西方古典及现代文学理论，也是我们不容忽视的思想资源。甚至可以说，中国现代以来文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在相当程度上都得益或仰赖这一思想资源的滋养：从“反映论”到“表现说”，从“典型化”论到“有意味的形式”，从“生命美学”到“精神分析”，几乎都对中国文学理论现代形态发生过较大的影响。这些理论，初步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学理基础，也使中国文学理论走向体系化和学科化。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体系建构中的作用更是自不待言。马克思主义文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体系的影响，并不在于某些词语的装点，也不在于它能够对某些具体问题的阐释提供话语支持，而在于它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研究体系确定了一种稳实的思想基础，给出了进步的价值指向，并提供了一套正确有效的方法论。从而，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科学性得到极大的加强和提升。
再有，中国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学理论研究成果也是十分宝贵的。因为我们任何新理论体系的建构，都不可能凭空而来或全靠移植，它必然有一些历史的承延性和精神的遗传因素在里边。哪怕是反向的承延或变异性的遗传，总归有所关联。因此，这笔财富在我们当代形态的文学理念建构中是不应一笔勾销，也不应一笔带过的。
我们认为值得反思和问题较多的是，当前文学理论建设中对西方现代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思想的单向度攫取，对其他思想资源主观任意地漠视、贬损和排拒。而在这单向度攫取的过程中，又缺少吸收有益成分，改造不宜因素、抵制错误东西的能力。西方现代、后现代主义先后不下几十种文艺学说和流派，固然扩大了我们的视野，但在忙于追踪和介绍的同时，也陷进了迷雾，忽略了自身的理论建设。这种情况非但没有得到纠正和遏制，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这是不能不引起注意的。
应该说，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学界引进的许多外来文学理论，无论浅尝辄止也好，偏向需求也罢，总归是有关文学的理论研究，其借鉴意义不可否认。但当下所引进并已成为强势话语的“文化研究”，却基本上已远离文学或与文学无关。有的人还模仿性地依照欧美学界对整个现代及其以前的理论资源进行解构和颠覆，终止一切关于文学理论的学理思考，搁置任何审美价值判断，仿佛一切有关文学的命题、原理、范畴都是“本质主义”的陈腐之论，只有谈论诸如政治、权利、知识分子、性别、消费、大众传媒，并“直接回应当下重大社会问题”，才是文艺学研究必须面对的课题。这就形成了一个奇怪的逻辑：以往的所有关于文学的思想资源均已失效，只有与文学的无关的文化研究才是当今文学理论研究需要的思想资源和价值参考，那为何还保留着文艺学的名号？
毫无疑问，文学理论有它的适用度和适用域，随意搬用和套用“文化”的研究结果，只能使理论与其对象产生龃龉。文学理论研究任何单向度的膨胀，带来的将会是学理上的偏颇。倘把文学理论变成西方观念的“跑马场”，那也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我们的文学理论建设，要能解决学科中存在的真问题，提出一些更为深刻的问题。津津乐道于一种观念，习惯于用一种观念代替另一种观念，单打一地、不停地呼吁“转向”、“战略转移”，喜欢用外来的述评、概念和模式来编织自己的言说方式，这种看似独到、新颖的研究，由于缺少对学科性质和研究规律的科学把握，缺少尊重事实和杜绝浮躁的态度，将“点”当成“面”，将“新”当成“对”，将“异”当成“好”，到头来总是容易被束缚于他人的狭隘经验主义套路上去的。
学院体制和教材建设的偏斜，易使“普遍主义”、“均质性”的文学理论合法化
文学理论研究盲目的“西化”倾向，如果仅仅停留在学术界，那还是一个局部的问题。如果众多未经消化的西方文学观念无鉴别分析地进入课堂、进入文学理论教科书，那就会发生哈贝马斯所说的现象：“教育者使得那些借助于权威而在受教育者头脑中形成的偏见合法化”。也就是说，教育可以借助它的机制使谬误和偏见本身成为受教育者“可能取得的认识的前提”。这就牵扯到关涉文化全局的战略问题了。
大学的教育体制，一般来讲，是制造经典和话语权力，评价和确定某种理论价值的主要场所。因为，向上它直接面对学界前沿，向下，则负责输出确定的知识、理论和思想。而这一机制的具体操作者，主要是大学教师。大学要培养各类具有独立思考和研究能力的专门人才，各类硕士、博士点更是高级专门人才的主要生产地。大学教授又不只是单纯的知识传播者，更是思想的分泌者、新理论的建构者和既定理论尤其是外来理论的学理裁定者。这就意味着，大学教授们所讲的任何理论，都需经过自己头脑的梳理、甄别、判定之后才能传达给学生。教学体制本身要求他尽量发别人所未发之见，想别人所未想之想，同时，赋予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学术标准和价值档位给予某种理论观点、文学文本以定性的权力。因此可以说，教授们的学术话语权是相当大的。
具体讲来，在各类文学史的编写和与之相配套的作品选的背后，往往就隐藏着书写者及编选者的主观好恶甚至偏见。这些著述成为教材，就具有了强制接受阅读的可能性：近而言之，教材文本的观点直接作为了接受者学业考核的范围；远而言之，影响或左右了下一级教育体制如中小学语文教材的选篇和讲授倾向。一部作品一旦进入文学史教材或作品选本，势必获得先入为主的优势，于是也就可能成为“经典”或“准经典”，成为社会化筛选、塑造经典的初始因。所以，高校教学如何像胡塞尔所说“化偏见为洞见”、“去遮蔽为敞亮”，降解偶然提升必然，确是个需要斟酌三思的问题。
与文学作品经典的确认机制一样，在外来文学理论的引进、推荐和研究上，学院教学体制也存在巨大能量，存在诸多待考虑的地方。如果说，对外来文学理论的最初译介、研究，虽出版发行，尚不具备接受的强制性的话，那么，这些理论一旦进入教学体制，进入教材，就基本获得了强制接受的合法性。作为大学课程的设置，哪怕是选修课，为了学分，学习者一般是会无条件地接受其观点和学术价值的。再进一步，一种理论倘成为一门学科，学习研究该理论可以成为获得某种学位的途径，或者成为取得某种教职和相应职称的凭据，那它就具有了完全的合法性。
仍以时下盛行的“文化研究”为例。在国外，大多数传统的大学体制是拒绝其作为一个独立的教学研究专业而存在的，即使有以“研究中心”的名义招收学生的，但在授予学位、确定教职等方面依然受到相当的限制（如英国的伯明翰大学的文化研究中心）。尤其是“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非领地化和研究对象与方法等方面的随意性和不规则性，不仅为传统学界所排斥，而且也不为业外人士所理解。这恐怕是出乎以“解读大众文化”、“理解大众文化”、实现所谓“文化民主化”、“审美日常化”为“宗旨”的文化研究者意料之外的。
然而，“文化研究”在当下中国却大行其道。这其中有学人的崇洋心理和“文化普遍主义”思想在作怪，更为要紧的大概是大学学院体制已与商业性共谋，并为之提供理论销售市场。在大学里，尤其是在中文系，为本、硕、博士生开设有关“文化研究”的课程已较普遍，如“大众文化研究”、“九十年代中国文化研究”、“文化研究文本导读”等。至于各类有关“文化研究”的讲座、报告更是不可胜数。兼之各大学学报、人文社科期刊以及出版业都为有关“文化研究”的文章、著作的刊登、出版大开绿灯、遮天盖地，几成一时之显。不是说“文化研究”没有必要，特别是在文化与经济、政治的相互交融越来越突出的时候，它是一个更大、更宽泛的研究领域。我们这里所担忧的，一则是它的某些取向，一则是它在“扩容和越界”的口号下，对文学理论研究的挤占、消解、取代、吞噬的架势。这种状况对文学理论的发展，对文学的繁荣，都难说是利大于弊的事情。
在文学理论领域，研究基本问题甚至研究个别理论问题的文字都越来越少了。相反，好像其论说越与文学无关，越具有学术前卫的味道：哪怕是从不登大雅之堂的解读汽车、名犬、购物中心的文字，也可能堂而皇之地在严肃的学术刊物上发表。
关于“文化研究”对文学理论造成的危害，在欧美学界已有前车之鉴。在美国，文学一度从传统的课程设置中消失，代之以如文化研究的“残缺破碎，充满俚语的科目”（塞义德语）。曾任耶鲁大学教务长的科南教授为此专门写了《文学之死》专著以示抗议。即便在欧美，虽然文学理论专业受到较大冲击和威胁，但文学及文学理论研究并没有真正终结。熟悉他们文学理论研究发展历程的人都清楚，欧美学界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几乎从各个角度探索文学理论研究出新出奇的可能性，可谓殚精竭虑，然后才走出文学，走向“文化研究”的。尽管这未必是正途，但毕竟有一定的逻辑合理性。而我们，如前所述，只是浅尝辄止地模仿性操练一番，并没有到非走出文学不可的地步，那么也跟着大呼“文学终结了”，不免过于匆忙和轻率。
大学教育是十分严肃的事。大学课堂应当“百家争鸣”，大学教科书也可以展示个性，但这种展示须尽量减少对我们文化和文学理论基本建设产生动摇性的东西。
文学理论的世界性交往与互动，渐成理论文化的一个基本特点，这是事实。但“文学理论的全球化”还未见有人提出来。当今在西方发达国家大学的课堂上，争论得最激烈的已不是某种理论全球化是否可行，也不是理论全球化的得与失，而是在这种势不可挡的交流、对话与互动的趋势下，何以通过自己的最大努力使其走向综合，避免单一，从而扮演一个集合各民族多元文学理论优势且带有多样化特征的角色。因为文学理论的交往与互动，毕竟不应是一种理论“吃”掉另一种理论，不应是一种理论对另一种理论囫囵吞枣的全盘接受，更不应是理论或学说间的文化侵略和学术殖民。这是文学理论学科本性决定的。
客观地讲，在交流、互动中，中国传统和本色文学理论出现某种“褪色”现象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传统和本色文学理论在世界范围内的交往、融会过程中必然付出的代价。这种“褪色”，除了自身在演化发展过程中有某些特性将要消退外，还将包括不同文学理论在交融、碰撞过程中原有色彩的一定稀释和消泯。只要这种“褪色”符合时代和民族的需要，符合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我们都理应给予支持和肯定。因为文学理论已不可能生存在相互隔绝的世界里。不过，这种“褪色”的本意应是使自己的理论增强自身的新本色，而不是无特色。倘若中国文学理论的“中国本色”全部丢弃，不再管文化底蕴和现实语境的差异而一味地追求保持与外来文学理论的“原汁原味”状，故意让人家不“褪色”而自己“褪色”，那就有悖于我们的文学理论发展战略了。
当我们把文学理论建设定位在整个民族文化发展战略一部分的时候，也就发现了它肩负的使命和职责。
记得一位思想家说过：经院哲学是个“不会生育的尼姑”，不能产生任何积极的成果。同理，那种简单“平移”、“舶来”、“主观”和“经院”的文学理论，也是难以发挥它应有的功能的。那种喜欢把别人的理论观念与自己的个人情思相渗透，再附以空灵、思辨语言的做法，充其量是“话语发酵”后的游戏，“理论的泡沫”，不会产生有效的积累，对文学创作的切实意义也是很难谈得上的。那种由各色各样成分杂糅拼凑起来的、可以随意重组或分割的折衷主义文学理论，由于自身系统与法则不具内生性，“有对话而无问题”，“有观念而无真理”，往往也是无法体现出科学价值的。
诺·弗莱在《批评之路》中说得好：一个真正的学者，不能只为自己思考或不着边际地思考；他只能扩展一种思想的有机整体，合乎逻辑地为自己或他人已经思考的东西再增加一些相关的东西。是的，我们文学理论的生命力，只能表现在对本民族文学和思想现实言说的能力上，而不表现在处于外来文学理论的镜像迷雾中将自我他者化。
对于中国文学理论而言，如果没有民族文化及其精神作为存在依托，那就很难健康发展。而如果它离开了所属的那个现实文化价值系统，那也就失去了对本民族文学和生活意义的解释权利，也就斫丧了人们对它的服膺与信任程度。
文学理论的这种功能和价值定位本来是清楚的，但在目前“诸神不和”、众声喧哗的“文化普遍主义”境况下，确已成了问题。所谓文学理论的功能和价值定位，具体说来，主要指它对文学创作的指涉规约和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整合作用。按照一般的理解，在文学理论的有机构成中其原理部分处于核心位置，它是理论的思想储备“银行”，对开拓性探索、个案性研究、文学批评等起着平衡、给出、吸纳的三重作用，亦即由文学原理确定有关文学基本问题的阐释方式、价值向度等，并作为一种学理源和方法论，使开拓性探索、个案性研究及文学批评等有所凭据。而后者在探索及批评实践里，由于对新问题的阐释及解决中产生理论新质，又成为原理结构调整的促动因和能量补充源。就是说，文学原理的研究既要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也要保持相对的稳定性。
但事实上，我们的有些文学理论研究，却搁置了对文学基本理论的探讨，使它失去了平衡、调配开拓探索及批评实践的功效。于是，许多文学理论探索和批评实践就自觉不自觉地将西方流行的理论作为惟一的思想倚赖。同时，文学原理研究的失位，对文学创作也构成明显的误导，以为西方流行理论是一种指引创作趋势的合法化号召。有些作家常常不把眼睛盯在自己脚下的土地，而是频频地向西方眺望，于是，诸如酒吧、歌厅、购物中心、别墅、名车、高尔夫球场、浴缸意象，仿佛一夜之间，都涌到脑际，而底层人们的悲欢与奋斗、艰难与困苦等则很少出现在笔下。这不能说与理论的导向没有关系。
事实已表明，有关文学的基本问题我们并不是都已解决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学形态的变化，恰恰有许多既定的命题、理论需要重新思考和厘定。从这个意义讲，文学基本原理的研究是永无止境且大有作为的。动辄将对文学基本问题的研究指责为“本质主义”、“精英主义”，极其不利于理论的创新与推进。套用伊格尔顿的话说，“用同样抽象的拒绝普遍性代替抽象的主张普遍性，这也是什么都得不到的”。
我们认为，中国的文学理论研究，不能凌空蹈虚，也不能全盘移植。它须有自己的根性、自己的特色，即要有相对于外来文学理论的“异质性”。在全球化语境下，它只有合而不同，才有立足之地，也才谈得上与外来理论的“对话与交流”。而这根性和特色，就是它深深地扎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紧密地贴近于本国文学的实际，在科学宇宙观与方法论的统摄下，吸收一切优秀成果，努力进行创造性建构，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学和文明服务。这是一个事关文化战略的大问题。只要摆正这个位置，我们的文学理论事业就会有灿烂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