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战争小说概观（上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概观论文,中国论文,上篇论文,战争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中国战争文学创作空前繁荣，显然这是中国近现代社会的特殊历史环境所造就的。众所周知，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的历史就是战争的历史。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标志着中国社会从此进入了战争的动荡之中，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社会才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在这一百多年中，中国人民历尽了战争的磨难，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争取人民解放的战争中涌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仁人志士，创立了辉煌卓绝的战绩。新中国成立后，出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对国际霸权主义斗争的需要，在我国部分边境地区还发生了若干次反侵略战争，显示了中国人民不可战胜的强大力量。这一切都为战争文学创作提供了良好的素材。因此，反映战争表现战争成了贯串整个20世纪文学创作的重大主题之一。尤其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创作中，战争文学作品更是蔚为壮观，仅战争题材的小说就有千部（篇）之多，成为新文学宝库中一份丰富宝藏。在20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让我们对本世纪的战争文学创作进行一番历史性的审视，无论对文学创作经验本身的总结，还是对人们认识20世纪中国社会的特殊历史面貌，乃至启发人们对战争与人类命运的关系、战争与文学的关系等进行理性思考，都是不无益处的。限于水平和能力，笔者仅就20世纪中国战争小说创作作一次走马观花式的历史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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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世界近代史，没有一个国家象中国这样饱受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痛苦蹂躏。1840年鸦片战争，英国侵略者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此后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战争就接连不断。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84年至1885年的中法战争，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犯北京。由于满清封建王朝的腐败无能，这一系列战争都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中国人民蒙受了奇耻大辱。
20世纪初期的战争小说创作基本上是以上述战争为题材。1900年刊行的《中东大战演义》是本世纪中国第一部战争小说，也是我国第一部反映中国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小说。作者洪兴全是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之子。全书33回，生动地展现了甲午战争的历史风云，歌颂了中国军民英勇反抗外敌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同时鞭挞了投降派的卖国行径。小说从1894年夏朝鲜东学党起义讲起，叙述了中日甲午战争的全过程。自第22回起专门描写刘永福在台湾率黑旗军抗击日军。刘永福形象比较鲜明，黑旗军对日军的战斗场面也写得比较精彩。但作为文学作品看，全书并无很高的艺术成就。作为历史演义，有些故事情节与史实不符。
1907年刊行的《罂粟花》（作者署名观我斋主人），是一部描写鸦片战争的通俗历史演义性的小说。全书25回，详细描述了鸦片战争的全过程。行文夹叙丧议，褒扬了林则徐、邓廷桢、关于培等爱国将领，猛烈抨击琦善等卖国贼，作者的爱憎感情溢于言表。缺点是不注重人物形象塑造，艺术上很平庸。
这一时期战争小说创作艺术成就较高的是程道一的《消闲演义》。这部洋洋巨著描述了自鸦片战争起中国近代历次中外战争。在内容的丰富和艺术的造诣上都堪称为中国近代战争小说的代表作。1921年前后在北京《小公报》上发表。小说不仅对历次战争的过程作了相当细致的描述，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注意了人物的刻划，特别是对反面人物的描写相当生动有力，如写鸦片战争中琦善赴广州向义律求和，那副奴颜卑膝、怯懦昏庸的形象就刻划得神情毕肖。再如中法战争中，福建船政大臣张佩纶恃才傲物、目空一切的傲慢态度也写得十分生动。法舰进逼闽海，马尾危在旦夕，前线紧急军情接踵而至，而张佩纶却饮酒赋诗如故，既不派人察看军情，也不积极准备迎战，竟至喝得酩酊大醉，沉睡不醒，结果法军轻而易举攻陷马尾，占领福州炮台，张佩纶终被朝廷治罪。作者善于渲染气氛，对貌似胸有成竹，实为麻痹轻敌的昏官张佩纶作了辛辣的讽刺。
近代中国社会除了中外战争，另一重大事件是1851年至1864年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这场中国历史上声势最大的农民战争在20世纪初期的战争小说中也得到了较好的反映，代表作是黄世仲的《洪秀全演义》。这部54回近40万字的长篇小说从1905年起连载于香港《有所谓报》和《少年报》，1906年印行单行本。小说从清廷奸相穆彰阿弄权乱政写起，历述了洪秀全金田起义直至李昭寿献出滁州，太平天国革命武装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到开始走向失败的主要过程，塑造了一批农民革命领袖的英雄形象。作者尤其着意刻划了钱江、冯云山、李秀成、林启荣、林凤翔等起义将领的形象，对起义失败的原因也有所评判。小说“出版后风行海内外，南洋美洲各地华侨几于家喻户晓”（冯自由《革命逸史·洪秀全演义作者黄世仲》，可见其影响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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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武昌起义的成功把中国历史推向新的纪元。辛亥革命虽然埋葬了满清封建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由于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中国社会又陷入了军阀混战的灾难时期。从文学角度反映这一段历史的作品寥寥可数，较有影响的小说是《民国演义》。全书共4册60回，前3册由蔡东藩著，1921年刊行，第4册由许厪父续，1929年刊行。这部百万言巨著描述了从武昌起义至1924年孙中山誓师北伐这10年间的军阀混战史。其间历述了二次革命、云南起义、反复辟之战、直皖之战、直奉之战、江浙之战等。作者自写正文，又于文中和文末自写夹批和后批，对自己的构思、意境和笔法作了不无得意的自评。整部小说洋溢着作者对民主共和的积极支持，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以及军阀割据、政客弄政的强烈反对。此外，许啸天写于1929年的《民国春秋演义》也是反映民国早期军阀混战史的较优秀的战争小说。
1926年至1927年国共合作进行了旨在消灭封建军阀的北伐战争。这场革命战争吸引了许多作家投笔从戎，如郭沫若、茅盾等都投身南方革命阵营，有的还直接参加了北伐进军。由于革命形势急剧发展变化，作家们戎马倥偬，整个新文学创作曾为此一度沉寂下去。自然，反映这场战争的文学作品也不可能多。
表现这场战争较奇特的作品是孙席珍于1929年推出的力作“战争三部曲”：《战场上》、《战争中》、《战后》（《战后》原版本已轶）。三部曲的前两部取材于北伐战争中的江西战场。这是两部视角和表现方法都较独特、曾引起很大反响的战争小说。作者有意淡化战争的政治背景，而着力描写残酷的战争场面和士兵对战争的身心感受，通过贯串两部小说的主人公黄得标－－北伐军一名普通士兵在战场上的亲身感受和见闻，把枪炮轰鸣、血肉横飞的战争景象和恐惧、厌战，为求生而赴死的战争心理表现得十分逼真、细致，扣人心弦。作者曾亲自参加了北伐战争，担任过连、营、团指导员，那些真切而令人战粟的战斗场景是非亲历过战斗的人写不出来的。作者以人道主义思想描写战争，着意强调战争的非人道，乃对人类生灵的灭绝，表达对战争中普通士兵命运的关切和同情，这是作品的独到和深刻之处。但作者忽视战争的性质，且对战争的残酷性渲染过分，这就影响了作品的社会历史意义和审美价值。
北伐战争刚胜利，蒋介石就背叛革命，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人从血的教训中警醒，连续举行了“八一”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虽然起义最后都失败了，但从战火中诞生了新型的人民军队。从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队伍在湘、赣两省交界的井冈山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始，至1934年红军长征北上抗日止，革命战争文学创作在苏区获得了发展。但由于处在紧张的战争环境中，无暇从容创作，因而多是短小精悍、群众喜闻乐见的歌谣和小型戏剧，且相当部分是群众自己的创作。有关战争题材的新诗、通讯、报告文学也有，但数量不多。至于需要更多艺术匠心的战争小说创作则基本上是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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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的枪炮声宣告了抗日战争的全面开始。这是一场正义对非正义的反侵略战争，也是20世纪中国规模最大、历时最久的一次战争。反映这场战争的小说不仅数量多，而且取得了一定的艺术成就。
早在1931年“九·一八”日寇占领东北，1932年“一·二八”上海抗战爆发，中华民族抗日热情就已高涨。紧接着热河失守、古北口血战、冀东自治、华北特殊化……，眼看祖国大好河山不断沦于敌手，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的危机，作家们开始用手中的笔唤起民众的抗战决心。如来自东北沦陷区的作家萧军、萧红、舒群、罗烽、白朗、端木蕻良等都创作了许多歌颂抗日的作品，其中影响最大的当首推萧军的小说《八月的乡村》。这是一部描写东北沦陷区一支抗日武装战斗生活的中篇小说。这支由汉族和朝鲜族同胞组成的抗日队伍，毁路劫车、缴获军械、夜袭据点、瓦解伪军、收复失地、镇压恶霸，给日寇、汉奸以沉重打击。小说歌颂了东北人民奋起反抗日寇、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鲁迅先生高度赞扬这部抗日小说，他在为该书写的“序言”中说，在他所见到的反映东北被占的几种小说中，“这《八月的乡村》，即是很好的一部，虽然有些近乎短篇的连续，结构和描写人物的手段，也不能比法捷耶夫的《毁灭》，然而严肃、紧张，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鲁迅《八月的乡村·序言》）从一定意义上说，《八月的乡村》开了抗战时期战争小说的先河，在中国现代战争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七·七”事变使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极度高涨。作家们在经历了战争伊始由文化中心城市陷落、文化刊物被迫中断所引起的最初慌乱后，很快就在抗日的旗帜下聚集起来。他们有的投笔从戎，亲自投身于抗日烽火，但更多的则意识到应当“象前线将士用他们的枪一样，用我们的笔，来发动民众，捍卫祖国，粉碎寇敌，争取胜利”（《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起旨趣》）。战争初期，作家们在前线宣传、劳军，或在后方从事抗敌动员、慰问伤员等火热生活中，获取了大量的创作素材，于是以记叙真人真事为创作手段的报告文学便应运而生，形成了一股报告文学的创作热潮。与之相呼应，纪实性小说也大量涌现。纪实小说不象报告文学那样囿于对生活的绝对忠实，而更能展开艺术构思的天地，因而颇受读者的青睐。“八·一三”淞沪保卫战爆发后，反映这个战事的纪实小说创作便迅速形成热潮。上海的《救亡日报》、《呐喊》、《光明》、《文学》、《七月》、《抗战文艺》、《文艺阵地》等报刊都刊载了不少反映上海保卫战的小说。其中直接反映前线战斗的有白兮的《虹口在燃烧》，艾芜的《八百勇士》，骆宾基的《一星期零一天》，东平的《第七连》、《我们在那里打了败仗》、《我认识了这样的敌人》、《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等。
丘东平是抗战初期文坛上一位颇为活跃的青年作家，这位生于广东海丰，从小就参加农民武装暴动，经历过蒋介石反革命大屠杀，亲自参加过十九路军在上海的“一·二八”抗战，后又参加新四军的热血青年，以其对战争生活的实际体验，描写了淞沪前线的战斗情景，其作品具有特别真实感人的艺术力量。他的纪实小说对前线战事不作一般化的描写，而注重通过塑造感人的艺术形象，表现中国军人的英雄气慨，揭露国民党军队的腐败作风。他笔下的林青史就是比较成功的艺术典型。林青史是《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中的主人公，他率领的第四连是“一个时运不济，命运多蹇的莫名其妙的队伍”，它常常接受一个又一个“新的奇特的任务”，而这些任务尚未完成又往往半途而废。当林青史受战士们英勇拼搏的精神所感动，置上级要他坚守阵地的命令于脑后而主动出击的时候，厄运就降临他头上了。尽管他的第四连经过苦战，顶住敌人的进攻，却由于营部撤退，失去了与大部队的联系。撤出阵地后他的连队与友军组成一支新的队伍，伺机以少胜多打败了敌人的一个加强营，并主动配合友军三十六团作战，取得了胜利，可是友军却以“你们的来历不明”为由缴了他们的械，向他们开了枪，最后只有林青史一人逃脱。当他好不容易找到营部时，营长却以违反军纪的罪名把他枪决了。作家力图通过林青史的形象表现中国军人置生死于度外的大无畏精神，同时也通过林青史和他的连队的悲剧结局有力地批判了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主义。胡风称赞这篇小说是“中国抗日民族战争底一首最壮丽的史诗。在叙事与抒情的辉煌的结合里面，民族战争底苦难与欢乐通过雄大的旋律震荡着读者底心灵。”（胡风《忆东平》）《第七连》、《我们在那里打了败仗》是东平描写上海保卫战的另两篇纪实小说。小说对前线战斗情景的描写真实感人，笼罩着激昂悲壮的气氛。由集体创作东平执笔的《给予者》是反映“一·二八”到“八·一三”上海抗战的一部全景式的中篇小说，通过卡车司机黄伯祥参加抗战的经历，表现了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黄伯祥所在的十九路军本是一支抗日的队伍，是这支队伍打响了“一·二八”上海抗战的第一枪，后来被蒋介石调往福建“剿共”，“八·一三”前夕又奉调回上海参加抗战。黄伯祥的命运是随这支队伍的沉浮而变迁的。十九路军离开上海到福建后“又露出原形来了，……他们蹂躏中国的革命队伍和打日本同样的卖力”，黄伯祥在这支“腐朽、破烂，充满兽性的队伍中，牺牲了自己，忍受着种种的凌辱和折磨”，“自始至终未能脱离那泥坑一样的痛苦地位”，只有当十九路军回到上海打日寇时，他才真正感到“由一个人民的地位变成祖国的正式战士”。在虹口前线，他晋升为连长，他“终于在战场上发现了一个自己可以自由发挥的园地”，决心把自己的整个生命交给战斗，实现一个“给予者”的价值。茅盾高度肯定黄伯祥形象的塑造，认为这个形象“没有英雄的逼人的光焰，然而他就是全民族抗战意志的化身”（茅盾《给予者》）。
与丘东平抗战纪实小说取材相似的还有萧乾的《刘粹刚之死》，吴奚如的《萧连长》，荒煤的《支那傻子》，艾芜的《两个伤兵》，罗烽的《横渡》，雷加的《一支三八式》等。这些小说都赞颂了国民党军队下层官兵的抗日爱国精神。如取材于真人真事的《刘粹刚之死》就真实而生动地描写了国民党空军少尉刘粹刚艰苦奋战英勇牺牲的事迹；吴奚如笔下的萧连长与东平刻画的林青史相似，他们都是在未获上级同意的情况下主动出击并取得胜利，但违反军纪的罪名都将他们置于死地，所幸的是，萧连长遇到了一个具有爱国心、同情心的旅长而幸免一死。这些小说作为抗战初期描写正面战场的纪实性作品，无论从艺术上看还是从历史角度看都具有重要的价值。但是，抗战初期的纪实小说也存在明显缺陷，许多作品是作家为配合抗战宣传的急就之章，只注重战争现象的记录，而忽略人物形象的塑造，艺术上缺少锤炼。正如秦牧所说的“在初期，小说的主题只局限于反侵略、锄奸、团结几个概念上，且多半是从概念到故事，从故事到人物，人物只是为了概念的说教而出场，所以只是模糊的侧影，不见明朗的造型。”（秦牧《论小说创作》）随着战争的发展，作家认识的深化，这种简单化、概念化的毛病在后来的战争小说创作中逐步得到克服。
抗战时期的战争小说大量的是表现农村抗日游击战和抗战烽火中农民觉醒的题材。端木蕻良的《螺蛳谷》描写了一支抗日游击队被困于绝境，终于依靠集体智慧歼灭敌人的英雄故事。小说刻划人物颇为成功，马亮等游击队员的形象相当生动鲜明。谷斯范的《新水浒》利用通俗的旧形式，生动地表现了太湖地区一支“游吃队”，如何克服旧思想作风变成真正的抗日游击队的过程。小说塑造了几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心地光明、性格温和但优柔寡断的黄团副，思想复杂的政治工作者徐明健，缺乏政治头脑、“仗义疏财”的员外式的地主罗三爷，好打抱不平的好汉胡林等。程造之的《地下》是描写江苏南通、海门一带农民游击战争的长篇小说。游击队领导人老独的形象塑造得比较成功。巴人称赞这篇小说“作者有他非常智慧的笔，但也有他非常残忍的笔，写自然与风俗，婉转而妥贴，叫人感到一种难言的喜悦；写战争与屠杀，可就叫人笔发森立，不忍卒读了。叙述多过描写，描写不事铺张，这作品给我们的，没有老重之感，是一种新生的清新的喜悦。”（巴人《地下·序》）胡晨的《山东好汉》写山东老乡们用大刀、长矛等原始武器战胜了武器精良的凶恶敌人，壮大了抗日队伍。于逢、易巩合写的《伙伴们》以不堪地主虐待、落荒为“盗”的农民黄汉一生的经历为线索，表现了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农民在阶级压迫、民族压迫下被迫反抗，走上了民族解放的道路。此外，陈瘦竹的《春雷》、碧野的《乌兰石浪的夜》和《三次遗嘱》也是反映抗日游击战争的较优秀的中长篇小说。
农民是抗战的主体力量之一。农民的觉醒和反抗是全民族抗战取得胜利的基础。但是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中国农民普遍存在一种狭隘、落后的小农意识，抗战的烽火消融了这种小农意识。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中的主人公“差半车麦秸”就是一个由落后农民转变为抗日先锋战士的典型。这位根系黄土地的农民始终忘不了家庭和土地，他参加游击队并不是出于什么崇高的信念，而只是怀着“鬼子不打走庄稼做不成”的朴素观念。在抗日队伍中，他的农民意识中落后狭隘的弱点不时暴露，他讲忌讳，图吉利，不懂纪律，在一次战斗中竟偷了老百姓的一根牛绳。但他终于经受了革命队伍的锻炼，提高了觉悟，在一次战斗中表现了自我牺牲的精神。姚雪垠后来写的中篇小说《牛全德与红萝卜》也表现了相同的主题。农民出身的牛全德和红萝卜是来自同村的一对冤家，前者曾在旧军队当过兵，虽性格豪爽，讲义气，但沾染了一身流泯无产者的习气，参加抗日游击队后当班长，却不守纪律，喝酒赌博，打人骂人，还搞女人，不听管教；后者是个自耕农出身的老实本分的农民，胆小怯弱。牛全德时时欺负红萝卜，后来经过耐心教育、整顿，牛全德逐渐去除恶习，在一次战斗中他不念旧怨，深明大义地保护了红萝卜，自己却献出了生命。作者不仅以生动的语言刻划了鲜明的人物性格，而且“表现了旧时代的江湖义气，向新时代的革命责任感的渐渐转移，伟大的同志爱终于淹没了个人的恩仇”这样一个有意义的主题。中国的农民摆脱沉重的传统因袭，实现自我更新往往需要一个艰难的过程，郭烽的《重上前线》中的王金发就经历了这样一个矛盾和痛苦的过程。红军东渡时，王金发在家乡参加了红军，在部队里他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可是当他得知母亲病重，地主又要强占他家的土地时，他的思想产生了动摇，“黎明向他呼唤”，而土地和母亲也在“纠缠”他，初步的革命觉悟终于敌不过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他离开了红军回家重新拿起了锄头种地。抗战开始后，八路军又来到他家乡，建立了新政权，王金发终于又离别母亲，回到革命队伍，走上抗日前线，成了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王金发参加革命的曲折历程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它概括了一部分农民出身的革命者的成长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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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小说创作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获得了长足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与国统区的抗战小说相比，根据地的战争小说具有鲜明的特色：
其一，主题和人物是崭新的。在广大抗日民主根据地，共产党实行的是与国民党完全不同的抗日民主政策，党注意发动群众，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翻身解放的根据地人民政治觉悟高，抗战热情高涨，为作家深入生活，同广大工农兵群众结合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因而根据地作家笔下的人物往往具有饱满的革命热情，洋溢着乐观主义和英雄主义的精神。如邵子南的短篇小说《李勇大摆地雷阵》就塑造了一个智勇双全、勇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共产党员、民兵英雄的形象。民兵队长李勇在战斗中创造了“各种地雷阵”，使“敌到雷到”、“敌不到雷叫到”、“敌未到雷先到”，炸得敌人魂飞魄散，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在抗日民主根据地，人不分男女老幼，地不分东西南北，都积极主动地投身抗战，支援抗战。崔璇的《周大娘》中那位送自己唯一的儿子参加八路军，为救护伤员，避免日寇搜查，点火烧掉自己多年积聚的一点家产的老寡妇周大娘；杨朔的《月黑夜》中那位为护送八路军小分队过河执行任务而惨遭敌人杀害的革命老人庄爷爷；还有华山的《鸡毛信》中那位巧与敌人周旋，胜利完成十万火急的送信任务的儿童团员海娃等，他们都是根据地人民的杰出代表。最值得称道的是孙犁在他的《荷花淀》系列小说中所表现的冀中抗日根据地人民的崭新精神风貌，如《荷花淀》里的青年男女，《嘱咐》中的水生嫂，《黄敏儿》中的黄敏儿等，他们都是具有新思想、新品质的一代英雄儿女。尤其是孙犁笔下的根据地的劳动妇女更有着质朴崇高的思想和纯洁透明的心灵，她们对参加抗日游击队的丈夫既一往情深，又不为儿女私情所羁绊，而是深明大义地支持丈夫离家打日寇，而且她们自己也组织起了水上游击队，与丈夫一起投入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根据地新的斗争、新的生活也为那些来自国统区的作家提供了新的创作素材。丁玲来到解放区后创作的反映战争的小说如《一颗未出膛的枪弹》和《我在霞村的时候》就充满了新的战斗气息。《一颗未出膛的枪弹》描写了一个掉队的红军小战士被东北军抓住将遭杀害，小红军镇静地对东北军连长说：“还是留着一颗枪弹吧，留着去打日本，你可以用刀杀掉我。”小红军的爱国精神和凛然正气感动了东北军连长，一颗枪弹终于没有“出膛”。刘白羽和柳青进入抗日民主根据地后也创作了不少反映战争的小说，表现了根据地军民的战斗雄姿，如刘白羽的《五台山下》、《枪》、《龙烟村纪事》、《四箱子弹》等，柳青的《误会》、《废物》、《地雷》等。
其二，艺术表现形式是民族化、大众化的，并赋予新的时代气息。根据地的战争小说“主题既然是新鲜的，人物也是新的，一切的战斗场面都是新的，那么文艺的形式也就为着适应内容的需要，和作者对文艺形式与语言的不断探求与努力，与过去的革命文艺，欧化的文艺形式，或庸俗的陈腐的鸳鸯蝴蝶派的形式相比都要显得中国气派，新鲜而丰富。”（丁玲《跨到新的时代来》）根据地作家在深入社会、深入工农兵的过程中，学习了民间的艺术形式，熟悉了人民的语言，并把它运用到自己的战争小说创作中，涌现了一批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如柯蓝的中篇小说《洋铁桶的故事》（又名《抗日英雄洋铁桶》），以中国传统小说的章回体形式表现“洋铁桶”领导民兵抗击日本侵略者，捉特务锄汉奸，对伪军开展政治攻势，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等英雄事迹。小说中的英雄人物和故事情节富有传奇色彩，结构采取大故事套小故事的方式，运用白描手法描写人物，简炼、传神，小说的语言充分口语化等，都是作家创造性地继承我国古典文学、民间文学的优良传统的结果。马烽、西戎的章回体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也是根据地传诵一时的优秀战争小说。小说以晋绥地区小村庄康家寨为主要背景，描写晋绥边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实行劳武结合，建立民兵武装配合八路军主力作战的故事。作家注重在情节的发展中刻划不同的人物性格，如武工队员武得民、民兵队长雷石柱等，同时还善于吸收中国古典小说表现技巧，精心设置安排互为呼应的人物和故事，使小说不仅具有章回上的自然连缀串联，还具有一种紧密衔接的内部心理结构。作家把山西晋绥地区的谚语、俗语、歇后语、格言娴熟地化作准确生动的文学语言，使这部小说充满了浓郁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李勇大大摆地雷阵》在艺术表现上也吸取了民间说唱文学的长处，插入了不少的快板和韵白，颇受群众欢迎。不过，根据地的战争小说也有艺术上的明显缺陷，如反映生活比较表面化，重视情节的生动，忽视人物的塑造，运用中国古典小说的章回形式虽易为群众所接受，但从结构到表现方法，程式化的弊端比较突出，不利于表现丰富复杂的战争生活。
其三，取材独特，视角新颖。根据地的战争小说极少描写大的战争场面，有的只是那使用极简陋武器的民兵和数十人的小袭击，然而却如茅盾所说“因作者正确地把握了人民的立场，所以他笔下的这些并没有脱离生产的民兵以及小规模的袭击，不但使我们没有廖落寒伧之感，反而觉得轰轰烈烈，惊心动魄，仿佛看见广大的土地到处燃起复仇的火焰，使得深入的敌人寸步难行。”（茅盾《关于〈吕梁英雄传〉》）最别具一格的还是孙犁的战争小说，他很少正面表现战斗场面，也很少写战斗过程，而是从严峻的斗争中选择平凡的、日常生活的现象来作自己作品的题材，着重发掘生活中的美和诗意。但是他笔下的“家务事、儿女情”又时时紧扣着战争这个特定的社会环境，因而人们从“家务事，儿女情”中能够处处感受到战争的气氛，触摸到波澜壮阔的时代脉搏的跳动。如《嘱咐》中水生嫂与丈夫分离八年，丈夫回家才团聚半个晚上，她就割舍恋情撑着冰床急切地送丈夫到前线，为的是“你快快去，快快打走了进攻我们的敌人，你才能再快快的回来，和我见面”。这里描写的是一对年青夫妇的团聚与别离，反映的却是战争的严酷和人民对战争胜利的急切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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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奋战，抗日战争终于以中国人民的辉煌胜利和日本侵略者的彻底失败而落下战幕。但是，抗日的战火刚刚熄灭，蒋介石又重新燃起了战争烈焰。面对八百万美式武器装备起来的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解放区军民奋起反击，由此拉开了四年解放战争的序幕。
解放战争时期的战争小说是在抗日民主根据地战争小说创作基础上的进一步延伸和发展。由于经过八年抗战，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已经发展壮大，与国民党军队抗衡的是一支战争经验丰富训练有素指挥有力的正规部队。因而这时期的战争小说是以反映人民解放军的战斗生活为主的。刘白羽是这时期取得突出创作成就的战争小说家。作为新华社的随军记者，他得以深入前线，随大军转战南北，获得大量有关前线战斗生活的第一手素材。这时期他除了写下大量的战地报告文学外，同时创作了不少战争小说，他的短篇小说集《战火纷飞》里的10个短篇，都是1947－－1948年写下的，这一年正是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的关键一年。作家饱含激情地描写了一幅幅壮丽的战争图景，塑造了许多血肉丰满、性格鲜明的英雄人物，如短篇小说《政治委员》就塑造了一个刚毅果敢身先士卒的我军政治工作领导者的感人形象。团政委吴毅做政治思想工作注意言传身教不说空话，他身有残疾却拒绝组织上的照顾，坚决要求上前线。战斗中他总是亲临最危险的地方。对勇敢的人他不单纯表扬，而是要他们勇敢而不鲁莽，对怯懦的人，如闹情绪要求离开前线转到后方去的二营教导员沈克，他除了严厉批评，还在战斗中以自己勇敢无畏的行为对其进行教育感化。作家通过吴毅的形象显示政治思想工作的强大威力，揭示我军之所以胜利的力量源泉。刘白羽战争小说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善于写政治思想工作、阶级教育对提高我军战斗力的重要作用。著名短篇小说《无敌三勇士》中三个战士从闹不团结到团结战斗的转变过程靠的就是阶级教育和政治启发。写于解放战争胜利前夕的中篇小说《火光在前》是刘白羽战争小说的一部力作。这篇小说描写的是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的伟大壮举，无论在表现战争的规模上，还是在内容的丰富程度上都超过了作家以往的战争小说。作品首先生动具体地表现了战争的艰苦和我军英勇顽强的战斗威力。战士们在夜以续日追击敌军，扫荡残匪时遇到了高山大河的阻挡、暴风雨的袭击、酷热的煎熬以及水土不服、饥饿、疲劳等种种困难，但战士们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的精神，表现出顽强的意志和高昂的乐观主义精神。其次，作品开创了我国现代战争文学塑造我军高级干部艺术形象的先河。小说着力塑造了师长陈兴才、师政委梁宾等高级指挥员的形象，特别是师政委梁宾。作为一个政治工作领导者，梁宾敏锐的政治眼光、冷静的头脑和坚强的组织能力在小说中得到充分体现。当南下各部队争渡长江渡口时，上有敌机轰炸，下有天堑阻隔，渡口又十分混乱，梁宾挺身而出，指挥若定，终于使部队有秩序地渡河。此外，作者还在小说中勾勒了众多指战员和群众的形象，共同组织成了一组以主要人物为中心的英雄群像。当然，刘白羽的战争小说也有其艺术上的缺陷，由于人民解放战争发展很快，作家难以迅速把握瞬息万变的形势，作品成篇时间仓促，刻划人物形象时，叙述介绍过多，缺乏典型化细节，某些人物形象不够丰满，作品结构也比较松散，语言不够凝炼。
解放战争时期，许多作家积极参加人民解放战争。战争锻炼了他们，使他们有可能写出比较深刻真实的反映战争生活的作品。立高的短篇小说《老营长》讲述了一位幽默风趣永远保持乐观精神的营长的故事。被战士们称为“老营长”的李营长其实才28岁，只因他长着一脸黄黄的卷毛胡须，显得老成。他对战士体贴入微，不摆架子，而且爱出洋相，战士们又亲昵地叫他“老活宝”。老营长带兵严格，行军打仗自己总是冲锋在前，指挥若定，每当战斗间隙他常常以唱大鼓书的形式来活跃气氛鼓舞士气，只要他在哪里出现，哪里的战士就象吃了定心丸，快乐的气氛立刻驱散了战斗的紧张和疲劳。小说塑造了一个个性鲜明的我军基层指挥员的形象。这篇小说对激烈的战斗场面的描写也相当真实，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方纪的短篇小说《副排长谢永清》塑造了一个平时吊儿郎当战时英勇顽强的副排长的形象。这个战场上生龙活虎勇夺敌人机枪的英雄，下了战场却是一个捣蛋鬼。他其实只是受了点轻伤，却要求去休养，一会儿要驴骑，一会儿要担架抬，净给领导出难题。可是一旦战斗打响，他就马上变了一个人，扯掉绷带，要求上战场再夺机枪。与以往战争小说中塑造的英雄不同，谢永清是个有很多缺点的英雄，但唯其有缺点才显得真实可信。
这时期的战争小说一个显著的特点是许多作品注重写人物的成长，写落后向先进的转变过程，以表现革命军队是一个锻炼人的大熔炉。冯牧的短篇小说《新战士时来亮》就描写了一个从害怕战斗到勇敢战斗的新战士的成长过程。新战士时来亮刚到部队时，枪也不会打，手榴弹也不会投；战斗打起来，子弹“嘶嘶”地飞过来，他吓得不知往哪里躲；看到受伤流血的伤员，他的腿都颤粟起来。但当他看到俘虏狼狈不堪的样子时，胆子开始大起来，感到敌人并不可怕，还偶然抓了一个俘虏。随着战斗的磨炼，时来亮对打仗的恐惧感逐渐消除，特别是接到母亲从家乡寄来的鼓励他勇敢战斗的信，使他真正认识了打仗与自己的切身关系。第四次参加战斗，他和10个战友因撤退不及被敌人包围，眼看身边的战友一个个牺牲，他除了对敌人的仇恨外，没有一点害怕和恐惧，他不但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而且在突围后又主动潜回前沿阵地冒着生命危险捡回牺牲战友的枪支。一个畏惧战斗的人终于成了一名战斗英雄。时来亮的成长具有典型意义，表现了正义的战争可以使懦夫变成勇士这样一个有意义的主题。
解放战争时期的战争小说创作比较集中地表现了人民解放军的发展壮大过程，为现代战争小说创作开辟了新的艺术天地，也为50年代战争小说创作的繁荣奠定了良好基础，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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