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隆庆时期的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时期论文,隆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明朝隆庆历时只有短短五年，时间虽短，但在边务、海禁、赋役等方面实施了不少改革措施，把自嘉靖中期开始酝酿的改革浪潮推向了一个新的层次，为万历长期的稳定扫清了障碍。
关键词 隆庆、海禁、戚家军
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十二月，明世宗朱厚熜终于撒手人寰，结束了将近半个世纪的荒唐统治。作为他唯一在世的儿子，二十九岁的朱载垕继承了皇位，称穆宗，年号隆庆。隆庆历时只有短短的五年半，又夹处于在位最长的两个皇帝（嘉靖、万历）之间，因此一般都习惯地把它归入“嘉万时期”笼统而论。然而，我认为把隆庆朝视为一个转瞬即逝的过渡一掠而过，实际上是忽略了这一时期明王朝在诸多方面发生的具有转折意义的变化。本文将要论述的就是隆庆朝如何以较为良好的政治环境促进了边务，开放海禁，赋役等方面的改革，把自嘉靖中期开始酝酿的改革浪潮推向了一个新的层次，为更大规模、更全面的改革作好了准备。
一
君主专制体制下的封建国家，皇帝作为中央集权的最高统治者对朝政的影响力显然是举足轻重的，因此，一朝政治环境的好坏，皇帝品行和才干是首要因素。穆宗在帝王中，历来是一个庸碌无能的形象，虽然《明史·穆宗本纪》称他“端拱寡营，躬行俭约，尚食岁省巨万，许俺答封贡，减赋息民，边陲宁谧，继体守文，可称令主矣”①但其中失真和有意粉饰的地方也是明显的。他虽不象文宗那样迷恋神仙道术，但从即位之初就表现出懒惰的特点，元年（1567年）正月，“初七日传免早朝”，“十五日复示”②，给事中魏时亮上疏劝谏，“疏入留中”并不予理睬。隆庆二年，御史同弘鉏上疏直责穆宗“嗣位三年，未尝接见大臣，咨访治道”，③实际上整个隆庆六年，不但免朝听政已成家常便饭，即便是临朝，穆宗也显得“无所事事”，④形同木偶，他“未尝时赐请问，体察民情；储司奏章”，也“少经御览”⑤至于经筵日讲，也下诏停免。群臣中有上疏劝谏指责的，无论言词激烈，他不仅是不批不答，甚至冷漠到不急不恼的地步。可见穆宗对治国之术不仅是一无所知，而且也无心钻研，和所有荒于政事的皇帝一样，凭借最高统治者为所欲为的特权，他把所有的精力时间都用于游幸玩乐和享受上。还在居丧期间，他就在“后宫日为娱乐，游幸无时，嫔御相随，后车允斥”⑥，而且长年“纵长夜夜饮，极声色色娱”。⑦同时，贪财好货，也是穆宗的一大特点，他多次不顾国家财政困乏强行勒取国家库存银两。例如隆庆三年，穆宗下令取太仓银三十万两供内廷享用，户部尚书刘体乾十分为难，上疏道：“太仓银所存三百七十万耳，而九边年例二百七十六万有奇，在京军粮商价百有余万，苏州、大同诸镇例外奏乞不与焉，若复取以上供，经费安办？”⑧就是到这种地步，穆宗仍然取银十万两供自己享乐挥霍。如果用贤明君主的标准来衡量，穆宗的的确确算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庸主，然而是否就可以一概而论认为穆宗对朝政毫无正面作用，隆庆朝也和它的皇帝一样昏庸无为呢？我想这个问题还需据客观实际来回答。
穆宗之前，世宗在位长达四十五年，前期兴礼仪之争几十年无休无止；后期迷信神仙方术，追求长生不死，疏于政事；加之世宗“性刚”，“好自用”⑨的个性，因而“厌薄言官，废黜相继，纳谏之风微矣。”⑩整个嘉靖朝权臣争夺不断，其结果“一意媚上，窃权图利”(11)的严嵩父子把持朝政十几年，使得朝廷一派乌烟瘴气，风气大坏。相比于世宗的刚愎自用，穆宗在个人性格上就表现得“宽恕”多了。史书称他“柔仁”，“刚性不足”(12)无论这是否是对昏君的委婉之辞，但穆宗对朝政不予过问，放手交与阁臣的客观后果却是好的。即位之初，穆宗一切政令俱听由首辅徐阶，徐阶自嘉靖末年主持阁务对朝廷种种陋习弊政深有感触，借起草登位诏书予以草除，欲图大振乾纲。针对前朝言路阻隔，诏书中明确表示“一切更新之政及起用先朝建言得罪之诸臣，以逮死者追衅”(13)在整个穆庆时期，穆宗虽说对阻挠自己挥霍享受的大臣（如刘体乾、詹仰庇）严以打击，不惜罢官论罪，但除此之外，对于就政事处理提出建议的奏疏他一般尚能做到不妄加裁决，而且听由阁臣们处理，尤其是一些解救国家困危的重大事件上，穆宗的这种态度反而有利于正确的意见得以实行。例如，隆庆元年，户部葛守礼建议推行“一条鞭法”，“一串铃法”，他“诏从之”。边防危急，“诏廷臣博访边才”，二年总督谭纶推荐戚继光总理蓟镇练兵，“部议从之”(14)穆宗也就立即下诏书任命戚以都督同知总理苏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隆庆四年在处理把汉那吉来降一事上，高拱，张居正力排众议，肯定了王崇古的方案，穆宗予以支持，诏授把汉那吉为指挥使，才得以促成“俺答封贡”，一时解除了边患。穆宗的“无能或不愿干预国家事务，实际上使得有能力的大臣和大学士们干得更好。”(15)”。隆庆时期首辅更换共4次，徐阶、李春芳、高拱、张居正四人中除李稍欠魄力外，其余三人都是具有改革思想，施政雷厉风行的人物，高拱、张居正原本就是裕邸旧属与穆宗关系非同一般，因而穆宗放手让他们处理国事就尤为彻底。隆庆一朝虽说皇帝无远见卓识，但由于君臣关系调和，又无皇帝利用宦官牵制阁臣的现象，加之主政大臣锐意改革，应该说良好的政治环境已初成气候。
当然我们不能认为穆宗的平庸对改革实施就不构成危害了，相反，明王朝延续了近2百年的历史到这一时期已面临着沉重的统治危机“北虏南倭”已令国家精疲力尽，财赋吏治又是千疮百孔，可以说时代已经到了一个迫切需要改革更新的时刻。毫无疑问，一个励精图治，具有鸿猷远略的君主对于推进社会革新的作用是多么重要。显然穆宗远达不到时代的要求，这也就必然限制了隆庆朝改革活动的展开和深入。
二
一朝的政治命运，除了取决于皇帝，官僚集团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容忽视，主政大臣和各级官吏的素质优劣、才能高低直接影响到国家大政策略的制订和实施。隆庆六年时间，首辅更换达四次，历来被指责是“柄臣相轧”但是我认为隆庆朝臣不失为一个具有实践才干和改革魄力的政治群体，他们所作出的贡献大大超过了权力争夺的消极影响，在中后期的历史中，隆庆时期事有所成也正是得益于他们。
嘉靖时期，明王朝在渐趋衰落的道路中已蹒跚了近百年，深刻的社会政治危机已把国家推到了崩溃的边缘。从中期开始，一批具有强烈现实责任感的地方官吏开始主张实行改革，例如巡抚应天十府的欧阳铎，广东巡按潘季驯，浙江巡按庞尚鹏等，他们在局部范围取得一定的经验，但最终因朝中大臣忙于争权夺利，柔媚逢迎，无人主持改革大局而不能推广。到了隆庆朝，形势发生了较大改观。先后主持政务的徐阶、高拱、张居正，虽然他们个人之间存在矛盾，但并没有在朝臣之中结党营私混争不已，作为有远见的政治家，在对时弊的认识和改革的谋划上他们反而是智者见智，共同推进社会变革的声势。在一定意义上讲，隆庆首铺们的变革意识是日渐鲜明，国家政策因此得以一脉相贯，稳步前进。
徐阶在嘉靖末年取代严嵩担任首铺，在嘉隆交替之际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在起草世宗遗诏之时，宣布“凡斋醮、土木、珠宝、织作悉罢”，大礼大狱，言事得罪诸臣悉牵复之。”(16)当时朝野上下许多人为之“号恸感激”。(17)遗诏颁布给朝廷带来一些振作更新的新气象，应该说徐阶的政治抱负也凝聚在其中。徐阶为人“持正应变”，不曲意奉上，故而“嘉隆之政多所匡正。”(18)高拱于嘉绪四十五年入阁任大学士，到隆庆五年才终得爬上首辅的位置。然而他“练习政体，负经济才”(48)在阁臣中一直颇具影响力。高拱十分重视边防将领的选拔，为此他于隆庆三年针对军中缺将，致使督战不力的现状进行过吏治改革。他认为“兵者专门之学，非素习不可猝应，储养本兵，当自兵部司属始，多得智谋才力，晓畅军旅者，久而任之，勿迁他曹”，“他日边方兵备智抚之选，皆于是取之”，于是“请增设兵部侍郎，以储总督之选，由待郎而总督，由总督而本兵，中外更番，边才自裕。”(19)这些措施在改变边防积弱境况中都是颇具实效的。徐、高二人，史称前者“以先朝遗老正其始”，后者“以东宫旧臣厚其终”，但“忠君斡才则一，或翕或张，并起而救之”，使“海内无潢池之警，虏使有渭桥之朝，此亦千载一时之盛也。”(20)至于两人之间的权力争夺，倒是次要的事。
张居正是有明一代的大改革家，他主持大政虽说已是穆宗之后，但隆庆时期却是他积累政治经验，奠定改革基础的关键时期。隆庆元年，张居正以裕王旧属身份升任吏部左待郎兼东宫大学士，以后他的地位就一直稳步上升，张居正有着鲜明的变革思想，早在隆庆二年八月他就在《陈六事疏》中提出了自己的六条改革建议，分别为：一省议论；二振纪纲；三重诏令；四严名实；五固邦本；六饬武备。(21)这六条主张切中时弊，成为他后来推行万历十年大改革的篮本。隆庆时期的阁臣们，除了身体力行为改革谋划外，选拔有才能的人担任地方职务，全力支持合理的改革主张也是他们的一大特点。其中以高、张二人对戚继光整顿边防鼎力相助最为典型。戚事事皆与张商椎，“欲为继光难者”，张“辄徒之去。”(22)应该说戚继光整顿苏镇防务未受到大的梗阻，高、张的保护是至关重要的。因此，苏镇十余年战事宁息，他们也自有一番心血。
隆庆朝锐意改革的官僚群体中，除了以上几位主政大臣外，还包括有许多中下级官吏。例如大力举荐并协助戚继光的谭纶。整饬武备成绩菲然的王崇古，多次上疏力谏的魏时亮，在地方推行赋役改革的海瑞，庞尚鹏等等。他们在各个不同方面的改革举措与阁臣的主张上下呼应，相辅相成，共同促成了良好的改革环境。
以上从君、臣以及两者关系三个角度分析了隆庆朝政的利弊优劣，简言之，改革所需的人力条件至此才基本具备，但是变革之所以势在必行，又是由日益加深的社会危机决定的。因此，在以下诸节将对明王朝面临的各方面矛盾及隆庆时期相应的改革活动进行阐述。
三
北部边患从明初开始就一直威胁着明王朝的安宁。景泰年间，蒙古瓦刺部衰落，鞑靼各部取而代之成为明的最大隐患，他们逐渐进驻河套地区，并且日益强大起来，到嘉靖中期俺答汗统领鞑靼各部，不断袭击延绥大同诸边，明王朝耗尽数百万两军费仍然阻挡不了他们的侵扰抢掠。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俺答汗军队直抵北京城下，软弱的明王朝听任其在城外肆意掠抢八日之久，“捆载而去”(23)却无能为力，此后1554年、1563年北京又两度戒严。隆庆元年，俺答又多次进犯山西，九月他“率众数万，分三道自朔州老营，编头关诸处，长驱入山西，边将不能御，遂攻克奇岚及汾州，破石州“复大掠孝义、介休、平遥、文水、交城、太谷、隰州、男妇死者数万。”(24)与此同时，土蛮部又在苏镇、昌黎等地入犯明朝，京师不得不白日戒严，并且诏令“五城御史体察非常，漕粮集河下者，令巡仓御史督护入城，”(25)可见所谓的九边防御体系并不能真正抵挡蒙古军事势力的进犯，在双方对峙中明军仍然处于相对弱势。
边境不保直接危及到朱明王朝的江山永固，连不关心政事的穆宗皇帝也不免发一些焦虑不安的怨言，隆庆二年春，他们至天寿山时就说：“始知边镇去京师切近如此……今边事久坏无为，朕实心。”(26)的确，边防问题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由于朝廷上下一致重视，主政大臣厉行整饬，隆庆初年的局势很快有了起色，综合这一时期就整顿边防采取的措施，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1)首先对守边将领进行大撤换，改变军队委靡不振的作风，使有才能的将领得以施展。隆庆元年，京师刚刚解除戒严，朝廷立即着手根据在战争中的表现进行赏罚。“逮山西巡抚王维络、总兵官申维岳，苏镇巡抚耿随卿、总兵官李世忠等下狱”，原因是“石州之役，维洛守代州不出，维岳亦畏不敢前，随卿以杀平民充首级，世忠坐援永平不力”(27)他们分别被处以死刑或者削官发配，一次之中处罚如此多的地方高级军事长官，充分表示了朝廷整顿军队的决心，其目的也在于杀一敬百，使诸边守将不敢松懈防务。在严惩的同时，一些治军有方的将领逐步提拔到更重要的位置上，王崇古即是其中之一，他由宁夏巡抚升任兵部待郎，总督陕西、延宁、甘肃军务，专抗河套的蒙古军队，后来的事实证明在处理与俺答汗关系时，王崇古的才智远见发挥不可轻估的作用。在提拔武将的同时，隆庆朝一个尤值赞许的法是授与了武将在其防区范围内决断军务大事的权力，朝廷对他们的牵制也较少。史载“王“崇古奏给四镇旗牌，抚臣得用军法以督战，又指画地图，分授诸大将。”(28)隆庆二年五月，为强化苏镇方面的防御，在浙闽地区抗倭有功的戚继充彼调任都督同知，“总理苏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自总兵以下悉听节制。”(29)通过整顿，从将领到士兵，整个明军临阵畏缩不前的风气大大得以扭转，入犯的蒙古军队遇到坚决抵抗，损伤颇多。隆庆二年十一月，宣府总兵官马芳袭俺答于塞外，两次打败敌军；三年春，“俺答犯弘赐堡，大同总兵官赵岢击却之”，夏四月，“总兵官雷龙袭套寇于塞外，败之”，四年四月，“俺答寇大同、宣府、遂及山西、官军拒却之。”(30)虽说在军事上击败俺答完全消弥边患还不可能，但明军的抵御和出击很大程度上打击了蒙古贵州们的嚣张气焰，为和解创造了条件。(2)抓住和解的有利时机，促成北方形势的大转变。隆庆朝臣上下在关键时刻善于审时度势，充分体现了政治家的战略眼光。隆庆四年十月，俺答汗之孙把汉那吉因祖父夺妻负气向明军投降。消息传至朝廷，引起了激烈争论。受降将领方逢时、王崇古上疏力陈这正是打破双方军事对崎的困境，结束连年战争赢得与鞑靼部的和解的好机会，而“御史饶仁侃、武尚胜，叶梦熊皆言敌情叵测”(31)兵部尚书郭乾不能决。当时主政的高拱、张居正力排众议，支持王崇古的建议，十二月明廷派使者护送把汉那吉回蒙古，“俺答迎于河上，祖孙呜呜相劳苦”。(32)随后俺答即派人向明致谢，表示“愿世为外臣，贡方物。”(33)这就是史家盛誉的“俺答封贡。”从此明蒙边境的形势从战乱对立转入和平互市，俺答封贡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当然实现这个转折也与双方本身就存在和解需要分不开。紧接着隆庆五年二月，王崇古又上《确议封贡事宜疏》，提出具体处理封贡，互市八条建议。俺答受封为顺义王，其仑诸首领也随之纷纷受封为都督同知、指挥同知、千户百户。蒙古诸部“事朝廷甚谨，部下率有掠夺边民者，必罚治之”(34)从此“西塞以宁”，“数千里军民乐业，不用兵革，岁省费什七”，(35)明军因此每年节省下的军费达到六十余万，一定程度上也缓解了朝廷的财政负担，为集中精力着手国内改革创造了条件。(3)重用戚继光及“戚家军”使苏镇方面的防御体系大有起色。戚继光是明代著名的军事家，在嘉靖中后期的抗倭斗争中声名鹊起。为加强北方防线东段的实力，他于隆庆二年调任苏镇。戚继光熟谙治军统军之术，到北方后他创造了马、步、车相结合的战术，“节制精明，器械犀利”使“苏门军客”超过了其它边镇；为加强防御他下令增筑空心敌台，到隆庆五年，台功成，自居庸关至山海关”二千里声势联接，精坚雄壮”，(37)使以经敌兵数犯的苏镇在十几年中“边备修饬，苏门宴然，继之者踵其法，数十年得无事”。(38)戚继光军事成就的取得主要得力于他所创建的“戚家军”，早在嘉靖三十五年，戚继光在浙东组织抗击倭寇，有感于“卫所军久不习战”(39)他决定在“俗称悍”的义乌招募农民、矿夫、训练组织一支新军。“戚家军”的出现反映出明代卫所制度破坏后军制方面已悄然发生变革。明代分设五军都督府（训练卫所军）和兵部（负责调遣军队），每有战事，皇帝从兵部调将统率卫所军，战争结束卫所军又各归其位，将领则把帅印交回皇帝手中。这样的目的在于使得将不领兵，防止武将权势过大拥兵自重。但是，戚家军”在实质上却是一种“家兵”形式，兵士由将领自己训练，它直接听命于戚继光而不是朝廷。隆庆三年，戚继光到苏镇不久就以北军涣散需要用南军作榜样整顿军风，训练北军唯军令是命的理由要求调原“戚家军”到北方，对此隆庆朝廷几乎没经过什么争论就同意了，从而在事实上进一步承认了“戚家军”的领导者是戚继光个人。当然容许这种改革的存在也反映出明王朝军事实力正一步步衰弱，不得不倚助于某些军事将领个人的力量，“戚家军”实际上是明中后期诸“家军”的典型代表。
隆庆朝整顿边防的成果与它历时的时间相比，简直可称为是“神速”奇效了。短短的五年中，我们不能认为明军的实力已发生了突飞猛进的提高，事实上没有体制，财政等诸方面发生根本性变化，这也是不可能实现的。那么成就何以得来？我认为关键在于隆庆时期有了一批重视边防，务实的政治家，又重用了当时最有才能的将领，上下合力才使边防危急及时得以解除。
四
明政府的财政从嘉靖朝就开始出现入不足出，“京边岁用，多者五百万，少者亦三百余万，岁入不能抵岁出之半”。(40)穆宗即位后，令户部盘查内库太仓存银出入数目，尚书马森在报告中讲道：“太仓见存银一百三十五万四千五百六十二两。岁支官军银一百三十五万有奇，边饷二百三十六万有奇，补发年例一百十二万有奇，通计所出须得银五百五十三万有奇。以今岁抵算，仅足三月。京仓见存粮六百七十八万三千一百五十一石，岁支官军月粮二百六十二万一千五百余石，遇闰又加二十二万余石，以今数抵算，仅足二年有余。”(41)可见当时的财政状况是不容乐观的，分析其中的原因大致有三条：一是庞大的军费，官费开支逐年累积成为沉重的负担；二是皇族宗室挥霍浪费不思节俭；三就是贵族地主隐瞒兼并的田地的现象愈演愈烈，使得“小民税存而产去，大户有田而无粮。”(42)国家赋税征收陷入极度混乱和不均的状态之中。应该说这些都已成为国家管理体制中的积弊，非短期的一举一动就可以革除。隆庆时期对此采取过一些改革措施，但实施中倍受阻挠，效果也十分有限，其中较有成效的还是赋役改革。
从明中叶开始，赋役改革就已经在局部地区进行过尝试，如江南、江西、山东等地。随着试行经验的不断积累，改革的重心逐渐集中到清丈土地，均平田粮和推行“一条鞭法”两点上，隆庆时期亦如此。据梁方仲先生所作《明代一条鞭法年表》统计，各地实行“条鞭法”在嘉靖一朝共三十六条，而隆庆六年时间就多达五十五条，反映出这一时期赋税改革在各地是紧锣密鼓，声势也大大超过前朝。见于《明通鉴》的就有以下几处：隆庆元年，庞尚鹏以御史巡抚浙江时，将前人施行的“十段锦法”予以改进，最后行一条鞭法；二年冬，江西刘光济请行一条鞭法；三年，海瑞巡抚应天十府，所至“力行清丈”，颁“一条鞭法”。隆庆时期的一条鞭法，在内容上已与后来张居正改革中在全国实旆的“一条鞭法”基本相同，原则上都是“总括一州县之赋役，置地什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俭募，力差则什工食之费，置为增减，银差则什其交纳之费，加以增耗，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年为一条，皆计亩一征银，折办于官”。(42)毫无疑问，新法采用征收银两代替原来的实物，力役，对商品经济已有所发展的地区具有一定推进作用。值得一提的是，隆庆时期众多地方官吏大行“一条鞭法”，新法走向成熟，完备奠定了必不可缺的基础。
五
《东西洋考》卷七《饷税考》载：“隆庆开元，福建巡抚御史涂泽民请开海禁，准贩东西二洋。”禁海一直是明王朝对外关系中一个既敏感又复杂的问题。从洪武时期朱元璋改行保守的外交路线，下令“禁濒海民不得私自出海”(43)以来既便是成祖积极经营与海外各国政府间往来的“弛禁”时期，民间的海上贸易也一直处于被压制的境地。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是隆庆开禁宣布这一沿循了二百年的“祖制”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同时又把禁而不止的私人海上贸易势力推向一个广阔、自由的活动天地。
隆庆开禁实际上是明廷中“禁海派”和“通海派”几十年论争的结果，到嘉靖期间它又与倭寇问题交织在一起，当时日本国内诸藩混战，无力组织到中国贸易的朝贡船，因此商人们只能“名虽称商，实为寇盗”。(44)而闽浙沿海地区的“奸商滑民”又“以财物役属勇悍倭奴自卫”私互市违禁器物，咸托官豪庇引，有司莫敢谁何。”(45)可见，之所以海禁愈严，贼伙愈盛”(46)在于“贼中皆华人，倭奴直十之一二”(47)实际上所谓的倭寇是以反抗明海禁政策要求自由开展私人贸易的中国沿海商民为主体。海禁既不能杜绝倭寇，反又招致沿海地区富商势家乃至以出海贸易为生的普通百姓转而为寇，其弊也不言自明，隆庆开禁实则是社会形势发展之必然。
民间的海上贸易获得了自由发展，迅速促进了沿海地区商品经济的繁荣，也带来了社会生活风俗文化诸方面的变化，这自是后话。
六
回顾隆庆时期所发生的变革，相对于前朝它初见成效，涉及到的领域也很广；相比于后代，它还缺乏张居正主政万历十年改革的系统性和完整性。然而我认为，它仍然不失为是一个表象矛盾重重，实则暗露转机的时期，在明史研究中隆庆朝的改革理当占据一席之位。
注释：
①(12)《明史·穆宗本纪》
②⑥⑦(13)(14)(19)(25)(27)(28)(29)(30)夏燮：《明通鉴》卷64
③《明史·周弘祖传》
④谈迁：《国榷》卷67
⑤《穆宗实录》卷9
⑧张居正：《张文忠公全集》奏疏1：《诸停取银两疏》
⑨《明史·世宗本纪》
⑩《明史·邓继曾传》卷207
(11)《明史·严嵩传》卷308
(15)《剑桥中国明代史》P557
(16)(17)(18)《明史·徐阶传》卷213
(48)《明史·高拱传》
(20)朱国桢：《皇明大政记》卷36
(21)张居正：《张文忠公全集》奏疏：《陈六事疏》
(23)《明史纪事本未》卷59：《庚戍之变》
(22)(39)《明史·戚继光传》卷212
(26)《穆宗实录》
(31)(35)《明史·王崇古传》卷222
(32)(33)谈迁：《国榷》卷66
(34)《明史·靼鞑传》卷327
(36)(38)《明通鉴》卷64
(40)《明史》（上册P401）（南炳文著）
(41)《明穆宗实录》卷15
(49)《明世宗实录》卷204
(42)《明史·食货志》、《赋税二》
(43)《明太祖实录》卷70
(44)郑舜功：《日本一鉴》
(45)王州：《文集》王世贞
(46)《明经世文编》卷270，唐枢《复胡梅林论处王直》
(47)郑晓《皇明四夷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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