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传承与学校过程：大学本科毕业生的地位获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学本科论文,毕业生论文,地位论文,过程论文,学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58 文献标识号：A 文章编号：2095-1760(2013)03-0005-21
一、问题的提出
在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获得上，始终有两股力量在起作用。一方面，社会结构总是倾向于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不断地进行自我复制，父代的社会经济地位无可避免的对子代的地位获得有着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出于避免社会结构过于固化的功能性需求，社会也始终提供着打破代际结构性桎梏的机制。个人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挣脱代际传承约束，同时，社会也通过教育与其他一些制度来削弱先天条件不平等的影响，以促进机会公平的实现。所以，研究者发展出各种不同的代际流动模型来说明这两股力量在个人地位获得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具体机制。
迄今为止，根据所使用统计工具的不同，代际流动模型已演进到第四代，这四代模型分别用列联表、路径分析、对数线性模型、条件多类别回归模型作为最基本的分析工具。[1]其中，作为第二代流动模型代表的布劳一邓肯模型在各个模型中具有最重要的地位。尽管布劳—邓肯模型是一个足够简约化的模型，但它却为之后的诸多模型奠定了一个最基本的框架。[2]布劳—邓肯模型由5个变量构成，其中父亲的教育程度、父亲的职业为内生变量，子女的教育程度、子女的第一份职业、子女的当前职业为内生变量。以后的诸多模型都是以这5个变量构成的经典模型作为基准模型。从模型的路径图可以看出子女的教育程度和子女的第一份职业是作为中介变量起作用的。所以，布劳—邓肯模型最重要的意义是第一次明确指出在代际流动中，父代的社会经济地位是通过影响子女的教育获得并进一步影响其最初职业这一微观过程实现对子代的地位传递的。基本的布劳—邓肯模型近似于一个逻辑上的全模型，其中教育获得被视作起关键性桥梁作用的中介变量。近几十年来，布劳—邓肯模型先后在几十个国家进行了多次检验，结果发现父代职业对子代职业(包括初职和现职)间的两条直接路径经常不显著，例如，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对布劳—邓肯模型进行检验即是如此。所以，父代的社会经济地位最确定而可靠的作用是影响子女的教育获得，而一个人的教育不仅影响他的第一份职业，而且会间接影响到他一生的职业发展。在社会流动中，教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3][4]
但是，从布劳—邓肯模型提出之初，就出现了对它的批评。布劳—邓肯模型所依赖的数据是一个横截面调查数据，其样本由包含多个不同年龄组的个体构成。不同年代的特殊社会经济形势以及具体的政策会使得模型不能保持稳定性，从而成为误差的一个重要来源。更重要的是，布劳—邓肯模型只显性地解释了代际传承的作用、个人努力的自致作用及其他非传承性因素的作用和误差一起以模型不能解释的部分隐性的存在；同时，布劳—邓肯模型仍然是一个宏观模型，不能够说明在微观层面上教育获得是如何对初职以及终身的职业发展所起的作用。[5]
正是从布劳—邓肯模型的解释力不足这一点出发，由史威尔等人提出的威斯康星模型试图通过引入更多的微观过程层次的变量来提高模型的解释力。威斯康星模型得名于模型所依靠的数据——威斯康星追踪研究(Wisconsin Longitudinal Study，WLS)数据。威斯康星追踪研究是始于1957年对10317名美国威斯康星州高中毕业生以及他们的兄弟姐妹所构成的随机样本的调查，并于1964、1975、1993年对初始样本及其父母以及于1977年、1994年对初始样本的子女进行了追踪调查。威斯康星追踪研究是美国第一项关于美国人青春期的大型追踪调查，它首次提供了完备的包括个人能力、期望以及成就的从青春期开始的直到60多岁的美国人生命历程数据。[6]史威尔在威斯康星研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其中最主要的是他基于研究数据得出了一个对于地位获得更具解释力的模型并直接用研究的名称为模型命名，从而使得一项研究及其数据更具有生命力和影响力。威斯康星模型被称为地位获得的“社会—心理”模型，这个模型引入了微观层次心理的、能力的以及社会关系性的变量来解释个人的地位获得，尽管威斯康星模型一直在调整和修订之中，但模型中相对稳定的变量组包括地位获得和父代的社会经济地位。
1.地位获得。威斯康星模型从教育获得、职业获得、经济收入三个方面来综合测量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相对于布劳—邓肯模型增加了收入这一变量作为地位获得的指标。
2.父代的社会经济地位。不同于布劳—邓肯模型只考虑父亲的作用，威斯康星模型将父、母双方的职业和教育都纳入到代际传承的外生变量之中。
这两组变量是基于布劳—邓肯模型扩展而来的。同时，威斯康星模型新增的变量有：(1)子代的职业期望水平；(2)子代的教育期望水平；(3)重要性他人的影响，这一变量组同时包括父母、老师、同伴群体的职业与教育期望水平；(4)学业表现；(5)心智能力。[7][8][9][10]
威斯康星模型的重要进展在于，它以复杂的路径分析为手段，揭示了父代的社会经济地位是通过新引入的大量社会—心理变量来为中介影响子代的地位获得的，从而弥补了布劳—邓肯模型中缺失的重要环节。[11][12]具体而言，父代的社会经济地位较高，对子女的教育与职业期望水平也会较高，同样也会导致其子代的重要他人(包括老师与同伴)群体对其子代的教育与职业期望水平提高，对子代的心智水平、学业表现也会有影响，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子代职业与教育期望水平，并最终影响子代的教育获得与职业获得。模型中所有作为中介变量的社会—心理变量都是同时反映了代际传承和非传承的自致因素的影响，学业表现、心理能力、老师和同伴群体的影响等变量除了无可避免地受到父母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而具有一定程度的内生性外，同时也具有很强的自致性，从而综合影响个人的教育获得与终生发展。尽管威斯康星模型与布劳—邓肯模型一样同属第二代流动模型，但是它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在于清楚地将教育区分为教育获得与学校过程，它新增的社会—心理变量大多数是用来描述学校过程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教育获得也属于地位获得的一个维度，与职业获得和收入一起共同测量个人的地位获得。[13]所以，威斯康星模型从结构上可分成三组变量，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为外生变量，子代的地位获得(教育、职业、收入)为结果变量，新引入的社会—心理变量为中介变量，而在这些中介变量中，学业表现、老师与同伴群体等与学校过程相关的变量占据重要的地位。[14]
从布劳—邓肯模型以及威斯康星模型可以看出，教育获得在子代的社会经济地位获得中具有至关重要作用，它对个人的职业发展及收入变化的影响是持续而深远的。威斯康星模型中明确地指出，教育获得指的是宏观教育，而学校过程则是属于微观教育过程。无论操作化为受教育年限还是教育等级，宏观教育对于职业与收入发展解释度都是有限的，所以，必须引入反映微观教育过程的变量组。随着社会的发展，各国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纯粹从受教育水平来测量宏观教育的解释力进一步降低，威斯康星模型为了应对这一趋势，就将对教育获得的测量简化为是否接受了大学教育这一二值变量。但是，随着世界各国高等教育逐步由精英教育过渡到大众教育阶段，并进一步向着普及教育阶段迈进，是否能上大学这一传统上最经典的测量教育获得的变量，无论是作为测量地位获得的被解释变量还是作为解释职业与收入的解释变量，在被解释度和解释度上都呈现出下降趋势。[15][16]这并不是意味着教育在地位获得及代际流动过程中的作用降低，而是应进一步扩大教育变量的意涵，真正测量出教育所带来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改变将教育简化为教育等级的做法，而将包括学校过程在内的微观教育变量作为主要的测量手段。
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的研究包括威斯康星模型都是将学校过程作为影响教育获得的自变量来使用的，因此，这些模型中的作为微观教育测量的学校过程指的是大学之前教育的学校过程，而大学阶段的微观学校过程则很少被提及。究其原因，大学之前的学校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为进大学作准备的，所以，能否成功地考上大学，是对大学之前教育的微观过程效果进行测量的一个很好的效标；而对于大学教育过程，由于其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除非是建立一个多指标的测量体系，很难用如职业获得、收入等单一效标进行测量。所以，当我们将作为微观教育过程测量的学校过程变量和作为宏观教育测量的教育获得作为对等的变量同时进入模型时，会发现这两组变量间存在复杂的交互效应：对于那些未能进入大学的人来说，其学校过程的效果能很好被其教育获得来测量；而对那些成功进入大学的人来说，其在大学阶段的学校过程则是与其教育获得相对独立的。而对处于高等教育扩张期，2012年大学毛入学率已达30%的中国来说，考察大学阶段学校过程的效果可能更为急需。为了使研究问题更加明晰，本文将研究的问题孤立化，只将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纳入分析对象，即在代际流动模型中，将教育获得这一变量固定的前提下，考察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和子女在大学本科阶段的学校过程对于其毕业后地位获得的影响。
二、抽样设计与数据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是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与中国人民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联合主持的“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数据。“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与威斯康星调查一样，也是对同一个样本的追踪调查，它是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主持的“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的一个组成部分。从2009年开始的“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作为基年调查，当年采用多阶、分层、不等概率随机抽样设计，以北京市全部公办大学在校本科生的数据库为抽样框，分学校、专业、学生进行三阶抽样。在初级抽样单元层面，全体抽样单元(大学)被分成6个层(子抽样单元)，其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这三所大学由于其特色，被作为三个自代表层；其余的三个层为：教育部直属或者其他部委所属的“211工程”大学，教育部直属或者其他部委所属的非“211工程”大学、北京市属的大学。尽管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的样本所代表的总体只是北京市公立大学及其本科生，但是北京市有着全国最多数量的大学，大学的类型和种类也最齐全，以其作为中国大学和大学生的一个代表，是一种非常经济有效的研究设计。
各阶段具体的抽样情况见表1。需要强调的是，在每个被抽样的专业内抽取20名本科生时，只抽取大学一年级和三年级的学生，这两个年级的学生各10人，所以，最终样本由两个同期群构成，2006级和2008级本科生各占50%。最终，2009年从北京市高校学生学籍数据库中抽取了15所高校、255个专业，共5100名2006级和2008级的大学本科生。这5100名大学生在调查时点上分别为大学一年级学期末和大学三年级学期末，其中2006级学生2536人，2008级学生2564人。以2009年作为基年，当年成功的对这5100名学生中的4771人进行了有效问卷调查，应答率为93.55%；其中2006级学生调查了2298人，应答率为90.62%；2008级学生调查了2473人，应答率为96.45%。在基年调查的基础上，从2010年到2012年，又对这批学生进行了三轮年度追踪调查。2008级的本科生到2012年仍有2237人(基年样本的90.46%)保留在样本中，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严格遵循概率抽样且贯穿中国大学本科教育全过程的追踪样本数据。而2006级的2298名学生(其中有15人由于休学等原因，2009年实为大学二年级)在2010年追访成功了2068人(基年样本的90%)；而在2011年，2006级的学生基本都完成了本科教育，发生了重大的变动，在这种情况下，仍有1926人追访成功(基年样本的83.81%，其中包含在2010年没有追访成功，在2011年又重新找到的139人)。这部分人中，有836人(43.41%)仍然在校读书(包括在国内外读研究生及其很小一部分仍在读本科)，1090人(56.59%)需要进入劳动力市场。本文在分析中所使用的数据就是2006级这一同期群从2009年到2011年三轮调查的数据。在样本中的这批学生在2010年本科毕业，多数进入了劳动力市场，另有一部分继续学习深造，都发生了重大的场域转换，从而使得研究人员有机会从教育产出的角度对大学本科阶段学校过程的效果进行评估。但是，在进行具体的分析前，首先要对样本数据的代表性进行检验。
追踪调查数据在数据的准确性以及构建因果模型方面有着诸多优势，但它的一个潜在问题是，由于无可避免的样本逐年损耗，可能会使得最终样本是一个有偏的样本，从而使得代表性不足，因此，需要检验样本损耗是系统性的还是随机性的。从2009年到2011年，经过三轮调查，样本的追访率达到83.81%，总的来说是很不错的，但是，最关键的是需要检验这丢失的16.19%的学生是否存在系统性的原因。在损耗分析中，具体选择了被访者的性别、学校、专业作为自变量对样本丢失进行检验。在不同的模型中，被访者的学校分别被细分为是否为“211工程”学校的二值变量，学校所属的层(6个层)，分单个学校分析(15所学校)；被访者所属的专业则分别细分为二分法、三分法、七分法。从表2的分析结果中可以看到，在三个逐步细分的模型中，几乎所有的自变量都不显著，唯一需要注意的是在划分最细的模型3中，有一所学校在0.05的水平上显著，但是，代表这所学校的哑变量的回归系数是负的，说明这所学校由于诸多原因，调查执行格外的好，其样本丢失率要显著低于其他学校，而其他学校间的丢失率则不存在明显的差异。所以，可以认为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2006级从2009年到2011年这三轮调查累积样本不存在明显的系统性丢失原因，是对其所推断总体的一个良好代表。
三、分析框架与变量
本文的分析框架是分别考察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大学的学校过程对于大学本科毕业生地位获得的影响。对于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具体用以下变量来测量。
1.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此变量是被访者的主观判定，分上层、中上层、中层、中下层、下层5个等级。
2.父亲、母亲是否是党员。
3.父亲、母亲各自的工作单位类型。具体分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非国有企事业单位、自雇佣、务农、无业6种情况。
4.父亲、母亲各自的职业类型。分成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一般办事人员、工人、农民、无业6种情况。
5.父亲、母亲各自的受教育程度。分未受过正式教育、小学、初中、高中/职高/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及以上6个等级。
而对大学本科阶段学校过程的测量，则从学业表现、社会活动、心理状况三个方面来考察，而这三个方面则又分别由多个变量来测量。
1.学业表现。这一个维度由两个变量来测量。
(1)毕业时学分绩点为所在班级的前百分之几。
(2)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成绩。
2.社会活动。这一个维度由四个变量来测量。
(1)是否是党员。
(2)是否担任过学生干部。
(3)是否从事过校外兼职。
(4)大学期间与他人人际交往的密切程度。此变量为一个复合变量，综合了大学期间与同学、老师、社团、院系领导交往的密切程度。
3.心理状况。这一个维度由三个变量来测量。
(1)心理健康。此变量借助于DASS量表[17]，分别测量了抑郁、焦虑、压力指数，将这三个指数各轮测量的得分相加，然后通过因子分析得到一个因子得分，作为心理健康水平的测量指标。这是一个负向指标，得分越高，说明心理健康水平越低。
(2)主观健康自评。
(3)主观幸福感。
除了父母社会经济地位及学校过程两组变量以外，本文的分析框架中还有一组被访者先天被赋予的或者是其在大学就读期间很难改变的，对其具有结构性制约作用的变量。这一组变量由五个二分变量构成，具体为：
1.性别。
2.来自于农村还是城市家庭。
3.是否北京生源。这一点对于在北京的大学生们具有特殊的意义。
4.学校是否是“211工程”学校。
5.专业。专业被划分为人文社科和理工科两大类。
以上三组变量在本文的分析框架中是解释变量，其中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和结构性制约变量是外生变量，学校过程变量则是内生变量，会受到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和结构性制约变量的影响，而这三组变量共同对大学本科毕业生的地位获得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对于大学本科毕业生地位获得的测量则相对要复杂得多。首先，2006年的调查对象在大学本科毕业后有836人(43.41%)选择了在国内或国外读研究生继续深造，这意味着更高级别的教育获得，但是，这在职业和收入上意味着什么，至少在这一批研究生毕业进入劳动力市场前，都无从谈起。余下的1090人(56.59%)则面临着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选择，其中有1003人(92.02%)有过工作经历，另有87人(7.98%)由于各种原因从来没有工作过。本文分析的重点在于这些有过工作经历的大学本科毕业生们的第一份工作的情况，这是他们地位获得的起点。以初职为切入点考察地位获得，最常用的方法是考察第一份工作的月收入。[18]数据显示，大学本科毕业生的第一份工作在一年内的平均月收入的均值为3746元，标准差为2863元，中位数为3000元。
但是，仅从一个单一指标很难准确而全面地评估一份工作的好坏，因此，第二种可行的方法是通过多个指标建立一个测量模型，来综合对工作进行评估。就本文而言，选择了四个指标对大学本科毕业生的第一份工作来进行综合评估。
1.第一份工作的平均月收入。这个指标被设定为测量模型的参照指标，它对潜变量的负荷被固定为1。
2.对第一份工作发展前景的预期。这是一个主观指标，分5段式计分。
3.第一份工作享有的社会保障和福利类型数总合。这一变量从一项社会保障和福利都不享受，到享有列举出的全部8种社会保障和福利，众数为享有4种社会保障和福利(22.93%)。
4.对第一份工作的满意度。这也是一个主观指标，分5段式计分。
从图1的结果可以看出，由这四个指标所构造的对第一份工作进行评估的测量模型拟合得非常好，各条路径的负荷都在0.3以上，尤其是在自由度为5的情况下，卡方值等于6.189，其临界P值为0.288，完全不显著，这说明模型对样本数据拟合得非常完美，这在验证性因子分析中是难得一见的。同时，RMSEA、AIC、BIC、CFI以及TLI统计量都很理想，由之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测量模型。在测量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估计出一个因子得分，作为对潜变量的估计值，以之作为对大学本科毕业生第一份工作进行综合评价的测度。在本文的分析中，同时采用了收入和综合评价两种方法对第一份工作在位获得的角度进行测量。
图1 评估第一份工作的测量模型
四、数据分析
(一)在国内外读研究生的影响因素
大学生本科毕业后面临两种出路，一是在国内或境外读研究生进一步深造，二是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在经2009年到2011年三轮访问成功的1926人2006级大学生中，有1355人(70.35%)在2009年大学三年级时表示有在国内外读研究生的意愿；而在2010年大学四年级时，他们中有1209人(62.77%)通过参加国内研究生考试、向国外学校申请读研究生，或者是各种渠道的免试推荐读研究生的形式采取过争取在国内外读研究生的实际努力；而有894人(46.42%)被录取，录取率73.95%；最终，在2011年，他们中有836人(43.41%)在国内外读研究生，占已录取人数的93.51%。在国内外读研究生意味着更高的教育获得，也进一步意味着将来在劳动力市场上更高的收入回报，更高层次与声望的职业获得和发展轨迹，对大多数大学生来说是在本科毕业后具有稀缺性的优选路径。以在2011年最终是否在国内外读研究生作为因变量，从个人、学校、专业的结构性制约因素，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大学本科期间的学校过程三个方面作为自变量着手进行分析，从表3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以伪
的值为依据，这三个方面中，学校过程对于是否读研的影响最大，其次为结构性因素，而父母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最小。
具体地说，在学校过程中，对是否读研究生有着显著影响的是大学生在本科阶段的学业表现和社会活动，而他们的心理状况对于是否读研究生则无显著的影响。在学业表现上，大学生在班上的成绩排前百分之几和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成绩都对是否读研究生影响显著，即学业表现越好，越有可能读研究生。而在社会活动中，是否是党员与是否在校外兼职对于读研究生影响显著，其中党员身份对于是否读研究生的影响是正向的，这主要是因为，能否入党对于大学生来说是其在政治、社会活动以至学习成绩方面表现的一个综合反映，其在实质上与学业表现有着重要关系。而是否有过校外兼职经历对于读研究生则呈负向效应，即有过校外兼职经历会降低读研究生的可能性。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校外兼职有助于帮助大学生找到工作，从而对读研究生产生替代作用；二是可以把在校外兼职行为作为其职业期望的一个测量，有校外兼职行为说明其即时的职业期望高从而降低了教育期望。总的来说，学校过程对于是否读研究生影响巨大，只包含学校过程变量的模型3的解释度最大，模型的伪达到0.216。需要强调的是，在整个解释框架中，学校过程是具有内生性的，它可能受到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以及结构性制约因素的影响。
结构性制约因素对于是否读研究生的解释度也很强，只包含结构性制约因素变量的模型1的伪达到了0.11。模型中包含了五个结构制约变量：性别、城市或农村生源、是否北京生源、学校是否是“211工程”学校以及所学专业，其中学校、专业、北京生源这三个变量无论是在只包括结构性变量的模型(模型1)还是全模型(模型4)中对读研究生的影响都是非常显著的，即“211工程”学校毕业的本科生读研究生的概率更高，理工科专业学生读研究生的概率更高，北京生源读研究生的概率则更低；而性别和生源这两个变量只分别在一个模型中显著，即女性读研究生的概率要低，以及城市生源读研究生的概率要高。就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而言，其对子女大学本科毕业后是否读研究生的影响微弱，只包含父母社会经济地位的模型2的伪只有0.052，而在诸多父母社会经济变量中，只有父亲的教育程度对子女读研究生有着稳定的显著正向效应，这同布劳—邓肯模型的结论是一致的。
(二)学校过程的影响因素
在整个模型解释框架的设定中，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和结构性制约因素都是外生性的，而学校过程则是内生性的，它可能受到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以及结构性制约因素的影响。选择学校过程变量中对于读研究生有着显著效应的四个变量即成绩在班上位于前百分之几、英语四级成绩、是否党员、是否校外兼职作为因变量，检验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和结构性制约因素对它们的影响，从表4的结果可以看出，在学校过程变量中，只有学业表现中的大学英语四级成绩受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和结构性制约因素的影响最大，模型的达到了0.233；其他三个变量的解释模型的或伪都不到0.1。总的来说，结构性制约因素的影响要大于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具体而言，结构性制约因素中，性别对所有变量的影响都是显著的，女性在班上的排名更靠前，四级成绩更好，入党的概率更高，更有可能在校外兼职；而北京生源的影响效应正好相反，北京生源在班上的排名更靠后，四级成绩要差，入党的概率要低；所以，女性、外地生源在大学本科的学校过程中的表现要好得多。同时，对于英语四级成绩这个全局标准化的学业表现的测量指标而言，学校的类别对其影响也是非常显著的，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211工程”学校的英语四级成绩平均要比非“211工程”学校高39.87分。就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来说，其对学校过程的影响集中体现在英语四级成绩上，主要是通过父母的教育程度来实现的，即父母的教育程度都对英语四级成绩呈正向效应，且父亲的影响要强过母亲的影响；而父母是否党员、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单位类型、职业则基本对学业表现、社会活动等学校过程诸方面没有显著影响。
(三)第一份工作的影响因素
对于那些本科毕业后在国内外读研究生的人而言，他们只是有了更高的教育获得，而其最终的地位获得仍处在悬而未决的状态。而大学生在本科毕业后多数都是处在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风险中，就本文所分析的数据来说，有1090人(56.59%)面临着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选择，其中有87人(7.98%)由于各种原因在毕业一年内的时间内从来没有工作过，这些人没工作的原因复杂多样，有的是在准备国内考研或出国，有的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有的则是不想工作，加上样本量不够大，所以这一部分人不纳入本文的进一步分析中。而余下的1003人(92.02%)则有过工作经历，其中有206人(19.94%)在毕业后一年内已经有了不止一次工作经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这1003人的第一份工作的情况是本文分析的重点。
评价一份工作的好坏，收入往往是第一考虑的内容。在结构性制约因素、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学校过程这三方面因素中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对于子女在本科毕业后第一份工作的平均月收入没有影响，从表5的结果可以看出，测量父母社会经济地位的各变量对于第一份工作平均月收入的回归系数没有一个是显著的。而测量学校过程的诸变量中，只有用来测量学业表现且具有全局标准化水平的英语四级成绩在只包括学校过程变量的模型(模型3)和全模型(模型4)中保持稳定的显著正向效应，而另一个反映社会活动的变量人际交往密切程度在只包含学校过程变量的模型3中于0.05的水平上正向效应显著，在全模型(模型4)中则显著性消失了，其他测量学校过程的变量则完全不显著。结构性制约因素中，性别和是否“211工程”学校这两个变量保持着稳定的显著性，从全模型(模型4)中的结果可以看出，在其他条件等同的情况下，女性本科毕业后的平均月收入要比男性低871.7元；同样，在固定其他变量的情况下，“211工程”学校本科毕业生的平均月收入比非“211工程”学校的高822.5元。
评价一份工作的好坏，仅从收入的角度是远远不够的。如前面详述，本文在分析中除了收入以外，还引入了这份工作所附带的社会保障与福利这个客观指标，加上对工作发展前景的预期以及对工作的满意度这两个主观指标，构造了一个拟合度非常好的复合潜变量，作为对大学本科毕业生第一份工作的综合评价指标。表5的结果显示，与对收入的影响一样，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对于子女能否获得一份更好的工作并无显著影响，用来测量父母社会经济地位的所有变量在模型中都不显著；同样，测量学校过程的诸变量中，英语四级成绩在只包括学校过程变量的模型(模型7)和全模型(模型8)中保持稳定的显著正向效应，人际交往密切程度在只包含学校过程变量的模型7中于0.01的水平上正向效应显著，在全模型(模型8)中则显著性消失。有所不同的是，多出来一个用来测量学校过程中心理状况的变量——主观幸福感，它对获得一份更好的工作有着稳定的显著正向效应。这说明，在对第一份工作从多个方面进行综合评价并建立解释模型的情况下，大学生在其本科阶段学校过程的三个方面：学业表现、社会活动、心理状况对于其能否获得一份更好的初职都有着显著的影响。而在结构性制约因素方面，同样，性别有着显著的负向效应，是否“211工程”学校有着显著且稳定的正向效应。
五、发现与讨论
在代内与代际流动模型中，教育获得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一个中介变量。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中国同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大学的毛入学率不断升高，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阶段向着普及教育阶段迈进，这就使得能否获得大学教育这个对教育获得最经典的测量指标的解释度逐渐下降，从而需要在高等教育内部作进一步细分，从高等教育的内容和质量以及其他微观角度进行测量，对个人的地位获得进行解释，这是本文分析的出发点。在大多数现代社会的系统设置中，教育都在一定程度上起着调节社会流动的功能。在保证大多数人公平受教育机会的前提下，教育相对不受先赋条件的制约，增加受教育者的人力资本，以求拉平先赋因素所导致的财富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不平等，所以，教育对于社会结构在宏观层面上的自我复制起着消减的作用。需要明确加以区分的是，对于更高层次的、优质的教育资源来说，由于其稀缺性，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与群体间会出现获取机会的不平等，这种现象的存在和对它的调节，在很大程度上是更大范围内社会制度的内容，单从教育制度本身，只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但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它；但是，微观教育制度及其过程需要过滤或者衰减掉诸如代际传承等外部宏观社会结构性因素的作用，而不是传递甚至放大已有的不平等，即所谓的“教育改变命运”。高等教育作为教育体系的最高阶段，在这一点上尤其重要。
对于当前的中国社会以及教育，似乎是存在着一种直观性的判断，即社会结构的固化效应越来越明显，代际传承的作用日益加强，社会流动的通道变窄，教育推动社会流动的功能趋弱，要找一个好工作，学习再好再努力也没用，还得要“拼爹”，这样的例子可信手拈来。而本文的分析结果似乎是与这种直观性的判断相违背，对于接受了大学本科教育的毕业生们来说，读研究生继续深造是多数人的选择，因为这意味着更高的教育获得，会对他们今后的收入及职业获得产生积极的影响。在影响研究生等级的教育获得的影响因素上，代际传承、学校过程、结构性制度因素都有显著的影响，但其中学校过程的影响最大，代际传承(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最小，结构性制约因素居中。学校过程因素中，学业表现和在校期间的社会活动对于研究生教育的获得都有稳定而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代际传承因素中，只有父亲的教育程度有着稳定的正向影响。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按照对布劳—邓肯模型的解释，代际传承的因素主要通过教育和职业两个方面起作用，在模型中，职业的影响越大，说明社会阶层的固化效应越明显；而教育的作用越明显，则社会流动模型更加开放；一个教育作用显著，职业作用不显著的模型，其流动的结构性壁垒相对较少，在这种情况下，父代的教育主要通过提升子代的文化资本和教育获得期望来促进其教育获得。而在结构性制约因素中，性别、城乡、是否北京生源、是否“211工程”学校、专业都对研究生教育的获得有着显著的影响，这些变量在模型中都是外生变量，反映了在社会中除了社会等级和阶层差异所导致的不平等外，其他的结构性不平等因素都会对教育获得的不平等起作用。
研究生教育的获得只是一种中间状态，其最终还要通过进入劳动力市场后的收入或职业来完成地位获得的全过程，所以，本文进一步的分析着眼于占多数的学生在本科毕业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第一份工作的情况，无论单独以收入测量还是通过多个变量形成复合指标对第一份工作进行测量来建立因果模型，模型中学校过程的影响因素仍然稳定且最大，其中学业表现尤其是大学英语四级成绩这个全局标准化测量指标的影响显著和稳定，而学校过程的另外两个方面——社会活动与心理状况也有一定的影响；结构性制约因素的影响效果其次，主要起作用的是性别、城乡、是否“211工程”学校这三个变量；而代际传承(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则变得不显著。这说明，大学毕业生能否找到一份好的工作，在校期间的学习成绩和其他活动与表现最重要，性别、学校好坏以及城乡家庭背景也有影响，而父母在找工作中的作用并不如感觉上那么重要。
所以，无论是从教育获得还是职业获得来对大学本科毕业生的地位获得进行测量，学校过程都是最重要的一个变量。在本文的分析框架中，学校过程是一个具有内生性的中介变量，它会受到代际传承(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和结构性制约因素的影响。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除了大学英语四级成绩这个全局标准化的对大学阶段学业表现有着良好信度和效度的测量指标以外，学校过程的其他变量受结构性制约因素和代际传承因素的解释度较小，这说明学校过程中绝大部分都是学生自致因素的结果，受先天的结构性制约较少，这也说明了教育发挥促进社会流动的功能过程中最重要的机制所在。而在学校过程中唯一显著的学业表现因素在代际传承方面主要受父母的教育水平影响，在结构性因素方面主要受性别和学校好坏的影响。
依据本文的整体分析框架，并以落实到大学毕业生最终的社会经济地位获得为立脚点，如图2所示，本文的分析结果揭示出，在大学本科毕业生的地位获得中，结构性制约因素与学校过程因素对于其最终的社会经济地位获得都有直接地影响，而学校过程因素也同时受到结构性制约因素和代际传承因素(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的直接影响，所以学校过程因素在大学本科毕业生的地位获得模型中是一个起着关键性作用的中介变量。但是，代际传承因素(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对于大学本科毕业生最终的社会经济地位获得并无直接影响作用，它只能通过直接的影响学校过程，学校过程再影响大学本科毕业生最终的社会经济地位获得这条路径间接地起作用。
图2 大学本科毕业生的社会经济地位获得模型
按照本文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至少是在高等教育阶段，中国的教育体系一定程度上成功地阻断了代际传承因素对于地位获得的直接影响，以学校过程尤其是其中的学业表现作为地位获得的关键，成功地发挥了教育消减社会阶层固化效应，促进社会流动的功能。但是，也应该清醒地意识到，一些结构性制约因素，尤其是学校的等级(是否“211工程”学校)直接地或通过学校过程间接地影响着大学毕业生的社会经济地位获得。在高等教育持续发展的中国，更优质大学教育的获得(学校是否是“211工程”学校)同大学入学机会一样，在社会不同阶级阶层群体间呈现出显著的机会不平等，这种先天或结构上的不平等侵入教育的微观过程，会从反方向上削弱教育促进流动与社会开放的功能，如何有效地抑制这种不平等及其作用，是中国当前的教育发展值得深切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