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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小说陷入了僵局！英国文坛巨人雷蒙德·威廉斯（1921—1988 ）曾经发出过这样的警告。 他是在《漫长的革命》（The
LongRevolution，1961 ）一书的第7 章“现实主义和当代小说”（Realismand the Contemporary Novel）中发出上述呼声的。他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惊世骇俗，而是为了阐明他的现实主义小说理论。
威廉斯所说的僵局，指的是“现代小说形式上的一种空白；这一空白使得小说无法表达人类的某种生活经验”。〔1〕从上下文来看， 所谓“某种生活经验”其实是人类的“全部生活方式”。〔2 〕简而言之，威廉斯认为现存的小说形式根本无法反映当代社会的全部生活。那么，现存的是怎样一些小说形式呢？它们为什么不能表现人类的全部生活经验呢？
按照威廉斯的观点，当代西方小说的形式可以被归纳为两大类：社会小说（the social novel）和个人小说（the personal novel）。这两类小说刚好代表了两个极端——前者只注重社会，而后者只着眼于个人：
在社会小说中可以找到对大众生活——即对总体——的精确观察和描述，而在个人小说中则可以找到对个人——即对个体——的精确观察和描述。然而，这两类小说都失之偏颇，因为生活方式既不仅仅意味着总体方式，也不仅仅意味着个体方式，而是两者融会贯通的全过程。”〔3〕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顾此失彼的现象呢？威廉斯认为，问题在于现实主义传统的丢失。 我们知道， 虽然“现实主义”一词的首次公开使用是在1835年，但是作为“小说形式的最原始特征”的现实主义题材以及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早在18世纪就非常流行。正如伊恩·瓦特（Ian Watt）在《小说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Novel）一书中指出的那样， “18世纪英国的小说家们，连同法国的伏尔泰、斯卡隆和勒萨日，都被认为是现实主义传统的登峰造极”。〔4〕跟瓦特一样， 威廉斯也认为现实主义小说在18世纪就已成熟，因为当时的小说已经表现出“对个人和社会之间关系的一种特殊理解”，而“只有伴随着对个人和社会之间关系认识的深化，小说这一形式才能够真正地成熟”。〔5 〕跟瓦特不同的是，威廉斯认为现实主义小说的最高典范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乔治·艾略特的《米德尔马契》（Middlemarch，1871—1872 ）和劳伦斯的《虹》。这些小说之所以堪称典范，是因为它们的作者身体力行了这样一种现实主义小说观，即“小说通过描绘个人的特性来创造并判断人类全部生活方式的特性”。〔6〕不幸的是， 这一现实主义小说观在20世纪被丢弃了。在威廉斯看来，除了劳伦斯以外，20世纪已经不再有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小说家了。就连象阿诺德·贝内特（ArnoldBennett，1867—1931）、赫·乔·威尔斯（H.G.Wells，1866—1946）和约翰·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 ）这样一些被划入现实主义范畴的小说家也够不上威廉斯界定的现实主义标准。用威廉斯的话说：“象贝内特这样的作家……对商店、私人客厅或车站的候车室不厌其烦地进行盘存式的描述。这些描述可以被用作行动的要素，但是它们并不是现实主义的精髓。”〔7 〕威廉斯还批评贝内特等人的小说：“在这类装备齐全的小说里，一切东西应有尽有，可恰恰少了活生生的个人的生活。”〔8〕
威廉斯的上述观点使人想起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类似看法。后者在《现代小说》一文中把贝内特、威尔斯和高尔斯华绥等人描述成下面这种类型的作家：
作家似乎是被逼着——不是被他自己的自由意志，而是被某个奴役他的强大专横的暴君逼着——去提供故事情节，提供喜剧、悲剧、爱情穿插，提供一副真象那么回事的外表，象得足以保证一切都无懈可击，以致他所写的人物倘若真的活了，就会发觉自己已经穿戴整齐，连外衣的每个纽扣都符合当时的时装式样。暴君的意旨业已照办；小说烹制得恰到火候。但是，看着一页页书都按多年习见的方式填满，我们有时候（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愈经常地）也产生一刹那间的怀疑，一阵反抗的情绪。生活果真如此吗？〔9〕
伍尔夫的回答显然是否定的。她认为贝内特等人有着“捕捉生活的良好技术装备”，然而结果还是“让生活逃掉了”。〔10〕怎样才能不让生活逃掉呢？伍尔夫主张小说家转向“内心”，转向“接受着千千万万个印象”的“普通人的头脑”。〔11〕她强调，“生活并不是一连串左右对称的马车车灯，生活是一圈光晕，一个始终包围着我们意识的半透明层”，而小说家的任务正是要“传达这变化万端的，这尚欠认识尚欠探讨的根本精神”。〔12〕事实上，伍尔夫的小说创作实践也贯彻了这一思想——她确实做到了象她自己所说的那样，“在那万千微尘纷坠心田的时候，按照落下的顺序把它们记录下来”。〔13〕然而，其结果又怎样呢？威廉斯的看法是，伍尔夫的小说跟贝内特的小说同样糟糕。虽然威廉斯对贝内特等人的批评跟伍尔夫的观点如出一辙，但是他对后者的正面主张却不屑一顾。在威廉斯看来，伍尔夫对贝内特等人的反应过了头，因此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她的作品正好代表了前面所说的“个人小说”。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威廉斯用《海浪》作了例子：
在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海浪》中，所有的家具，甚至连人的血肉之躯，都被扔到了窗外。我们只看到情感在无形中周旋，只听到声音在空中盘旋——这同样是一种带有破坏性的失衡现象。〔14〕
在上面这段话中，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失衡”一词。威廉斯认为现实主义小说最重要的成就在于取得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平衡。他对乔治·艾略特和托尔斯泰的小说大加赞赏的原因也正在于此：
这类小说评判了人类的全部生活方式，呈现了广阔的社会图景——这一社会比它的任何成员都大得多，与此同时，这类小说又评判了人类个体——虽然这些个体从属于社会，受到社会的影响，并且常常被用来界定整个社会的生活方式，但是他们本身又绝对具有存在理由。社会也好，个人也好，都不能单独构成优先考虑的理由。社会并不仅仅是研究个人关系所需要的背景；反之，个人也不仅仅是社会生活方式的某些方面的例证。〔15〕
威廉斯的意思很明白：社会和个人不能截然分开；偏废其中任何一方都是对现实主义精神的阉割。然而，威廉斯在20世纪看到的恰恰是这样的情形：现实主义小说已经两极分化成上文所说的社会小说和个人小说。为了更加全面地概括当代小说的实际状况，威廉斯又把社会小说和个人小说细分为4种类型，即文献式社会小说（the documentary socialnovel）程式化社会小说（the formula social novel）、文献式个人小说（the documentary personal novel）和程式化个人小说（the f-ormula personal novel）。
在文献式社会小说中，“社会描述功能其实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16〕威廉斯承认，这类小说有时在人物刻画方面也颇费功夫，但是它们的重心明显地偏向了大众生活的一般特征或某个社会的总体特征。威廉斯还承认，这类小说有其自身的价值，因为一部好的社会文献通常能激发人的兴趣。他因此主张“这类小说应该继续有人创作，而且应该尽可能多地反映不同社会场景”。〔17〕不过，威廉斯提醒大家要清醒地认识到这类作品的严重缺陷：“它们的人物首先是矿工、学者和士兵，是一般生活方式的图解，而不是象我强调的那样——人物本身就足以引起极大的兴趣，而同时又被视为整个生活的一部分。”〔18〕
程式化社会小说是社会小说的另一种亚模式。它和文献式社会小说的不同点在于后者侧重对社会的描述，而前者则致力于寻找有关社会的公式或模式：“从人类社会的总体经验中抽象出某个特殊的模式，然后再根据这一模式创造出一个社会。”〔19〕威廉斯认为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赫胥黎（Aldous Huxley，1894—1963 ）的《美妙的新世界》和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的《1984年》。 戈尔丁的《蝇王》和《继承人》也被认为是典型的程式化社会小说。初看上去，这类小说似乎符合了威廉斯的现实主义标准，因为它们的构思基本上都围绕着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通常是品行端正的个人或代表正义的小团体跟邪恶的社会之间形成的对抗性关系。然而，威廉斯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类小说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张力“放在了一个预先选择好了的模式里，因而与其说小说家按照事物发展的逻辑对这种张力进行了探索，不如说小说家一味地沉溺于说明预先设置好的模式”。〔20〕威廉斯进一步指出：“我们的程式化小说以生动的社会情感为对象，因此它们具有生动性，但是它们明显地忽视了实实在在的社会以及与之相应的实实在在的个人。它们所反映的普通生活只是一种抽象，而个人的生活则是按照各自在有关模式中的功能来限定的。”〔21〕
文献式个人小说以描写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见长。威廉斯觉得这类小说“往往象是现实主义小说的一部分”，因为它们对个人的描写确实维妙维肖。〔22〕遗憾的是，社会在这类小说里变成了“高度个人化的背景”——社会的存在只是为了衬托或框定个人的肖像，而不再是符合实情的实体。〔23〕威廉斯用福斯特和格林作例子说明了这类小说的一般特征：“福斯特的《印度之行》……仍然明显地带有昔日传统中个人和社会相平衡的那种特征的痕迹，但是以高标准来判断，它只能属于裂变后的小说范畴。这是因为该小说中的印度社会是对现实社会加以浪漫化的产物，是从属于某些人物个人需求的东西……格雷厄姆·格林的例子也很明显：他的布赖顿城、西非、墨西哥和印度支那并不反映当地社会的真实生活方式，而只是反映他笔下人物的个人需求以及他自己的感情模式。”〔24〕
程式化个人小说跟程式化社会小说不无相似之处：两者的前提都是从经验总体抽象出某种模式。所不同的是，这回按照模式创造出来的不是社会，而是个人。威廉斯把乔伊斯的《青年艺术家的肖像》和《尤利西斯》、艾米斯（Kingsley Amis ）的《那种不安的感情》、 卡里（Joyce Cary）的《马嘴》（The Horse's Mouth）、韦恩（John Wain）的《生活在当今》以及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等统统归在了这一类小说中。一般说来，这类小说把整个世界都维系在一个人的感官之上（《尤利西斯》通过三个人的感官来反映世界，可是其基本手法并无太大的差异）。威廉斯承认，这类小说也有长处，即比较适合反映强烈的个人情感，然而它们多多少少都犯有重个人、轻社会的毛病——即使象《尤利西斯》这样的巨著也有失平衡。尤其让威廉斯担忧的是，程式化个人小说在《尤利西斯》之后有进一步退化的趋势，变成了一种“完全把社会现实排除在外”的形式。〔25〕
在分析了以上4种类型的当代小说之后， 威廉斯进一步指出它们已经完全取代了昔日的现实主义传统。这种“畸形”对“健全”的替代给威廉斯带来了深刻的危机感。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危机呢？是小说家们任性固执、存心跟现实主义传统对着干吗？威廉斯认为原因不那么简单：
现实主义小说显然需要一个名符其实的社区；在这样一个社区中，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不光是依靠某种单一的纽带来维系的——不光是工作关系，不光是朋友关系，也不光是家庭关系，而是依靠许多错综复杂的纽带得以维持的。〔26〕
威廉斯接着指出，在20世纪要找到这样一种社区实在是太难了。在产生《米德尔马契》的时代，人与人之间多种关系犬牙交错的状况可以比较稳定地保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可是当代西方社会的人际关系往往是单一的，暂时的，断断续续的。因此，小说世界的危机其实反映了社会危机：在社会剧烈动荡的年代里，小说家转向内心世界，转向个人感受，这本来也是合情合理的。然而，威廉斯认为问题出在对个人的重视超出了应有的度，几乎快成了当代小说的全部内容，这就把小说推入了本文开头所说的“僵局”。
怎样才能打破上述僵局呢？当时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既然当代小说的危机由社会危机所致，那么只有等到社会改变以后小说才能走出困境。威廉斯不同意这样的观点。他强调，社会和个人的格格不入只反映了现实的一个侧面，而另一个为小说家们所忽视的侧面是人们正在为建立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和谐关系而斗争：
我们时代的真正富有创造性的行为是人们为一种健全的关系所进行的斗争；我们有可能把这种关系既看成个人关系，又看成社会关系。〔27〕正因为如此，威廉斯否定了那种消极等待的主张，而是强调积极地寻找打破僵局的办法。他不无道理地提出：“重新界定现实主义可能是打破僵局的好办法。”〔28〕这种新的现实主义又是怎样的呢？威廉斯认为它应该意味着一种“高度的整合”，即“思想和情感、个人和社区以及变动因素和稳定因素相互渗透的生动境界”。〔29〕威廉斯还指出，这种高度整合的境界不是光凭意志就能达到的：
如果这一境界真的来临，它必定是一种创造性的发现，而且很可能只有依靠现实主义小说的结构和要旨才能把它记录下来。”〔30〕
值得重视的是，威廉斯强调他的“新现实主义”是一种“发现”（discovery），而不是“恢复”（recovery）。 威廉斯的可贵之处也正在于此——他没有把现实主义看成一种僵死的、一成不变的东西。虽然他对以艾略特等人为代表的传统现实主义誉不绝口，但是他不主张简单而机械地恢复原有的现实主义传统。在他看来，新的现实主义不但要吸收传统现实主义的精华，而且要“包括个人现实主义——后者是20世纪的主要成就——的成果”。〔31〕威廉斯这里所说的“个人现实主义”其实是现代主义。他认为现代主义的主要功绩是给了个人的主观感受以应有的地位，而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则过分依赖自然观察的理论，过分强调简单的录制，因而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在对传统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合理成分加以兼收并蓄之后，威廉斯提出了他的新现实观：“用我们的话来说，现实是人类通过工作和语言使之变得普通的东西。”〔32〕他又说：“现实是人们通过共同努力而不断建立起来的，而小说艺术正是这一过程的最高形式之一。”〔33〕威廉斯的这两段话有两个基本含义：其一，现实是变动不居的，然而又是可以不断加以认识的；其二，对现实的把握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流——威氏所说的“工作”、“语言”和“共同努力”其实都隐含着“交际”的意思。
最后还须特别指出，威廉斯的新现实主义观给了语言以足够的重视。传统的现实主义确实缺乏一种元意识，即对符号本身的干预作用缺乏深刻的理解。正如巴尔特等人曾经批评的那样，传统的现实主义抹杀了自己作为符号的身份，以造成我们在没有符号干预的情况下也能体察现实的错觉。作为“反映”、“表达”或“重现”的符号，它否定了语言的创造性特点：它不承认我们之所以有一个“世界”是因为我们有语言来表示它，也不承认我们称之为“真实”的东西同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各种可变的意义结构是密不可分的。〔34〕
虽然威廉斯没有象巴尔特等人那样明确提出“语言创造现实”的观点，但是他的新现实主义小说观其实隐含着对语言的创造性功能的肯定。同时，他并没有象解构主义者那样跌入“唯语言化”的漩涡，而是把语言和人们在现实世界中实实在在的劳动（即上文所说的“工作”）辩证地结合了起来。仅凭这一点，威廉斯的新现实主义小说观就可圈可点。
注释：
〔1〕Raymond Williams,"Realism and the Contemporary Novel",20th Century Literary Criticism,ed.David Lodge (London,1972),p.584.
〔2〕同上，p.585.
〔3〕同上。
〔4〕参考高原、董红钧的中译本（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3页。
〔5〕Raymond Williams,"Realism and the Contemporary Novel",20th Century Literary Criticism,ed.David Lodge (London,1972),p.584.
〔6〕同上。
〔7〕同上，p.585。
〔8〕同上。
〔9〕《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53页。
〔10〕同上，第152页。
〔11〕同上，第153页。
〔12〕同上。
〔13〕同上，第154页。
〔14〕Raymond Willianms,"Realism and the Contemporary No-vel",20th Century Literary Criticism,ed.David Lodgen(London,1972),p.585.
〔15〕同上，p.584。
〔16〕同上，p.585。
〔17〕同上。
〔18〕同上。
〔19〕同上。
〔20〕同上，p.586。
〔21〕同上。
〔22〕同上。
〔23〕同上。
〔24〕同上。
〔25〕同上，p.589。
〔26〕同上。
〔27〕同上，p.590。
〔28〕同上。
〔29〕同上。
〔30〕同上。
〔31〕同67页注〔6〕。
〔32〕同上。
〔33〕同上，p.591。
〔34〕Terry Eagleton,Literary Thevry:An Introd uction (London,1983),p.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