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与黑》到《红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红黑论文,红与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28年7月，胡也频应国民党机关党报《中央日报》主笔彭学沛之聘，主编《中央日报·红与黑》文艺副刊（丁玲、沈从文在旁给予一定“携助”）[1]，并与沈从文、丁玲积极筹备红黑出版社及《红黑》《人间》月刊的出版计划。翌年1月10日《红黑》月刊、1月20日《人间》月刊由红黑出版社正式推向新文艺消费市场。这个过程在胡也频、沈从文那里被描述为实践其同人文学理想的一个顺理成章的延续行为：“……我们想在一种持久的整个的进行中，把我们的对文学见解与读者连合一种坚固的友谊，……故筹备一种月刊，继续红与黑，所以便有了红黑创作[2]。”“红与黑成为此后《红黑》杂志的胎儿，正因为这刊物，后来才有《红黑》的计划[3]。”但是，如果细致比较这两份期刊文本，就会发现：尽管《红与黑》、《红黑》看来有明显的内在顺承关系，由于所处的社会及媒介语境的不同，二者在编辑宗旨、运作策略、风格个性上实际上存在诸多的差别，后者较前者文学同人色彩更强烈，带有明显的商业经营性质。
一
要看清二者的内在关系，首先就要从《中央日报·红与黑》谈起，且绕不开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这一大的思想文化大背景，绕不开〈红与黑〉作为1928年的国民党机关刊物《中央日报》文艺副刊这一具体的媒介语境，同时也应注意到机关报纸的文艺副刊、同人文学期刊两种不同性质的大众传播载体运作规律及特性的因素。
肇始于1928年1月、席卷整个文坛的革命文学论争在7月《红与黑》首度出现时已告一段落。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在《创造月刊》、《太阳月刊》、《文化批判》等刊物联手批判鲁迅、茅盾等五四新文学代表人物，向国内引进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对革命文学取代新文学的必然性与正当性、合法性作了不容质疑的论证。这些期刊的编辑、作者多留学日本，受国际“红色潮流”影响，在1929～1930年中国文坛引领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这样一种新的时尚主流，实际上建立起一种新的话语霸权。
1928年2月1日，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在上海创刊。尽管何应钦在发刊辞中强调“本报为代表本党之言论机关，一切言论，自以本党之主义政策为依归，不致有倚轻倚重之弊……”[4]，但彼时国民党正为夺取中国最高统治权陷于军事混战中，无暇他顾，建设国民党“三民主义”文艺意识形态理论还未提上议事日程，对中国思想文化领域控制较为薄弱，客观上为1928年春爆发的席卷整个文坛的“革命文学”论争及左翼革命普罗文学的蓬勃发展提供了缝隙。因此，面对这场如火如荼的革命文学论争，考虑到报界规则及促销的商业目的，1928年的《中央日报》对文艺副刊态度可谓相当宽容，且以“趋新”的面貌出现。在胡也频、沈从文、丁玲接编其文艺副刊前，《中央日报》每周有五天固定刊登各种文艺副刊——《摩登》特刊、《文艺思想特刊》、《海啸》（每周二、四出刊），发表包括小说、诗歌、戏剧、散文创作或翻译作品（沈从文就在《艺术运动》、《文艺思想特刊》发表过小说《卒伍》[5]），这些文艺副刊更多体现主编者的同人倾向而非政党意志，以各自的方式回应革命文学论争：田汉、王礼锡等编辑的《摩登》文艺副刊以对文坛论战不置一辞、着力反思中国古典文化的编辑方针，表达坚守五四新文化启蒙传统的自我立场；而由无政府主义派主持的《中央日报·文艺战线》副刊则表现活跃，一创刊就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提出不同看法[6]。虽然这些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以革命文学否定文学本身为由反对无产阶级文学，但在论战中他们也逐渐接受“阶级”的概念，并试以此角度思考文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例如《文艺战线》的主撰稿人毛一波即如此[7]，这不足为怪。革命文学倡导者们以“真理在手”的巨大理论自信、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无可辩驳、强大严密的逻辑性，所向披靡，大获全胜，以致“阶级”一词因为契合人们对“科学”、“进步”的想象而一度成为整个社会日常生活最先锋的时尚话语[8]。《红与黑》也以独特的话语方式和编辑策略表达了自己的文学立场，这一点从《红与黑》的亮相方式和文体个性方面得窥一斑。
不同于当时大叫大喊的一般副刊、杂志，《红与黑》可谓低调上场。创刊号没有豪言壮语的发刊宣言，1～7期全是胡也频、丁玲及其好友黎锦明、徐霞村、戴望舒创作或翻译的文学作品。在充分拿创作实绩说话之后，胡也频才在8月14日第7期《写在篇末》中道出原委：“在第一期上，本就想写一点宣言之类的东西，说一点我们对于文艺所有的态度，而发表我们对于文艺所有的态度，而还没有写者，是因为我们不会夸张，不会把自己放到堂皇的位子上，并且，假使只说我们自己的老实话，则在近来许多人都徒然了不起的时候，觉得也不必说。”寥寥数语，却连续运用两个否定句式，在话语策略上刻意强调“我们”不同于“徒然了不起”的强势的“你们”，这表明《红与黑》其实预设了一个目标明确的对峙型“隐含读者”，显示《红与黑》不讲大话、漂亮话和空话，是一份踏实严肃、诚意创作的纯文学性刊物[9]。有意思的是，《红与黑》将自我形象定位为所谓跟不上时代潮流的“呆子”，“呆子”一词是沈从文的常用语，虽不乏自嘲自卑，骨子里却透着对朴厚、执着、真诚的人格操守的肯定与骄傲[10]，透着三人在创作界摸爬滚打数年终于苦尽甘来的复杂感受：几分自卑自嘲、但骨子里其实是一种自傲自负，一种强烈的独立意识。
言及于此，编者似乎意犹未尽，同期的《一个观念》又对当时社会文化权力场中强势主流一一作了曝光：“文学者的集团”中那些不重视创作、“聪明不凡，运用着竞争，叫卖，推挤，揪打，辱骂，广告，说谎，赌咒”而盛名远播的所谓“战士”，以“赚钱”为宗旨榨取学生金钱的出版“市侩”，“既有钱，又有势；杂志是他们的矛，书店是他们的盾，”而“站在这一面的却全然徒手，这胜败的估计是很容易分明罢。”但仍决心“要努力算帐”，这说明《红与黑》的文化批判兴趣其实并不亚于其它期刊，只不过既然已明确表示不屑于文人的“叫卖，推挤，揪打，辱骂……”[11]，因此更刻意以自称“呆子”式的行为艺术来表现：不卖弄时髦术语、沉默自持、刻苦创作，凭作品说话，以区别于“另一方面”的光说不练，高喊口号、哗众取宠。
由此，《红与黑》的办刊宗旨可归纳为两点：第一，重视原创艺术，以维护文学本体独立价值与个人化写作的自由、尊严；第二是尽力“算帐”，向当时整个出版界、文学权力圈及知识阶层展开文化文明批判，鞭挞社会黑暗。而它执守“呆子”的独特文化心态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红与黑》副刊的文体个性和策略：没有煌煌理论大作，也从不直接介入文坛是非论争，注重创作和翻译，《红与黑》作品体裁可谓包罗万象，有小说、诗歌、散文、杂感、散文诗、剧本、游记、文艺译介……，创作上一面强调挖掘作家个人艺术世界独异性的深刻，另一方面又忍不住跳出来，不时对现实社会、文人品性及文坛规则语出讥诮。
沈从文发表在《红与黑》副刊上的五篇小说恰是这一编辑方针的最佳注脚：《采蕨》（《阿黑小史第五》）是沈从文独创的“湘西边地世界”风俗画卷中一幅清新精致的小品，郁达夫式自我暴露的小说《不死日记》揭露了出版市侩们对卖文为生的作家身心的残酷压榨剥削，而《某夫妇》、《有学问的人》则嘲讽了都市男女虚伪、苍白、孱弱的内在生命，小说《上城里来的人》以一名村庄被背景模糊的武装队伍扫荡、身心遭劫而流浪到都市来的乡村妇人琐屑破碎的内心独白，深刻提出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谁该为战争中女性（尤其是农村妇女）所遭遇的集体性侵犯负责？[12]。此外，《红与黑》文艺副刊不少随笔、杂感尖锐批判了“骂架”成风、文人追名逐利、高谈阔论而不事创作的文坛陋习。例如林木的杂文《中国人真容易了不起》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当时文坛的浮躁功利：“……在所谓文坛里面，……不必有怎样的成就，只要出了集，或者只要创作了几篇，翻译了几篇，于是乎便都成了家”[13]，《麻将牌与中国民族》从五花八门的“麻将迷”中特别注意到那些“自命于智识最高阶级的文人们”。作者辛辣地指出：这些“什么诗人呀小说家呀”也难免“来四圈”，而“来四圈”就能“过瘾者，实在是一种超乎普遍的罕见。……”[14]
其实对作家胡也频、沈从文、丁玲来说，对光怪陆离的文坛说三道四，诉苦发牢骚并不感兴趣，他们最渴望的依然是独立创作，不受制于文坛无意义的门户纠葛、政治与商业的威逼利诱，《中央日报·红与黑》文艺副刊显然不是他们的理想所系，而是创办自己独立的文学刊物，这个执着而美丽的梦想早在胡也频、沈从文、丁玲流浪北京、投稿四处碰壁的1925年便开始了。
从报纸副刊的基本特征看，副刊是报纸的具有相对独立的编辑形态，它有自身独特的文体选择、作家群、读者群和相对稳定的编辑特色，有整体上的文化或文艺色彩。一般情况下，报纸并不干预它的日常工作，副刊编辑的独立性使一张政治背景复杂的报纸也可以有一张进步的副刊，这种情况在解放前屡见不鲜。最典型的是民初名噪一时的“四大副刊”——《民国日报·觉悟》、《时事新报·学灯》、《京报·京报副刊》、《晨报·晨报副刊》，都有复杂的政党背景，但由于新文化先进知识分子担任了文艺副刊主编，凭借主报发行面广、出版迅速的优势，它们和《新青年》、《新潮》以及1920年代前期的四百多种报刊一道，积极拓展新文学话语空间，组成了新文学传播的强大阵容，成为孕育现代中国文学最初的沃土。然而文艺副刊的独立性毕竟是相对的、暂时的、脆弱的，仍然要受制于整个报刊的新闻性质、类型格调以及整体编辑思路的调整变化，何况《红与黑》依托的是国民党最权威的党务报刊？比如，《红与黑》于1928年10月31日的停刊原因不全是丁玲所说的“我们逐渐懂得要从政治上看问题”[15]，也与1928年年底国民党调整文艺政策，把《中央日报》由上海迁往南京以加强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有关[16]。
相形之下，同人刊物来自这方面的掣肘就小多了。它本身就是具有相同志趣和美学主张的文人一起编辑刊物的产物，有一批固定的作家群。刊物体现着同人精神，同人的主张意旨不必一致，但应坚守某些共同的精神底线。凌宇先生对维系胡也频等三人彼时的精神共识有精辟的概括：“虽然沈从文和胡也频、丁玲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无形中开始出现了并不完全一致的理解，却共同不满意于掺杂着某些意气用事的无休止的理论论争；对文学商品化倾向又怀有共同的不满与厌憎[10]。”然而，同人刊物最大的问题在于其凝聚力通常不大，往往内部分歧一起，刊物就会人去楼空，丁玲、胡也频等三人苦心经营大半年的《红黑》月刊停刊即如此。
二
1928至1929年，随着新书业消费市场的形成，当时的文坛兴起了一股作家“下海”办出版的热潮，如刘呐鸥、施蛰存等创办新一线书店（后改名为水沫书店），胡适、徐志摩等新月派文人创办新月书店，陈望道等创办大江书铺，……尽管憎恶文学商品化，但新书业的勃兴毕竟为像丁玲、胡也频、沈从文这些刚在文坛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契机，他们自由组合，纷纷自办书店、出版社等具有明显营业性质的“文学工场”，出版丛书及文艺月刊，这样不但有更多机会出版自己的作品，与同行展开自由竞争，还可以绕过书商的盘剥，更好地保护自己合法的版权利益。还在主持《中央日报·红与黑》副刊时，丁玲三人便积极筹备创办红黑出版社事宜，计划出版《红黑》月刊及系列丛书。“自己搞出版工作，小本生意，只图维持生活，兼能出点好书。”[15]因此，《红黑》月刊的出现本身就是一个商业投资行为，它的经营运作势必要遵循商业规则及文学期刊的自身规律。
对照《红与黑》文艺副刊欲扬先抑的低调亮相，《红黑》月刊的登场可谓浓墨重彩，风光无限。1929年1月10日《红黑》创刊号正式出版即一炮走红：“《红黑》第一期仅在上海就卖出了近1000本，这在当时，是一个极可观的数目。北京、厦门有朋友愿意为他们帮忙发行；武汉、广州也有朋友陆续来信，希望他们能够多寄一些。种种情况使他们高兴得脸上发红，预备各期增印到5000份[10]。”然而我感兴趣的是：在出版业如此发达的1929年春的上海，何以由三个文学新人创办的杂志一出现就能产生这样好的商业效果呢？这种商业背景如何建构起《红黑》与《红与黑》之间的内在勾联？在多大程度上造就二者之间的不同？
在我看来，除了因为创刊号登载了皆有“天才作家”美誉的沈从文的小说《龙朱》、丁玲对妓女心理有大胆出位描写的小说《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之外[17]，可能还包括以下两点：
首先在于注意为“红黑”出版品牌广告造势。早在1928年10月26日第47号《中央日报·红与黑》即刊登《〈红黑〉创作预告》，说明“我们希望因了修养与训练，可以用作品来作证据，将文学价值提高到时行的一般低级趣味以上，故筹备一种月刊，继续红与黑，所以便有了红黑创作”，尽管出于刊物定位“不只限于创作”的考虑，以及“近于印刷所和经济”方面的缘故，《红黑创作》改名为《红黑》，刊物周期也由原计划的周刊改成月刊”[18]，但重点仍在突出“红黑”二字。1929年1月11日《红黑》创刊号正式出版的第二天，上海发行量最大的老牌报刊《申报》刊登了《红黑》创刊号目录广告及“红黑丛书”之一《也频诗选》、沈从文著《男子须知》书籍广告，发布了丁玲、沈从文、胡也频三人的“红黑丛书预告”八种，并且非常醒目地刊登了一则启示：“红黑出版处所有月刊书籍第一次营业优待批发！凡本外埠同业来本出版处用现款批购月刊书籍者照实价皆照定价七折，一次现批满五十元以上者并有其他优待，用现款预定红黑全年十份者可得十四份之优待（一切优待二月底为止）”，这样将《红黑》月刊、“红黑丛书”与红黑出版社捆绑在一起，以整体姿态推介“红黑”出版品牌，再加上优惠条件，难怪会引人注目了。
其次是巧妙借用《中央日报·红与黑》的市场知名度。《红与黑》终刊于1928年10月31日，而《红黑》于1929年1月10日创刊，二者在时间上仅隔2个月，且刊名只有一字之差，这是否别有深意呢？虽说难下断语，但有两点颇耐人寻味：第一，事隔六十年，当时和胡也频三人交往甚密且几乎同时开书店的施蛰存回忆起沈从文、胡也频、丁玲1928年租住法租界萨坡赛路筹办刊物、出版处的情景时，将《红黑》月刊混淆成“《红与黑》”[19]。记忆的模糊或许归因于岁月的流逝，但反过来想，某种程度上不也说明二者刊名的相似易使读者产生错觉吗？施蛰存尚且如此，何况一般读者？第二，围绕刊名的宣传，《红黑》月刊显得异乎寻常的热情，可谓做足了文章；创刊辞标题就叫《释名》，主旨在解释名字的喻意：“红黑两个字是可以象征光明与黑暗，或激烈与悲哀，或血与铁……我们取用红黑为本刊的名称，只是根据于湖南湘西的一句土话。例如‘红黑要吃饭的！’这一句土语中的红黑，便是‘横直’意思，‘左右’意思，‘无论怎样都得’意思。……”[20]，但此文劈头第一句话似乎还暗藏着说明名字由来的用意：“初次和本刊相见的读者，对于本刊的名称，难免要想一想，或生了怀疑。”这句话从话语策略上相当高明，毫不张扬，又巧妙达到提示读者注意到《红黑》月刊的前身就是《中央日报·红与黑》的目的。
但是，三人为何如此煞费苦心呢？
三
根据旷新年的研究：“1928年前后的同人书店和‘五四’时期的同人刊物虽然同是志趣相投、理想一致的同人结合体，但是其性质已经完全不同。‘五四’时期的同人刊物完全不以营利为目的，仅仅为了发表自己的言论主张。而书店却不同，即使是同人书店也基本建立在营利的目的上，具有明显的营业性质。”[6]在商言商，在这股新书业热潮中涌现的若干中小型“私营”同人文学出版机构，要销售自己生产的文艺期刊，同样也得遵循出版市场的游戏规则。无论是象施蛰存、刘呐鸥等那样自办书店发行、销售，还是拿到上海各大书店寄卖，瞄准的都是如何争取到固定订户，因为只有占有一定数量的固定订户，刊物才能占有相对稳定的读者消费群，才能收回成本获得投资回报，以维系刊物和经营实体的扩大再生产。对出版经营而言，创办期刊的资金投入或许并不算大，但关键在流动资金及后续投入能否跟上。此外，当时出版界还有臭名昭著的“铺帐”等“潜规则”，光华书局老板张静庐后来曾道破个中堂奥：“出版一本书，在算盘上打起来，总可以赚钱的，而且赚得很不坏，那么为什么有很多很多的书店会倒闭会归并呢？为什么著作人自己捞腰包印行一本作品，到头连‘造本’都捞不回来呢？这就是‘帐底’的关系。换一句话说，就是说你要花上半年一年的精力，将赚来的钱来铺这‘帐底’；没有‘帐底’就没有人替你贩卖。就使有人替你贩卖，卖出之后还是不还你的钱。这‘不还的钱’说来说去还是‘帐底’”[21]。以《红黑》同时期的水沫书店为例，1929年初水沫书店由施蛰存、刘呐鸥、戴望舒等合办，创办时刘呐鸥即投资几千元，1929～1930年两年水沫书店兴旺一时，“刘灿波（刘呐鸥）支付的资金已超过一万元……”，但由于“当时上海的出版家，要扩大营业额，非放帐不可。”水沫书店放在内地的帐达三四万，“而这些钱能收回的恐怕不到百分之十”。自从刘呐鸥不再投入资金，水沫书店陷入“恶性循环的经济困难中，书店就顿时萎缩下来。”[22]
因此，在这样恶劣凶险的生存环境下，对胡也频、丁玲三人的“小本生意”来说，能否争取到固定订户或许更为急迫、重要。原因在于：“红黑”出版处全部创办经费仅一千元，每月还须给胡也频的父亲付三分利息，且后续资金投入匮乏，而他们本人又无出版从业经验，不可能像老出版人张静庐、沈松泉、卢芳那样凭借多年积累的人脉关系赊帐，仅靠25元钱就开办光华书局[21]，所以，争取固定订户对他们来说是最理想也是最现实的生存方式，因为“提前直接向读者收订费是自办发行的一条路子，它的好处是既迈过了出版者与读者之间销售的中间环节，又可以把铺‘帐底’这样一件最使出版者承受经济压力的事转嫁给读者。”[23]胡也频、丁玲、沈从文对此亦心知肚明，格外重视《红黑》的订购工作：《红黑》月刊还未面世，三人即在《红与黑》第47期坦言：“我们欢喜读者来同我们作直接的买卖”、“我们几个全不在行的年青人来办这独立刊物，不能与市侩竞争也是自然的事，所以我们非常愿意在读者中找出若干同情我们的人，来预定我们的刊物，若有一千读者能预定本刊全年，则我们刊物虽将来不免受权势与其他压迫，也不至半途而止了”[24]；此外，每期《红黑》月刊的封三广告都刊登预购《红黑》全年的订阅单，还特意注明“凡以此券红黑全年者九折”。可见，从商业层面上看，《红黑》月刊的创刊需借力于《中央日报·红与黑》副刊之处就很不少。毕竟《中央日报》经过一年的苦心经营，已具有相当的社会知名度，发行策略充分体现了报纸灵活、广泛、快速的特点：它专设发行股，公开招募报童，自建发行队伍，积极开拓发行网络，短短6个月内，其发行范围以上海为中心，分销处沿京沪铁路遍及南京、镇江、扬州、江阴、常州、无锡、苏州、常熟、硖石、温州、湖州、徐州、郑州、开封、洛阳、信阳、新乡、北平，且溯长江上达九江、南昌、汉口、黄梅、合肥、芜湖、安庆、长沙、桃源、岳州等地，并辐射到南宁、福建涵江、厦门、云南、西安。“总之，凡有报卖的地方，差不多都可买到”，因此，停刊前的《中央日报》已拥有数量可观且比较稳定的读者群[23]，合编《红与黑》时期，胡也频、沈从文、丁玲只管编辑不管发行，现在创办红黑出版社，出版《红黑》月刊、“红黑丛书”，既是作品的生产者，又是经营者，完全是自负盈亏的商业运作，对《中央日报·红与黑》的老读者，这些潜在的订户资源，《红黑》当然不会忽视，当然要充分利用，尽力争取了。
但创刊号的一炮走红并不意味着《红黑》月刊就此站稳了脚跟，要读者马上掏钱预订全年的刊物并不现实，还需要给读者更多时间熟悉《红黑》月刊，接受读者与市场的考验。因此在创办初期，势单力薄的他们，三个做着“以商养文”迷梦的纯情作家，不得不将出版的杂志、丛书批发给上海本埠外埠书店代销，不能不忍受书商的残酷盘剥，这就为日后《红黑》虽然销路好却迟迟收不回钱，最终经营不善而倒闭埋下了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