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城市传播节点的报刊亭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节点论文,报刊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在新媒介日趋普及的时代，报刊亭这种被定义为城市文化符号的实体空间，反映了时代的变迁和城市的进程，如果依据技术决定的媒介观，无论其转型还是消亡在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都是新旧媒介融合的结果。有学者提出，城市就是媒介，传播是人类的存在方式。[1]从城市传播的观点来看，报刊亭的消亡意味着人类存在方式的多元化遭受破坏。如果把这个城市角落置于社会转型期的背景中看待，当代中国的城市样本都在破坏人类文明的标志物。 据报道，南京报刊亭消失近半，深圳、无锡等城市都集中清理过“非法报亭”……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数据显示，2008年至2011年年底，仅邮政报刊亭，全国共拆除9508个。[2]2012年4月，郑州实施“退路进店”工程，拆除全市共计421个报刊亭，该市成了目前唯一没有报刊亭的省会级城市。[3]2014年7月31日至8月1日，北京市朝阳区部分街道有约72个报刊亭被拆，这些报刊亭都地处繁华路段，建于1990年至2000年。[4]……城市的含义一方面是一个个具有个性的城市个体——它像一本形象指南，对你讲述其所在地区的现实生活和历史记录；另一方面，总括而言，城市又称为人类文明的象征和标志——人类文明正是由一座座富有个性的具体城市构成的。[5]报刊亭作为城市文明的符号之一，理应在推动城市文化繁荣和城市生活交往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本文试图从作为媒介的城市出发，通过对近些年来对报刊亭报道的分析解读，从城市文化、社区交往、公共空间和技术与文明的角度来探究作为城市节点的报刊亭，以期挖掘其在城市空间中的传播功能。 一、报刊亭与报业兴衰 作为城市空间的一部分，报刊亭的出现与新闻传播史息息相关。据研究报刊亭的专著《街边有档报摊》（庄玉惜，2010）对香港报刊亭的研究，1904年，有报社向政府工务司署申请，在香港中环花园道山顶缆车总站外设立报摊，香港自此出现了第一个报摊。该报摊的创办人，是香港英文报纸《南华早报》的创办人谢赞泰，他通过这份英文报纸传播反清思想。按照书中所列的线索，以小见大，港岛报刊亭的历史反映了香港新闻业的兴衰（表1）。 内地的报刊亭进入建设高峰是在2000年。当年，中央文明办、建设部、公安部等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在全国城镇建设报刊零售亭的通知》（国邮联[2000]452号），要求在各大中小城市建立书报亭，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完善城市文化功能，拓宽再就业渠道。当年的通知上这样表述：“报刊发行市场是社会文化市场的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报刊销售是宣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普及科学文化知识、传播信息的有效途径。”同时，肯定了已有报刊零售网点对于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市场、巩固“扫黄”“打非”成果、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美化城市环境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已建成的报刊亭被人民群众誉为安排下岗职工的安民亭、方便市民生活的便民亭、满足文化需求的文化亭、维护社会治安的安全亭。报刊亭一度被视作城市的文化符号、街头的特殊风景。
而就在此通知发出仅仅一年后，2001年，贵阳就决定一次性拆除包括42个邮政报刊亭在内的设施，以确保“还路于民”工程的实现。贵阳市民和政协委员为了小小的报刊亭争取七年未果。[6]此后，无锡、南京、郑州、北京等地拆除报刊亭的类似报道也在近些年来频频出现，并带动舆论热潮。
消费者在街边看到的报刊亭并不都是邮政报刊亭，邮政报刊亭只是其中一部分。2008年至2012年年底，全国共拆除邮政报刊亭10468个。2010年至2012年，河南、四川、河北、浙江、广东、贵州、福建、辽宁、湖南、湖北、山东等省邮政公司在资金较为紧张的情况下，3年内建设报刊亭10930个，总投资超过4亿元，与拆掉的报刊亭相抵。至2013年5月，全国邮政报刊亭总数为30662个。[7] 与此相对应，传统报业不景气，并谋求在新媒介时代转型，已经成为国内外业界人士的共识。2013年，全国共出版期刊9877种，与上年相比，种数增长0.10%，平均期印数下降1.87%，总印数下降2.26%，总印张下降0.67%。2013年，全国共出版报纸1915种，与上年相比，种数降低0.16%，平均期印数增长4.10%，总印数增长0.03%，总印张降低5.12%。[8]订阅数减少、广告收入锐减、读者流失，是很多媒体面临的共同困境。这种困境也影响到了报刊亭的经营和生存。有媒体做过调查，2013年北京各报刊亭数量和日均营业额均有大幅下降。[9]（下页图2） 笔者通过百度指数网站统计了2012年1月至2014年8月涉及报刊亭的新闻头条趋势（图1），从随机抽样的新闻标题可见报刊亭在各地命运不一（表2），发展状况和思路也各不相同。但不可否认的是，报刊亭正在朝着多元化和多功能的方向发展，仅靠卖报为生的报刊亭已并不多见。除了新闻出版业正在转型的因素影响外，城市创建和便民服务之间矛盾频发，已经成为报刊亭消亡的主因。
二、报刊亭与城乡社区文化 从历史过程来看，城市起源于乡村。家庭和邻里关系构成其他社会联系的基础，这样的社会单元被美国社会学家库利称之为“首属群体”。这个时期社区价值观念的交流沟通，大多不是经过中介性的符号或者象征物，而是通过语言、手势、日常惯例等来直接进行的。这样的首属群体所在的邻里单元，要求一处封闭的私人花园，若干习惯固定景点。[10]在北京的街头，报刊亭便从某种意义上充当了这样的固定景点。报刊亭一般都分布在社区交界的路口或公交地铁站点。这些坐标式的图标分布在地图上，构成了城市人口每日迁徙的密集图景，当地人口和外来人口在这些地点碰撞和交融，形成独特的城市景观。而在其他外来人口不算密集的城市，报刊亭往往以服务民生为由头，退出路边迁往社区深处，但这些地点因为无法为人们交往提供可能性，并未达成官民意见的妥协。 北京的社区离散而又集中，集中的是人口密度，离散的是人际关系。只有在早晚高峰时段等车的间隙，熟悉的陌生人们才能擦肩而过，而报刊亭很好地化解了陌生人群在等待过程中的尬尴。匆匆来去的人流在报刊亭前停留，为了撇一眼都市报浓眉大眼的头版，或者搜寻自己喜爱的杂志，亦或是为了买一瓶水、一包纸巾或是一张电话充值卡。报刊亭对于在网络上过度社交的人们来说，是现实世界都市生活中可以放松的城市空间之一，因为他们可以袒露他们的爱好，显现其文化修养和层次，尽管不能说追着看《青年文摘》和《故事会》的群体就比看《时尚》和《GQ》的群体文化层次低，但正是因为如同乡村生活的固定景点一样的基因，报刊亭成为都市陌生人的私人空间。 城市报刊亭的乡村基因同样体现在报刊亭的经营者身上。根据相关研究，报刊亭的经营者95%都是外来进京务工人员，在报业销售市场萎缩的背景下，报刊销售并不能为经营者带来太多收入，只能靠售卖其他副业商品盈利。而这个人群的衣食住行等问题并不能纳入北京的社会保障体系，因此生活负担比较重。[11]而在传播效果上，报刊亭的经营者跟其他产品的经营者没有太大区别，有记者调查郑州街头的报刊亭，发现几乎所有的经营者都不熟悉报刊种类和报刊价格，在他们看来，报刊经营似乎是一个累赘，卖报纸和卖百货一样都是买卖。[12]虽然外来务工人员以新城市人的身份实现了地域上的城市身份，他们既为报刊经营者，同为城市文化的传播者，却未实现文化身份的转变。 在城市化进程中，地理位置的改变并不代表文化的认同。报刊亭经营者的经营理念和思路并未体现出报刊作为文化产品的价值，报刊亭才有了多元化的发展路径，所以才有了报刊亭经营“东北大板”冰激凌的成功案例。现在北京街头的报刊亭，基本都有一个“东北大板”专用冰柜，经营着产自东北大庆“红宝石”牌的冰激凌“东北大板”。这款冰激凌以三块钱的售价成为冰激凌中的佼佼者，这里我们只讨论其销售渠道。在其总部不承担营销费用的情况下，代理商采用了“扫街”这个行之有效但简单粗暴的办法，就是一条街一条街地跟杂货店老板谈合作批发，免费试吃、价格便宜、提供冰柜、补贴电费、先货后款等营销措施[13]，对于把自己定位为杂货店的报刊亭经营者来说，这款产品的迅速普及是必然的。 但对于消费者来说，报刊亭如同宗教仪式中的教堂一样，意味着城市交往的新空间。某种意义上，城市交往是社会交往在特定时期的具体而又集中的表现，城市交往思想的建立和展开与关于社会、个人及其关系的重新认识密不可分。[14]所以，报刊亭作为城市社会有机体的组成部分，也在适应城市环境发生的变化。2013年年底北京市常住人口为2114.8万人，其中，常住户籍人口为1312.1万人，占常住人口的62%，常住外来人口为802.7万人，占常住人口的38%。[15]在这样人口的背景下，除了作为大众媒介的信息提供者和终端外，报刊亭也提供社区信息，比如租房、问路、收发快递等，有的报刊亭还提供收费公厕。这些看似与报刊售卖不相干的功能，正是在城乡社区文化的交融和碰撞中，为实现供需关系的平衡而产生的，这些衍生品本身可能是城市并不具备的，其基因根植于乡村社会，但是却在城市传播中适应了城市人口的构成结构，从而成为城市传播的节点。 三、报刊亭与节庆、媒介事件 套用媒介技术论的观点，报刊亭作为城市空间的存在，体现空间的偏向，而节庆和媒介事件是体现时间的偏向。报刊亭就如同岩石上的壁画一样，是某个时代文化情境的再现，而节庆和媒介事件拥有娱乐至死的本质，在火热一阵之后转瞬即逝。但这两者之间看似游离的关系，却因为同处城市的空间之中而有了交集。 2009年，江苏无锡为举办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强拆街面报刊亭。根据《无锡市人民政府关于开展市容环境秩序综合整治的通告》（锡政通[2009]3号）要求，开展占道亭棚车点的自纠自整工作，制定具体整治工作方案，做好各种社会稳定工作。无锡的亭棚整治数量共计1241个，其中包括报刊亭、杂货亭、冷饮亭、修车修锁亭等。文件中提出“迎论坛、优环境、树形象”口号是因为2009年3月28日无锡市举办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的开幕式，无锡是这次论坛的主会场，报刊亭等亭棚被强制拆除的原因便在于此。[16]香港《南华早报》网站2014年8月12日刊发题为《北京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前强拆“影响市容”的报刊亭》的报道。该报道援引内地媒体的消息称，北京市有关部门已经拆除了约70个报刊亭。《中国经济周刊》报道说，这些报刊亭在7月31日夜至8月1日清晨被“强拆”。在朝阳区经营一家报刊亭的崔美伶说，城管来拆的时候说北京马上要开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了，“我的报刊亭影响市容市貌了”。[17] 节庆就是一个被赋予了特别意义的日子，在这个日子里，人们以特殊的方式表达意义。节庆与宗教传统密切相关，在中国根植于农村的广袤土壤，随着时令的变迁和对神的崇拜交织而生。当城乡文化在城市的新环境中发生碰撞，节庆这一被视为传统文化传播方式的仪式，在城市中发挥作用。而媒介事件不论是作为媒体蓄意安排报道的事件（丹尼尔·布尔斯廷，1961），亦或是重大新闻或重大仪式事件（丹尼尔·戴扬、伊莱休·卡茨，1992），都体现着与节庆相类似的重大仪式感。这种仪式感被赋予意识形态色彩之后，会通过国家机器的权威表现出来。同时，通过权威的力量，节庆文化与媒介事件珠联璧合，共同书写了城市传播的新景观。只是这种城市景观，对于以报刊亭为代表的社区文化来说，是一种冲击。 作为节庆活动的媒介事件，对于城市传播而言，强调了传播的传递功能，特别是城市形象建构和国际传播形象塑造。但是，对于城市社区中的受众而言，这些节庆活动看似很熟悉——因为就脱胎于乡村文化，但是因节庆代价过高且没有民众的过多参与，备受诟病。杜威在对传播的仪式观进行强调时指出，在共同（commom）、社区（community）和传播（communication）这三个词之间，有一种比字面更重要的联系。他们必须共同的事物包括一种共同的理解，就像社会学家说的想法一致（likemindedness），共识需要传播。[18]好的节庆活动—场所不仅仅属于当地，还包含更广泛的社区，它们能够建立“市民精神”，即一种归属感，一种根植于城市，区域甚至国家的体验。[19] 当城市传播对社区空间产生侵占的时候，作为城市传播节点的符号性实体，就会产生作用，并成为媒介事件的主角。因此，作为城市传播节点的报刊亭，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民意的出口，亦或是舆情的晴雨表，反映了城市空间中不同阶层的意见。而这种阶层的分化成为城市传播不均衡的体现，节庆活动制造了虚假的合意，忽视了城市空间中阶层的存在。在百度新闻搜索关键词为“北京、报刊亭、拆除”的新闻，得到的报道有1650篇。只是作为城市传播节点的报刊亭，能够受到如此的关注，可以看到城市社区的瓦解，伴随着权威的力量，而这种瓦解是在悄无声息中进行的，并以更加隐秘的方式，阻碍了城市空间中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之间的通道。 四、技术革新与报刊亭的嬗变 从19世纪到20世纪，从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社会学研究到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城市与传播关系一直是讨论的主要话题，因为大众传播和都市化是大众社会的两大主要构造成分。在新媒介时代，城市空间的内涵和外延得到了进一步扩充，诸多在城市实体空间中的功能转移到网络空间中得以再现和补充。且不说虚拟城市这样的网络游戏满足了网友通过游戏人生的态度实现管理和建设城市的想法，城市有机体的各种器官得以在网络上有了新鲜的载体，信息的传播得以伴随着网络化和都市化的进程齐头并进。 技术的变革，影响了宏观的城市构建和微观的个人生活。城市既是人类解决共同生活问题的一种物质手段；同时，城市又是记述人类这种共同生活方式和这种有利环境条件下所产生的一致性的一种象征符号。[20]人们将阅读的空间从平面的纸质实体转化为了声光电的电子终端，报刊亭处在这样的变革中，如同其他媒介一样寻求与互联网融合的方式。虚拟的空间极大发展的同时，实体空间的节点如何发挥链接的作用，便显得尤为重要。作为城市的媒介，城市传播的媒介观更是呼唤报刊亭发挥城市传播的节点功能。 报刊亭的新变化已经出现在街头。2014年3月19日，北京市报刊零售公司首批5个崭新的多功能数字报刊亭在中关村、北大东门、方庄等地亮相。这种多功能数字报刊亭的服务功能大大拓展，除了纸质报刊、充值卡零售外，还增加了新华视频、自助缴费、小件商品自提、WIFI终端阅读、文化商品展示、外伤救助、预警信息发布等新型服务。[21]而早在2011年，杭州的报刊亭就请中国美术学院教授设计，统一软硬件标准、统一形象标识，以连锁形式规范经营，突出便民惠民服务功能，除了出售书报刊之外，报刊亭还出售长途汽车电子客票，办理联通、电信手机充值，电信、电力、华数缴费，电动自行车充电等，部分便民亭还有飞机票预定、公交充值、报警等功能。[22] 新媒介已经深入到城市发展的每个环节，同样在城市化进程中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与观念。城市传播不仅是要把媒介终端安放在楼宇、交通工具等当中，让信息传播多媒体化，而且要把城市本身作为媒介，将城市中的每一个实体都作为城市传播的终端，比如报刊亭，将其与城市管理系统和智能系统联网，探索城市管理的新模式，有些城市已经进行这些尝试。而报刊亭作为城市文化的符号，同样作为城市空间的实体存在，可以变身为信息传输的大终端，把互联网线上线下的生活链接起来，作为网络传播与城市传播的中转站，发挥平台优势，拓展功能，从城市报刊亭变身为城市便民文化亭。 有学者曾经指出技术的集中化是20世纪的特点，比如广播就曾经辅助了集权政治。[23]但是新媒介技术的特点是去中心化，任何传播节点之间的互联互通促进了传播的扁平化网络，而报刊亭散布在城市的社区之间，正是符合了网络传播的空间布局。从这个角度而言，技术的革新也赋予了报刊亭外化的意义。报刊亭本身的多功能化和智能化，加上分布特征的网络化，为报刊亭体现技术革新提供了创造性的力量。 城市化进程和新媒介发展，催生了独特的城市景观。把城市作为媒介的观点，也越来越被都市人所理解。当城市中的诸多实体都可以被人们作为媒介终端，并通过一定的渠道实现网络空间和城市空间的互联互动，城市传播的意义便得以彰显。报刊亭作为城市传播的节点，已经远非以往作为城市文化符号这样单一的存在，而成为传播链条中重要的一环，因其独特的空间位置在城市媒介环境中扮演重要角色。城市中的媒介权力体现在诸多重大媒介事件和节庆活动当中，但距离作为城市细胞的社区生活相距甚远，无论是本地人口还是外来人口，都在城市化浪潮和互联网时代努力适应新媒介环境的变化。报刊亭曾经作为精神文明成果的产物，体现着意识形态的权力深入社区细胞，并成功成为居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这样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交融的城市空间已经并不多见，报刊亭作为硕果仅存的实体符号，理应在城市转型中发挥重要作用。过去上墙的标语和壁画，现在能够以更加鲜活的形式来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么报刊亭作为见证了新闻业兴衰的终端，同样可以见证媒介融合发展，并让受众切身体会国家战略对生活的点滴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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