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六丛话》：乾嘉骈散之争格局下的骈文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骈文论文,之争论文,格局论文,四六丛话论文,乾嘉骈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孙梅的《四六丛话》于“百家之杂编别集，尽得遗珠，七阁之秘笈奇书，更吹藜火，凡此评文之语，勒成讲艺之书”①，四十余万字的皇皇巨著辑录了古代丰富的四六材料。但当我们细致地剥离这些前人的材料，剔出孙梅本人杂入其中的个人话语独立审视时，其辑录之功便退居其次。孙梅并非与他同时代的彭元瑞《宋四六话》那样无思想的辑录，这正如他本人所言：“妄欲仿本事之体，成一家之言。”(《丛话·自序》)清代骈文理论批评聚讼纷纭，然而立论之公允，视域之全面，可能仅孙梅一人而已。
一 孙梅之生平与《四六丛话》之编纂
孙梅位卑名微，其生平与著作具体情况至今阙如。《清史列传》、《文献徵存录》等清人传记资料均无其传，近笔者搜检方志，查得短传一篇，兹录如下：
孙梅，字松友，号春浦，归安人，乌程籍。乾隆二十七年南巡，召试，取二等，赐彩缎荷包。中三十四年进士，授中书，出为太平府同知。历校南闱。仪征阮元，其所荐也。梅少年攻诗，有才子之目。尝赋白燕诗，为人所传。生平著述甚富，所著《四六丛话》，博稽千古，综览万篇，阮元为之序。(孙宪绪撰行略、参《研经室集》、《灵芬馆诗话》)族人五封，字咢男，嘉庆23年岁贡。有诗名，为朱珪、阮元所赏。晚境益困，而诗益工，不作梦面语，冥搜神会，时有独到处。著有《本亭诗钞》(家传)。②
又据与孙梅以世好而交往的师范《摘刊四六丛话缘起序》载：“乌程孙松友司马，为春元潜村先生文孙。己丑会闱，制艺策问皆作四六，学士曹习庵师以元荐，极为刘文定相国所赏识。格于例，仅中散名。”③ 据其族弟孙宁衷所作的《四六丛话·跋》云：“于庚戌春季，甫脱稿，即以是秋捐馆。”由此可知孙梅卒于庚戌年，即乾隆五十五年。
程杲《四六丛话·程序》言及孙梅编撰此书原因时云：“第四六之兴，不一代矣；四六之作，又不一体矣，自来选者，或合一代之作，或聚一体之文，从未有体裁悉备，提要钩玄，集诸家之论说，而成四六之大观者，此孙夫子《四六丛话》所由作也。”孙梅《四六丛话·自序》云：“谢景思粗成卷轴，空复犀挥；王性之微得端倪，何能貂续”，故欲仿“《总龟》已拾其彩翠，《苕渔》更撷其蘅芜”之例，将前人四六之论“九曲穿珍，一回拈出。窋咤而芳苞盈掬，玲珑则独茧抽丝”。该书前二十八卷，叙文体。其论文体，每章之前，均有叙论，而以参考资料附于后；后五卷，论作家，网罗资料于作家之后，间有案语。
清代骈文的中兴气象是孙梅《四六丛话》出现更为深层的时代背景。李慈铭云：“国朝此事，跨唐跋汉。”④ 谢无量云：“清之骈文，其高者率驾唐宋而追齐梁，远为元明所不能逮。”⑤ 乾嘉时期骈文理论批评不仅论作数量多，而且研究水平也突破前人樊篱，显示了一种集体力量与理性自觉。焦循总结著述方式云：“著书之派有五：一曰通核、二曰据守；三曰校雠；四曰摭拾；五曰丛缀，此五者各以其所近而为之。”⑥《四六丛话》是孙梅以丛缀的著述方式参与乾嘉骈文中兴的手段之一。
应该说明的是，辑录前人四六之说早在宋代已经出现，现存有杨囦道《云庄四六余话》。不过当时孙梅似乎没有见过此书，《四库全书总目》不见存录。阮元督学江浙始广收四库未收之书目，嘉庆十六年由鲍廷博协助校订的《云庄四六余话》提要云：“是编藏书家目录未见，此以宋刊本过录。”⑦ 此时孙梅已经去世多年。孙梅之后又有彭元瑞《宋四六话》，该书出版于嘉庆八年，较孙梅《四六丛话》嘉庆三年为晚，若较之孙梅成稿时间(乾隆五十三年)则更晚。
孙梅之弟宁衷《四六丛话·跋》云：“闻兄于是书，致力数十年，藏书甚鲜，怀饼就钞之旹多，兼之游宦于南，运艘于北，王程风雨，官阁晦明，遇目即收，翘懃甚矣。”孙梅该书大致成稿于乾隆五十三年，是年有阮元序。又嘱锡山秦潮代为校定，并有秦潮庚戌年(乾隆五十五年)跋。但因孙梅于该年去世，似乎并未出版。督学浙江的门生阮元于嘉庆二年秋叮嘱其子刊刻，历经8月于嘉庆三年方成，这时离孙梅去世正好九年(参见陈广宁《丛话·跋》)。倘若孙梅该书在乾隆五十五年出版过一次，则陈广宁《四六丛话·跋》所云“吾师三十年精力所瘁也，至今日(嘉庆三年)而观厥成乎”便无法解释了，况且今亦不见存有乾隆55年版。
嘉庆十五年(1810)孙梅《旧言堂集》刊刻，阮元为之序云：“今哲嗣，复裒刻残稿为《旧言堂集》四卷，诸所拟议咸具兹篇，又其古今体诗托迹中唐，衷以风雅文家，能事亦备于斯。”⑧“诸所拟议”指的是孙梅《四六丛话》文体叙论二十篇，为孙梅骈文思想之精髓，亦被收入书中。
《四六丛话》的编成颇获好评，秦潮云：“盖自宋王性之、谢景思而后，为话四六者，作沃焦归墟矣。”(《丛话·序》)陈广宁云：“萧统之《文选》、刘勰之《文心雕龙》，不过备文章，详体例，从未有钩元摘要，抉作者之心思，汇词章之渊蔽，使二千年来骈四俪六之文若烛照数计，如我夫子之集大成者也！”(《丛话·跋》)但是《四六丛话》在清代的流传似乎仅限于周围数人而已，光绪年间的孙福清云：“从未有话及于赋者，有之自近人孙梅始。然其书世少传本。”⑨ 孙梅作为一个下层普通官吏，倘若没有跻身封疆大吏的门生阮元的资助揄扬，不仅出版难以保证，影响则更为未知。
《四六丛话》是我国古代骈文理论批评的集大成之作，它的出现在骈文学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现代学术建立以后，《四六丛话》的这种价值始得以广泛认知。钱基博云：“谈骈文者，莫备于乌程孙梅松友《四六丛话》。”⑩ 刘麟生云：“关于骈文批评之书籍，至孙梅《四六从话》而始告美备。”(11)
二 骈文文体理论：后出转精
汇集四六评论属史料学范畴，其价值在于为后人骈文研究提供丰富材料，但《四六丛话》的重要价值又不仅仅在此。凡例、每体之前之叙论、文体作家之案语是孙梅三十年研究之心得，这些个人话语蕴含着深刻骈文思想，而重中之重则是文体论。刘麟生云：“叙论之穷源溯委，精审赅备，得未曾有。”(12) 孙梅的文体论可划分为两个层次：一为骈文分体史；二为骈文史。
孙梅将骈文分为十八体，其《凡例》云：
陆机《文赋》，区分十体，魏晋前其流未广。西山真氏以四体撰《文章正宗》，亦仅挈其纲。若乃辨体正名，条分缕析，则《文选序》及《文心雕龙》所列，俱不下四十。而《雕龙》以对问、七发、连珠三者，入于杂文，虽创例，亦其宜也。唐设宏词科，试目有十二体，则皆应用之文。今自《选》《骚》外分合之为体十八，亦就援引考据所及而存之。其章疏与表，分而为二者，以宣公奏议制类，不可入表故也。碑志与铭分为二者，碑用者广，志专纳墓，而铭则遇物能名，各有攸当。其余悉入杂文，又列谈谐，皆《雕龙》例也。
阮元在概括孙梅的为学宗旨时指出：“昔陆士衡观才士之所作，而得其用心，良以用心之地，观之实难。灵均以降，大同以前，昭明观之可谓审矣。自兹以降，李唐赵宋文体变迁，士衡昭明非能逆睹也。学者身处近代，遥隔前徵，享其所素习，屏其所未知，执以一端蔽大众体，何其陋也！吾师乌程孙松友先生学博文雅，尤深选学，挚虞、刘勰心志实同，且夫上溯初唐，下沿南宋百家书，集体裁所分，古人用心靡不观览，是以濡墨沥翰，兼擅众长。不泥古不弃今，不矜今而非古，曩撰《四六丛话》20篇，各穷源委，冠以叙，文学者诵习，得研指趣。”(13) 鉴于《文心雕龙》“探幽索隐，穷形尽相，五十篇之内，百代之精华备矣”。“自陈隋下讫五代，五百年间，作者莫不根柢如此”(《丛话》卷31)，孙梅骈文分体理论选择了以其作为主要参照对象。
孙梅骈文分体理论的第一个特点是“各穷源委”处与刘勰《文心雕龙》一书互补。这种补充表现在四个方面：(一)体性认识的补充，如《谈谐》篇认为：“谈有虚实之分，谐有雅郑之异”，刘勰的《谐隐》篇则仅讲雅郑。(二)新文体的补充，如刘勰《杂文》篇涵盖答问、七发、连珠三种文体，孙梅增有上梁文、致语、乐语、口号、青词、疏语、祝寿文。(三)文体新形式的补充，孙梅将赋分为古赋、文赋、律赋、骈赋、骚赋，这些名目在刘勰那个时代尚未出现。(四)阐述内容有意偏重。孙梅既以《文心雕龙》为参照物，必尽量回避重复。《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非议孙梅之文体叙论云：“其间议论大抵词胜于意，虽极纵横博辨之致，终是行文之体，非衡文之作。”(14) 孙梅有意回避内容的重复，势必带来信息量不足而有“词胜于意”之嫌。判、记、序三体最为刘勰《文心雕龙》阐释之不足，由此孙梅获得了驰骋的空间。
孙梅骈文分体理论特点之二是文体分合更趋合理。孙梅认为真德秀归类过于笼统：“西山真氏以四体撰《文章正宗》，亦仅挈其纲。”(《丛话·凡例》)而更倾向于刘勰的划分法，但又并不完全一致。其不同之处除《凡例》所云“章疏与表，分而为二”“碑志与铭分为二”之外，又有数点：《文心雕龙》有书记而无记，孙梅将记体独立分出；《文心雕龙》将序入论说，孙梅认为序非论说文，并详明序的多样性；《文心雕龙》判入契券类，孙梅则认为“按《周礼》媒氏之判，实男女之婚籍，后世之判，乃州郡之爰书，亦名同而实异耳”(《丛话》卷19)；孙梅纠正了刘勰檄与露布不分的状况：“夫檄与露布，六朝不甚区别，故《文心》合而为一。唐宋以后，则檄文在启行之先，露布当克敌之后，名实分矣。”(《丛话》卷24)
孙梅骈文分体理论特点之三是“执数端以览众体”，几乎囊括所有四六文体。唐、宋科举之博学宏词科所试之文体十二种：制、诰、诏、表、露布、檄、箴、铭、记、赞、颂、序，此十二体为骈文常见文体。孙梅分体为十八：赋、制敕诏册、表、章疏、启、颂、书、碑志、判、序、记、铭箴赞、檄露布、论、祭诔、杂文(答问、七发、连珠、上梁文、乐语、致语、口号、青词、疏语、祝寿文)、谈谐。
孙梅文体理论第二个层面是骈文史论。世人多注意《四六丛话》文体叙论二十篇，其实文体作家论价值亦不容低估。如果说《选》叙、《骚》叙、《总论》是骈文史的宏观，文体作家论则是骈文史的散点透视。孙梅首先考察了“四六”名称的来源，《凡例》云：
“四六”之命，何自昉乎？古人有韵谓之文，无韵谓之笔，梁时沈诗任笔，刘氏三笔六诗是也。骈俪肇自魏晋，厥后有齐梁体、宫体、徐庾体，工绮递增，犹未以四六名也。唐重文选学，宋目为词学；而章奏之学，令狐楚以授义山，别为专门。今考樊南甲乙，始以四六名集，而柳州《乞巧文》云“骈四俪六，锦心绣口”，又在其前。《辞学指南》云“制用四六，以便宣读”，大概始于制诰，沿及表启也。
《续修四库提要》云：“虽松友文士，考证非其所长，故其于四六诸体源流得失之辨，往往不能窥其要领。”(15) 孙梅固然不以考据名家，但该条考据既注重“四六”称之始，又注重“四六”称涵盖范围变化，不失为考据名例。
孙梅认为“自赋而下，始专为骈体”(《丛话》卷3)，则《文选》与《骚》实非四六之一体，孙梅又何以将《文选》、《骚》列为卷首？《风例》阐释云：
《选》实骈俪之渊府，《骚》乃词赋之羽翼。杜少陵云：熟读《文选》理；王孝伯云：熟读《离骚》，便成名士。六朝唐人词笔迥绝者，无不以《选》、《骚》为命脉也。是编以二者建为篇首，欲志今体者，探本穷源，旁搜远绍之意。
又《文选》叙与《骚》叙各有一处说明：“余既有《丛话》之役，以为四六者，应用之文章；《文选》者，骈俪之统纪。《选》学不亡，则词宗辈出。”“其列于赋之前者，将以《骚》启俪也。”孙梅通过《文选》、《骚》两个源泉的确立，实质上旨在确定骈文的形貌与内质，诚如刘麟生所言：“卷首专论《选》《骚》，以明系统。”(16)
孙梅认为先秦时期是一个骈散不分的时代，骈文经西汉的酝酿至东汉方臻形成。《四六丛话·总论》云：“夫一画开先，有奇必有偶；三统递嬗，尚质亦尚文，剪彩为花，色香自别。”“西汉之初，追踪三古，而终军有奇木白麟之对，兒宽摅奉觞上寿之辞，胎息微萌，俪形己具。迨乎东汉，更为整赡，岂识其为四六而造端欤？踵事而增，自然之势耳。”
魏晋时期骈文诸形态特征愈加明朗，所以《凡例》云“骈俪肇自魏晋”。孙梅指出：“古文至魏氏而始变，变而为矜才侈博，六朝由此增华，然而质韵犹存。沈刻峭拔，是其所长，无襞积饾飣之迹也，如钟索初变隶法，尚留古意。述俪者于此寻源，溯古者于此辨异。”(《丛话》卷三十一)“述俪者于此寻源，溯古者于此辨异”的魏晋骈文俨然成了骈文发展分水岭。孙梅对六朝骈文不甚满意，《总论》云：“六朝以来，风格相承，妍华务益，其间刻镂之精，昔疏而今密；声韵之功，旧涩而新谐。非不共欣于斧藻之工，而亦微伤于酒醴之薄矣。”
孙梅认为“唐人擅四六者，多淹没何可胜道”(《丛话》卷14)，尤推崇唐初四杰：“夫瑰丽之文，以唐初四杰为最，而四子之中，尤以王氏子安为尤。”(《丛话·总论》)并将张说、柳宗元、令狐楚奉为唐代三大家，魏徵、王维、陆贽、杜牧、李商隐次之。唐以后，孙梅独褒赏欧、苏，南宋讫元明之骈文则认为无足可观，《凡例》云：“四六至南宋之木，菁华已竭，元朝作者寥寥，仅沿余波，至明代经义兴，而声偶不讲，其时所用书启表联，多门面习套，无复作家风韵。”
身处其时的孙梅对清代骈文的感受亦不失公允：“圣朝文治聿兴，己未、丙辰两举大科，秀才词贤，先后辈出，迥越前古，而擅四六之长者，自彭羡门、尤悔菴、陈迦陵诸先生后，迄今指不胜屈，但各家俱有专集，而脍炙腴词，激扬绪论，若侯芭、桓谭之流，犹有待焉。”(《丛话·凡例》)
李慈铭谓孙梅论四六“推重欧、苏而薄徐、庾”(17)，《续修四库提要》云其“取法汉魏”(18)，综观孙梅骈文史论，盖均不差。王志坚《四六法海》、吴蔚光《骈文源流》、《四库总目提要》、李兆洛《骈体文钞序》、刘开《与王子卿太守论骈体书》等以不同形式阐述了骈文的发展史，而以孙梅《四六丛话》最为系统。
师范《摘刊四六丛话缘起序》云：“癸亥夏偶于陈董菴明府见其《四六丛话》，借归细阅，为类共二十，各序其首，温粹清转，较刘彦和刘知几更为通晓，遂摘录之，刻为丛书之第二，俾继《古文辞序目》之后，仍附以王伯厚《词学指南》十二则，与吴纳《文章辨体序题》遥相映带。……吾愿操觚者即以是深思其义，庶于立言之体得所归宿焉。”(19)《续修四库提要》云：“核其所论，于历代文章体式，颇能赅括诸家，推阐精微。”(20) 此言不差，孙梅雅好四六，“己丑会闱，制艺策问皆作四六”，历三十余年而成的《四六丛话》辑录前人的评论，后出转精，理在必然。师范于癸亥(嘉庆八年)夏便有摘录《四六丛话》文体叙论之举，早于《旧言堂集》(嘉庆十五年)，可见师范是真正认识孙梅文体理论价值的第一人。
三 为骈原则：“文以意为之统宗”
“文以意为之统宗，……极而论之，行文之法，用辞不如用笔，用笔不如用意”(《丛话·总论》)是孙梅倡导的骈文书写原则，这一原则是孙梅整个骈文理论的核心。《续修四库提要》评价《四六丛话》云：“品题藻鉴，格取浑成，不斤斤以声律章句分工拙，持论尚称近正。”(21)
袁枚的骈文理论带有唯美主义色彩，宣称“古圣人以文明道，而不讳修词。骈体者，修词之尤工者也”(22)，并不忌讳纵谈骈文美学技巧。此外，汪士鋐《四六金桴》、王太岳《答王芥子同年书》、吴鼒《问字堂外集题词》、《思补堂文集题词》等亦多从修辞角度探讨骈文写作。骈文因注重文字修饰而不堪“靡丽”、“华而不实”的重负，所以在乾嘉时代骈文尊体化运动中，研究骈文技法无论如何也是非常不合时宜的。更何况它并不像八股文、试律诗那样事关利禄功名，所以也不存在为后生说法、指示门径之类的现世要求。陈维崧《四六金针》“对于唐宋以来骈文的体裁、优劣和作法等等，均有具体的详述，启示学习骈文者以门径”(23)，遭到四库馆臣斥为“浅陋”之境地，以至于怀疑《四六金针》非陈维崧所作，亦可见当时之情势。(24) 但细而论之，孙梅“文以意为之统宗”骈文观念的形成，最为直接原因则是深受《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的影响(25)。
孙梅甚为推崇《简明目录》。《四六丛话》“至近人著述，并不登入，以是编所录作家，讫于宋元故也”(《丛话·凡例》)，却破例悉录《简明目录》有关材料。其《凡例》云：“恭读《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一书，于前代文集存佚评鉴，无不详备，集千古之大成，树艺林之标准。是编于作家诸卷，谨悉恭录，蠡测鼴之义，取资无尽云。”《简明目录》内含的文学思想成了孙梅骈文思想的坐标，对于提升孙梅骈文理论有着重要的意义。四库馆臣立论较高，如《简明目录》言及王铚《四六话》云：“所论多宋人表启之文，大抵举其工巧之联，而气格法律，皆置不道，故宋之四六日卑。”评谢促《四六谈麈》云：“其论四六，多以命意遣词分工拙，所见在王铚《四六话》上。其论长句全句，尤切中南宋之弊也。”王铚重遣词，谢伋以命意为之药石，孙梅正是汲取《简明目录》这种褒谢贬王的轩轾思想，故其骈文评论亦不斤斤计较字句之工拙。
孙梅既然认为行文以意为主，所以主张对偶“言对为易，事对为难，反对为优，正对为劣”，其原因在于“此用意之长也”(《丛话·总论》)。孙梅非常欣赏杨亿“朝无绛灌，不妨贾谊之少年；坐有邹枚，未害相如之未至”句，因为该句“用事有意，则活泼泼地。如贾生厄于绛灌，以致时宰，岂复佳事，然翻转说来，弥见属对之长，此丹成九转，点铁成金也。”(《丛话》卷14)孙梅又主张“隶事之方，用史不如用子，用子不如用经”，这是因为经、子、史内蕴含量逐次退减之故：“九经包含万汇，如仰日星，诸子总集百灵，如探洞壑，此子不如经之说也。南朝之盛，三史并有专门，隋唐以来，诸子束之高阁，而挦撦稍广，理趣不深，此史不如子之辨也。苟非笔意是求，而惟辞之尚，非无纤秾，谓之剿说可也。若非经史是肄，而杂引虞初，非不奥博，谓之哇响可也。”(《丛话·总论》)
根源“文以意为之统宗”的思想，孙梅骈文批评强调以意运转材料，追求于整体的自然天成。孙梅指出：“盖粗才贪使卷轴，往往填砌地名人名，以为典博，成语长联堆排割裂，以为能事，转入拙陋。至于活字，谓不妨兔园伧气，殊不知大为识者所嗤。为作家主于用意，不主于用事，当其下笔，若直抒胸臆，谛加玩味，则字字有来处，浑然天成，此杜诗韩笔，所以绝妙古今也，不知此者，不可以与言四六。”(《丛话》卷14)“义山章奏之学，得自文公，盖具体而微者矣。详观文公所作，以意为骨，以气为用，以笔为驰骋出入，殆脱尽裁对隶事之迹。……由其万卷填胸，超然不滞，此玉溪生所以毕生服膺，欲从木由者也。”(《丛话》卷32)
李商隐与王藻之骈文有着两种不同的风格追求，前者意足而后者文工。孙梅对二者的价值评判与陈振孙迥然相异是透视孙梅为骈原则的一个极佳个案。陈振孙崇王藻而薄李商隐，《直斋书录解题》云：“浮溪集六十卷。四六偶俪之文，起于齐梁，历隋唐之世，表章诏诰多用之，然令狐楚、李商隐之流，号为能者，殊不工也。本朝杨刘诸名公，犹未变唐体，至欧苏始以博学富文，为大篇长句，叙事达意，无艰难牵强之态。而王荆公尤深厚尔雅，俪语之工，昔所未有。绍圣后，置词科，习者益众，格律精严，一字不苟，措若浮溪，尤其集大成者也。”《四六丛话》以其丛掇性质收录了这则材料(见《丛话》卷33)，但孙梅案语却明显有意识地与之针锋相对，云：“骈俪之文，以唐为极盛。宋人反诋讥之，岂通论哉！浮溪之文，可称精切，南宋作者，未能或先，然何可与义山同日语哉。古之四六，句自为对，语简而笔劲，故与古文未远。其合两句为一联者，谓之隔句对，古人慎用之，非以此见长也。故义山之文，隔句不过通篇一二见。若浮溪非隔句不能警矣，甚至长联至数句，长句至十数字者。以为裁对之巧，不知古意寝失，遂成习气，四六至此弊极矣，其不相及者一也；义山隶事多而笔意有余，浮溪隶事少而笔意不足，其不相及者二也。若令狐楚文体尤高，何可妄为轩轾乎！”(《丛话》卷33)孙梅与陈振孙这种态度的分歧又可见于卷32李商隐条。
孙梅“文以意为之统宗”原则赢得了近交者的认同，程杲云：“近时繙类书，举故事，往往一意衍至数十句，不惟难者不见其难，亦且劣者弥形其劣。孙夫子于《总论》篇中，有以意为主之说，学骈体者，不可无别裁之识。”(《丛话·程序》)秦潮云：“松友上溯《选》《骚》，下迄宋元，荟捃百家，标举一是。其言曰：用辞不如用笔，用笔不如用意。匪第为俪体说法，凡抽思弄翰者，悉受范焉。”(《丛话·序》)
四 推扬骈文思潮：骈散合一
乾嘉骈散操戈相争之初，骈散两派反唇相讥，“世之袭徐庾者诮八家之空疏，而袭史汉者每讥六朝为摭拾”(26)，这场壁垒分明的争论使得骈散奇偶自然，迹别泾渭，判若鸿沟。而孙梅全不见那种剑拔弩张的火药味，他并不刻意制造骈散对立。故刘麟生评价《四六丛话》总体思想云：“推阐骈文思潮，具有特识。卷首专论《选》《骚》，以明系统；总论调和骈散，以示旨归。”(27)
马积高在总结清代学术对骈文的影响时指出：“一是骈文本与博学相联系，考据学的兴起，正与之相应，因而助长其发展，并为其特点的形成起了一定作用。二是骈文本与理学无缘，清代考据学兴起后所形成的汉、宋学术之争和汉学家的高张其帜，更促使骈文家与理学分离，故清代骈文较少道学的酸腐气。”(28) 宋学重道轻文，以阐“道”为核心的古文鄙视骈文，古文家方苞云：“古文中不可入语录语、魏晋六朝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29) 由于骈文、古文依托学术性质的差异，骈散之争实际上是乾嘉间汉、宋学术之争延伸到文学领域的一种表现形态。
乾嘉间之考证学几乎独霸学界，梁启超甚至形容道：“稍为时髦一点的阔官乃至富商大贾，都要‘附庸风雅’，跟着这些大学者学几句考证的内行话。”(30) 骈文依托汉学凌越古文独盛一时。但是，骈文经过唐宋古文运动昭“罪”于世后，积重难返，俨然为“淫靡害俗”之代名词。王若虚云：“四六，文章之病也，而近世以来，制诰表章，率皆用之。君臣上下之相告语，欲其诚意交孚，而骈俪浮辞，不啻于俳优之鄙，无乃失体邪！有明王、贤大臣一禁绝之，亦千古之快也。”(31) 因此，为骈体正名，争取生存空间是清代骈文理论第一要务。有意识地向古文靠拢是论者的一种普遍策略，而凌廷堪、阮元等独钟骈文，倡骈文为文之正宗仅一异数。
在这场骈散之争中，孙梅鲜明地提出骈散合一的主张。《四六丛话·总论》云：“尚心得者遗雕伪，以为堆垛无功；富才情者忽神思，则曰空疏近陋。各尽所长，人更相笑。仆以为齐既失之，而楚亦未为得也。夫一画开先，有奇必有偶；三统递嬗，尚质亦尚文。剪彩为花，色香自别，惟白受采，真宰有存。”孙梅将《骚》作为骈文源泉之一颇具深意。《四六丛话》卷三叙云：“《丛话》曷为而次《骚》也？曰：观乎人文，稽于义类，古文四六有二源乎？大要立言之旨，不越情与文而已。……诗人之作，情胜于文；赋家之心，文盛其情。有文无情，则土木形骸，徒惊纡紫；有情无文，则重台体态，终恧鸣环。屈子之词，其殆诗之流，赋之祖，古文之极致，俪体之先声乎？”倘若从深层角度考察，我们就会发现，孙梅之高明处在于不像乾嘉一般学者那样直线纠结于句式奇偶之争，而是把骈散之争置换为情与文、文与质的议题，深入逼视骈散之争的实质。而孙梅文艺思想以意为主，主张情文并重，《四六丛话》卷31云：“越石寥寥数篇，才气杰然，足盖魏晋，其劝进表、答卢谌诗序，豪宕感激，肺腑流出，无意于文而文斯至。”卷10云：“若以堆垛为之，固属输辕虚饰，纯以清空取胜，亦无非臭腐陈言。一言以断之：惟情深而文明，沛然从肺腑流出，到至极处，自能动人。作之者非关文与不文，感之者亦不论解与不解，手舞足蹈，又不知其然而然者。”
孙梅从骈文角度提出“骈散合一”有三层含义：一开拓书写题材；二融合古文写作形式；三贯穿儒家经世精神。清代骈文尊体化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扩大骈文的创作领域。“清朝一些骈文家及有意与古文家争席乃至争文统，凡六朝人已用骈体来写的体裁固然用骈体来写；唐宋古文家所开拓的文章领域，他们也试图用骈文来写。”(32) 因此，颜之推、郦道元、温大雅等人以四六为论为叙，引起了孙梅高度关注：“四六长于敷陈，短于议论。盖比物连类，驰骋上下，譬之蚁封盘马，鲜不踬矣。乃六朝之文，无不以骈俪行之者，而颜氏家训尤擅议论之长。街谈巷说，鄙情琐语，一入组织，皆工妙可诵。习骈俪者，于以探赜观澜，非徒成一家言也。”(《丛话》卷31)“四六之文，议论难矣，而叙事尤难。颜氏《家训》、郦氏《水经注》，援据徵引，则有之矣，叙事犹未也。其惟《创业起居注》以编年之体，为鸿博之辞，不惟对属之能，兼有三长之目，学者与陆宣公奏议参观之，知熟于此道者，固无施不可。”(《丛话》卷32)孙梅更是以饱满的热情称颂《文心雕龙》、《文赋》、《诗品》、《史通》等为“论说之精华，四六之能事”(《丛话》卷22)。孙梅通过这些作品的历史回溯，以树立创作的风标。亦正如此，孙梅《四六丛话》步钟嵘、刘勰之后尘，选择以骈文形式表达其四六思想，其文体叙论二十篇均以骈文形式写成。
对骈文而言，唐宋古文运动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孙梅激赏古文运动主将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的骈文绝非一个普通信号。《四六丛话》卷33评欧阳修云：“宋初诸公骈体，精敏工切，不失唐人矩矱，至欧公倡为古文，而骈体亦一变其格，始以排奡古雅，争胜古人。而枵腹空笥者，亦复以优孟之似，藉口学步，于是六朝三唐格调寝远，不可不辨。”评苏轼云：“东坡四六，工丽绝伦中，笔力矫变，有意摆落隋唐五季蹊径。以四六观之，则独辟异境；以古文观之，则故是本色，所以奇也。”更耐人寻味的是，孙梅将素来为四六文论话语缺席的人物——柳宗元抬升为唐代三大家之一：“吾于有唐作家，集大成者，得三大家焉。于燕公极其厚，于柳州致其精，于文公仰其高。”(《丛话》卷32)孙梅自揭谜底云：“惟子厚晚而肆力古文，与昌黎角力起衰，垂法万世。推其少时，实以词章知名，词科起家，其熔铸烹炼，色色当行。盖其笔力已具，非复雕虫篆刻家数。然则有欧苏之笔者，必无四杰之才；有义山之工者，必无燕公之健。沿及两宋，又与徐庾风格去之远矣。独子厚以古文之笔，而鑪鞲于对仗声偶间。天生斯人，使骈散古文合为一家，明源流之无二致。呜呼，其可及也哉！”(《丛话》卷32)至此，我们方才明白，处于古文运动之初的柳宗元，其骈文变革突出表现在句法上的骈散交错，而后来由欧、苏开创的新四六则以古文之气运乎骈文，三者都契合孙梅骈散合一的骈文思想。此外，魏晋骈文“述俪者于此寻源，溯古者于此辨异”，是古文与骈文交融阶段，这个阶段之所以受到孙梅的褒扬原因也正在此。
袁枚云：“足下之答绵庄曰：‘散文多适用，骈文多无用，《文选》不足学。’此又误也。……夫物相杂谓之文。布帛菽粟，文也；珠玉锦缣，亦文也；其它浓云震雷，奇木怪石，皆文也。足下必以适用为贵，将使天下之大，化工之巧，其专生布帛菽粟乎？抑能使有用之布帛菽粟贵于无用之珠玉锦缣乎？人之以身，耳目有用，鬓眉无用，足下其能存耳目而去鬓眉乎？是亦不达于理矣。”(33) 袁枚试图用功能多元性消解骈文无用论的攻击，实际上这种驳斥存在着一个重大缺陷，即在“实用”价值上已经承认了骈文的无能为力。而孙梅解构文字游戏之嫌的利器是倡导骈文同样具有儒家经世之精神怀抱，达到在精神层面上与古文合而为一。孙梅的这种思想可从其对范仲淹、令狐楚二人的评价中略窥一二。《四六丛话》卷33云：“公(范仲淹)读书长白，断虀画粥，研穷六经，而成王佐之学，何尝沾沾于词章哉！譬之本根，日加培溉，而蒸菌吐华，不期自致焉尔。”《四六丛话》卷10云：“令狐文公于白刃之下，立草遗表，读示三军，无不感泣，遂安三军。于宣公草兴元赦书，山东将士读之流涕。同一手笔，必如此，始为有用之文，四六所由与古文并重天壤也。”谢无量指出：“朱文公尝谓是科习谄夸大之辞，竞骈雕刻之巧，当稍更文体，以深厚简严为主，使学者必涵泳六经之文以培其本云，则其弊非一朝一夕之故。士人苟趋便利，当官但寻旧贯，于是四六之用，弥滥而不精。然亦无长篇大制，高者尚不逮唐远甚，无论齐梁以上。”(34) 盖以儒家之精神充实改造骈文的建议朱熹已着先鞭，只是习气风尚一时难以改变。
孙梅将《离骚》确立为骈文之一源，并强调指出：“若夫幽通思元，宗经述圣，《离骚》之本意也。……虽音涉哀思，而志纯贞正。屈迹江潭之下，抗节云霄之上，以视夫益稷之陈谟，箕子之衍范，未知何如也。”(《丛话》卷3)这说明孙梅骈文经世思想在其骈文的系统序列建构之初已经奠定。同时，孙梅主张约束文人锋芒毕露的豪气，封建文人在宦海浮沉中的一种无奈选择，使得骈作又有儒家“穷则独善其身”的性质。其言云：“大凡辨博之才，记诵之学，矜才者多去道甚远；矜才则遭忌，味道则寡识，此王、杨、卢、骆所以为裴行俭所料也。杨亿之文雅近四子而器识稍高，然卒以疏放，始罹谗口，终洩机事，位既黜辱，年亦不长。忠定勤勤规切，有以也。夫故曰：文以载道，亿于道未之见，虽妃青俪白，谈天雕龙，一艺之长耳。若柳子厚、苏文忠对偶之文，无不根极于道，虽处困厄，其精神自超物外，岂可同年语哉！”(《丛话》卷17)
陈子展云：“有的以为骈散并尊，不宜歧视，如曾燠、吴鼒、孔广森诸人的主张便是；有的以为骈文才可以叫做文，说是孔子解《易》，于乾坤之言，自名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且遵之曰古，俨然要和古文家争文章正统，如阮元、阮福父子的主张便是；有的以为骈散合体，不应分家，如汪中、李兆洛、谭献诸人的主张便是，总这一时期的骈文家敢和古文家抗衡，和古文家争正统。”(35) 孙梅所处之时，主张骈散合一者并不多见，曾燠等人虽都强调骈散两种文体具有共同表述功能，骈体也应当以达意明史为主，也可以用来谈经论史，但旨在宣扬骈散并尊，惟汪中与孙梅桴鼓相应。嘉庆末年以后，汉宋学术趋于合流，崛起新秀如李兆洛、包世臣、蒋湘南、谭献等倡导骈散合一，骈散合一终成一股思潮。
注释：
①见阮元的《四六丛话·后序》，孙梅：《四六丛话》卷首，《万有文库》本。以下引文，凡出自该书者，仅随文标出卷数、篇名，不再注明版本。
②宗源瀚：《同治湖州府志》卷76“文学三”，《中国地方志集成》本。该传又可见于《光绪归安县志》卷37“文苑部”。
③(19)(26)师范：《二余堂文稿》卷四，《丛书集成续编》本。
④(17)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841页、第1094页。
⑤(34)谢无量：《骈文指南》，中华书局1921年版，第79页、第67页。
⑥焦循：《雕菰集》卷八，《辨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⑦阮元：《研经室外集》卷三，《四库未收书目提要》，中华书局1993年版。
⑧(13)阮元：《研经室三集》卷五，《旧言堂集后序》，中华书局1993年版。
⑨见孙福清的《复小斋赋话·跋》，浦铣：《复小斋赋话》卷首，《丛书集成续编》本。
⑩钱基博：《骈文通论》，上海大华书局1934年版，第41页。
(11)(12)(16)(27)刘麟生：《中国骈文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18页。
(14)(15)(18)(20)(21)《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第19册第250页，《四六丛话缘起》题要条，齐鲁书社1996年版。
(22)(33)分别见袁枚：《袁枚全集·小仓房文集》卷11、卷19，《胡稚威骈体文序》、《答友人论文第二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23)蒋伯潜、蒋祖怡：《骈文与散文》，上海书店1997年版，第89页。
(24)参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97诗文评类存目《四六金针》提要条。
(25)《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由馆臣赵怀玉于乾隆四十七年录出，于乾隆四十九年刊刻于杭州，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刊刻于乾隆五十四年。《四库全书简明目录》除存目不录外，入选提要删繁就简，《简目》先于《总目》问世，加之便于检阅，遂得以广泛流传。孙梅的《四六丛话》于乾隆五十四年定稿，次年孙梅去世，故《四六丛话》未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影响，甚至可能孙梅尚未及见该书。
(28)(32)马积高：《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文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0页、第109页。
(29)转引自沈廷芳：《椒园文钞·方先生传后》，《国朝二十四家文钞》嘉庆元年刻本。
(30)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9页。
(31)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37，《文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5)陈子展：《中国文学史讲话》，北新书局1933年版，第263—2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