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高等教育若干基本问题的省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19(2015)06-0017-06 DOI:10.14138/j.1001-4519.2015.06.001706 全球化是当代社会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它既是一个历史过程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作为一个社会变革过程，全球化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产生了跨国界的深刻影响。全球化浪潮推动了高等教育市场的形成、民营化的兴起、分权的推进、问责制的实施，以及跨境高等教育的发展。①在全球化对高等教育政策和实践的作用过程中，需要在广阔的国际视野下对当代高等教育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深入的反思。 一、高等教育中全球与本土的辩证关系 我们今天所处的是一个全球化时代。可以说，当今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地区、政府、大学和其他组织能够回避全球化的影响，也没有哪一个处于社会生活中的个人能够怡然自得于全球化进程之外。全球化重塑了当代高等教育的面貌，这一过程方兴未艾。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影响高等教育领域主要政策和实践的基本力量中，既有来自高等教育内部的力量也有来自高等教育外部的力量，既有来自全球的力量也有来自本土的力量。 在克拉克1983年提出的“政府—市场—大学三角协调图”这个经典高等教育模型中，多数国家高等教育系统的大部分公开活动位于三角形中点的左边：公开的权力冲突在政府与学术权威之间展开；市场或者不被看作是一种协调形式，或者被视为将产生不可靠的不良结果。②这一模型后来受到了挑战。在克拉克提出这个模型的时候，西方国家高等教育经历“二战”后凯恩斯福利国家时期的黄金时代不久，新自由主义刚刚抬头，市场机制仅仅在美国、日本等个别国家的高等教育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该模型提出后市场的力量在各国日益增强。更重要的原因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高等教育由于受到全球化的影响，克拉克局限于民族国家内部的分析框架已经难以反映出影响世界高等教育系统的基本力量。1996年克拉克自己也反思道，他的模型忽视了超国家的力量，并且主要关注国家层面的宏观趋势和结构，忽视了微观动力和决定因素。③ 鉴于影响各国高等教育因素的多样性，2002年马金森和罗兹提出了高等教育领域的“全球—国家地方模型”(glonacal heuristic)。Glonacal为两位合作者新造的一个词，由global(全球的)的前三个字母、national(国家的)前两个字母和local(地方的)的最后三个字母组成。他们提出这一模型的具体原因包括三点。首先，当今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受到全球经济、文化、教育力量的影响，以及高校自身的影响；其次，各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受到区域贸易组织以及其他组织的影响；再次，体现民族文化的高等教育受到保存和促进本土文化认同和独立性的挑战。“全球—国家—地方模型”不是一个二维平面，而是由一组相互联结的六边形组成的三维空间；相互联结的晶体代表着全球体系中的机构和行为的集合。④该模型提出高等教育领域内政府、市场、学术权威三种力量相互交织，强调了全球、国家、地方三个维度和力量并存的重要性，有利于更清晰地理解政治、市场、学术权威三种力量在全球、国家、地方层次的交互作用。这一解释框架发展了克拉克三角，明确提出了高等教育活动的三个相互联结的层面：全球、国家、地方。阿诺夫和托里斯提出的分析框架则相对简练，主要是从全球与本土(包括国家与地方两个层次)两个层次进行分析。在他们看来，影响教育的全球力量与本土力量之间存在一种辩证关系，它们相互作用并且有张力和矛盾。⑤ 高等教育领域内市场的形成、民营化的兴起、分权的推进、问责制的实施，以及跨境高等教育的发展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全球化的影响，并且全球化的影响主要是以间接的方式发生的。与此同时，各国高等教育政策形成和实践发展还受到本国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自身等因素的影响。部分国家的高等教育政策和实践主要受到全球因素的影响，更多国家的高等教育政策和实践主要受到国内因素的影响；在不同国家，某些高等教育政策和实践主要受到全球因素的影响，其他高等教育政策和实践则主要受到国内因素的影响。例如，同样是高等教育民营化，韩国的高等教育民营化主要受到国内因素特别是中等教育普及、高等教育需求旺盛等因素的影响，智利的高等教育民营化主要受到新自由主义和“结构调整方案”的影响，印度的高等教育民营化则受到高等教育财政紧张、世界银行“结构调整方案”和国内高等教育需求扩大等因素的交互影响。归纳起来，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政策和实践受到全球与本土双重因素的影响，全球因素与本土因素相互作用；至于在国家层面以及在具体的某种高等教育政策和实践上是全球因素还是本土因素影响更大，则取决于该国在全球权力结构体系中的位置和有关具体情境。 二、高等教育的经济功能 高等教育具有多种功能，在类型上包括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功能，在指向对象上包括社会、政治、文化、经济功能。高校是一种以知识特别是高深知识组织起来的学术组织，早期主要从事传播知识的工作，后来又增加了创造知识和运用知识为社会服务的职责。在历史上，高校传播、创造知识和运用知识服务社会主要是围绕知识本身，较少考虑这些活动的经济涵义。根据埃奥多里卡的观察，大学的理想一度包含了广泛的文化和社会意义，并专注于公共产品的生产。⑥ 但是，在全球化特别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各国竞争不断加剧，各国积极努力在世界格局中谋求一个好的或相对好的位置，强调增强“国家竞争力”。竞争型政府强调高等教育的经济功能，要求高等教育为经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甚至要求高等教育直接为经济做贡献。在这种背景下，许多国家的政府要求高校培养更多的技术类和技能型毕业生，开展更多的应用研究，加大对应用研究的投资力度并削减对基础研究的资助，加强技术转让和科技成果转化，收取学费或提高学费水平；有的国家还要求高校大量招收自费留学生，建立海外分校或开展其他形式的有偿跨境教育服务，在政策上予以大力支持，甚至将教育作为出口产业。看似矛盾的是，政府强调高等教育的经济功能，还表现为削减公共教育经费，要求高校节约资源和提高办学效益，通过评估和质量保障的方式对高校资源使用进行问责。政府削减公共高等教育经费，既有财政紧缩的原因，也有认为高等教育具有经济生产功能，高校有能力为自己的教学科研活动承担更多成本的原因。 高等教育的经济功能受到强调，最突出的表现是由经济价值界定高等教育的目标，侵蚀高等教育的社会文化目标。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英国政府先后发布的多份高等教育白皮书均强调高等教育为经济发展服务的目标和为国家创造财富的价值。2003年，英国教育大臣克拉克宣称：“我并不在意是否有中世纪研究的专家，那只有装饰的目的，国家没有理由资助这样的研究。”他的发言人就此进一步阐述道：“大学存在的目的是为了使英国的经济和社会能够应对全球变化对国家所形成的挑战。也许有人会说，大学从根本上说是学者共同体，政府不应该以任何形式干预他们的活动，他们聚集在一起，自由思考，不受外在力量的约束。克拉克认为，这是对大学理想的合法界定。但是，这样的定义自身并不能解释和说明政府为什么要为大学提供资源。”⑦上述言论显示了一个国家最高教育行政官员对基础性的人文学科研究的蔑视，以及对大学解决当下经济社会问题的工具价值的大力提倡。高等教育的经济功能受到强调，促使高校变得更像公司，教师成为生产者(一部分教师成为学术资本家)，学生成为消费者。⑧经济功能不断强化，乃至被过度强调，导致高等教育领域内形成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也就是“经济理性主义”或“经济主义”。世界银行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坦承：“由于市场力量占优势，高等教育对公共利益应负的责任被忽视了”。⑨ 毋庸讳言，高等教育具有经济功能，高校的许多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活动均具有经济意义，能够不同程度地促进经济发展。但是，高等教育不但有经济功能而且有社会、政治和文化功能，高等教育的经济功能并不必然比其他功能特别是社会、文化功能更加重要。哈贝马斯指出，大学是一个批判的场所，应当超越金钱、权力系统的工具化需求，更多地致力于政治社会变革和文化生活。布迪厄认为，高等教育场域中最有价值的资本是“学术资本”和“科学资本”，它们包含的价值首先是知识价值或文化价值而不是经济价值或政治价值。哈贝马斯与布迪厄使用的概念存在差异，但在对于高等教育对社会、文化功能的意义的认识上两位思想家观点基本相近，差别在于哈贝马斯比布迪厄更加强调大学对政治变革的意义。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高等教育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功能都比经济功能更为重要，经济功能凸显甚至凌驾于社会、文化功能之上仅仅是过去几十年来的事情。历史从来不会停止在某一页。当过分强调高等教育的经济功能会带来重大弊端成为一种共识的时候，高等教育的社会、文化功能也许会重新受到重视。巴尼特认为，大学的独特前景不是推动经济发展，而是成为公开的对话式交流的场所，这种交流服务于包括国内和全球范围的整个社会的发展。⑩ 进一步说，即使高等教育具有经济功能，高等教育为经济做贡献的最好方式也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高校是学术组织，在本质上是一种非营利组织，它不以生产商品、提供商业服务和产出利润为宗旨。生产商品、提供商业服务和产出利润是企业的职责而不是高校的职责。在现代社会，每一种主要类型的组织都有自己的边界，组织的功能高度分化。在直接为经济做贡献方面，最合适的角色是企业而不是高校。高校没有必要过多地介入直接为经济发展做贡献的活动，政府和其他社会各界也不应当要求高校越俎代庖。 三、知识的价值和产品性质 高等教育的经济功能受到强调，其知识基础主要有两点：首先是注重知识对经济的应用价值，其次是知识的私人产品性质增强。 知识有不同的层次和类型之分，在历史上处在正统地位的是理论知识，技术知识或技艺性知识长期处于边缘位置。由于理论知识在人类知识体系中居于正统地位，纯粹性知识受到推崇，知识对经济的应用价值较少受到重视。亚里士多德认为，人们追求知识是出于“闲逸中的好奇”。纽曼的观点是，大学“是一个传授普遍知识的地方”，“知识的本身即为目的”，这种知识是自由知识、绅士知识，也可以称作科学知识。普遍知识无须寻找可以依托的外在目的，技艺性知识则是服务于外在目的的实用知识。(11)19世纪60年代美国赠地学院兴起，虽然注重利用知识为州工农业和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但是并没有过于强调知识对经济的直接应用价值，并且不排斥古典教育。 知识具有广泛的正外部效应。长期以来，知识主要是一种公共产品，为社会发展和人类福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默顿提出的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组织化的怀疑既是科学知识的四点精神特质，也是人文知识和大多数技术知识的精神特质。按照这种观点，科学上的重大发现都是社会协作的产物，属于社会所有，构成了人类的共同遗产；科学中的产权应当缩小到最小程度，科学知识的发明者不应享有专利；科学家须出于求知热情、好奇心和对人类利益的无私关怀而追求科学知识。(12)科学家和学者是知识的传播者和创造者，而不是知识的所有者，因为知识在本质上是一种公共产品而不是私人产品。 但是，在竞争和市场观念不断强化的全球化时代，一些国际组织和许多国家的竞争型政府都强调知识对经济的应用价值。正如兰德斯所指出的，“国家的进步和财富的增长，首先是体制和文化，其次是钱，但从头看来而且越来越明显的是，决定性因素是知识”。(13)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提出知识经济的概念，认为全球经济正在发生改变，知识取代了物质资本成为目前和未来财富的资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还认为，在知识经济时代，高等教育的重要性不断提升；由高校创造的知识的质量及其所创造知识对经济的广泛应用价值，对国家竞争力变得日益重要。 与此同时，知识的公共产品性质不断削弱，私人产品性质日益增强。1980年美国《贝耶—多尔法》的颁布和实施激发了将科技知识转化为技术和生产经济价值的热情，但其更深远的意义是在法律上确认了发明者的专利权，从而大大推动了知识的私有性或私人产品性质。哈佛大学医学院研制的肿瘤鼠提供了一个鲜活而有争议的例子。肿瘤鼠是一种生物工程动物，能够可靠地复制出各种各样人类癌症的特征。肿瘤鼠的专利为哈佛大学所拥有，杜邦公司购买了将其作为一种研究工具销售的许可权。将肿瘤鼠作为研究工具，很快变成了全球发现乳腺癌、前列腺癌和其他一些癌症的新的治疗方法和测试的标准做法。但是，肿瘤鼠成本极高，杜邦公司不允许其他人饲养肿瘤鼠用于产业经营，也不允许协议方即哈佛大学和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以外的研究人员获得。许多社会组织和癌症患者认为，这种做法限制了对一些癌症的治疗，阻碍了相关研究的发展。这些组织和患者还认为，肿瘤鼠是主要利用公共资金获得的研究发现，不应当为私人(上述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所有，反之这种研究工具应当让所有研究人员自由使用。(14) 由于知识的经济应用价值和私人产品性质受到强调，高等教育领域内的知识商品化日益流行。强调高校加强与产业界的联系和推动科技成果转化、跨境教育提供迅速发展和营利性院校的崛起，大大改变了高等教育的面貌。高校变得越来越像公司，高等教育的商业特征日益明显，乃至成为一种全球范围内的可贸易商品。 强调知识的经济应用价值和私人产品性质，导致高校的基础研究地位下降，高等教育的公共性受到削弱，从长远看不利于知识的增长和积累。强化知识的私人产品性质还可能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如杜邦公司限制其他人饲养肿瘤鼠并限制其他研究人员获得肿瘤鼠，阻碍了肿瘤鼠研究的推进，也使一些癌症患者失去了得到有效治疗的可能机会。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曾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的斯蒂格利茨认为，知识不但是一种知识而且是一种全球公共产品。知识具有广泛的外部性，一旦传播开来其市场价值就为零。(15)强调知识的经济价值和私人产品性质，既损害了公共利益也损害了知识本身。高等教育领域的新自由主义市场改革进行了二三十年后，提出和倡导知识经济观念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重新认识知识的性质，指出高校科研的主要角色是公共产品性质的“开放科学”而不是生产可直接销售的知识。(16) 四、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 在世界各国联系日益紧密、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的全球化时代，各国之间的高等教育联系也日益密切，突出地表现为高等教育政策的迁移和借鉴的流行。教育政策迁移和借鉴往往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政策迁移，以及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政策借鉴。(17)当然，在发达国家内部也存在中心国家(如美国、英国)向次中心国家(如澳大利亚、荷兰)的政策迁移，以及次中心国家向中心国家的政策借鉴。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政策迁移和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借鉴并非不存在，但较为少见。 教育政策借鉴的认识基础在于，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能够促进本国教育改革和发展，乃至促进本国经济社会发展。贝磊发现，如果A国经济低迷(失业率高、经济增长慢)，人们通常会认为这是因为该国教育体制不能培养出高技能劳动力；如果B国经济蓬勃发展(失业率低、经济增长快)，人们通常会认为这是因为该国教育体制能够培养出大批高技能劳动力；据此，人们认为如果A国移植B国教育体制的某些方面，就能促进本国经济发展。(18)美国高等教育系统在增进国家经济利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实际上该国大学本身就处在影响其他产业的全球经济和趋势之中。因此，美国大学被期望为全球经济培养公民，学术资本主义深深嵌入学术文化之中，高等教育日益被期望为全球经济发展做贡献。(19)拉丁美洲的主要大国认为美国高等教育取得了成功，于是纷纷仿效美国模式进行高等教育改革，从关注均等、入学机会、大学自主权或高等教育为社会转型做贡献转向关注卓越、效率、经费和收益率。(20) 教育政策迁移有多种形式，或者说一个国家影响另一个国家的教育政策有多种渠道。根据菲利普斯的观点，教育政策迁移包括被强加、外在约束下的要求、外在约束下的协议、主动借鉴、广泛影响下的引进等五种主要的形式，形成了一个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借鉴的谱系。(21)一般而言，主动借鉴型教育政策借鉴和广泛影响下的引进型教育政策借鉴更加适合借鉴国。借鉴国在充分考虑本国国情的基础上借鉴国外教育政策，比较符合本国的实际需要。 在实践中，不少发展中国家在借鉴发达国家教育政策的过程中较为被动，或者虽然主动借鉴但表现出一定的盲从性。仍以拉美国家为例，该地区主要国家的高等教育市场化、民营化改革既有受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结构调整方案”的影响的原因，也有所在国家新自由主义政府、社会规划家和学者盲目信奉美国高等教育模式的原因。罗德斯和托里斯指出，美国高等教育模式虽然是成功的，但是这种模式深深植根于美国土壤之中。美国高等教育系统最显著的特征是多样化，该系统由各种层次和类型的院校组成。美国研究型大学立足于以大规模州立大学和社区学院为基础的高等教育体系，该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主要靠以州和地方政府作为主要经费来源、学费水平较低的州立大学和社区学院做保障，私立高校学生在全部高校学生中只占1/4。反观拉丁美洲国家，它们模仿美国建设研究型大学但没有类似的大规模州立大学和社区学院来解决入学机会问题，实施激进的高等教育市场化和私有化改革，迅速扩大私立高等教育规模和提高公私立院校学费水平，损害了社会公平和教育公平，并且导致高等教育质量下降、毕业生就业困难。在拉丁美洲，高等教育“美国化”并没有取得成功。(22)在高等教育政策借鉴方面，不仅拉丁美洲国家提供了负面的经验，其他地区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存在类似的经验教训。 在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从本国国情和高等教育实际出发，进行兼收并蓄式的借鉴和创造性的探索。无论是被动借鉴还是盲目学习，都会给高等教育乃至整个社会造成破坏性的后果。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决策者应当铭记加州洛杉矶大学学者罗德斯和托里斯的善意提醒，“在美国有效的东西不一定适用于其他地方”。无独有偶，美国著名学者特罗早前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特罗警告道：“我们有必要事先知道美国高等教育系统里有着特定历史的、结构性的特征。如果无视这种差异，可能会犯把美国的特殊制度原封不动地移植到其他国家的系统的重大错误。美国的经验或许值得学习，但是很有限，同时存在着从美国经验的不恰当结论中学到错误经验的危险性。” 收稿日期：2015-09-30 注释： ①蒋凯.全球化时代的高等教育政策走向及其批判性分析[J].大学教育科学，2012，(3)：13-19. ②Burton R.Clark,Th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Academic Organization in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Berkeley &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143-145. ③Burton R.Clark,"Substantive Growth and Innovative Organization:New Categories for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Higher Education 32,4(1996):417-430. ④Simon Marginson & Rhoades Gray,"Beyond National States,Markets,and Systems of Higher Education:A Glonacal Heuristic," Higher Education 43(2002):281-309.马金森和罗兹所指的“地方”并不限于州(省、邦)或更基层的行政区域，而是指国家之下的各级层次，包括州(省、邦)、县(郡)、院校和其他微观层次。 ⑤Robert F.Arnove & Carlos A.Torres,eds.,Comparative Education:The Dialectic of the Global and the Local(2nd)(Lanham:Rowman & Littlefield,2003). ⑥周作宇.论高等教育中的经济主义倾向[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12. ⑦周作宇.论高等教育中的经济主义倾向[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11. ⑧Simon Marginson,Markets in Education(NSW,AU:Allen & Unwin,1997),5. ⑨World Bank & UNESCO,Higher Educ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Peril and Promise(Washington D.C.:The Word Bank,2000),38. ⑩罗纳德·巴尼特.高等教育理念[M].蓝劲松主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11)约翰·亨利·纽曼.大学的理想(节本)[M].徐辉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1.31-33. (12)Robert K.Merton,The Sociology of Science: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3),274. (13)戴维·兰德斯.国富国穷[M].门洪华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2-3. (14)Dorsey Griffith,"Research Roar over Oncomouse Restriction," Sacramento Bee,2 November,2003. (15)Joseph E.Stiglitz,"Knowledge as a Global public Good," in Global Public Goods: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eds.Inge Kaul,Isabelle Grunberg,and Marc C.Ster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308-325. (16)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Tertiary Education for the Knowledge Society(Vol.2)(Paris:OECD,2008),102-120. (17)Fazil Riziv & Bob Lingard,Globalizing Education Policy(London & New Work:Routledge,2010). (18)Mark Bray,"Comparative Education:Traditions,Applications and the Role of HKU",Faculty of Education,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th Anniversary Inaugural Lecture.Hong Kong: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December 2004. (19)Robert A.Rhoads & Carlos Alberto Torres,eds.,The University,State,and Market: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lobalization in the Americas(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23. (20)Carlos A.Torres & Daniel Schugurensky,"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Era of Neoliberal Globalization:Latin Americ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Higher Education 43(2002):429-455. (21)大卫·菲利普斯.比较教育中的教育政策借鉴理论[J].钟周译.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6，(2)：2. (22)Robert A.Rhoads & Carlos Alberto Torres,eds.,The University,State,and Market: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lobalization in the Americas(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324-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