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一切努力遏制通货紧缩,促进经济繁荣复苏_基础货币论文

尽一切努力遏制通货紧缩,促进经济繁荣复苏_基础货币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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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经济发展的开局较好,经济运行总体保持平稳。由于去年中央及时作出了扩大内需的重大决策,运用了力度很大的财政增支手段,这些反周期扩张政策在今年上半年继续发挥积极作用。1月—5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7.6%,高于去年同期5个百分点;工业增加值增长9.5%,高于去年同期1.6个百分点;工业企业经济效益出现恢复性回升, 产销率达到95.38%,比去年同期提高0.74个百分点;1月—4 月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增长133.3%,亏损企业亏损额下降11.4%, 经济增长质量有所提高。

但是,去年以来的反周期扩张政策力度并没有大到足以扭转通货紧缩的趋势,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生产资料价格总指数今年以来跌幅不断加深。我们认为,在总量矛盾、结构矛盾和体制矛盾三者之中,以通货紧缩为主要特征的总量矛盾已经上升为对经济改革、发展和稳定威胁最大的主要矛盾,遏制通货紧缩成为当务之急。

一、从宏观经济四大指标走势看治理通货紧缩的紧迫性

对宏观经济运行态势的判断,必须从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失业率和国际收支平衡四个方面全面考察,对今年上半年的形势分析中可以发现,通货紧缩不断加深的走势对经济增长、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的负面影响在加大,使扩大内需的政策效应较快的减弱。

1.通货膨胀率。我国自1997年下半年以来,社会总供求关系发生了历史性转折,已经连续2年通货紧缩取代通货膨胀。 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自1997年10月以来连续20多个月下降,今年1月份—5月份下跌3.2%,比去年同期加深1.3个百分点;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自1998年3月以来连续15个月负增长,今年1月份—5月份下降1.7%, 比去年同期加深1.6个百分点; 特别是作为经济景气先行指标的生产资料价格总指数已经连续30多个月下降,在连续两年负增长的基数上今年1月份—5月份跌幅仍深达7.8%,比去年同期加深4个百分点。市场价格惯性走势和今年对粮食、棉花等重要农产品价格的新调整措施都将对今年下半年价格总水平回升产生抑制作用,全年各项价格指数降幅将大于去年。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一样,都是本币币值不稳,对经济发展同样危害极大。由于长期以来我国与通货膨胀作战中积累了丰富的治理通货膨胀的经验,对当前的通货紧缩却缺乏思想准备和治理的政策储备,因而在治理中困难更大。

2.失业率。虽然从长期看,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反向运动的菲利普斯曲线有效性仍存在争议,但通货紧缩会引起企业经营状况恶化、失业人数增加却被各国经济史所证实。去年以来,伴随着物价的不断走低,我国城镇下岗问题仍十分突出,农民工返乡人数增多,大中学生毕业后就业难度加大。虽然我国就业困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通货紧缩无疑使就业问题雪上加霜。

3.国际收支。在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的条件下,国内产品价格下降本来应有利于出口换汇成本下降,增强出口竞争力。但这次我国通货紧缩发生的国际背景是亚洲金融危机使世界性需求下降,全球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持续下降。由于今年我国进口增长较快,进口产品进一步压低了国内价格水平;虽然我国实物出口量在增长,但出口总值却快速下降。在这一国际贸易条件下,我国今年1月份—5月份实现贸易顺差70.7亿美元,仅为去年同期的贸易顺差185.36亿美元的38%,净出口减少114.59亿美元。在经常项目下贸易顺差减少的同时,今年以来实际利用外资数也有较大幅度的下降。随着人民币再次降息,人民币与外币的利差扩大,资本项目今年可能再度出现逆差。全年国际收支顺差减少已成定局,国家外汇储备增长幅度将比往年有所下降。

4.经济增长率。价格长时间持续下降和跌幅不断加深使民间投资者价格预期发生了变化,在政府投资大幅度增长的同时,民间投资没有跟进,1月—5月固定资产投资比去年同期增长17.6%,比1季度的22.7%有较大回落。投资明显降温的4月份,固定资产投资仅增长11.3%, 增速比上月下降了7.7个百分点。在各主要投资方向中, 基本建设投资回落的幅度最大,由上月的25.2%下降到4月的12.3%,降幅达12.9 个百分点;更新改造投资4月只增长了4.7%,比上月下降了4.4个百分点。占国民经济比重最大的工业部门1月—5月投资比去年同期减少3.1%,这种投资格局会严重影响下一阶段工业增速。在3 月份全国工业生产出现较大回落后,4月份、5月份工业生产增幅继续下降,工业回升步伐踌躇。

从消费需求看,由于我国居民价格需求弹性较小的食品消费比重在50%以上,价格需求弹性较高的享受型、发展型消费比重较低,价格下降对刺激消费需求增长作用有限,相反,买涨不买落的心理使持币观望者增多,即期消费反而减少。通货紧缩作为对消费者有利而对生产者不利的“双刃剑”,使人们收入预期下降,对消费产生抑制作用。据中国人民银行1999年5月下旬第30次城乡居民储蓄问卷调查, 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恢复性增长受阻,增收信心不足;当期收入信心指数为-8.1,比上季下降了3.8。春节以后,市场淡季特征比往年明显,3月份、4月份、5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去年同月分别只增长了5.8%、5.7%和5.3%。与消费平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居民储蓄增幅居高不下,5月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增长18.6%,前5 个月储蓄存款累计增加5599亿元,比去年同期多增加1769亿元。

今年1月—5月,我国贸易净出口需求减少114.59亿美元,折合成人民币,相当于减少947.66亿元需求。同期,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达4750.25亿元,比去年净增加710.88亿元,投资需求的扩张部分尚不足以弥补净出口减少的部分。1月份—5月份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324.4亿元,比去年同期净增加763.4亿元。将月度统计中窄口径的投资、 消费和净出口正负相抵后,总需求净增加526.62亿元,由于价格下降,以现价计算仅比去年同期增长2.6%,大大低于不变价计算的实际增长率。

表1 今年1月—5月三大需求增长情况(现价)

指标

单位1998.1—5 1999.1—5

(1)(2)

固定资产投资额 亿元 4039.37

4750.25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亿元 11561.00 12324.40

出口商品总值亿美元

711.12675.52

进口商品总值亿美元

525.76604.75

商品净出口 亿美元

185.3670.77

商品净出口 亿元 1532.92

585.26

投资、消费、净出口合计 亿元 17133.30 17659.92

指标净增需求

增长率(%)

(2)-(1) (2)/(1)

固定资产投资额710.88 17.6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63.40 6.6

出口商品总值 -35.60-5.3

进口商品总值

78.99 15.3

商品净出口 -114.59

-61.8

商品净出口 -947.65

-61.8

投资、消费、净出口合计526.62 2.6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各月统计报告,1998年投资、消费市场统计已根据1999年口径调整。

从投资、消费、出口三大需求的走势看,去年以来以增加财政公共投资为主的扩大内需各项政策的效应在逐步减退,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矛盾没有明显缓解,通货紧缩压力进一步加大,经济增长有逐步减缓趋势。

二、通货紧缩挥之不去的原因

去年以来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不可谓不大,中央先后采取了增发一千亿基础设施建设国债、提高出口退税率、免征部分机电设备的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等措施来扩大需求,启动经济增长。但短短几个月后投资需求增幅下降,消费启而不动,扩大内需政策效应很快减退。特别是实行扩大内需政策以来,其它经济指标受积极财政政策影响都曾一度好转,但物价指标却一路走低。为什么通货紧缩在积极财政政策干预下久久挥之不去,反而日趋严重呢?

我们认为,政府在近两年中没有明确经济工作中的主要矛盾,在实际操作中出现多重政策目标同时推进,政策效应互相抵消,是扩大内需政策效应较快减退、通货紧缩日趋严重的首要原因。

从财政政策看,虽然政府提出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但去年以来的财政政策并没有始终如一地坚持扩张性方向,去年财政增发国债1000亿元,同时增加税收1000亿元,扩张性财政支出的政策效应很大程度上被紧缩性的税收政策所抵消。对非国有经济而言,紧缩的效应还可能大于扩张的效应。从增发国债、扩大投资中直接受益的企业只是少数,而增加税收直接影响的企业是多数,大多数企业对财政政策的感受不是比过去“松”了,而是比过去更“紧”了。今年上半年在经济增长率较低的形势下,全国税收增长达20%以上,增幅比去年同期高出1倍多。 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财政无力减税也就罢了,如果实际上加税,对经济走出低谷有百害而无一利。

从居民消费政策看,政府在努力刺激居民消费需求的同时,又出台了国企、住房、医疗、政府机构、社会保障、教育等多项改革。可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改革措施大部分都使人们降低了收入预期,提高了支出预期。另有一些改革方案因其自身久议不决变化无常,而增强了居民谨慎储蓄的动机。由此消费倾向下降,储蓄倾向上升也就是必然的结果。在短缺经济时形成的限制消费的政策并没有及时得到清理,居民扩大消费还存在着许多制度上的障碍,突出的是附加在住房和汽车上的许多不合理收费仍在很多地方存在。消费与储蓄增幅的巨大反差说明前期多重政策目标同时推进的实际效应是抑制了居民消费。

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都是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严重不平衡的结果。与通货膨胀一样,通货紧缩归根结底是货币现象。当货币供应量过多,超过了商品流通量的需要,较多的货币追逐较少的商品,物价上涨,出现通货膨胀;当货币供应量过少,不能满足商品流通量的需要,较多的商品追逐较少的货币,商品跌价,出现通货紧缩。随着金融宏观调控机制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的转变,调节基础货币量成为控制货币供应量的主要工具。中央银行基础货币的增长主要取决于中央银行所持的外汇储备的增长和对金融机构贷款的增长。1995年—1997年间,我国外汇储备增长迅猛,外汇占款成为中央银行投放基础货币的主要渠道,这3年外汇占款增长率分别高达51%、41%和40%, 中央银行为减轻通货膨胀压力,通过减少对政府债权、收回对商业银行再贷款和发行金融债券等方式,对冲了外汇储备迅速增加的压力。1998年我国外贸顺差高达426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达585亿美元, 但全年国家外汇储备仅增长52亿美元,该渠道投放的基础货币仅增长1.94%。 如果应结汇而未结汇以400亿美元计,通过外汇占款渠道少投放的基础货币高达3300 亿人民币,考虑到货币乘数,流通中因此短缺10000亿元货币。

表2 1994年—1998年外汇占款变化情况

年份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外汇占款(亿元) 4481.8

6774.5

9578.7 13467.2 13728.3

新增外汇占款(亿元)

2292.7

2804.2 3888.5

261.1

外汇占款增长率(%)51.1641.3940.601.94

资源来源:《中国统计摘要1999》

外汇占款投放基础货币剧减的形势突变,要求中央银行通过增加对商业银行的贷款来弥补。从货币政策来看,1998年货币政策的提法确实由前几年的适度从紧改为“适当”的货币政策。从操作的技术层面上货币政策趋松。央行数次大幅降息,同时还降低了准备金率及其利率,恢复国债回购业务,开展消费信贷等等,但实际效果始终难以如愿。贷款增长始终不活跃,存差不断扩大,通货紧缩日趋明显。从中央银行主要资产变动对基础货币的贡献率看,净国外资产(外汇占款渠道)贡献率逐季下降的同时,对金融机构债权(贷款渠道)的贡献率不仅没有上升以弥补外汇占款减少,贡献率在3季度、4季度反而下降为-8.6%和- 6.78%,结果使基础货币增长率在3季度、4季度下降为-4.7%。 这就出现了由“适度从紧”货币政策转变为“适当”的货币政策后货币供应量增幅反而全面下降的怪事,1998年流通中现金(M0)供应量增长率由上年的15.63%下降为10.1%,狭义货币(M1)供应量增长率由上年16.5%下降为11.9%,广义货币(M2)供应量增长率由上年的17.3%下降为15.3%。3个层次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均未能完成年初计划。

在由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转变为“适当”的货币政策后,出现各层次货币供应量反而下降的现象,是货币政策失效了吗?真正的问题还是在于金融政策本身双目标操作,其制度性收缩的效应已经大过其技术性放松。金融政策的制度性收缩机制形成于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为防范金融风险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如整顿信托投资业、清理各种基金会、规范拆借市场、关闭地方产权交易中心,直至后来的合并城市合作银行、集中贷款审批权等等。这些措施从长远看有利于金融健康发展,可短期最直接的结果却是紧缩了非国有经济的信贷来源。由于贷款渠道严重堵塞,以中小企业为主的集体经济增长大幅回落。广大非国有经济和中小企业基本不在国有商业银行服务的覆盖范围之中,货币政策的技术性松紧与他们也不发生什么关系,更不用说有效了。在以后的政策操作中,央行想通过在国有商业银行增设中小企业信贷部等方式来抵补前期的政策性紧缩,但由于交易成本和监督成本过高,大型国有商业银行是不适宜成为中小企业主要的资金供给者的,非国有经济和中小企业的融资服务至今没有实质性变化。

表3 1998 年各季度基础货币增长率及其构成和来源对基础货币增长的贡献率(%)

1季度 2季度 3季度 4季度

基础货币7.0 9.2

-4.7-4.7

流通中现金(M0) 3.86

2.41

4.161.09

准备金 3.11

6.75

-8.92 -5.53

人行主要资产

净国外资产 10.5

7.113.03

1.32

对金融机构债权

1.6

1.08-8.6 -6.78

其他-5.1

1.010.87

0.76

注:基础货币数值为增长率,其他数值为对基础货币增长的贡献率。资料来源:《中国经济前景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43页。

今年以来,与经济运行联系较密切的狭义货币供应量(M1)增长率由2月份的16%滑落到5月份的13.3%,全部金融机构存款大于贷款的存差由年初的9438亿元增加到5月份的12453亿元,增长了32%,庞大的金融剩余仍以商业银行超额储备金、持有国债等形式从中央银行和中央财政套取利差而不愿投入实质经济领域,国内储蓄率高于投资率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在金融惯性紧缩下,企业商品销售困难,盈利能力下降,失业下岗人员增多,人们对经济前景预期趋于悲观,引起群众同步性、自发性的消费紧缩,消费紧缩进一步使投资乘数变小,扩大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减弱。

据统计,1991年—1997年在性质上更接近有效货币供应的M1年均增长26%,对应的经济增长率是11.2%,经济增长1个百分点需要M1 增长2.3个百分点。去年M1增长11.9%,可以支撑今年经济增长5.17%。 今年1月—5月M1增长13.3%,资金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强度最多可保证经济增长率达到5.78%。经验数据表明M1在经济偏冷时期货币流通速度年均下降0.2,1998年M1流通速度为2.04,1999年以1.84计, 经济增长要达到7%,M1总量应达到46261.7亿元,增长率应达到18.76%。 如果狭义货币M1仅达到计划增长的15%,今年GDP缩减指数将为-2.4%左右。种种迹象表明,在现有政策力度下,狭义货币增长率连完成15%的增长目标都极其困难。

根据货币供应量对经济运行作用的时滞6个月—12个月的经验, 今年不断加深的通货紧缩,正是去年宏观调控中多目标操作致使货币供应和货币需求增长乏力的必然结果。多重政策目标同时推进,主观上企图在短期内同时解决更多的经济难题,但最终结果可能是一个难题也解决不了。宏观政策上欲松实紧,目标不明,可能会贻误了治理通货紧缩的时机。

三、遏制通货紧缩的对策建议

去年以来,对经济工作中的主要矛盾存在多种不同认识,概括起来无非是三种意见:体制问题、结构问题和总量问题。体制矛盾、结构矛盾在我国长期存在,这些深层次矛盾的解决需要经过长期努力,更需要适当的供求环境,严重的供不应求或供过于求都不利于体制矛盾和结构矛盾的解决。从当前经济形势看,一方面,价格持续下降使企业平均盈利水平下降,为国有企业改革三年解困任务的完成增加了新的困难;另一方面,通货紧缩使价格信号扭曲,使企业不敢投资,通过企业设备更新投资推动结构升级的进展缓慢。以通货紧缩为主要特征的总量矛盾越来越突出,开始威胁到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预定目标的顺利完成。因此,要确保扩大内需的成功,当前必须明确治理通货紧缩是经济工作中的首要任务,统一认识,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不仅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也应从“稳健”走向积极,在解决总量矛盾、缓解失业压力、保持社会稳定的基础上逐步解决其它矛盾。

扩大内需和遏制通货紧缩本身不是宏观调控的最终目的,企业改革和结构调整也不是最终目的,宏观调控的最终目的是保证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实现——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我国在人均GDP刚刚700多美元的水平上,出现严重的需求不足不是正常现象。治理通货紧缩,既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基础,又有人民群众相对较低的最终需求空间,亚洲国家经济复苏也为我国治理通货紧缩提供越来越有利的国际环境。只要统一认识,及时调整相关政策,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将为期不远。

要治理通货紧缩,必须改变金融部门在防范金融风险和支持经济发展两方面一手硬、一手软的局面,要认识消极防范金融风险将会酿成更大的经济风险,经济健康发展才是化解金融风险的坚实基础。我国货币政策调控的目标是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以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如果说,在通货膨胀期间,保持币值稳定与促进经济发展两者之间矛盾性多于统一性,在通货紧缩期间,则两者之间保持高度的一致性。在通货紧缩期间,实行积极的货币政策,扩张通货,完全符合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

最近货币当局降低了银行存贷款利率,降低央行准备金利率,以期用利率杠杆增强货币政策在商业银行传导过程中的作用。下一步应将商业银行上存中央银行的超额储备金利率再次下调,进一步加大刺激力度。要扩大公开市场操作在中央银行吞吐基础货币中的作用,适当扩大基础货币投放。目前要进一步开发公开市场的交易工具,使基础货币更多地在公开市场上吞吐。要积极运用中央银行再贷款。鉴于目前存款集中于国有商业银行,中央银行可适当增加对信誉好、资产质量好的中小银行的再贷款,以利用这些机构分布面广的优势,向中小企业发放小额贷款,解决国有商业银行机构收缩和扩大贷款业务之间的矛盾,此外,还要更好地发挥再贴现在基础货币投放中的作用。

当前在继续使用技术性金融工具放松银根的同时,更要重视通过金融制度改革消除制度性紧缩效应,在治理整顿各种非正规金融机构时,要有“破”有“立”,积极支持非国有金融机构的金融创新,鼓励他们探索为中小企业服务的有效办法。今年要特别重视和解决在整顿农村金融组织中如何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资金需要问题。要继续加大对农业的信贷投入,鼓励农村信用社开展对农户的小额生产信贷,支持农村市场的开拓。要放宽商业银行贷款利率浮动范围,为利率市场化改革作准备。增强金融机构参与经济活动的活力,在提高对金融机构资金安全性要求的同时,加强对资金流动性、效益性的指标考核,将流动资金贷款审批权部分下放到基层行。

要加大对外贸出口信贷支持力度。鼓励商业银行运用出口信贷、打包贷款、信用证、外资企业封闭贷款等多种形式支持外贸企业扩大出口,优化出口结构,提高出口商品质量和档次。国有商业银行要为国内企业建立海外生产基地、开拓国外市场提供贷款支持。

在间接融资渠道的“储蓄—投资”转化不畅的情况下,更要重视证券市场等直接融资渠道在“储蓄—投资”转化中的功能,积极支持商业保险资金、社会保险资金以适当的形式通过证券市场进入实业投资领域。要组建一批产业投资基金和创业投资基金,扩大企业债券规模,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

要治理通货紧缩,必须进一步加大财政政策启动需求的力度以增加经济运行中的货币需求。财政工作其它任务要服从经济工作的主目标。财政支出和税收都要为积极扩大内需作出应有的贡献。要利用当前名义利率较低的有利时机增发长期国债,增加政府公共支出刺激需求。积极的财政政策可考虑运用结构性减税政策,可以暂定3 年免征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鼓励民间投资、给高新技术企业减税,对全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制定统一的税收优惠政策,通过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刺激经济增长。可以豁免部分“放小企业”的旧欠税款,以此缩短小企业转制的时间;可以适当提高机电产品等的出口退税率,刺激外贸出口需求。可适当降低A股市场证券交易印花税率, 鼓励居民以证券投资形式扩大投资。

国债筹措的资金在使用方向和使用方法上应适当调整。在使用方向上,除增加投资外,还应注重对消费需求的引导和拉动。各级财政可适当增加转移性支出比重,包括(1)切实落实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企业和社会所承担部分不能到位的,地方财政要补足,地方财政确实有困难的,中央财政提供相应转移支付;(2 )增加一笔预算用于补发欠发的离退休职工养老金;(3 )适当增加失业保险和社会救济的发放范围。(4)增加对公教人员的住房补贴。社会保障资金的筹措, 除适当增加职工和企业的负担外,可考虑通过优化支出结构,有效利用国有存量资产等途径来解决。

在使用方法上,要改变政府全额投资的大包大揽方法,主要改用财政贴息的方法,以财政投资为杠杆,启动民间投资并引导民间投资的投向。民间愿意投资的基础设施领域今后应向民间资金开放。

国家要调整投资政策,扩大鼓励投资的范围,以增加货币需求。要尽快开工一批用于产业升级的投资项目。为高技术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在财税、金融、投资、价格和进出口等政策上给予支持,政策性信贷资金应向高技术产业倾斜,增加对高技术产业的贷款。探索和试行高技术产业项目融资新体制,增加高技术企业股票上市规模,逐步建立高技术产业债券发行制度,增强企业的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能力。装备工业是支撑经济发展的战略产业,集中必要的财力和物力,依托国家重大建设项目,国家投入一定比例资本金,对有关科研开发项目给予资助,适当安排政策性贷款,搞好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创新,提高自主开发能力,推进关键设备的国产化,大力振兴装备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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