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部分单独编排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恩格斯论文,马克思论文,全集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
)分为四个部分，在编排方式上划分为著作卷部分（第1部分）与书信卷部分（第3部分），这种划分方法遵循了历史考证版的通行编排方式。同时，编者将《资本论》及其手稿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著作中分离出来，单独设立一个部分（第2部分）。这种做法延续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一版(
)的卷次编排经验，因为就是将《资本论》及其手稿单独作为一个部分编排的。再有，编者将笔记卷部分从著作卷部分中单列出来（第4部分）。这源于编者考虑到，马克思恩格斯只有少数笔记是为专门撰写某部著作而做的准备，如《伊壁鸠鲁笔记》是马克思为撰写博士论文而做的准备的。除此之外，他们的绝大部分笔记都不是出于上述写作目的，编者无法将某一笔记同某一著作放在一起编排。另外，鉴于将著作与笔记编排在同一部分，造成了一定的组合紊乱情况，即彼此间联系不大的著作与笔记放在了一起，而彼此间有一定联系的著作与笔记又没有放在一起，于是单独编排笔记的做法汲取了在编排上的教训。这里，马克思的绝大部分笔记都可归结为撰写《资本论》的准备性工作，而《资本论》及其手稿编辑为一个专门的部分，所以似乎应当将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笔记同《资本论》及其手稿编进同一个部分。但是，这样一来，由于这些笔记的内容不限于经济学，而是广泛涉及了哲学、历史、政治、自然科学等方方面面，像《历史学笔记》这些剩下的笔记，在编排上便无所归属了，既不能放进第2部分，又不能同某一著作相结合收入第1部分。因此，综合方方面面的考虑，有必要将所有笔记集中在单独的个部分中，现在看来这是十分有必要的。
二、第2部分编排的合理性
第1、3、4部分的编排，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惟独第2部分的编排，它的合理性或不合理性都有待于进一步论证。
首先，从单辟第2部分这一编排方式的合理性上说，《资本论》是耗费马克思毕生心血的重要著作，而且马克思写作《资本论》及其手稿的过程时断时续，如果将《资本论》及其手稿同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著作放在一个部分中混合编排，无论是放在同一部分中分卷编排，还是将个别手稿同其他著作编排在同一卷次中，都会人为地打断《资本论》的整体写作过程，反而使《资本论》系列的诸多文本淹没在马克思恩格斯浩如烟海的全部文本群中，这种单纯时间序列的编排体例显然割断了马克思的思想逻辑，是一种以历史空间的转换代替思想空间与历史时序互动的做法，难以恢复《资本论》写作过程的整体面貌以及马克思写作时前后相关的思想线索。相反，将《资本论》及其手稿放在第2部分中单独编排，则有利于将《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完整写作过程及连贯思路凸现出来。
其次，从刊登《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具体方式上说，也有必要单独设立第2部分。一般来说，西方人编辑历史考证版，要在同一著作的各份手稿与刊印稿中选择一份手稿或刊印稿，作为编辑历史考证版的基础文本，将它全文刊登出来。至于其他手稿或刊印稿，则采用“异文”的方式予以刊登。第1、3、4部分采用的，基本上就是“基础文本”加“异文表”这一通行的编排方法。但是，这一通常做法，并不能排除在特殊情况下采取灵活处理方法的可能性。仅就《资本论》而言，由于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过程极其复杂，《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又是经过恩格斯编辑加工而成的，加之恩格斯的思路同马克思的思路不见得完全一致，这就使得本来就很复杂的写作过程变得更加错综繁复。所以，目前采取了一种特殊的做法，即全文刊登《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各份文本，包括马克思有关《资本论》三卷的各份手稿、恩格斯修改和编辑《资本论》三卷的各份手稿以及《资本论》三卷的各份刊印稿。
不难看出，这样做的合理性在于，在技术指标上能够保持每一部分以及卷次的体例统一性。既然《资本论》写作过程复杂，如果按照历史考证版的惯例，选择一份手稿或刊印稿作为基础文本，采用异文的方式刊登其他文本，那么考虑到《资本论》有多份文本，异文表必然复杂得令读者难以卒读。仅就基础文本而言，按照历史考证版的现行惯例，应当选择最初文本作基础文本。这样，对于《资本论》第1卷来说，马克思的手稿就成了《资本论》的基础文本了。可是，由于手稿同《资本论》刊印稿有相当差别，确实不利于展示《资本论》第1卷这一经马克思精雕细琢的完善成果。即使在基础文本的选择上采取灵活变通的做法，即例外地选用最终文本做基础文本，那么到底应当选用《资本论》第1卷第2版还是第4版，又是一个令编者颇费周折的问题。从形式上说，即从人们认可的、经恩格斯修订的最后一版来说，第4版才是最终文本，但从实质上说，第2版才是纯粹出自马克思笔下的最终文本。因为《资本论》第1卷的作者是马克思而不是恩格斯，所以真正经作者修订的最终版本是第2版而不是第4版。这在逻辑上又引发一系列问题：应当如何看待第3版与第4版的历史地位？如何看待恩格斯对《资本论》第1卷的修订？甚至如何看待恩格斯同马克思的思想关系？不言而喻，这些问题都远远超出了编辑工作的范围，根本不是编者所能解决的。
同样，就《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来说，理当选择马克思的手稿作基础文本。但是，由于马克思根本没有完成这两卷的写作，尤其是第3卷只留下一个主要手稿和一些残篇断简，所以这些手稿本身不能说是可以供读者阅读的完整文本，甚至这两卷根本不是马克思划分开的，而是恩格斯划分开的。恩格斯将马克思原本拟定的《资本论》第2卷应包含的第2册和第3册，改为第2卷和第3卷，将马克思原本拟定的第3卷（即第4册）改为第4卷，即剩余价值理论卷。这样，马克思的手稿不能为他本人根本未曾预料到的版本，即后来恩格斯编辑出版的《资本论》第2卷与第3卷提供基础文本。然而，如果选择恩格斯编辑的《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刊印稿作基础文本，这一基础文本又同马克思的原始手稿相去甚远，编者很难在编辑文本的基础上展示异文。即使编者能够做到这一点，读者在对照异文阅读基础文本时，必然极其费力。所以说，无论是采用手稿还是采用刊印稿作基础文本，编者都左右为难①。出于这种技术上的考虑，有必要刊登《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各份文本。
由此，从原则上考虑，《资本论》毕竟是马克思最重要的著作，全文刊登各份手稿及刊印稿，可以突出马克思恩格斯全部著作遗产中的重点，有助于充分展示《资本论》的完整写作过程。
这样一来，《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编排方法便同其他著作、手稿与笔记的编排方法显示出了差异。如果将《资本论》及其手稿同其他著作放在同一部分中分卷次编排，便会造成同一部分各卷次在体例上的不统一，而将《资本论》及其手稿同其他著作放在同一部分中的同一卷次中编排，会造成卷次内部体例上的不统一。因此，为保持每一部分以及卷次在体例上的统一性，单独设立第2部分，有其必要性与合理性。
三、第2部分编排的不合理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合理性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严格来说，任何一种合理性的论证，都伴随着从另外一个角度出发的不合理性。将《资本论》及其手稿从第1部分中划分出来，单辟第2部分，从形式与内容上都切断了《资本论》及其手稿同马克思恩格斯其他著作的联系，明显地呈现出在第2部分设计中的不合理性。
首先，第2部分是专门收录《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卷次，而不是收录所有经济学著作的卷次。目前，在中许多涉及马克思经济学思想的著作，都已经收录进了第1部分，这些著作集经济、历史、政治、哲学思想于一体。如果说这些论著所展示的经济学思想是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直接来源，那么由于编排的“区隔”，它们的哲学、政治与历史学思想就很难说成是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直接材料来源。例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被收录进第1部分，而《资本论》及其手稿则单独编排成第2部分，成为在体例上“无缘份”的材料关系，进而切断了第2部分卷次同马克思其他有关经济学著作的联系。
其次，《资本论》及其手稿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哲学、历史与政治的著述有着千丝万缕的思想联系，在结构与方法论上，《资本论》显示出深刻的哲学省思，第2部分的编排却人为地拆解了马克思思想的整体性关联。马克思既不是单纯的经济学家，也不是纯粹的形而上学家，他的经济学思想渗透着宽广的历史视阈下丰富的哲学思想。例如，《哲学的贫困》同《资本论》有着直接的思想联系，但它放在第1部分而未收进第2部分。这样，为《资本论》及其手稿单辟第2部分，同样切断了马克思的经济学思想同哲学等方面思想之间的有机联系。这既限制了研究第2部分时旁及第1部分的眼界，又限制了研究第1部分时旁及第2部分的眼界。以至于的编者在撰写第2部分的卷次前言时，不得不要追述第1部分卷次的相关思想。
最为重要的是，以《资本论》及其手稿为名单辟出第2部分，给马克思的诸多研究成果造成一种错觉，似乎《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写作是一个独立于其他著作的著述过程，《资本论》从手稿到刊印稿是一个完整的过程，而且是一个连贯、日趋完善的写作过程。这一点集中体现在第2部分的卷次编排上。
尽管这种编排方式条理分明地显示出《资本论》从手稿到刊印稿的完整写作过程，但似乎马克思从一开始就有意撰写《资本论》3卷，第2部分中所收录的各份手稿都是《资本论》三卷的准备工作。例如，1857/58年手稿、1861/63年手稿和1863/65年手稿均可视为1867年开始出版的《资本论》刊印稿的三份准备文本。然而，实际上马克思的写作情况远要复杂得多。马克思原本拟订的庞大写作计划，即规模为6册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可以说，这一写作计划是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最初缘由，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是这一写作计划的初步落实。这个总共6册的写作计划包括：1.资本；2.地产；3.雇佣劳动；4.国家；5.国际贸易；6.世界市场。其中，仅“资本”这一册就包括了“资本一般”、“竞争”、“信用”和“股份资本”等内容，整体6册结构严谨，包罗宏富。从内容上说，《资本论》3卷也只是这6册写作计划中的初始部分，并不能代表马克思写作计划的全部。从方法论上说，马克思写作《资本论》，遵循了黑格尔从抽象到具体的思想逻辑与论述方法，后面要展开论述的内容应当是前面论述内容的根据。后面的部分虽然未完成，但马克思对后面部分的设想必然影响到《资本论》的逻辑构思。例如，对地产与雇佣劳动的论述应当是对资本的论述在逻辑与内容上的进一步展开，对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的论述应当是在更为展开的逻辑和内容上对资本生产与资本流通的论述。这就是说，《资本论》只是在较为抽象的逻辑层面上论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拟定的内容。用一个或许不太恰当的比喻来说，马克思的《资本论》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关系，相当于黑格尔的《小逻辑》同《逻辑学》、《自然哲学》、《历史哲学讲演录》等等的关系，至于“剩余价值理论”，则相当于《哲学史讲演录》。所以，我们看待《资本论》，要充分考虑到马克思后来未能完成的写作部分，必须将《资本论》放到马克思设想的6册《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写作背景中去，才能呈现马克思关于《资本论》思想整体架构的全貌。
在1858年3月11日致拉萨尔的信中，马克思认为应当以较为完整的形式出版《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因为这里包括了全部论述的基础：1.价值，2.货币，3.资本一般。资本一般又包括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上述两者的统一或资本和利润、利息[1]。此时，马克思在“资本一般”前面加上了“价值”与“货币”这两章。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出版时，马克思在序言中说明，第1册论述资本，其中第1篇“资本一般”的构成章节是：1.商品章，2.货币或简单流通章，3.资本章[2]。此时，马克思在“资本章”前面加上了“商品”与“货币”这两章，构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马克思还进一步说明，第3章要论述资本，考察货币转化为资本。也就是说，《资本论》第1卷第2篇“货币转化为资本”正是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的继续，而且《资本论》三卷分别论述的“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也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中拟定的“资本一般”的内容[3]。
这同样可以在1862年12月28日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信中得到印证。马克思认为，上述继《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之后的内容已经写作完毕：“它是第1册的续篇，将以《资本论》为标题单独出版，而《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个名称只作为副标题。其实，它只包括本来应构成第一篇第三章的内容，即《资本一般》。这样，这里没有包括资本的竞争和信用。”[4]不难发现，马克思只是在写作“资本一般”的内容时，由于同出版社签署了分册出版经济学著作的合同，才改变了他在1858年3月11日致拉萨尔的信中表述的想法，准备将这一册以《资本论》为标题单独出版。这种出版上的变化带来的结果是，由于《资本论》第1卷单独出版，后面的写作内容未能及时束稿并衔接第1卷出版，所以人们不是将《资本论》第l卷同后面的写作内容联系起来，将整个《资本论》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原定写作计划中的其他内容看作1859年出版的第1分册的继续，而是独立看待《资本论》第1卷，即赋予它以独立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地位，于是此前的草稿都看作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1卷的准备。
于是，基于实际出版情况而不是根据写作计划，关于马克思经济学著作的研究中便出现了一种新看法：《资本论》，尤其是第1卷，是马克思经济学著作的核心，或者说是最终成果。这种看法直接导致了审视马克思经济学著述时的视角转换。就马克思的实际写作过程来说，应当从他开始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入手，即以他写作的出发点为视角，从前往后地审视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到《资本论》的写作过程。相反，以“《资本论》及其手稿”为名，将这一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到《资本论》的写作过程单列为第2部分，是从马克思写作活动的实际归宿即《资本论》出发，以此为视角，从后往前地审视马克思的写作过程。这两种不同的视角必然带来不同的结论：前一个视角将《资本论》当作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写作过程中滋生出来的著述成果，尽管它同原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前一部分在内容上是吻合的；后一个视角将自1857/1858年手稿开始的所有手稿都当作《资本论》有意识的准备工作，即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各篇手稿当作《资本论》的手稿。也就是说，前一个视角将马克思的经济学著述活动看作一个开放的、或者说未完结的过程；后一个视角将马克思的经济学著述活动当作一个完整的、以《资本论》为最终成果的过程。二者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并由此引发了关于马克思经济学思想与逻辑的不同路向的争论。
应当说，第2部分的编排方式体现的正是后一个视角。该部分以“《资本论》及其手稿”为名进行编辑，自然意味着以《资本论》诸文本为中心，必然将马克思在正式写作《资本论》之前的著述都当作《资本论》的手稿，即从实际结果来看，将此前的手稿解读为马克思在为创作《资本论》做准备性工作。可见，第2部分采取单辟一部分，专门收录“《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办法，仅仅在马克思经济学著作编排上收到了尽量满足版本学研究需要之功，但在解读马克思经济学思想过程中只得到了事倍功半之效，难以摆脱以偏概全的谬误，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原定写作计划与实际写作过程来看，至少在1862年底之前，马克思还未形成写作并出版《资本论》的想法，所以无论后人如何论证所谓的《资本论》“准备性工作”，都无法回避所收录的诸多文本实际上不仅仅是《资本论》的准备性工作，而应当说是全部6册写作计划的准备性工作的事实。正因如此，“《资本论》及其手稿”这一提法本身就不够准确，难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误导马克思思想研究的嫌疑。
四、余论
全面考察第2部分存在的诸多编排问题，其中的关键是要探究该部分单独编排的合理性上来。这就是说，将“《资本论》及其手稿”从马克思的其他著作中分离出来是否合理？对于这种编排方式的合理性，可以从编辑角度加以考虑，也可以从研究角度加以考虑。
本文的前一部分，就是从编辑角度来考虑的，而本文的后一部分，则是从研究角度来考虑的。从编辑角度考虑，简单明了，从研究角度考虑，却可以容纳彼此不同的各种解释，而且任何解释都有可能引发进一步的研究。例如，从写作计划这一视角出发，还会引发一系列问题，诸如：《资本论》同马克思的六册写作计划之间是怎样一种关系？《资本论》是6册写作计划的未完成性展开，还是说马克思彻底放弃了六册写作计划，因而1863/1864年开始写作的《资本论》的结构同原定六册写作计划的结构完全不同？②当然，这些问题已经脱离了单纯的编辑工作的范围，属于研究工作的内容了。如果仅仅把MEGA[2]看做是一项单纯的编辑工作，那么，单列MEGA[2]第2部分——“《资本论》及其手稿”部分——有采取纯技术性考虑的必要。但是，从技术角度论证的合理性，也许恰恰就是从研究角度论证的不合理性，正如从研究角度论证的合理性，完全有可能正是从技术角度论证的不合理性一样。至于这种提法及编排方法会带来一些可以从研究角度看出来的问题，则是在这个版本基础上开展深入研究的人员需要注意的事情了。
注释：
①参见Rolf Dlubek.Die Entstehung der zweiten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im Spannungsfeld von legitimatorischem Auftrag und editorischer Sorgfalt[J].MEGA Studie.Berlin:Dietz Verlag,1994/1:60-106.另见Richard Sperl.Die Wiedergabe der autorisierten Textentwicklung in den Werken von Marx und Engels im Variantenapparart der MEGA[J].Marx-Engels-Jahrbuch,Band 5 (1982).Berlin:Dietz Verlag:157-214.
②更为具体的内容参见［德］米歇尔·克莱克特：《鲜为人知的马克思著述》，《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