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经济创业研究现状剖析与体系构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状论文,体系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创业研究在广泛借鉴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等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获得了快速发展。与此同时，转型经济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异军突起，其日趋活跃的创业活动已成为创业研究者们热议的话题。[1]然而，现有创业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均建基于成熟经济之上，而规则变化频繁、政府角色强势、市场环境脆弱的转型经济明显有别于制度稳定透明、市场规范健全的成熟经济。这两种经济中的创业活动在参与主体、行为特征、活动导向和绩效目标等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差异(Davies和Walters，2004)，因此，立足于成熟经济的创业研究体系在解释转型经济的创业活动时，某些理论与方法的科学性和适用性受到了严峻的挑战。[2-5]回顾和梳理转型经济创业研究文献，科学界定现有创业研究理论与方法的适用范围，系统呈现已有研究成果，准确发掘研究空白，构建能够有效指导转型经济创业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对于深化创业研究和完善创业知识体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基于以上目的，我们以转型经济(transition economies/economic transitions)、创业(entrepreneurship)、创业者(entrepreneurs)、新创企业(new firms/start-ups/firms creation)为关键词，对Elsevier Science、EBSCO和ProQuest Asian Business三个数据库进行了搜索，然后在搜集1988-2009年与转型经济相关的创业研究文献的基础上，通过主题与摘要筛选最终确定了176篇文献①。在创业研究的制度框架下，本文根据Davisson(2002)提出的宏观环境、中观新创企业和微观创业者三个创业研究层次，在对这176篇文献进行系统分析和评价的基础上，从理论发展、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三个方面提出了构建转型经济创业研究体系的设想。
二、基于制度视角的转型经济创业研究框架
转型经济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进行制度转型的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经济形态，因此，转型经济创业研究的首要任务就是明确制度与创业的关系。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创业理论与制度理论的发展处于相对割裂的状态。随着创业研究的不断深入，创业的制度问题才开始受到学者们的关注。[6,7]著名制度经济学家Baumol和North是创业制度问题研究的领军人物。Baumol把“创业制度”定义为作用于创业活动的正式或非正式规则，并指出合理的制度能激励创业者致力于生产性创业活动，并以此来促进社会财富的增加和经济的发展；而不合理的制度则会驱使创业者投身于导致社会财富再分配的非生产性创业活动。非生产性创业活动只能满足创业者个人的财富需求，非但不能创造社会财富，反而有可能破坏社会财富。[8]同样，North多次(1990、1994、1997和2005)撰文更为具体地把“制度”阐述为产权保护和合同执行。他认为，创业者是制度变革的主要主体，他们创建的组织会通过调整创业活动和创业战略来适应制度约束，并且把握制度变革所创造的机会。[9]
目前西方的创业研究往往基于这样一种制度假设：个人产权得到有效保护，司法公正透明，人与人之间平等，市场经济制度对经济活动具有自动纠错的功能。[10]在这样的假设条件下，就没有必要研究创业活动与制度环境之间的关系。在转型经济条件下，经济结构的转型、重构必然会产生废除旧制度、创立新制度以及出现制度空白和制度断裂等问题，而创业者在配置有限的创业资源时必须寻求制度支持与商业利润之间的平衡。因此，创业与制度之间的关系就成了转型经济创业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1l]与成熟经济相比，转型经济更有可能出现“制度洞”(institution hole)或者“制度真空”(institution void)，蕴藏便于创业者识别和发现的创业机会，并影响创业者的行为选择，进而影响新创企业的战略和绩效(Boettke和Coyne，2003；Coyne和Leeson，2004)。
图1 基于制度视角的转型经济创业研究框架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如图1所示的基于制度视角的转型经济创业研究基本框架。
三、转型经济创业研究述评
(一)转型经济创业制度环境研究
西方创业制度环境研究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发展过程。早期的研究并无规范性可言，随着制度理论的发展，西方创业制度环境研究才逐步规范起来。1995年，Scott在总结制度理论以及他的前期研究成果(1982、1983、1985和1987)的基础上，提出了规制性、规范性和认知性三个制度环境的维度。基于Scott的研究，Kostova(1995和1997)提出了以这三个维度为核心的“国家制度框架”，并特别强调了制度框架对于创业活动的影响作用。后来，Busenitz等(2000)通过实证研究检验并支持了Scott和Kostova的观点。总体来说，西方创业制度环境研究取得了如表1所示的成果。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越来越感觉到制度合法性问题是转型经济创业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基于制度视角的转型经济创业研究，不仅更加深刻地揭示了转型经济背景下的创业活动现象，而且也丰富和拓展了制度环境的内涵和外延。现有基于制度视角的转型经济创业研究也对国家制度环境的规制性、规范性和认知性三个维度进行了比较详尽的论述。
1.制度环境的规制性。转型经济国家往往同时存在政府职能越位和市场机制失灵的问题，这些问题导致制度环境的规制性表现出较强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12]Olson(1992)研究发现，掌握主导权的政府部门在缺乏法律约束和监督的情况下，常常会忽视市场经济和创业活动发展的客观要求，凭借主观意愿随意决策。Aldrich和Wiedenmayer(1993)也认为，政府法规和政策的经常性“剧变”及不同职能部门在解释和执行法规和政策方面的“冲突”，使得创业者无所适从，难以做出明智的创业决策。不过，Luthans等(2000)却认为，转型经济的制度缺陷反而能为创业者带来更多的商机。
2.制度环境的规范性。在转型经济国家，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与经济活动的逐利性之间存在的矛盾，往往会导致敌视创业活动的规范性制度环境。不少学者(如Armstrong，1983；Lee和Peterson，2000；Lau和Busenitz，2001；Tan，2002；)研究发现，社会文化、价值观念会对创业活动产生很大的影响。Peng在其1997年的研究中也指出，西方发达国家崇尚个人主义，并鼓励个人追求私人利益，而转型经济国家转型前的计划经济体制则更加强调集体主义、个人服从组织，而轻视个体商业活动。可见，路径依赖性较强的转型经济规范性制度环境，会与当前创业活动所需的宽松氛围发生一定的冲突。[2]不过，Tan在2002年完成的一项研究表明，随着转型经济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深入，社会也会日益重视创业活动和尊重创业者，对创业活动的包容性也会逐步提高，而规范性制度环境对创业活动的敌对性则趋于下降。[13]
3.制度环境的认知性。“全球创业观察”2002、2003、2005和2007年的统计数据显示②，转型经济国家个体强烈的创业意愿与较低的创业成功率之间的反差，反映了这些国家制度环境认知性维度与创业行为之间的不匹配性。早期有关认知性制度环境的研究认为，成功的创业活动应该是环境、创业者感知和创业行为三者之间交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结果(Bandura，1986；Stajkovic和Luthans，1997)。Caveman等(1995)研究发现，在转型的市场化进程中，人们实现自我价值的愿望和创业意愿日趋强烈，但由于缺乏市场经济传统，创业者缺乏驾驭经济活动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因而难以实现预期的创业目标。“全球创业观察”2002年的统计数据也表明，转型经济国家的创业失败率要高于西方成熟经济国家的创业失败率。因此，深入研究认知性制度环境问题，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转型经济创业者行为的理解。
(二)转型经济背景下的创业者研究
在发达国家，创业者主要凭借个体特质与认知来进行创业决策，因此，创业研究大多基于特质和认知两个视角(Wachter和Harris，1975；Hornsby和Kuratko，1990；Palich和Bagby，1995；Mitchell等，2002)，很少从制度视角展开，而转型经济国家的情况则有所不同。有案例研究显示：转型经济国家制度洞的存在为那些善于识别并填补制度洞的创业者提供了更有价值的机会，并成就了一大批制度性创业者(Mair和Marti，2009)，他们的创业行为具有明显的应对制度环境的特征。现有的转型经济创业者研究着重围绕创业者的类型和特质问题展开。
1.创业者类型。转型经济具有经济基础薄弱、市场机制不完善、政府强势、关系网络等非市场因素作用巨大等特点，因而孕育出了明显带有这些特点烙印的创业者群体。Scase从制度嵌入性的角度把创业行为主体分为创业者(entrepreneur)和食利者(proprietor)，并指出两者在对待企业利润方面表现出显著的差异。具有创新精神的创业者倾向于把利润用于资本积累和企业发展；而食利者则会转移利润挪作他用或用于消费。[14]食利者在经济转型初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们满足于即时消费，不再追求市场机会，也不进行创新性活动，这种“逃避”是他们应对不确定环境的一种自我保护行为(Johnson等，1997；Wachtel，1999)。与此同时，Smallbone等(2001)也对转型经济创业者的类型进行了考察。他们发现，在转型经济的创业者中，既有迫于生计的农民创业者，也有游走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灰色”创业者以及把权力、职位和人脉关系变现为市场稀缺资源的官员创业者，当然还有专业技能较高的专家型创业者，但为数较少。[15]值得注意的是，这几类创业者的比例分布在经济转型的不同阶段呈现出很大的差异。以我国为例，张维迎(2008)在对1978-2008年我国创业者的出身进行分析以后发现，头10年创业的企业家中有72％左右是农民和无业人员；第二个l0年有71.9％的创业者是国家干部和国企职工；到了后10年，平均每九个创业者中就有五人有海外留学和高科技背景。[16]最新的研究不仅证明创业者的出身随着经济转型的深入而发生动态变化，而且显示随着制度环境的不断规范和完善，专家型创业者逐渐成为主流创业群体。[5]
2.创业者特质。现有研究表明，转型经济国家的创业者不仅其类型受到制度环境的影响，而且他们的某些特质也带有一定的制度烙印。例如，He(2009)研究发现，转型初期人们创业的主要动机是解决生存问题，而不是实现个人价值，因此，创业者往往更倾向于选择能迅速收回投资的自我保护策略。[5]Tan等人在进行了实证分析以后指出，转型时期的创业者特别精通各种建立人脉关系的技巧和潜规则，尤其是那些有在国企和政府部门任职经历的创业者。他们利用以前建立的人脉关系为现在的创业活动服务，如搜集信息、取得稀缺资源。[17]不过，Xin和Pearce的研究却表明，有国企任职经历的创业者以前在国企积累的营销、财务和管理等方面的经验，有可能无法适应开放、灵活、多变的市场环境，从而会对新创企业产生负面影响。[18]
(三)转型经济背景下的新创企业研究
North等多名学者(1994)一致认为，新创企业为了适应由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所造成的约束，会迅速抓住制度变革过程中出现的机会，不断调整其创业行为和创业战略，进而影响企业绩效。因此，目前的转型经济新创企业研究主要集中在战略选择、行业选择和企业绩效三个方面。
1.新创企业的战略选择。这方面的研究无疑是当前最为成熟的研究，很多学者对新创企业的战略选择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们一致认为，转型经济下的新创企业为了有效应对不确定的制度环境，往往会选择开拓进取型、关系型或界限模糊型战略(Peng，1997；Zhuplev和Kiesner，1998；Luo，2003；Estrin和Mickiewicz，2008)。首先，为了在资源市场上与大企业抗衡，新创企业往往以更加快捷、隐蔽的方式采取开拓进取型战略(Charap和Webster，1993)，也称“游击战略”。这种战略是新创企业为克服其“新进入缺陷”(Stinchcombe，1967)和“小企业缺陷”(Aldrich和Auster，1986)而制定和实施的。与大型国企的防御型战略相比，新创企业采取的这种开拓进取型战略更具前瞻性、创新性和进取性。[3]其次，为了解决转型经济环境下信息不对称及融资等瓶颈问题，新创企业会采取通过发展关系网络来获取资源与信息、实行经济交易网络化战略。[19]这种战略是新创企业为了弥补正式规则缺失、发挥关系网络非正式规则的作用而制定和实施的。[17]在通常情况下，新创企业的关系网络不外乎两类，一是与买方、卖方和竞争对手建立的业务往来网络，另一则是与掌握资源配置权的政府建立的关系网络。[18]前者在转型经济和成熟经济中普遍存在，而后者则在转型经济中更加常见。与成熟经济相比，转型经济下的网络化战略具有网络化需要迫切、关系不断强化和绩效影响显著等特点(Puffer和Shekshnia，1993)。最后，为应对环境敌对性和规则缺失的状况，转型经济中也有部分新创企业会选择产权介于公私之间、活动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界限模糊型战略。这种战略是转型经济新创企业为应对制度歧视、寻求政府庇护、争取生存和发展空间而制定和实施的。[2,15]在实践中，转型经济新创企业并不是孤立地采取某一种战略，通常会根据制度环境及其变化来组合实施以上三种战略。
2.新创企业的行业选择。关于转型经济新创企业行业选择的研究目前仍处在起步阶段，且比较零散。但是，也有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值得关注。例如，Peng(2003)采用我国新创企业数据实证发现，在转型经济下，新创企业面对政策常变造成的市场高度不确定性，更倾向于选择那些生产周期短、投资少、见效快的行业。此前Samllbone等人的研究也表明，新创企业为避开与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大企业的正面冲突，通常会选择那些技术壁垒低、资金需求少的零售业或服务业。[15]因此，转型经济新创企业的行业选择也具有鲜明的转型经济背景特征。
3.新创企业的绩效表现。战略管理理论认为，新创企业无论是进行战略定位还是行业选择，都是为了求得生存和成长。早在1980年，Porter等人就认为行业发展速度会对企业绩效产生重要影响。经济转型初期，零售业和服务业发展迅速，这些行业的企业绩效要远高于其他行业。同时，新创企业的战略选择也会影响它们的绩效表现。服务业中的新创企业更多地依赖关系型战略，服务业的关系绩效效应要远大于其他行业。[20]另外，在转型的不同阶段，新创企业与政府关系的强度会对企业绩效产生不同的影响。在转型初期，掌握稀缺资源配置权的政府在市场中处于强势地位(Burt，1997)，新创企业的绩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与政府建立强关系(Granovetter，1985)；在转型后期，随着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政府逐渐淡出经济活动，政府关系的绩效效应大大降低，新创企业会转而采取市场开拓型和创新竞争型战略(Daily和Dalton，1993)。
(四)已有研究评价
目前，基于制度环境视角的转型经济创业研究主要围绕制度环境的三个维度以及创业活动的制度合法性问题展开。但是，转型经济国家的制度环境、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及行为准则均与成熟经济国家大相径庭，因此，有关制度环境构成维度在特定情境下的适用性研究就显得严重不足，而这个问题是探讨转型经济制度环境与创业活动之间关系的前提③。
转型经济创业者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创业者类型及其特质这两个问题上，这表明转型经济的制度环境与创业者决策有较强的相关性，但研究还停留在对创业者传记特征表层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层面上，缺乏深入的理论探索与构建。制度理论与认知理论告诉我们，制度作为社会经济环境的一个重要变量，是通过人们的心理认知来影响人们的行为的(Begley和Boyd，1987；Lumpkin和Dess，1996；Zoltan和Audretsch，2005)，并会通过人们的行为去改变和影响制度(DiMaggio和Powell，1991；Dacin等，2002)。这种“制度环境→心理认知→行为选择→制度环境变化”理论范式，为在借鉴制度理论与认知理论的基础上加强转型经济创业者研究奠定了基础。
转型经济新创企业研究目前主要关注战略与行业选择及其对绩效的影响。现有的相关研究大多是时间和空间上的断面研究，没有从动态与比较研究的视角去揭示转型经济新创企业的行为特征。转型经济国家的实践已清楚地表明，制度转型既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也没有固定不变的范式可以遵循。因此，面对制度转型的动态发展过程和多元化路径与方式，新创企业的战略、行业选择与绩效表现既应该是一个随着不同转型阶段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又应该是一个受不同制度传统、转型模式、空间区域影响而具有差异性的行为过程。
综上所述，我们把三个层面的转型经济创业研究的现状及问题整理成表(参见表2)，以便为下文构建转型经济创业研究体系提供方便。
四、转型经济创业研究体系构建
基于以上分析，下面从理论发展、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三个方面来构建转型经济创业研究体系(参见图2)。
图2 转型经济创业研究体系
(一)理论发展
现有的转型经济创业研究大多是描述性浅层分析，对于转型经济创业活动理论内涵的挖掘并不深入，未来应该加强理论推动下的探索性研究。转型经济创业理论的发展可以通过深化、繁衍、竞争和整合四种方式来实现。
1.理论深化。在现有创业理论的基础上探索一些新的成分，挖掘能够反映转型经济特征的具有调节、中介和控制作用的新元素。例如，在创业者特质与创业决策、创业者类型与创业行业选择、新创企业战略与绩效等的理论架构中，考察转型经济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在新创企业战略导向与资源获取关系的研究中，考察企业构建特殊关系网络的能力的中介作用；在所有关于新创企业层面的理论架构中，考察企业特殊产权属性(独资、合资等)的控制作用等。这样的理论深化不仅能够深化创业理论，使其更具一般意义，而且还能使新理论的建构更加精确、严谨，从而提高创业理论的一般解释力和预测力。
2.理论繁衍。从制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中吸取能为创业理论建构提供依据和进行逻辑推理的成果和思想，并把它们应用到转型经济创业研究中。如认知心理学中“知识走廊”、“先前经验”等研究思想可以更好地揭示转型经济背景下创业者特质与创业意向形成的特点；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洞和修补理论可以用来支撑转型经济背景下关于创业机会产生、识别和开发利用的研究。把这些学科有益的理论或研究成果运用于转型经济创业研究，无疑有助于推进创业理论的一般化发展。
3.理论竞争。根据基于西方成熟经济建立起来的创业理论，结合转型经济的制度和创业活动特点，提出适用于转型经济创业的新理论。例如，现有针对西方成熟经济的创业研究普遍认为，政府的创业扶持政策有利于创业活动的开展，促进社会财富的增加。然而，Baumol(1990)却认为，在资源配置权依然由政府掌握的转型经济国家里，政府出台的创业扶持政策会导致非生产性创业活动多于生产性创业活动，从而损害社会福利。[8]又如，Xiao和Tsui(2007)的研究表明，适用于成熟经济的结构洞和弱关系理论并不适用于崇尚集体主义又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可见，由于转型经济的制度环境和创业活动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因此，现有基于成熟经济发展起来的创业理论在解释转型经济创业活动时遭遇了严峻的挑战。
4.理论整合。有效整合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的相关理论，创建更具解释力、创新性和一般性的新的创业理论。转型经济创业研究的各不同层面除了要有效整合制度理论与创业理论以外，还必须有自己针对性强的理论支撑。例如，宏观层面的研究应该借用社会认知理论来构建转型经济制度环境规范性和认知性测量指标；中观企业层面的研究有必要运用资源基础理论、竞争力理论、战略网络理论等来解释企业的创业活动；而微观个体层面的研究则应该运用认知心理学、个体行为理论来深入剖析转型经济创业者的特点。
(二)研究视角
1.关于转型经济特有创业活动的研究。传统的创业研究主要关注个体创业和组织创业，而制度性创业则是转型经济创业研究的一个焦点问题。[11]由于转型经济的制度环境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因此，转型经济出现了许多不同于成熟经济的创业问题(Chang和Wang，1994；Lu和Tao，2008)。例如，我国的部分新创企业产权归属不清，形成了特有的集体所有制新创企业与乡镇企业；同样处在转型期的俄罗斯，由于缺乏社会规制机制，出现了黑手党性质的新创企业。因此，转型经济特有的创业现象和问题应该成为转型经济创业研究的一个重点，这方面的研究有助于拓宽我们的研究视野，丰富创业研究内容。
2.跨层次整合研究。通过文献整理，我们不难发现新创企业研究目前占转型经济研究的多数(约为67％)，有关转型经济创业者的研究以及创业者与新创企业关系的研究仍占少数(分别占13％和20％)，而同时涉及制度环境、创业者和新创企业的跨层次研究则为数更少。已有研究表明，创业者作为企业的创立者及决策者，依据自己对制度环境的认知做出的决策会对企业行为选择及绩效起到重要的作用(Davidsson和Wiklund，2001；Hansemark，2003；Harada，2003)。这说明，转型经济创业研究所涉及的宏观制度环境、中观新创企业和微观创业者个体三个层面不应该是分散孤立的，而是相互作用、互相影响的，单纯某一层面的研究难免会导致结论偏颇的问题，只有把不同层面联系起来，深入探索各层面之间的相关性以及作用机理，才能更科学地揭示转型经济创业活动的规律(Davidsson和Wiklund，2001)。
3.动态研究。创业进程与宏观环境动态变化密切相关，但目前大多数研究只是静态、局部、横截面地关注转型经济创业者、新创企业和创业环境问题(Smallbone等，1997)，对创业活动进行“快照式”的反映，缺乏全面、系统的思考，其对理论与实践的启示意义很小[15]。事实上，经济转型本身是一个动态过程，在转型前后和转型过程的不同阶段，创业活动会随制度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对制度环境和创业活动变化的动态跟踪研究，往往更能揭示转型经济创业活动的规律。因此，今后有必要开展针对转型经济创业活动的阶段性、过程化动态研究。
4.比较研究。首先，已有研究表明，转型经济和成熟经济的制度环境对创业活动的调控存在很大的差异：成熟经济的制度环境本身具有一定的自动纠错功能，可以迅速、及时地弥补制度环境中出现的制度洞；[8]而转型经济则不同，本身缺乏自动纠错的功能，制度往往是在“犯错”以后才“被纠正”。[11]其次，转型经济和成熟经济新创企业的商业模式和成长战略也不尽相同：在转型经济下，新创企业受环境不确定性的影响，因而更倾向于采取可迅速获得收益的商业模式，更愿意采取多元化发展战略来把握瞬息万变的商业机会，而不是专注于某一领域以求长远发展(Zhuplev和Kiesner，1998；Boettke和Coyne，2003)。最后，即使同属转型经济，由于历史、文化、传统和转型模式(如中国的“渐进式转型”与前苏联的“激进式转型”)不同，各国的创业实践也大相径庭(Davidsson和Wiklund，2001)。因此，有必要开展转型经济与成熟经济之间以及不同转型经济之间的创业比较研究。
(三)研究方法
目前，针对成熟经济的定量和定性创业研究都已经比较成熟，研究方法的设计与开发应用也比较规范；而针对转型经济的相关研究，不是由于仅局限于理论框架构建而缺乏科学的研究方法作为支撑，就是由于没有考虑研究方法对特殊情境的适用性而在效度与信度方面受到置疑。我们认为，转型经济创业研究目前亟待解决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定量研究中的量表开发问题，二是定性研究中的案例分析问题。
今后，我们可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开发转型经济创业研究的量表：一是根据转型经济特有的问题来建立新的创业理论框架和构念，开发全新的量表；二是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强化、修正相关范畴、概念之间的结构关系及有关原理，补充、修正现有量表，拓展现有创业量表的适用范围。
案例研究是对现实中出现的现象进行考察的经验性研究方法(罗伯特·K.殷，2005)。转型经济创业研究非常适用案例研究这种方法。采用案例研究方法对特定转型情境下的创业现象和问题进行描述、解释和探索性研究，不仅可以为创建新的创业理论创造条件，而且也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和证实创业理论对转型经济的适用性，并且修正和完善现有的创业理论体系。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大量的文献回顾和分析，对现有转型经济创业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构建了转型经济创业研究的分析框架，并且从理论发展、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三个方面提出了完善转型经济创业研究体系的构想。本研究具有以下三方面的启示意义：
首先，创业研究者在科学地提出问题和构建新的理论的过程中，应该注意借鉴管理学中的权变思想，运用系统论的观点来思考问题，针对转型经济的具体条件寻求最合适的创业管理模式、方案或方法，谨慎、准确地解释转型经济创业所涉及的各个子系统以及各个子系统之间和它们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最终确定各种创业变量的关系和结构类型，以使创业理论更具实践意义。
其次，创业实践者应该努力适应外界的变化，根据环境的动态变化及时调整自己的创业行为。在转型经济中，面对高度动态变化、不确定、不友好甚至敌对的环境，创业者和新创企业灵活、机敏的应变能力是他们求得生存和发展必须具备的素质。
最后，政策制定者应该在推动和扶持转型经济创业发展的进程中，努力学习和借鉴成熟经济的创业理论、模式和实践，充分考虑本国社会、经济、文化、制度等外部条件的差异性，避免生搬硬套、陷入“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窘境。
注释：
①选择Elsevier Science、EBSCO、ProQuest Asian Business三个数据库作为转型经济创业研究数据来源的主要依据是：(1)这三个数据库被创业研究学者公认为是该领域比较权威的数据库，是学者们普遍引用的文献来源。(2)这三个数据库收录并涵盖了世界各国有关转型经济创业研究的绝大多数文献。(3)这三个数据库收录的文献能较好地代表转型经济创业研究的发展趋势。
②我国公民创业意愿和创业成功预期这两个指标的得分位居前列，但实际创业成功率却远低于发达国家。
③制度理论的情境适用性问题已开始受到重视。我国清华大学高健教授(2005)指导的硕士研究生论文，通过对我国的调查研究证实了针对西方提出的制度框架(三维度理论)在我国的适用性，并依据我国的特定情境对该框架进行了适当的改进和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