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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明星皇帝”。他在位期间，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民族融合，国家强盛，史称“贞观之治”。这种局面的形成固然与唐太宗文才武略出众有关，但他高超的用人艺术更是形成盛世局面的关键所在。他的用人思想丰富而系统，细腻而远瞻，虽历经重重岁月而光辉不减，是中国古代文化宝库中不可多得的思想珍品。时至今日，对我们仍有许多启迪。
一、才行并举
唐太宗以才行取人的思想，不同于曹操的“唯才是举”，其人才标准更为全面，兼顾才能与德行两个方面，其中的“行”作为人才标准，更具有动态性和实践性。贞观二年(628年)，他对身边的侍臣说：“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才行兼备，始可使用。”
唐太宗在用人标准上，不仅注重德和才两大方面，而且认为两者地位不同，强调德重于才，德处于人才诸要素的首要地位，无论人才多么有“才能”，都必须以道德对才能的发挥加以规范和引导，否则，才能的发挥就可能偏离正确的方向。即所谓德是才的统帅，决定才发挥作用的方向和力度；才是德的支撑，影响着德的作用和范围。无德之才必将对社会造成巨大伤害和损失。
唐太宗还针对当时科举制的弊端指出，科举取士优点虽多，但它只取文笔言辞，无法考察人的各方面能力，一旦当上官几年后劣迹显露，即使加以纠正，而老百姓也已深受其害。因此，他接受宰相杜如晦的意见，在汉代选官制度的基础上，先后确立和完善了“冬荐”、“自荐”、“辟召”、“举孝廉”等制度，对人才的德行、学识、能力全面进行考察，从而避免了“一切以程文为去留”、只以文辞取士的弊端。
二、弃怨用人
唐太宗以用人公道，不以恩仇、亲疏为取舍标准而著称。他非常赞赏古人“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的举人胸怀，一贯主张：“只要是真正的人才，即使是子弟和仇人，也不得不举。”
唐太宗皇帝生涯23年，先后任用的12个宰相中，除了皇子、外亲和太原起兵的元勋之外，其他6人是北周宗室宇文士、隋朝宗室杨恭仁、梁朝皇族萧禹、陈朝皇族陈叔达、关东士族封德蠡、关中士族裴矩。宰相是朝廷重臣，任命时皇族是十分慎重的。而唐太宗任用的宰相中，有的是前朝的皇族，有的是高祖李渊重用过的人，这些人能为太宗所用，正体现了唐太宗非同凡响的择人标准和胆识。
据《贞观政要·政体》记载，玄武门之变以后，尽管李建成集团中“同谋害太宗者数百千人，事宁，复引居左右近侍，心术豁然，不有疑阻”。魏征是李建成的心腹，也是谋害唐太宗的罪魁祸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竟成了李世民的高参和宰相。魏征的刚直不阿使李世民意识到，这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先是任命他为谏议大夫，后又把他提到宰相的位置上。唐太宗李世民与宰相魏征的关系；是中国封建帝王时代最理想的君臣关系。魏征病逝，唐太宗亲临吊唁，并且放声痛哭，就在这个场合，他说出了一句千古名言：“夫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史为镜，可知兴替；以人为镜，可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
三、施恩御人
唐太宗常以“亡隋为戒”，任贤纳谏。贞观盛世形成后，他在回顾自己的用人思想时，颇有感触地对大臣们说：朕即位之初，上书者皆言“人主必须威权独运，不得委任群下……”惟有魏征劝朕“偃革兴文，布德施惠……”朕从其语，天下大宁。
是“威权独运”以用人，还是“布德施惠”以用人，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用人思想，必然造成不同的君臣关系、上下关系，并且最终造成不同的人脉关系和政治局面，这已为历史所反复证明。事实上，用人从来都离不开权力驱动，包括诏敕令使以及与之相应的利禄赏罚，但又从来不是单纯的权力驱动。用人者与被用者除权力关系之外，还有彼此之间的情谊、亲和关系，如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爱戴关系的维系。唐太宗接受魏征的建议，在用人时除了牢牢掌握权力驱动之外，还大力培植与臣下的亲和关系，实现了同时运转权力驱动与情谊驱动这两个动因去驾驭人才的目的，真正做到了他自己所说的“为人君者，驱驾英才，推赤心待士”。
蕃将左领军何力被敕勒族酋长劫持时，他拔出佩刀大呼：“岂有大唐烈士而受屈虏廷！”即割左耳以自誓。唐太宗得知即命使者持节去敕勒部交涉，愿以自己的女儿新兴公主嫁给其酋长为条件，使何力安全得还。这许多超出普通君臣关系的情感维系都大大加强了用人力度，巩固了唐太宗的统治。
四、赏罚分明
赏罚乃统军御众之柄。《贞观政要·卷三·封建篇》记载，唐太宗说：“国家大事，唯赏与罚。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咸惧……”赏罚绝不能以亲疏、贵贱、喜怒、好恶而定轻重。只有赏罚有因，轻重适度，才能真正做到“劝善而惩恶”。他的堂叔李神通，既是开国元勋，又是他的救命恩人。封官定爵时，李神通不甘人后，李世民当即指出，叔父首倡举兵反隋有功，救我之命终身难忘，但后来窦建德吞并山东，你曾全军覆没；刘黑达卷土重来，你又望风而逃。我不能因为你是皇亲国戚就滥行赏赐。尉迟敬德虽然是曾经追随李世民征伐四方的功臣，但由于他居功自傲，因此经常受到唐太宗的训诫和惩处。公元632年，尉迟敬德因在御宴上殴打任城王李道宗，遭到唐太宗的严厉训斥。公元643年，唐太宗的外甥赵节追随太子谋反，唐太宗毫不留情地将他处死，然后到他姐姐家，哭着对姐姐说：“奖赏不避仇家，惩罚不避亲戚，这是天下最公道的，我不敢违背，所以对不起姐姐了。”像这样的例子，史书记载很多，不胜枚举。
唐太宗在用人治事时，对各级官吏始终严格考察，按照政绩来决定升降，不受谄媚，赏罚严明。为此，他还设立了专门的考功机构，制定了“四善”、“二十七最”的考功标准，以此作为监察官吏的尺度。
为了防止用人失误，李世民平时十分留心对官员的考察，特别是那些不在他身边的地方官吏，他更是经常留意的。据《新唐书·循吏传》记载，唐太宗每年亲自对中央和地方的各级主要官员进行考核。他还把全国刺吏、都督的姓名写成许许多多纸条贴在他内室的屏风上，将功绩和善恶的事例一一记在各自的名下，时常留心观看。有位大臣看到了，很不解，就对他说：“地方官员都写进了花名册，您干吗还要把他们的姓名贴起来？”唐太宗解释说：“地方官员是直接管理百姓的，关系重大。他们做了好事或坏事；我都随时记在他们的名下。这样，谁该提拔，谁该降职或罢免，我就有了根据，不会弄错了。”正由于李世民赏罚分明，心系民众，在位23年，统治集团内部基本上维持着一个坚凝和睦、邪不欺正的局面。
五、“如器用人”
唐太宗把用人比作好木匠做家具：“智慧的人取其谋略，愚笨的人取其力量，勇敢的人取其神威，怯懦的人取其谨慎，各种人物要兼而有之。良匠不放弃任何木材，明君不放弃任何人才。不要因为有一样短处就忘掉他的长处，也不要因为有毛病就掩盖他的功绩。可以取长补短，人尽其用。”公元647年，他再一次重申：“人的品德和才能很难都出类拔萃，我常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后来他又进一步总结说：“舍短取长，然后为美。”在唐太宗重用过的大臣中，房玄龄能尽心竭虑，总是争取把各种事情都安排稳妥、恰当。他明达吏事，富有文采，审定法令，意在宽平，对人不求全责备。杜如晦则聪明练达，剖断如流，与房玄龄共掌朝政，机构设置、典章文物，都是他俩制定，史称“房谋杜断”。他俩一个多谋，一个善断，堪为贞观名相。但这两人的短处是不善于理狱和处理琐碎事务。唐太宗充分发挥了他们的长处，贞观三年(629年)分别被提拔为尚书省左右仆射，从而造就了一代贤相。唐太宗还对群臣说：“我一见到有才能的人就敬佩他，一见到没才能的人就怜悯他，贤能和不肖都各得其所。”正因为唐太宗对大臣总能用其所长而避其所短，所以贞观一代群英荟萃、人才济济。有的学富五车，有的深谋远虑，有的英勇善战，有的刚正不阿，有的办事干练，有的沉稳慎重，有的热情洋溢，四方辐辏，八面来风，形成了一个卓有成效的政治集团。难怪他曾感叹道：“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
六、重教育人
唐太宗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性，认为德行、才识非学习不成，并采取了各种有力措施大力发展学校教育，积极培养人才。一是致力于建立、完备学校教育制度，确立了中央、州、县三级官学制。国子监为全国最高学府，下属六种学校，即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等。前三种学校分别接纳三品、五品、七品以上的官员子弟入学；后三种招收的则是品以下的官吏和一般地主子弟。学员名额共2210人。其中，国子监是培养人才最为集中的机构，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学府。二是十分重视教师的选拔，面向全国招聘教师，充实国子监教师队伍。三是强调教材统一，命令经学大师孔颖达等编撰《五经正义》，作为国学教材。四是尽量满足庶族地主子弟学习的要求，扩大各类学校招生名额。五是积极接收异国的留学生，努力扩大汉文化的影响。唐太宗多次亲临国子监，参加“释奠”仪式，听讲经义，表示对学校教育的关怀。学校教育的发展，为朝廷源源不断地输送了大批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