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会与中国体育的未来——中西体育理念比较座谈会发言纪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座谈会论文,中西论文,纪实论文,中国体育论文,奥运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80;G81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03)06-0001-06
2003年11月4日，国家体育总局李志坚书记一行来到华南师范大学，就“中西体育理念的异同”和“如何运用2008年奥运会的契机推动中国群众的经济发展”两个主题进行调研。这是体育的国家决策层第一次到综合型大学与学者开展面对面的讨论。在研讨会上，有5位教授做了主题发言。最后，李志坚书记从宏观上简要地做了总结。下面将他们的主要观点整理出来，以飧读者。
悬空的观念需要两条腿
胡小明
（华南师范大学 体育科学学院）
体育总局领导命题谈“东西方体育理念的差异”，思考良久，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体育理念不是“东西”——意思是从理论基础的渊源看，我们现有的体育理论既不是东方文明，也不是西方文明的传承，不辨东西。
早年曾认真对中外体育思想进行比较研究，结果发现，自己进行比较时往往是用中国古代的特征与现代西方相比，驴唇不对马嘴；及至回头来看中国当代体育思想观念的状况，犹如雾里看花，极不清晰。东西方体育观念的差异固然存在，只是与目前中国的体育意识似乎关系都不大。中国的体育理念到底是什么？暂时无法准确地描绘——因为中国体育的本体观念基本上是空壳，对东方和西方体育的文化观念都存在严重的缺失，比较异同，情同隔靴搔痒。
本人也曾尝试建构体育的理论体系，但徒劳无功，原因是沙滩上的建筑缺乏基础。中国当代的体育“理论”似乎很丰富，但无论怎样拼凑，也只能貌似科学和现代化，一经接触到实际应用，顿时分崩离析，最终不得不用经验总结的方法形成一些满足短期功利需要的文字。尽管我们努力使自己相信这样的“理论”是来自马克思主义的，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认为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样最基本的原则在旧体育理论里也得不到真正的体现。
再思考，悟出一点新结论：制约中国体育理论创新的关键，归根结底是缺乏文化观念的问题，是缺乏主体文化观念的问题——它既缺乏东方文明中养生观念的传承，也缺乏西方文明中人文观念的滋养，缺乏文化依托和继承的根基。
中国体育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依赖政治观念、经济观念，得到了特殊的显著发展，然而，当它像一个断了奶的孩子需要自己走路的时候，才发现是悬空的——缺了两条腿。
1 中国体育需要两种观念的支撑
20世纪70年代末，研习中国体育史时常掩卷叹息——中国古代无体育、近代体育不科学、现代体育缺理论。因害怕遭抨击，不敢公开发表。现在回想起来，虽有些极端和偏颇，也不失为对中国体育先天不足的惋惜。
说“古代无体育”，主要是指中国古代没有较完整的体育思想观念、知识体系、传承制度和运行机制。健康、长寿等养生思想，射、御等礼仪教育，舞狮舞龙等节庆民俗，搏击武艺等杀人之术，只能称为体育的萌芽。
说“近代体育不科学”，是指西方体育传入初期我们一直把它看成是军事训练用的“兵操”，很晚才开始研究体育对人体发展的规律性。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大多数体育科学主要研究怎样把人搞成超人或者非人——为了金牌，社会科学成了形同虚设的政治风向标，而人文学科长期被打入冷宫。
说“现代体育缺理论”，是指现有的所谓体育“理论”或“基本理论”，其实主要是如何服务于政治或经济的经验总结。这虽然很需要，也很重要，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产生的极为鲜明的功利需求，有助于制订阶段性的方针政策，能够短期产生很大的作用，但仍然不能解决体育有助于人类长远发展的理念问题，体育的自身价值和本体目标仍然是模糊的。中国体育的观念层面，仍然很封闭，没有开放，需要开放。
2 中国体育需要东西方文明传统精髓的滋养
西方体育与其文化观念是一脉相传的。在西方文明的源头古希腊，雅典和斯巴达体育萌芽状态的模式导致了人文主义思想和军国民主义思潮影响下的两种体育模式，经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推波助澜，工业革命使体育迅速成熟时，出现了德式体操和瑞典、丹麦体操这样鲜明体现两种模式观念的体育体系。军国民主义思潮影响下的体育模式，在工业化社会前期，恰好能满足一些国家培养劳动和战斗工具的政治需求，也特别能满足迅速崛起的民族主义情绪。这样，中国紧跟日本之后，选择了为“强国强种”的军训式的体育模式。后来美国基督教青年会把大量的竞技运动游戏引进中国，但在连年战乱之下难成主流，其观念得不到认同甚至受到批判。灾难深重的中国当时没有根植人文精神的土壤。
共产党人学会体育，用来打鬼子、打国民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用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搞阶级斗争。可以说对全民皆兵的体育形式深得真昧，而对体育的人文观念却十分陌生，甚至被长期作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打入冷宫。
改革开放20多年了，我们翻译了一些发达国家的体育专著。场地设备的拿来就可以用，技术战术也能明白，一旦涉及到观念层面的东西，我们就感到费解和难以接受，如奥林匹克思想、体育权利、人文精神、游戏宗旨、生命乐趣、运动家风度等，这是由于我们缺乏对西方体育人文内涵的普世性原则的认同。这是因为西方体育传入时我们只接受了它当时符合中国政治需求的具像部分，近年又转向仅仅想满足经济的需求，使它长期脱离自己的文化本位，被当作工具使用，没有可以自己行走的腿。
亡羊补牢，找回自己的腿，真正在观念上扩大对外开放，才能更完整地接受作为人类共同财富的体育文明。
3 两条腿，才能走
中国传统文化是东方文明的代表，这其中包括世界上惟一没有中断的民间身体活动形式。由于它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在现代化的西方体育呼啸而来时，被打入社会底层，甚至把许多认为没有“价值”的东西都“扬弃”了。因此，我们缺了另一条腿。
民族体育要现代化，适应那个疯狂消耗自然资源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无所不用其极的工业社会，的确勉为其难。像乡下人进城打工，即使现代化了，也在边缘，也是附属。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契机不在工业社会，而在后工业社会——以知识经济为标志的信息社会。
民族体育跨进后现代社会，它的价值才真正显示出来。就像城里的富人想住到乡下、边远穷山恶水变成旅游风景资源一样，东方的民族体育正因为没有被现代化、大工业、高科技所污染，其绿色、环保、生态的价值，会越来越得到珍视。
中华民族的复兴，包括民族传统文化精髓的复兴，这必将导致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及其观念的崛起。古老的东方文明，正在向西方后现代文明开放，甚至引起向西方体育文化的局部倒灌。在片面强调“更高、更快、更强”之类的前现代体育意识与人类生存伦理发生冲突的后现代，体现东方智慧的和谐发展观念更应该回到中国体育，返朴归真，引领世界新潮。
战后日本竞技体育与大众体育的走向
周爱光
（华南师范大学 体育科学学院）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连续20多年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目前经济增长速度，人均GDP以及城市居民的恩格尔系数等非常类似于日本20世纪60年代东京奥运会时期。因此，以日本东京奥运会为主线探讨日本战后竞技体育(high level sport)和大众体育(sport for all)的走向，借鉴其成功的经验，对于我国成功地举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促进我国大众体育的发展会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
1 战后日本经济与竞技体育的发展
1955～1972年是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期。20世纪70～80年代，日本经济进入稳定增长期，经济增长速度年均5%，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仍属于增长最快的国家。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日本出现“泡沫经济”，之后日本经济进入持续衰退期，1999年以后日本经济又呈现出增长趋势。
纵观日本战后的经济，连续保持了45年的经济高速稳定发展，虽然因受“泡沫经济”影响，1990年以后经济出现不景气，但日本的总体经济实力却不断增加，世界第二经济强国的地位并没有改变。这一点可以从日本战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加情况反映出来。
战后日本为了加快国民经济发展，消除战败国的负面影响，树立和平民主国家形象，不仅积极参与奥运会，还对申办奥运会表示出了极大的热情。1960年终于申办成功了第18届东京奥运会。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使日本战后竞技水平达到了顶峰。在这次奥运会上，总成绩排名第三，仅次于美国和前苏联，创造了日本奥运史的最佳成绩。但是，东京奥运会以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初以后，日本的竞技体育并没有继续保持强劲的势头，而是大幅度滑坡。日本的竞技体育不仅表现在奖牌获得枚数的减少，更明显的表现在奥运会名次的急剧下降，第25届巴塞罗那奥运会跌至第16名，第26届亚特兰大奥运会跌至第23名，创造了战后日本奥运史上的最低纪录，引起了日本社会巨大震动。这说明日本的竞技体育已经完全失去了东京奥运会的光环，进入了低谷。
东京奥运会后，虽然日本的经济仍处于高速发展时期，但是其竞技体育却一落再落，陷入低谷，形成了一个经济发展与竞技体育的剪刀差。日本的这种社会经济发展与竞技体育的异步现象的原因之一就是国民体育观念的变化。
2 日本国民体育观念的变化
东京奥运会的确发挥了促进日本社会经济发展，振奋民族精神，改变战败国形象等政治、经济、外交作用。但是，东京奥运会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国民生活的提高，余暇时间的增多，以及国民对体育运动参与意识的增强，日本国民也开始对本国的竞技运动进行重新审视。日本著名马拉松选手
谷幸吉的自杀事件成为日本国民及体育界对现代奥运会反思的主要契机之一。
马拉松运动是日本国民喜爱的体育运动之一，谷幸吉在东京奥运会马拉松获得铜牌后，轰动一时，成为日本国民崇拜的偶像。由于巨大的社会压力和本身的伤病，加上运动成绩每况愈下，谷幸吉已经不可能实现国民的期待，于是在1968年1月9日写下“我再也跑不动了”的遗书后与世长辞了。
事件发生后，引起了日本社会各界的关注，《朝日新闻》发表了“无视人性的期待”的评论员文章，分析了“谷事件”发生的社会背景，激烈批判了现代竞技运动中狭隘民族主义的危害，痛斥了缺少人性的竞技运动。
学者们认为，国家应当重视大众体育的开展，不应当只把大量经费用于少数精英的高水平竞技运动。为了解决国民体育场馆不足的问题，与其花巨资建设一座大型场馆，不如用同样的资金多建设一些便于国民活动的中小型场馆。他们主张，作为文化的竞技运动应当真正归还给国民。这种对现代竞技运动的批判在20世纪70年代末引发了一场抵制申办名古屋奥运会的运动。
1977年日本爱知县知事发表了申办1988年名古屋奥运会的讲话，1979年名古屋市政府公布了申办方案，1981年日本参众两院通过申办决议。但当地市民以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财政负担，保护市民福利、发展大众体育以及现代奥林匹克的政治化、商品化等为理由，强烈要求取消名古屋奥运会的申办，并得到了当时日本社会舆论的广泛支持，最终使名古屋申办奥运会活动没有成功。
从东京奥运会的狂热到“谷事件”的发生，从对现代奥林匹克的反思到抵制名古屋奥运会的申办，反映了战后日本国民体育观念的变化。
3 日本大众体育的蓬勃兴起
(1)体育人口。东京奥运会的申办和成功举办促进了日本大众体育的发展。据日本1997和2001《体育白皮书》中的统计数据表明，东京奥运会之后到2000年日本每年参加体育活动的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率由1965年的45%上升到2000年的68%。其中，2000年日本20岁以上的成年人每周参加2次体育活动以上的占全国总人口40.8%，每周2次每次30分钟以上者已达33%。这个比率远远高于我国。
(2)体育俱乐部。日本大众体育快速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体育俱乐部的组织形式，参加俱乐部均属自愿。1984年日本已有利用公共体育设施的各种类型的体育俱乐部30万个，1994年已达37万个，2000年参加体育俱乐部的人已占总人口的22%。日本文部科学省1995年提出在全国建立《综合型地域体育俱乐部模式》，2000年在全国指定48个市区率先实施，并每年拨款1300万日元支持该项计划。
(3)体育指导员。大众体育的开展需要指导者，体育指导员的数量和质量是保证大众体育开展的重要因素之一。1987年日本文部省出台了《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知识、技能审查认定制度》，到目前为止，已经取得社会体育指导员认定资格的人数已达9万人。1996年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为6万人，人均比率大大低于日本。
(4)体育场馆。活动场所是制约大众体育发展的重要因素，东京奥运会以后，为了解决大众体育运动场馆，日本加大了体育场馆的建设力度，1996年日本每10万人拥有体育设施260个，远远高于我国的50.82个。
在日本的体育场馆中，学校占的比率最高，约58.9%，因此为了促进大众体育的开展，日本文部省规定在保证学校正常教学的前提下，学校体育设施对社会开放。根据1998年文部省的统计，学校体育设施对社会的开放率，星期一到星期五为42%，星期六为40.1%，星期日为38.5%。
(5)经费。日本大众体育的经费来自于国家、地方、民间、彩票等多渠道，投入的资金逐年增多。仅以1985年以后国家投入大众体育的资金为例就可以说明这一点。1985年为2509亿，2000年为3959亿。
4 几点启示
(1)成功地举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促进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快速发展的契机之一。
(2)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必然会激发国民积极参与体育活动的热情，掀起大众体育的热潮。因此，在筹备奥运会期间要充分考虑各种基础设施以及体育场馆的类型和布局，做好奥运会之后大众体育迅速高涨的思想和物质准备。这样，既可以缓解奥运会之后竞技体育与大众体育在利用体育资源方面的矛盾，又可以充分利用国家投入巨资修建的体育设施，减少浪费。
(3)2008年奥运会之后，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国民的金牌意识会逐渐淡化，运动休闲意识和对健康追求的意识会不断增强。因此，及时调整体育工作的战略重心，重视大众体育发展，加大对大众体育的投入，使竞技体育与大众体育协调发展势在必行。
东、西方健身方式的区别
任海
（国家体育总局 体育科学研究所）
将东方最具代表性的气功、瑜伽健身术与西方流行的跑步、游泳、有氧体操等健身手段进行比较不难看出，对现代社会的健康问题，东西方健身术是沿着两个不同的逻辑方向，采用两种不同的方式去解决的：
在健身（人的生物学改造）上，西方的健身思想是针对现代社会中人们运动不足的特点，力图精确地计算出营养摄入与体力支出之间的差量，通过定量化的身体运动来弥补其体力支出的不足；准确地测定出人体结构中不良状态的部位或环节，以目的明确的身体练习手段使得到康复与发展。试图通过让人们明白健康的保健学原理来纠正人们的生活方式。这种体育健身强体的思想是建立在根深蒂固的生物体育观和实证主义基础上的。而东方健身术，由于其整体观念，不是孤立地锻炼身体，而是从整体着眼，将强心健身与生活方式融为一体，融体育于生活。健身术本身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包括精神调摄、身体锻炼、饮食有节和作息有常。实行这样的健身术，实际上也意味着一个人生活方式的全面改善，涉及到人们的道德、生活态度等一系列的重大问题。显然，西方健身术由于对整体性把握不足，在改变人的生活方式方面的功效远不如东方健身术。
在健心（促进心理健康）上，西方健身术是采用渲泻的方式，或通过狂热地观赏竞技运动比赛把积聚不良精神能量尽情地渲泻出去；或者通过精疲力竭的身体活动使之发散一尽。因此不少西方体育社会学家将体育比作社会的安全阀。而东方健身术则试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通过调身、调息、意念的控制，不让这些不良的心理能量积累起来。显然西方的做法是疏导补缺，而东方则是釜底抽薪。
在益群（促进人的社会行为健康）上，西方体育是力图构建一个小社会的环境，寓教于乐，促进人的社会化。东方体育则强调活动的伦理价值，正心，修身。
东西方健身术的区别还有如下几方面：
(1)指导思想：西方健身术是先分后合，针对性强，定量精确，导致整合性的矛盾，局部与整体不协调，某些部分过强，另一些部分不足；东方健身术以人的整体性为健身出发点和归宿，较好地把握住了人体作为一个系统的整体性、有机相关性、稳定性和层次性，有较大的模糊性，有相当的主观成分，难以量化。
(2)健身原则：西方健身术分而治之，注重人体的解剖结构、身体素质及能量供应，精确、量化；东方健身术讲究整体性、综合性，模糊、难以量化。
(3)锻炼的直接作用点：西方健身术以身为本，重形，重力轻神，重身体的物质结构，对“心”锻炼不够；东方健身术以心为本，重神，轻力重神，重身体的精神状态，对“身”锻炼不够。
(4)内外环境：西方健身术内外相分；东方健身术内外统一。
(5)理论基础：西方健身术以现代解剖学、生理学等现代科学为基础；东方健身术以阴阳、五行、经络学说等传统科学为基础。
(6)效果评定：西方健身术较准确，有客观指标；东方健身术客观性较差，模糊。
(7)动机启发：西方健身术短期内即可显示出效果，易启发练习者的动机；东方健身术效果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显示，启发练习者动机的难度较大。
(8)主要目标群体：西方健身术以青少年为主；东方健身术以中老年为主。
(9)能量消耗：西方健身术较多；东方健身术较少。
(10)组织形式：西方健身术易为群体性的组织；东方健身术以个体锻炼为主。
(11)与外环境的交流：西方健身术较大的开放性，人际交流（与其身心分离的锻炼方式有关），健身的同时其心智可作他用，如谈话、读书、听音乐；东方健身术天人合一、相对封闭、与自然的交流，要求全身心的投入。
东、西方健身术存在结合的可能性，因为东、西方健身术具有极强的互补性，主要体现在内与外、心与身、神与形、意与力等方面。
奥运会举办国应该在群众体育方面有所收获
卢元镇
（华南师范大学 体育科学学院）
每一届奥运会总要在人类的文化史和体育史上留下一点痕迹，只是有的深刻，有的肤浅，有的具有历史转折的价值，有的只不过是一场过眼烟云，有的对本国的体育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有的甚至只留下了沉重的债务。
一般来讲，奥运会的举办国都会将本国的竞技体育水平推到极致，多数举办国会在以后的几届中出现相对的低潮，但也没有人会对这种低潮的出现提出责难。奥运会举办国在体育方面的收获，其差别往往就在于举办国是否能利用这个契机有效地推动群众体育、学校体育的发展。
从理论上讲，现代奥林匹克主义是高水平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高度的结合。“奥林匹克主义的宗旨是使体育运动为人的和谐发展服务，以促进建立一个维护人的尊严的、和平的社会”。
顾拜旦认为奥林匹克主义是增强体质、意志和精神并使之全面发展的一种人生哲学。它谋求把体育运动与教育、文化的融合，创造一种在努力中求欢乐、发挥良好榜样的教育价值并尊重基本公德原则为基础的生活方式。
北京2008奥运会提出的“人文奥运”，其本质就是体育的人性化、普及化和平民化，就是要将奥林匹克精神推演到大众体育领域，实现体育权利的人人平等。
事实上，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国际奥委会迫于国际大众体育潮流的压力，成立了大众体育委员会。该委员会的宗旨，就是“扩大活动范围，探索新的发展前景和新的平衡，更全面地满足整体和每一个人的合理愿望。”1986年以后，国际奥委会大众体育委员会对包括中国农民篮球联赛、中国14大城市的奥林匹克主席杯环城自行车比赛在内的一系列群众性体育竞赛活动，作出了积极响应。同年，国际奥委会大众体育委员会组织召开了第1届“大众体育”国际代表大会，提出了“每个人都有参加体育运动的权利”的口号。1988年，在第2届“大众体育”国际代表大会上，萨马兰奇指出：“大众体育”在国际上的地位已得到巩固，国际奥委会绝不会对此袖手旁观。因此，大众体育已经进入国际奥委会的视野，任何一届称得上是精彩的奥运会必须是在大众体育蓬勃开展的背景前展开，必须得到大众体育氛围的烘托。
现代体育原生地带的欧洲各国，在高水平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因为二者之间存在着一个跨度很大、社会容量极高的业余训练系统，各种类型的俱乐部是主要的组织者。因此，在这些国家不存在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问题，也没有后备力量不足、萎缩、资格作弊和非正常流动等问题。美国则用了巨大的财力支持了这一系统。因此奥运会在这些国家举行在体育方面所引起的震动并不显著。
北欧各福利国家历来重视大众体育，轻慢竞技体育。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后更强化了这种倾向，使休闲类体育繁荣了起来。
日本与中国一样，现代体育属外来文化，他们以军国民体育起家，作为二战的战败国在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后，基本完成了国家体育价值观念的转型，从军国民体育经竞技体育的转折，倒向了大众体育。这是因为一是日本国内体育管理体制发生了变化，二是休闲娱乐风行，青少年投身竞技体育的热情大大下降，三是因为中国竞技体育咄咄逼人的气势，使日本这样一个以“耻文化”为核心的民族，避开了在国际场合中与中国、韩国正面交手的锋芒。
日本的竞技体育水平与其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极不相称，日本人却安之若素。然而这一转折使日本国民体质大大增强，对中国形成了巨大的精神压力。
韩国是一个很特殊的国家，一方面在中国与日本之间求生存，一方面又有北朝鲜的尖锐对立，发展竞技体育政治需求十分强烈，因此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前后，不断推进竞技体育的发展，走的是欧美的道路，大抓业余训练和学校体育，韩日世界杯就让我们看到了这种令人吃惊的场面。
西方国家一直对原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体育的缺乏群众基础进行攻击和批评，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后对原苏联的这种批评已经十分尖锐，1988年奥运会后原苏联国家体委主任因此在国内受到弹劾而被撤职。
民主德国的情况更为严重，在柏林墙推到后受冲击最大的领域之一就是竞技体育，因为它严重脱离群众，忽视群众的体育意愿，在东西德合并后，原东德体育体制被彻底否定。
那么，如何利用2008年奥运会的契机推动中国群众体育的发展呢？
首先，要解决几个观念问题：
1)究竟2008年奥运会是过程，还是目的？
2)奥林匹克运动与奥林匹克运动会，孰轻孰重？
3)重在展示，还是重在参与？
4)如何利用2008年奥运会的契机，复兴东方体育文化？
奥林匹克导致的体育全球化、单一化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2008年北京奥运会能在东方体育文化复兴问题上做些文章，可能会形成这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主要特色。而东方体育文化在本质上是更体现人性，更富有亲和力，更少功利追逐，更强调多民族文化的融合和相互理解的。东方体育文化与群众体育之间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努力提高东方体育文化健身的科学性，发掘其娱乐性、休闲性，是使之融入世界体育主流文化的关键。
其次，我们要为群众体育的发展解决几个基本问题：
(1)提高群众体育的组织化程度。组织化程度过低已经成为制约群众体育发展的主要因素。我国一部分县级以下的体育行政部门在机构改革后已经基本放弃了群众体育的管理；代之兴起的社会体育管理或指导部门热衷于赚钱，维持生计；工会系统改变了工作职能，陷入再就业、劳资纠纷、社会保障的漩涡，放弃了对体育的关注；大部分行业体协卷入了全运会的金牌大战，也置职工体育于不顾；社会上各种体育俱乐部的法律地位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发展速度很慢；业余体校向青少年俱乐部转轨的决心不大，业余体校萎缩的势头没有得到根本遏止；社会体育指导员只重数量的新增，而忽视使用和管理，因此流失严重。
(2)要防止群众体育卷入“金牌大战”。当前群众体育中的形式主义、贵族化倾向已经抬头。
(3)要为群众体育寻求新的发展形式。我们要与时俱进地发展群众体育的新形态、新方法、新组合：1)利用2008年契机，建立“中国体育节”、“奥林匹克日”，开办以休闲运动、时尚运动、民间体育为主的比赛。2)要将群众体育的5个“亿万工程”与2008年奥运会结合起来，创造一系列宣传与组织途径。3)大力普及“休闲体育”的概念，利用社区体育、家庭体育、双休日体育的场合与时机扩大体育人口的数量。4)制定针对各级社会体育管理（或指导）中心的，以社会效益为主的考核标准，引导他们把工作重点转向建立和完善面向大众的健身服务体系。5)调整和发展我国“体育人口”的概念与标准，将中产阶层和农民工涵盖进来。6)加大发展民营健身、体育娱乐企业的力度，将部分群众体育的活动推向市场。7)为2008年奥运会编制数套新型的、便于基层推广和比赛的广播操、健美操、体育舞蹈、太极拳，形成群众活动规模。8)组织科研力量研究一套适合中国城乡居民身心特点、符合其生活方式的、针对心脑血管疾病的、中华传统健身方法与有氧锻炼相结合的健身体系，在2008年前广泛推行。9)以奥林匹克的名义表彰一批开展群众体育成绩卓著的先进单位和个人。10)在中国奥委会实体化的同时，也将中华体育总会实体化，真正承担起管理各群众体育社团的功能。
后奥运效应及其对我国体育的影响
谭华
（华南师范大学 体育科学学院）
虽然距离2008北京奥运会的举行还有5年时间，但是，奥运会的影响已开始在各方面显现出来。对2008奥运会将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各种积极影响已经有很多论述，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希望有关方面对举办奥运会可能和已经显示出来的一些消极影响有足够的认识，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1 后奥运效应与经济发展
奥运会对举办国的后续影响即所谓“后奥运效应”，各国比较关注的是体育运动水平和经济发展两个方面。前一个方面表现为许多举办国的体育运动水平在奥运会后一定时期的下降趋势，后一个方面表现为主办城市经济的发展和主办城市以外地区经济水平的下降趋势。这两者分别被称为“低谷效应”和“虹吸效应”。
例如，墨西哥、魁北克、悉尼等不少城市都出现了因主办奥运而令全国或全省受害的情况。有些举办城市虽然从奥运会组委会的角度实现了收支平衡，但其中收入部分已经包括政府拨款一项，而政府为此承担了巨额债务。
对这一点，早在于2001年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北京市计委委员柴晓钟等就曾指出：奥运会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固然是锦上添花，但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经济的走向和格局，强调要考虑奥运会后使用的问题，冷静客观估计奥运会各方面需求和准确评估奥运会的真正经济价值，防止市场判断失误产生“奥运泡沫”。但从目前的情况看，似乎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在房地产、就业预期和市场预期方面，都有出现泡沫经济的迹象。
2 举办奥运对体育体制改革的影响
奥运申办成功对于竞技体育管理的科学化、国际化水平的提高，无疑具有极大的促进意义。但是，奥运会的举办可能对我国正在进行的体育体制改革产生以下负面影响。
(1)可能掩盖体育体制方面一些深层次的矛盾。中国体育行政管理体系中，长期存在着管办不分、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一手硬一手软等痼疾。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已经逐步开始对这些问题进行改革。但在紧张的奥运筹备过程中，由于体育训练需要高度的稳定性，这些可能引起动荡从而可能影响运动成绩的改革实际上都不得不停下来。职业化改革及举国体制的进一步完善也因此而受到影响。
(2)可能加剧体育资源分配的不平衡。由于举办奥运会需要大量的人财物、科技投入，势必影响到对与奥运会关系不太紧密或缺乏直接联系的体育事物，从而影响到体育的健康、均衡发展。其中受影响最大的将是群众体育。虽然举办奥运会无疑会提高部分民众对体育的关注程度，从而带动群众性体育的发展，但由于关注重心的转移，势必影响对转轨时期社会体育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并可能不利于适应当代需要的体育意识的形成。
3 人文奥运计划的缺陷
“人文奥运”是北京奥运会的一个创造，也是一个最大的亮点。但是从人文奥运计划的实施来看，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
从申奥陈述报告有关人文奥运的内容看，主要是历史文化、文化活动和开、闭幕式等形式方面的内容。
从人文奥运实施计划的内容（人文奥运文物保护规划、青春奥运行动规划、北京妇女奥运行动计划）以及“北京2008”奥林匹克文化节的主题看，除以“万里长城太极拳”表演外，主要内容也是文化活动。
从人文奥运研究的中心机构——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奥运研究中心主办的人文奥运研究网站(http://www.c2008.org)的栏目，以及申奥成功两周年专家论坛的内容来看，人们对人文奥运的理解基本可以概括为“体育＋文化”，缺乏对体育文化的阐释，中国传统体育被定位在“方法”层面。
造成上述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社会对现代体育全球化过程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不利影响缺乏足够清醒的认识，并因此而导致对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缺乏理解。在这样的情况下，“人文奥运”理念所期冀的东西方文化交流也因此而不具备对话和交流的能力。
李志坚书记（国家体育总局）
专家教授发言前，李志坚书记说他是，通过阅读有关论文对华南师范大学体育人文社会学科有所了解。感谢华南师范大学体育人文社会学科对体育科学研究做出的贡献，感谢华南师范大学对体育事业的支持。他希望大家能够畅所欲言，能够通过向专家教授汲取营养、获取知识，以图对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李志坚书记对体育工作提出了几点要求，即“五头”：
吃透上头，充分领会和理解中央精神；
了解下头，对基层的情况要有一个充分的了解；
解析源头，弄清体育是怎么一步一步发展来的；
了望前头，看社会要怎么发展，体育未来要怎么发展。
比较外头，通过比较吸收世界各国体育的先进经验，促进中国体育的发展。
李志坚书记对中国体育发展充满了信心。在世界范围内，体育发展都表现出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体育发展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是一个水涨船高的关系。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高速发展的今天，中国体育将得到很好的发展。但如何将信心变成现实，必须加强体育理论的研究，体育的专家教授对此做出了贡献。希望华南师范大学要充分利用在体育理论上的研究优势。华南师范大学体育人文社会学科有这么多的专家教授，经过长期的学术积累，已经形成了一个学术“场”，要继续在体育理论研究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为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