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差距与当前若干经济问题的联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问题论文,收入差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几年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降,延续多年的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有效需求明显不足,经济结构不合理等深层次问题逐渐显露。关于这些问题已有大量论述,本文仅从收入差距角度进行一些探讨。
一、居民收入差距对有效需求不足的影响
经济增长速度问题已经成为当前经济生活中的核心问题。增长速度过慢不仅会给国企改革、扩大就业、增加财政收入带来困难,而且还可能影响到人们对经济发展的信心和社会的稳定。扭转经济增长速度持续走低的局面,重新启动下一轮经济增长所遇到的最大障碍就是有效需求不足。受亚洲金融危机、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等因素影响,外需对于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落脚点只能是千方百计扩大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在内的内需。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扩大国债发行规模,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降低利率,松动银根,刺激经济回升,确能达到一定的效果。由于消费占我国GDP 的比重在60%左右,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不能不重视消费的作用。尤其是在经济的启动和回升阶段,内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如1990—1993年,最终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0%以上。而国外需求受世界经济景气状态、主要贸易伙伴国经济政策以及其他非贸易因素的影响较大,具有波动性强的特点,往往与我们的愿望不相一致,虽然在有些年份它能对经济增长起到一定的甚至是较大的拉动作用,但是不可靠。因此,对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立足国情面向国内始终是居于主导地位的选择。
当前靠增加投资启动经济,主要借助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则很难扩大,原因是买方市场形成,绝大多数商品供大于求,盈利项目稀少,没有投资热点。尽管物价持续走低,却刺激不了消费的增长,这种现象是典型的相对过剩,是相对于人们支付能力不足的过剩。我国还有4200万农村贫困人口,1500余万城镇失业人口和下岗职工,很多人连最基本的生活需求都不能满足;我国有8000万平方米商品房卖不出去,同时有无数城镇家庭的居住水平仍相当低下,有大量的过剩家电,而广大农村黑白电视机的普及率只有65%,可开拓的市场空间巨大。可见,当前的过剩是一种不稳定状态下的过剩,条件一旦发生变化,这种过剩将不复存在。在民间投资需求不能扩大的情况下,政府投资扮演了重要角色,充当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力军,然而政府投资的投向主要是基础设施项目,这些项目所能带动的产业数量有限,因此它依靠产业关联链条对经济的拉动效应就有限。另外,政府的这种政策选择是短期内刺激经济增长的权宜之计,从长期来看不能无限制地扩大公共投资需求。再者,投资本身不是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投资能否带来有效供给的增加和消费的增加才是关键,所以我们把关注的焦点从投资需求转向消费需求是一种更为理性的选择。
是什么因素阻碍了消费的启动呢?中国民众拥有近6 万亿人民币存款,政府连续数次降息却不见其出笼,存款集中于少数人是重要原因。据统计,存款的80%为20%的人所拥有,购买力分布很不平衡。有消费意愿的没有消费实力,而有消费实力的又没有消费意愿。加之企业改革和结构调整过程中城镇失业下岗职工增多,农民进城务工空间受到压缩,社会低收入群体有所扩大,导致居民总体收入消费倾向降低,同样也制约了居民消费的扩大。社会再生产是一个统一的有机体,生产决定分配、交换和消费,而分配、交换和消费反过来也影响着生产的正常进行。收入分配不仅表现为经济增长的结果,同时又是制约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变量。国外有些经济学家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证实了以上结论的正确性,阿莱希纳和帕罗蒂利用71个国家1960—1985年的样本数据对收入分配不均等影响经济增长的假说进行经验验证,结果表明过高的收入差距会造成一种充满不确定性的国内经济政治环境,从而导致投资下降、消费不足,最后影响经济的持续增长。这种研究为联系我国的实际来分析存在的问题开拓了思路。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及其对需求增长的抑制作用由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持续回落的现实作了最好的说明。
有些学者强调在过去劳动积累如何补偿未明确的情况下,随着住房、养老、医疗等项制度的改革,人们预期收入增加不多,而养老、医疗等预期支出则大增,为保障未来需要的防范性储蓄动机上升,这样就阻碍了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和市场的启动,这种说法有一定的解释力。然而,根本的原因不是预期收入降低,而是老百姓现期收入不多,是居民收入增长缓慢且差距扩大严重制约了消费需求增长,导致经济增长趋缓。在实施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同时,有必要启用和加强收入分配政策,通过变动国民收入的最终分配量来调节经济供求总量关系,缩小收入差距,提高低收入群体的购买力,推动经济走出增幅持续下降状态,进入新一轮的良性增长阶段。
二、居民收入差距对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
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问题一直是我国经济运行当中的一个主要问题。而产业结构不合理与过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密切相关。农业和非农业、农村与城市的巨大经济社会差距造成了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之间巨大的消费断层,加剧了结构问题的严重性,拖延了结构的转换和调整。
当前出现的市场不景气、商品过剩的根本性原因来自结构性因素,来自长期卖方市场条件下投资形成的供给结构和当前买方市场条件下变化了的需求结构的严重脱节。结构性矛盾中最为突出的是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问题。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在很大程度大受消费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尤其是城乡收入分配结构的制约。长期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就存在着较大差距。199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425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2162元,城乡人均收入比为2.51∶1,1997年,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4946元,农村居民人均消费1622元,二者相比为3.05∶1。较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导致了城乡居民之间消费的巨大断层,造成了城乡两大消费板块的分离,高档消费与低档消费的错位。当某些消费品在城镇居民中基本满足后,由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严重滞后,使得狭小的农村市场难以吸纳过剩的消费品供给,这样就从整体上抑制了消费需求的增长。由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村基础设施落后,以及物美价廉、简便实用的农村消费品缺乏等原因,农村近期内难以形成消费高潮。
一切可持续的有效益的经济发展都来自于大众市场需求的创造和扩展。需求结构决定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如何调整供给结构以满足需求结构,以及如何引导需求结构以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是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全部内容。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特别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利于有效需求的增加。通过需求结构的升级带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解决我国经济当中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三、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政策选择
基于以上论述,能够缩小收入差距、改善收入分配状况的各项政策也必然有利于解决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下面从几个方面加以说明。
1.收入政策。居民收入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消费需求,因而也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总的有效需求。在居民总体收入水平很低下的情况下出现了产品相对过剩,是当前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主要矛盾。这里面有多种因素在起作用,居民收入的增长赶不上生产能力的扩张和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所造成的差距扩大是两个重要原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史表明,居民购买力的增长如果长期滞后于生产能力的增长,就有可能导致经济萧条;而收入政策既可以抑制收入水平的增长,又可以刺激收入水平的提高,从而可以对经济周期进行逆向调节。政府在经济运行的不同阶段可采取抑制或是鼓励的收入政策,以对经济运行进行调控。如果政府鼓励工资的增长,那么在收入方面的这种干预就有可能阻止通货紧缩的发生,促进经济增长的恢复。反之,政府限制工资的增长,则会防止通货膨胀的发生,但抑制了经济的增长。我国经济正处于紧缩状态,政府采取包括积极财政政策在内的一系列措施刺激经济增长,若能辅之以鼓励收入增长的收入政策,效果可能会更加显著。所应采取的政策措施在短期内是要注重提高对低收入贫困阶层的补贴水平,督促最低工资标准的落实,监督《劳动法》的实施;在长期内应完善收入政策体系,并加强收入方面的立法,保证工资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合理的速度增长。
2.财税政策。通过财税政策纠正和改善收入分配状况,主要需要做好以下工作:一要积极地创造条件使个人所得税向主体税转化。在市场经济国家,尽管财政收入占GNP的比重有高有低, 但个人所得税无一例外地都是主要税种。我国个人所得税征收额占税收总额的比重大大低于一般水平,因此提高财政收入,要与将个人所得税转化为主体税联系起来进行。除开征利息税外,还应尽早开征遗产税、赠予税,完善税种体系,调节收入差距。二要努力堵住一切税收漏洞,将该收的税都收上来。偷漏税行为是扰乱分配秩序,不合理拉大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要严格执法、严厉打击。为保证海关税收,保护民族经济,维护公平竞争,还要深入持久地开展打击走私犯罪的活动。1998年在极端严峻的国内外环境下仍然能够基本完成年初确定的经济增长目标,与打击走私活动取得重大战果密不可分。三要切实加强预算外资金的管理,杜绝将预算外资金变为非财政资金,禁止各单位私设小金库。四要坚决杜绝政府机关搞创收活动,所有公务人员的收入都应统一来自财政拨款,政府机关确定的收费项目,要统一纳入预算内或预算外资金管理。五要取消部分不合理的税收优惠政策,实行公平税赋,制止随意减免税,对各类企业按同一标准征税。若能落实以上政策措施,就会较大幅度地提高财政收入所占比重,奠定财政再分配的基础,为缩小收入差距,合理分配收入,创造良好的经济运行环境提供条件。
3.社会保障政策。社会保障是解决因失业、疾病和年老等因素所带来的贫富不均问题的最重要政策措施。市场机制本身无法解决种种因素造成的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必须通过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政策予以解决。我国的社会保障政策主要应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建立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对因种种原因而处于生活贫困状态的家庭实行社会救济;二是建立全国性的包括养老、失业、医疗等在内的社会保险制度,抵御劳动者可能遇到的风险。社会保障不但能够提供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而且可以通过收入的再分配为经济运行提供了部分的动力和条件。
4.劳动力流动政策。劳动力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资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允许流动才能得到合理配置,劳动力在各地区各行业间的转移有利于人尽其才提高效率,也有利于公平合理地分配收入,缩小收入差距。长期以来人们受户口、档案、工作关系等的束缚,一次分配定终身,极大地扭曲了劳动力资源的配置,造成了低效率和严重的浪费,个人收入与能力之间的相关性不强。因此,进一步打破阻碍劳动力在行业地区间流动的旧政策框架已成必然之势。城乡之间劳动力流动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再实行过去那种城乡隔离的政策已不现实,只能因势利导,确立统一协调的城乡劳动力就业政策,建立城乡劳动力双向流动机制,允许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城镇,也鼓励城镇失业人员流向农村乡镇企业,实现优势互补。人力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必将推动经济的整体增长和结构的不断优化。
5.教育政策。用人力资本理论来解释收入差距已经为社会广为接受,受教育程度同收入水平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也已被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实情况所证实。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有助于提高推动经济成长的主观因素的质量。在实际经济运行过程中,物质资本和高新技术固然重要,但如果不通过人力资本投资解决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观因素的质量问题,经济也就不会实现应有的增长。市场经济越向前发展,对人力资本投资的要求也就越高。而在人力资本投资当中最重要的形式就是教育投资,通过教育投资提高人口的素质,不但对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于缩小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具有重大意义。当前应千方百计增加教育投资,鼓励社会办学,这不仅是解决收入差距问题的需要,而且还是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政策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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