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梁启超家庭教育思想述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己的论文,家庭教育论文,思想论文,梁启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梁启超(1873-1929)，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学问家，戊戌变法的重要领导人。其家庭教育也是很成功的，他九个子女各有自己的成就，个个“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长子梁思成，建筑学家，我国建筑教育的奠基人之一，曾创办东北大学建筑系、清华大学建筑系，先后担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中科院学部委员。次子思永，考古学家，我国近代考古学和考古教育开拓者之一。二女儿思庄，图书馆学家。三女儿思懿，社会活动家，曾任中国红十字会对外联络部主任，一直从事对外友好联络。末子思礼，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是我国航天事业的第一代人，也是当代中国导弹控制系统的带头人，1987年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去年又新增为中科院院士。
梁启超子女们个个成才，固然有他们自己的辛勤努力，但应该说，与梁启超良好的家庭教育是分不开的。
一
梁启超一生乐观向上，从不悲观厌世，所以他也十分注意引导子女们对生活、对知识的兴趣。他认为，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生活于趣味”这句话虽然不能说把生活的全部内容包举无遗，但至少也算把生活根芽道出。他自述平生对于所做的事，总是做得津津有味，而且兴会淋漓，什么悲观、厌世这种字面，他所用的字典里头可以说完全没有。他说：“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倘若用化学化分‘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头所含一种原素名叫‘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仅有个○了”。①
趣味的反面是干瘪，是萧索。没有趣味的生活他称之为“石缝的生活，”挤得紧紧的没有丝毫的开拓余地；又称作“沙漠的生活”，干透了没有一毫润泽，板死了没有一毫变化；又好比一株枯树，如庚子山说的“此树婆娑生意尽矣”。趣味是活动的源泉，趣味干竭，活动便随之停止，如同机器没有燃料发不出蒸汽来，任凭你多大的机器都要停摆。
梁启超自称其人生观拿两样事情作基础：一为责任心，一为兴味。责任心强调把大担子放在肩上是很苦的，兴味是很有趣的。二者在表面上恰恰相反，但他却能把它们很好地调和起来。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他始终信奉孔子所说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知不可而为是讲做一件事时把成功与失败的念头撇在一边，一味埋头埋脑地去做，颇有“不问收获，但求耕耘”的意思。若遇事先计较成败得失，岂不是一世在疑惑之中？遇事先怕失败，一面做一面愁，岂不是一世在忧愁之中？遇事先问失败了怎么样，岂不是一世在恐惧之中？②苦乐全在主观的心，不在客观的事。人从出生到入死，除了睡觉以外，总不能把四肢五官都搁起不用，只要一用，不是淘神便是费力，劳苦总是免不掉的。对有些人来说，某件事分明不能不做，却满肚子里不愿意做，不愿意做躲避得了吗？到底不能，结果还是皱着眉头哭丧着脸去做。这不是专跟自己过不去吗，既然不得不做，那又何不面对现实快乐一些呢！做学问也是这样，专心致志，把许多游思妄想杜绝了，便可省却无限烦恼。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所以他能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他将人生观建立在“知不可而为”的基础上，故事事都能不亦乐乎、不亦悦乎，堪称最高尚、最圆满的人生。梁启超说，我们如果能领会这种见解，即令达不到乐乎悦乎的境地，至少也可以减去许多“惑”、“忧”、“惧”，将我们的精神放在安安稳稳的地位上。
趣味有多种多样，因此就有必要加以选择引导。一是向上引，人在幼年青年期，趣味最浓，成天价乱碰乱迸，应趁此趣味正浓而方向未明之时，给他们一种可以终身受用的趣味。若不引他到高等趣味的路上，他们便非流入下等趣味不可。一是向深引，趣味的性质是越引越深，而要引得深，总要将时间和精力相对集中才行。若在一个时期内，同时做多种事情，走马观花，浅尝辄止，“件件事都是在大门口一望便了”，那么“到头来却能一事无成”。学问可嗜者很多，我们当有所割弃然后有所专精，对于一学，为彻底的忠实研究，不可如刘献廷所诮“只教成半个学者”。当然做学问必须处理好博与专的关系，梁启超反复告诫子女不只要注意专精，还要注意广博。在1927年8月给思成的一封信中他说：“思成所学太专门了，我愿意你趁毕业后一两年，分出点光阴多学些常识，尤其是文学或人文科学中之某部门，稍多用点功夫。我怕你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在给思庄的信中他亦叮嘱，“在专门学科之外，还要选一两种关于自己娱乐的学问，如音乐、文学、美术等。”总之，凡人必定要有娱乐，有一两样或两三样娱乐品调剂一下，生活就有趣味多了。正是由于梁启超的教导，其子女在专业上各有特长外，他们的业余爱好也十分广泛。
梁启超自己“学问欲”极炽，所嗜种类繁多。每治一业，则沉溺焉，集中精力，尽抛其他；历若干时日，移于他业，则又抛其前所治者。以集中精力故，故常有所得；以移时而抛故，故入焉而不深。他曾有诗题长女令娴（思顺）《艺蘅馆日记》云：“吾学病爱博，是用浅且芜，尤病在无恒，有获旋失诸，百凡可效我，此二无我如。”自谦“爱博”且“无恒”是他的短处，因为学问、趣味方面极多，所以“不能专积有成”。但另一方面，也正因如此，他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他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好象换了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所以他说：“我虽不愿你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最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长荣的长处”。
二
学者应以立志为尚。自孔子开始，历代许多哲人都把立志看作是人生之大事。“天下有道，丘不与易”，孔子之志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不被其泽，若己推而纳之沟中，”伊尹之志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孟子之志也。“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范文正之志也。“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顾亭林之志也。梁启超在作了这番归纳后说，学者苟无此志，则虽束身寡过，不过乡党自好之小儒；虽读书万卷，只成碎义难逃之华士。在《德育鉴》中他说，学或进或不进，或成或不成，全视立志与否。有志者，金石为开，任何阻力都可以排除。譬之江河，千里入海，曲折奔赴，遇有沙石则挟之而下，要之必以至海为究竟，且“种种烦恼，皆为我练心之助；种种危险，皆为我练胆之助。”③否则只能是“畏而避之，则终无一事可办而已”。再者，“志既立，必养之使勿少衰，”必须“时时提醒，念兹在兹，”以确保在学业上拳拳奉持，精勤不己，不至于中途而废。
立志既如此重要，那么应该立什么样的志呢？梁启超反对当时传统的养士教育，学生志在“升官发财”，“谋他日衣食富贵之路”，以得官为求学之目的，以求学为得官之手段。“其在学校之日，所希望者，为毕业之分数与得官之等差；及毕业以后，即抛弃学业而勉力作官矣”。这些人仅把学问当作敲门砖，门敲开了自然把砖也抛掉了。梁启超斥问，若是学法政用来作做官的手段，官做不成怎么办呢？学经济用来做发财的手段，财发不成怎么办呢？所有学问、所有活动，都是目的，不是手段。所以他要求子女求学不在求科第衣食，而在“以天下为己任”，求“立人”与“达人”。他也反对洋务学堂不事德育，不讲爱国，生徒但染欧西下等人之恶风，不复知有本国，贤者则为洋佣以求衣食，不肖者且为汉奸以倾国基。“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可以用大事”，可以说是他们这一爱国家庭中两代人的真实写照。梁启超九个子女中先后有七人到国外求学或工作，就他们的学问、造诣完全有可能进入西方上层社会，但他们却没有一个留在国外，都是学成后就回来报效祖国。
抗战期间，思成夫妇在美国，当时美国一些大学和博物馆想挽留、聘用他，但他执意回国，他说：“我的祖国正在灾难之中，我不能离开她，哪怕仅仅是暂时的。”北平解放前夕，解放军围城，他帮助解放军标明城内古文物古建筑的位置，以免遭到炮击，为保护古都古迹作出了重要贡献。长女思顺，抗战期间在沦陷区北平，一直保持着高洁的品德，不为日本人做事。抗战后，国民党政府想拉她当“国大”代表，她拒不参加，却通过协和医院向解放区捐赠衣物。
梁启超还告诫子女，生当乱世，要吃得苦，才能站得住（其实又何止乱世为然）。一个人在物质上的享用，只要能够维持着生命便够了，至于快乐与否，不完全是物质可以支配的。能在困苦中不消沉不懊丧，才是真正的人生。他曾对子女说：“你看你爹爹困苦日子也过过多少，舒服日子也经过多少，老是那样子，到底意气消磨了没有？……我自己常常感觉我要拿自己做青年人的人格模范，最少也不愧做你们姐妹弟兄的模范。”他的子女们得到了他的珍传，每人都有一部艰辛的奋斗史，且都由此走向成功。
三
梁启超认为，人应该充分地发展自己的个性。《中庸》里有句话：“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梁借来起一个名叫做“尽性主义”。这尽性主义，是要把各人的天赋良好发挥到十分圆满的地步。就个人而论，必须如此，才不至成为天地间一赘疣，人人可以目立，不必累人，也不必仰人鼻息；就社会国家而论，必须如此，然后人人各用其所长，自动的创造进化。合起来便成强固的国家，进步的社会。今日第一要紧的，是人人抱定这尽性主义，如陆象山所谓“总要还我堂堂地做个人，”将自己的天才（不论大小，人人总有些）尽量发挥，不必存一毫瞻顾，更不可带一分骄揉。
而要发展个性，必须从思想解放入手。怎样叫做思想解放呢？简单地说就是要有怀疑精神，若人云亦云，又何谓个性发展！无论什么人向我说什么道理，我都要究原竟委地想过一番，求出个真知灼见。当运用思想时，总要拿“绝不许有丝毫先入为主的意见束缚自己”这句话做个原则，中国旧思想的束缚固然不受，西洋新思想的束缚也是不受。要之，自己应空洞洞如明镜照物，一种学说到眼前，总要虚心研究、放胆批评，对的便接受，不对的便反对，切不可“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梁启超说，孔子教人择善而从，不经一番审择，何由知得善与不善？只这一个择字，便是思想解放的关目。④
一般人看来不成问题的，自己可以发现问题，能够发现问题，即是做学问的起点。若凡事不成问题，那便无学问可言了。苹果落地，本是一个不成问题的事实，牛顿加以怀疑，遂发现万有引力的原理；开水壶盖冲脱，也是一个不成问题的事实，瓦特加以研究，遂发明蒸汽机。绝对不用自己的脑筋思想，一味听人“指使”，那叫盲从；自己并无心得，随便以古人所说，改头换面，那叫剿说。吃现成饭是最没有意思的事，一种问题，被别人做完了，四平八正的编成教科书给你，读来自然是毫不费力，但从这不费力上头，结果便令你的心思不细致不刻入。专门喜欢读这类书的人，久而久之，便会汩没自己的创造才能。在纽约和芝加哥笔直的马路、崭新的洋房里舒舒服服混一世，这个人过的一定是毫无意味的平庸生活，若要过有意味的生活，须是哥伦布初到美洲时。⑤
而要善于怀疑，又必须善于观察。梁启超认为，一个人观察能力的强弱，直接影响其学习质量的高低。有些人由于观察能力差，对身边许多事情往往熟视无睹，那么便很难想象他会有所见解。梁启超在《慧观》一文中就讲到上面所提到的牛顿等事例：“人谁不见苹果之坠地，而因以悟重力之原理者，惟有一牛顿；人谁不见沸水之腾气，而因以悟汽机之作用者，惟有一瓦特，……故学莫要于善观。善观者，观滴水而知大海，观一指而知全身，不以其所已知蔽其所未知。”一旦能够以其所已知推其所未知，这就达到了“慧观”的境界。
四
为学要注意方法。一曰循序渐进。梁启超认为，过去的儿童教育，“未尝识字，而却授之以经；未尝辨训，未尝造句，而却又强之为文；开塾未及一月，而‘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之语，腾跃于口，洋溢于耳。”这实有违于儿童教育原理，故主张认识儿童天性，学西方教法之长，以渐进的方式去启发儿童智能。“求学譬如登楼，不经初级，而欲飞升绝顶，未有不中途挫跌者”。学问原不必太求猛进，象装罐头样子，塞得太多太急，不见得会受益，“优游涵饮，使得自之”。在给思成的信中他写道：“凡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在慢火炖的时候才能令所熬的起消化作用融洽而实有诸己。”总之，一面不可骄盈自慢，一面又不可怯弱自馁，尽自己能力去做，做到哪里是哪里，如此则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二曰学以致用，梁启超认为，学问可分两类，一为“纸的学问”，一为“事的学问”。纸的学问即书面上的学问，所谓纸上谈兵是也。事的学问乃可以应用可以作事之学问。他指出，如果人们学习不得法，象学习医学、矿学这样先进的科学技术，只不过把它的本本背得滚瓜烂熟，而不能应用，也就有如烧纸成灰而吞食的危险。他说：“无论文学之纸灰、矿学之纸灰，其为无用一也”，“专在纸的学问上用功夫，则空耗费脑力而已”。所以他主张重视践行，知行结合，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当思成在美国取得建筑学硕士学位之后，梁启超便资助他“行万里路”，使思成得以领略到瑞典、挪威等北欧国家的建筑特色、德国的古都市和莱茵河畔的著名堡垒、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美、土耳其回教的建筑和美术。这次历时半年之久的游历，无疑开扩了思成的视野，强化了书本上所学的知识，从而为他日后的事业奠定了深厚的基础。思永在美国哈佛大学读考古专业，想回国实习并搜集一些野外资料，梁启超也大力支持并给予精心安排。
尽管不一定能说，重视家庭教育，子女就一定有作为，但成功的家庭教育至少是子女成才的一个良好条件。换句话说，良好的家庭教育虽不一定是子女成才的充分条件，但它是一个必要条件。在家庭中所获得的一种成功的经验，其后可服务于激发另一些成功的经验。梁启超的家庭教育便能充分的说明这一点。他用自己的全部生活经验去影响、教育子女，培养他们的进取心，引导他们逐渐体会现实生活的意义，发展各自的兴趣和爱好。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又能帮助他们树立远大的抱负和理想，从而使子女们在人生道路上都能作出有价值的选择，找准自己合适的位置。因而可谓家庭教育成功之典范。
注释：
①《学问之趣味》
②《“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
③《养心语录》
④《欧游心影录》
⑤《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附录二 治国学杂话》
以上各篇均见《梁启超文选》（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