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现代应用的局域性定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91(2001)01-0049-05
一部儒学发展史，就是不断进行价值体认、解析、调适与定位的历史。
历史进入现代化时期，在这个传统沉沦、价值置换、人性错杂、真理幻化的世界，躁动与反思、阐释与批判、回归与赋新，一切不确定性构成时代的多元底色。面对纷繁的现实，面向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对传统文化、主要是对儒家思想文化的体认、评估、选择、定位，发扬优长，前瞻设计，转换赋新，应用普及，是新时期文化多元建构的一个艰巨任务。
一、儒家思想现代价值的有限性体认
每一个民族都要借助传统走入现代社会，割断历史是徒劳的。中国当代需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同时也必须接受传统文化。近代至今，在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方面，我们有过太多的失误和教训。总的说来，以往政治界、思想文化界之对传统文化，是以强行的情绪化的政治动荡代替正常的理性化的意识形态批评；以片面的概念性的政治说教代替科学的实践性的精神文明建设。硬性的、非理性的否定批判多，科学性、连续性的解析继承少；笼统化、抽象化的宣传灌输多，民族化的、大众化的教谕普及少，甚至现今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空泛口号上，一般都疏于做定性的朴实的民众文化普及工作。
人必须承继传统，又要转化传统。传统作为体现民族性格、民族价值观的精神内核，是历史变迁中的连续留存，后代人的责任是把这种留存转换为当代的精神财富。传统文化是一种文化源流，人人都受到滋润，一生都在吸取其营养或劣质。儒学传统以一种历史的积淀和社会意识的潜质，渗入社会生活和社会心理深层，融入民族的各时期的思维模式、生活方式、道德价值以及人格习惯之中，以极有规律性、极有生命力的动力形态影响现代生活。
体认传统、体认儒学，是一个沉重的社会问题。儒学，是“国学”，是传统文化的表征。海外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杜维明先生论说：“儒学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从中国封建社会的最上层一直到广大民间，它都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同时它又是一种生命形态，一种精神方向，一种哲学的人学，有它内在的逻辑性，有它自己独特的范畴”。“从文化的立场看，文化认同，一定要对传统进行自觉的群体的、同时又是批判的继承和改造。”“现在的情形是，该继承的东西，我们没有继承下来，该扬弃的东西，又没有被扬弃掉。”[1](p50)
如何处理传统文化继承与现代文化建设的关系，这个问题由于20世纪90年代“郭店楚简”的发掘，进一步廓清了路径和前景。任继愈、饶宗颐等学者呼吁，要以此为契机，在继承传统文化和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掀起一场文化的复兴运动，提升民族核心价值观和集体认识论，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2]
中国文化的现代复兴建设，必须解决对儒学传统现代应用的定位问题。而儒家思想现代应用定位的依据，源于对它在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中的负面效应和在社会伦理进步中的张力作用的科学体认。
解析儒学传统政治思想内涵，我们不难发现，儒学重要的难以消除的层面，是作为“封建意识形态”，即积淀于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具有“封建”色彩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观念体系，在现代社会中无意识地起到了特别的负面效应。
首先，封建主义的儒学传统阻止了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进程。
儒学思想的逐渐政治化社会化，强化了君主专制正统性意识和家国同构稳定性意识。以“复礼”为社会目标之终极追求，以“天命”为君权神授思维的最高范畴，以“仁爱”为宗法关系的天赋道义，以忠君爱国为政治伦理的最高信念，由此统驭、形成治国平天下的固定规范，君主专政、精英文化、小农经济三位一体，本能地抵抗着“礼崩乐坏”性质的社会变动。这种国家道统到了清代积淀深厚，臻于顽固腐朽，强有力的拒斥西方民主政治、科学文化的传播。守旧派正是以政治化的孔孟之道、封建纲常作武器，对抗“师夷长技”的洋务思想，重复闭关锁国的老调。认为只要忠于君主、忠于封建纲常，就能自强制敌，就能“收民心以固国本”。戊戌之败、科学与民主的偃息，十足印证了儒学政治思想在中国精英士人阶层以及民众之中的顽固守旧力量和牵制力量，印证了国民对西方资本主义挑战的反映迟钝和心理抵触。“五四”之后，封建主义儒学传统变换现代面孔，继续阻碍中国现代进程。
第二，儒学传统对中国现代政治经济的主要作用是负面效应。
有人说，中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以后的显著特点是封建主义留下的落后东西太多，而资本主义带来的优秀成果太少。诚然，在政治层面上废除了封建主义道统，但是，社会的各个层面、人们的各种活动，都留着传统的无民主无科学的痕迹。
缺乏民主意识的政治倾向，是封建主义形态下儒学的统一特征。虽然无典儒学亦有“民贵君轻”的民主主义主张，但民主是为了“主民”专制，不是真正民主。这里说的“民主性精华，是指有益于人民的有价值的东西，相当于‘大众性’，绝非指权力归属的‘民主’而言。民主思想和儒学思想并不相干”[3](p62)。应当说儒学由道德理想化转向政治化的努力，对历史至今有特别深广的负面作用。一位欧洲政治家曾有过这样的议论：最高的理想当它纳入现实社会的权力网络之中也可能变成很残酷的事实[4](p53)。历史的“王圣”、“集权”导致的专制实践显然与孔孟发挥民本和仁爱精神是相违背的。建国后的许多政治现实让我们体察到历史的规律性。相当长时期农业形态的强行一致，可以看到封建家国同构习惯道统的影响。权力至上的领袖治国方略，强权统驭的整体主义主张，绝非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义。失去民主意识而致使有的现代领导者在国家实践中的过多失误，有其民族的历史渊源。
拒斥科学的思想倾向，是儒学传统的显著弊端。从荀子开始，儒家学者一向缺乏自然科学意识和社会发展思想，“强本抑末”、“重农抑商”，阻碍工业商业等实业的发展。小农经济传统的弘扬，迫使古代科学技术一直停留在经验科学和工匠技术水平上。尤其导致近代现代有的当权者、知识阶层重政治教化、轻经济实业、轻科学技术的不正常倾向，整个社会淡薄的科学意识滞迟了现代化。西方14至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就树立起科学与民主的旗帜，而我们直至20世纪80年代才鲜明地标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社会命题。
“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给中国现代社会带来排斥经济利益的沉重损失。不论董仲舒阐释孔孟“喻义”、“喻利”、“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思想如何缜密深奥，但它对后人的影响是直觉地强化了只重义不言利、只重政治排斥经济的“倒过来”心理。而到了建国后“左”倾主义猖獗之际，就更简单化了，只要政治之义，不要经济之利。“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之类的可笑逻辑。
等级观念之于中国社会，是一种剥夺人格权力、抑制平等竞争、泯灭创造个性的绳网。儒学思想给封建主义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等级观念的培植和等级制度的缔造。儒家历来的“牧民”之说、先天智愚人格论，造成人际拘于等级，身份固于贵贱，社会进步受害于“官本位”之陋弊延续至今天。
儒学的负面作用，还长期地表现在德治人治对于法制规范的替代排斥方面。从孔孟到陆王，一脉相承地着眼于重礼轻刑、重道德教化、轻法纪规范的思路，人际关系的价值原则充溢着意愿或良知。中国现代社会轻视法治、荒疏法律、不知法、不懂法的问题已成痼疾，至今尚难补救。以情代法，政治专断，唯我独尊，“与人斗其乐无穷”，遂有反右倾划右派以及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诸多浩劫灾难。“大寨”陈永贵的农民式专制主义与“大邱庄”禹作敏的农民式独裁统治，是典型的传统人治悲剧之现代演示。现代历史无情地揭示，以领导意志持国、以德治人治立国的传统，只能误国误民。科学、民主、经济、法治，应当说是现代社会“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5]。封建传统拒斥上述立国纲维，以长久负面效应误我现代社会。
对儒学恰当分析体认，同时要有这样的逻辑思想——儒学的原本思想、基本义理、具有超时代的价值理念，曾经存在于原始儒家思想体系之中，主要是伦理体系之中。孔子创立元典元献儒学，其思想体系和社会功用还是比较清晰的。“它与后来上升为统治阶级思想的政治伦理是有质的区别的，故它具有更多的人民性民主性的精华。在一定意义上说孔子的伦理学说体现了儒学的真精神，反映了中国文化的真正来源，是今天弘扬中国文化的源头活水”[6]。
剖析元典元献儒学、董仲舒儒学和宋明儒学在发展流变中的理论结构与思想体系，我们可以认识儒家伦理的理论结构实际上是一个多元形态，它包括以下五个层面：一是代表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政治伦理层面；二是代表封建士大夫阶层忧国忧民、怀抱用世、游说君王、批评朝政的批判性层面；三是有关教育世俗化的伦理教化层面；四是有关个人修身的道德修养层面；五是有关社会日常人伦、人际关系的伦理层面[7]。这其中，我们还应清晰地认识，自汉代董仲舒以后，儒学伦理体系的合理内容被掩埋于封建政治之中，更需要我们剥去封建主义外壳方能显现其真品格。
条缕儒学的伦理命题、德目，张显其现代价值意义，可以提纲挈领地贯通如下诸多方面。一是推崇仁爱原则。儒家伦理的主体精神是“仁者”“爱人”，孔子认为“仁爱”之所以值得尊重的根本原因在于为“仁”。“仁”既是道德范畴的核心，又是一种人我关系的准则，而且是人生的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一个人讲求仁爱，才能体现自身的尊严和价值，才能造成社会秩序，才能创造出互敬互爱的和谐关系，也才能担当起社会赋予个人的责任。它是中华民族优良人文精神的一种体现。二是强调整体精神。儒学伦理的整体价值观，是中华民族人生价值观的基本特征，也是区别于西方伦理道德传统的一个主要特色和优点。儒家强调整体利益重于个人利益，个体价值只有通过整体价值才能体现，个人的情感、意志也只有在群体中才能体现出来。这一思想对维护国家的统一，注重发挥集体智慧，培育民众以他人、集体为重的崇高情操有着积极的熔铸功能。三是重视人伦诚信和谐。儒家伦理是提倡人际和谐的道德规范体系，它强调任何人在不同的关系中要遵守不同的义务和责任，保证社会的稳定。《论语》中反复强调‘君君、臣臣、父父、于子”，《孟子》中概括了“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除了有维护封建等级制度消极的一面，还应当看到它对维护社会秩序，维护民族的统一，改善人伦和谐是有重要的积极作用的。四是注重道德自觉与修养践履。儒家伦理的一个最根本最显著的特点是强调每个人都要通过自觉的道德修养践履使自己成为德性高尚的人。孔子提倡“修己”、“克己”，宋明理学家们主张“尊德性”，都强调道德自觉修持是成贤成圣最重要的途径。儒家伦理在完善德性方面强调，真正的“君子”，其人格内涵应当体现在自强不息、勇于进取、为民请命、勤劳苦干、见利思义、舍生取义、廉洁奉公、仁以待人、诚信谦和、敬业乐群、尚贤选能、敬老慈幼等素养方面，这些积极的人文价值因素对民族团结、社会和谐发展，对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生着重要的积极社会效应。
在社会主义道德价值观建设中，儒家伦理的现代意义，着重体现在其伦理精华与当今市场经济价值导向之间具有内在的契合性。一是儒家伦理把培养和塑造高尚君子当作道德文化的根本目的思想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塑造高素质、全面发展的文明人当作它的最高目标，有着相通相融性。二是儒家伦理的道德自觉、义理自持与市场经济要求个体把私人赢利与为社会服务相统一的原则，存在内在契合性。三是儒家伦理的整体精神与市场经济要求抑制个人利益的无限膨胀、弘扬集体主义原则，存在内在契合性。四是孔子的爱国主义道德思想与市场经济要求人们爱国、爱人、增强社会凝聚力的原则，存在内在契合性。五是儒家伦理“以义驭利”思想可以起到消解市场经济自发性、竞争性带来负面效应的作用。
二、儒家思想现代应用的局域性定位
以前瞻性的理念、现代性的联想、实证性的方法审视儒学在21世纪经济一体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世界发展格局中的定位，深刻进行自我反省自我改造，追求和张显新时期一种价值的普遍意义。应当面向现代文化以积极进取的语辞寻求与世界各种文明的对话，促进与各种文明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宽容。如杜维明先生所说的，“我们需要广结善缘，以宽宏大量的心胸，参与全球伦理和世界哲学如何可能的人文事业”，才能“期待具有全球和普世意义的地方知识及本土智慧在文化中国勃然涌现”[8]。
儒学在世界文化范围的定位，应当打破纯粹历史研究或哲学研究的学科局限性，吸取其它人文科学的内容和方法，重新透视；应当放大空间，改变以往极端本土化、民族主义的狭限，重新建构。儒学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只有放在世界文明的大格局中才能凸现它在现代文明中的巨流效应。
儒学在全球多元化格局的定位问题，根基在于民族文明中的定位。首先要找准儒家思想，主要是元典元献儒家思想在本民族现代进程中的位置。
我们当以正常心态定位传统文化的价值应用领域，重新进行儒家思想的“身份建构”。传统文化之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正如有学者所说：“其民族性精华与封建糟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其精华所在，往往是其糟粕所在。其功绩所在，往往也是其罪孽所在。其张力所在，往往也是其阻力所在。”[9]由此，在选取与扬弃两难抉择的情况下，必须冷静地为儒学作出一个恰当的价值评定。首先，应当说，就整体而言儒学传统作为封建主义思想体系，它不具有直接适应现代社会的性质，不能原本地与先进文化并存，它之于现代化已经过时[10]。它之在现代社会必须进行一番脱胎换骨的转换才有价值应用。第二，它的一些民族性精华、一些合理性原始思想，可以成为现代文化构建谱系中的合理资源，是现代文明的一部分依据，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西方先进文明“三项资源”相结合的重要成分，是现代多元文化中有生命力的一元。但是，我们认为这种“合理资源”又必须在局域上加以限定。不要做盲目扩大和任意贬斥儒学价值应用的蠢事。
今天，对政治化的儒家思想和伦理化的儒家思想进行二元解析评估，也就是把儒学的“内圣”与“外王”理念加以分化取舍，才是现代应用的科学举措。近现代历史实践证明，试图用儒学的“外王”理念去开出现代民主政治新格局的想法是蹩脚的举动，是乏力的策划。对这个问题，学术界早有质疑，如1988年在新加坡举行的“儒家发展的问题及前景”讨论会中，林毓生先生的《新儒家在中国推展民主与科学的理论面临困境》认为，“最多只能说中国传统文化中蕴涵了一些思想资源，它们与民主思想的价值并不冲突，但它们本身并不必然从内在要求民主的发展”，因此，“希望儒家道德思想必当发展为政治上的民主制度，很难不是一厢情愿的愿望。”[11]李锦全先生也说，“儒家的长处在‘内圣’。要开出‘外王’，建立新制度，只能停留在学者的理念上。展望将来，只有提高人们的道德内涵和思想素质，才能适应和平和发展的新世纪需要。也是会给儒学发展带来希望。”[12]
在民主政治与科学理念领域，儒家思想传统远不及西方文明传统，它之对现代社会是弊害多，价值少。而在人文道德、哲学义理、人格修持、人际学问等方面，儒学具有西方文化所空乏、所短缺的优长因素。我们可以结论说——儒学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也可以说是人际关系学，它的适应现代社会的一面、发展前景的一面，就是人学、人际关系学、社会伦理学。
今天儒家思想在现代生活的定位，可以设想只把它作为道德修养，人格塑造的学说和哲学义理、东方思维方式加以体认评析，它在这些领域显然有先进于西方文化的长处，有贴近民族精神和情感的长处。
正由于此，我们在中国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方面给儒学传统留出足够的空间，积极吸纳中西方现代先进学说资料对其进行选择、转换、赋新、改铸，让儒学在现代文化中找到发扬优良传统的阵地，在人们中间少一些批判和争论的包袱，在政治上少一些空洞的说教、抽象的强调，在民众的日常精神生活中、社会交往中得以显示其人学的合理内核，使“百姓日用而知”。这即是恰如其份地科学地为儒学文化找到现代出路——实现伦理道德、人格教化和思维方式等方面科学转换的大众化、实用化。
三、儒家伦理现代转换的实用性设计
儒家伦理思想是一个巨大的精神富矿，留给后人以开掘选择。
开掘早期儒学思想的意义在人民大众的实际宣教应用，要正视在社会转型条件下道德失范、传统失落、文化粗俗的不良倾向，正视人们不学历史、不知传统的低浅素质和追求金钱、追求享乐的平庸风气。大众文化的感性化、平面化、粗俗化，大众生活的物俗化、近利化、自由化导致人们对历史与文化传统责任的淡化，导致文化含量的流失和道义意识的流失。我们必须做大众的基础文明建设工作，做文化选择、道德增益和法制强化的工作。
文化选择既然是一个历史过程，选择的主体就应当是人民大众，选择的依据应当是现代实用。传统文化的选择须要一改传统的理念逻辑，从僵化的正统观念中，从圣贤阶层的“上智”中，从封建迷信的愚昧中解脱出来，普及到现实民众中去，普及到现代伦理道德的建设中去。韩国中央大学梁承武教授设计的儒家思想建设的四项原则中就有“儒家的大众化”之见。他说，“儒学本来是重视实践力行的学问，透过日常生活来表现其德目。然而传统儒家文化主要是士大夫学问，一般大众不易接近和了解”。他建议：“透过有连续性、平易的经传解释、编纂作业、演讲讲座、电视新闻、报章杂志等大众媒体来接近一般大众，使其容易了解。亦即应当透过现代方式的解释和教化，使儒家成为大众的儒家，活现在大众之中。”[13]
在这方面，我们周边一些与中国儒学有历史渊源联系的国家，现代以来在文化建设上发生了利用儒家伦理思想的成功社会实践。韩国对儒学进行实用化设计，作为生活“日用之学”。在日本，儒学影响的范畴缩小，但礼仪习俗得以保存，而且，传统儒学思想拓入工商经营管理，他们善于用儒家义理，调节人际关系，调节劳资关系。在新加坡，政府用儒学风范和品格培养人教育人，形成良好的社会价值准则。在香港，用儒家的诚信思想兴办企业、文明经商，他们有成功的范例。
鉴于以往空泛笼统说教太多、实际转化设计太少、民众接受伦理教谕太少，不妨把“实用哲学”引用其间，使儒学等文化遗产从书院走向民众，从思辩走向实用，从空泛走向局域。笔者受蔡德贵先生《实用儒学浅谈》一文的启示，略作实用文化设计浅识，其中以“实用道德观”的构建为重点。
适应现代经济社会发展，构建新时期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伦理思想和道德规范，这是大众的基础文明工程的基石。这项建设要遵循科学性与普适性、可操作性结合的原则。科学性指新道德规范要有明确的目标和合理的结构，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德基础层面，又面向共产主义理想层面。普适性体现道德内容适合社会成员的基本道义践行，符合中华民族的感情人格特点，又有现代文明色彩。可操作性指新道德规范其语言形式上是精练的，喜闻易记的，其内容规定上是易评价的、可践履的。
讨论几千年丰厚的道德原则，谁都知道，最深入人心的莫过于“三纲五常”，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以及“仁义礼智信”。在解析批判旧“三纲”封建主义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上，我们借鉴其形式表达和影响作用，吸取“五常”的有价值内容，转换赋新，组合构建，提出一个“三原则五规范”的实用设计，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原则和规范构想[13]。“三原则”即“仁为人之则”、“群为己之则”、“国为民之则”；“五规范”即“仁爱教悌”、“遵纪执礼”、“智勇创新”、“忠诚守信”、“勤俭廉节”。
“仁为人之则”，提倡在现代社会，人我之间交往应以现代高尚的人类“仁爱”作为思想言行普遍遵循的原则，即实行尊重人格、尊重个性、尊重平等权益的“仁爱主义”。它同西方人道主义不一样，反映的是道德起源的最初的本质，反映的是人的美好品质的复归，以人为本互相亲爱。社会主义仁爱主义彻底否定宗教神学的神秘主义人际关系，否定以尊卑贵贱等级制度为特征的剥削阶级人际关系。社会主义的仁爱主义对于个人行为品质提出具体要求，如平等互助、团结友爱、理解宽容、对外友好。
“群为己之则”，提倡在社会主义社会，要以群为主，以己为次，重视个人与群体的健康互动，持久和谐，主张群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一致性。这同我们常讲的集体主义含义是一样的，是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价值导向，它区别于以往的宗法观念，反对利己主义旧道德意识。
“国为民之则”，提倡在社会主义社会，以国为重，为国舍己，为国奉献。这同我们讲的爱国主义是一个含义，同历史上的致公、尚义、爱国、忠节的家国意识、道德信念是血脉传承的。
“三原则”是构建新道德规范的总纲。“仁为人之则”是基础，“群为己之则”是核心，“国为民之则”是归宿。依据三原则进行具体化设计，形成“五规范”。
“仁爱孝悌”，是“仁为人之则”的具体化，在现代社会中“仁爱”应有三层意思：第一，尊重每个人的价值和民主权利，尊重每个人的个性发展和利益需求。第二，与人为善，助人为乐。第三，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孝悌”在传统道德中的基本含义是孝敬父母，尊敬兄长。在新历史时期，剔除封建主义愚忠愚孝宗法思想，倡扬社会主义家庭关系、社会关系的“孝悌”之风，有助于民风敦化、家庭和睦、社会谐协。
“遵纪执礼”，这是“群为己之则”的具体化。“纪”是法制、纪律，“礼”是规范制度、礼仪秩序。遵纪执礼，是个人服从社会、群体利益的行为要求。韩非子的法家思想认为“建制立法，强国富人”，自古维护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的不可少的条件是法纪礼序。法制和纪律在改革开放以来更加得以强化，规范礼仪和自律意识更是每个公民必须持有的。“礼仪之邦”的中华民族之在现代，更应以遵纪执礼、高度文明而显示东方文明的深邃底蕴。
“智勇创新”，体现民族的睿智争先、创造进取的精神面貌。孔子重仁智，后贤常把“智仁勇”连缀，崇尚“所谓才智人，不肯自暴弃，为欲争上游”。在当今时代，顺应形势相机而动的大智，敢于竞争反对僵化的大勇，富于开拓精神的创新，是建设有特色的现代化的必备品格，也是一个人自强进取的必备品格。
“忠诚守信”，这是处理个人与他人关系的道德规范。“忠”的本意是“尽己之心”，是古代事君致国的最高准则。在今天“忠”体现为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事业、忠于职守。由忠而诚，由诚而信，形成人际交往的普适性道德。古人说“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又说“民无信不立。”诚信在商品经济社会、在为人民服务的各行业中不可须臾失之，是我们今天的立业之本。
“勤俭廉节”，这是处理个人与事业之间关系的美德，更是“为官之道”的美德。勤政俭朴，这是中华民族古来“齐家治国”倡导的行为本色，它的推崇之对于经济尚不发达的现代中国，有深刻的现实意义。而廉正节操，则是我国吏治中为人赞许的传统作风。“康者”，原指“堂隅”“棱角”，引申为高洁、清正。“节者”，原义是“竹约也”，即竹节，引申为节制、节义。加强社会主义吏治，反腐倡廉，整顿党风政风，廉节是其间的核心之义，是国脉民命之所系。
类似的儒学思想在现代实用设计，领域是广泛的，除上述范畴外，还可以有“实用教育观”、“实用人才观”、“实用修养观”等方面的建树。
每一个国民都负有关于社会进步的责任，那么，也都应当注视民族文化的现代转型、应用定位、构建赋新、普及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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