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外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代论文,中外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代中外关系，指的是1840～1949年间中国与外国的关系。中国与外国发生联系，相互往来，不起于近代，而是古已有之；但近代中外关系与古代中外关系有很大的不同，主要在于近代中外关系起于外国侵入中国，终结于外国侵略势力从中国被逐出，其间百余年，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外国对华侵略贯串于这段历史的全过程。正因为如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一说到近代中外关系史，人们都认为那就是帝国主义侵华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产物。这个革命的对象之一是帝国主义。革命就要反帝，抗日战争胜利以后重点是反对美帝。现实斗争中的反帝精神贯彻到历史研究上就是要揭露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帝国主义侵略的老底。解放之初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敌视、封锁加重了人们的反帝意识；美国被认为是敌视、封锁的魁首，美帝就成为不共戴天的第一号敌人。朝鲜战争，抗美援朝，中美更直接以兵戎相见。在这种背景及形势下，中外关系史研究一起步就以帝国主义侵华史的面目出现，帝国主义侵华史研究又以美国侵华史为前沿，就成为一件很自然的事。
历史研究的成果公之于社会，通常有两种形式，一是论文，一是著作。一般说来，论文的主题较专，著作则论述面较宽或宽中有专。好的论文在于能创造性地提出新问题、解决新问题，或者重新审查老问题，给予新的更科学的解释，将历史研究从深度或广度上向前推进；好的著作在于能广泛地吸纳、综合他人研究的积极成果，融入本人的创造性研究中，为某一历史课题或学科的研究开辟或奠定一个新基础。在近代中外关系史领域内，近五十年来国内发表了大量论文，出版了不少专著，本文将主要根据已出版的各有关著作，对这项研究粗略地作一个回顾和一点展望。
一
五六十年代研究双边中外关系的通史性著作极少，仅有的两部都是关于中美关系的，书名都叫做《美国侵华史》。一部刘大年著，原为美国侵华简史（华北大学出版社1949年8月出版），在“抗美援朝蓬勃开展期间”经“改编和补充”，内容大为扩充，成为一个新版本（人民出版社1951年8月出版），随后“再修改增订”，成为定本（人民出版社1954年12月出版）。此书从鸦片战争时期起，一直写到朝鲜战争停战谈判。书内为加重美国对华侵略的分量，对许多事情作了独特的解释，如说美国“加入鸦片战争”，开始成为中国的侵略者，“帮助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中国”；“参与日俄战争”，在侵略中国道路上前进了一步；与日本订立蓝辛—石井协定是“美国争夺中国霸权的第一个回合”；在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援华’正是侵华”，等等。另一部卿汝楫著，书中论点更彻底，认为美国从开国之日起就开始了对中国的侵略：“美国资产阶级对中国人民进行侵略的全部历史，有一百六十余年之久。自该国建立之时起，至第一个中美不平等条约——《望厦条约》的订立时止(1784～1844)，六十年间，是美国的海盗式商业资本剥削中国人民的时期。自1844年《望厦条约》签订起，至1860年美国参加的英法联军之役止，是美国及世界资本主义各国在对中国的侵略中实行所谓‘利益均沾’与‘国际共管’政策的时期。自1861年西华德任国务卿，实行太平洋帝国政策的时候起，至1899年海约翰宣布所谓门户开放主义时止，是美国帝国主义独占中国政策准备时期。自1900年美国参加八国联军之役起，至1946年司徒雷登与蒋匪政府签订所谓中美友好通商条约——美国沦中国为殖民地的条约——时止，是美国帝国主义独占中国政策（即门户开放主义）的发展时期。自1946年美国的华尔街财阀及战争贩子疯狂的干涉伟大的中国人民革命开始，这个日暮途穷的帝国主义者，显然进入自掘坟墓的毁灭时期了。这就是美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人民全部历史的轮廓。”（本书“前言”）此书出版了两卷，第一卷（三联书店1952年）叙述第一、二两时期，第二卷（三联书店1956年）叙述第三个时期；以后各卷再无问世。此外还有关于美国侵华的一些专题著作，如魏子初的《美帝在华经济侵略》（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年）、钦本立的《美国经济侵华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54年）、卿汝楫的《美国侵略台湾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张雁深的《美国侵略台湾史(1847-1895)》（人民出版社1956年）等。
此一时期出版的有关近代中外关系的其他著作，其主题大多也是关于外国对中国侵略的。如鲍正鹄的《鸦片战争》（新知识出版社1954年）、列岛编《鸦片战争论文专集》（三联书店1958年）、魏建猷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蒋孟引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三联书店1965年）、牟安世的《中法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贾逸君的《甲午中日战争》（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郑昌淦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陈联芳的《朝鲜问题与甲午战争》（三联书店1959年）、戚其章的《中日甲午威海海战》（山东人民出版社1962年）等；另外还有凌大珽的《法帝侵华史》（新潮书店1951年）、张雁深的《中法外交关系史考》（文哲研究社1950年）及《日本利用所谓“合办事业”侵华的历史》（三联书店1958年）、吴承明的《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人民出版社1955年）、佘素的《清季英国侵略西藏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胡滨的《十九世纪末叶帝国主义争夺中国权益史》（三联书店1957年），以及丁名楠、余绳武、张振鹍、沈自敏、贾维诚、康右铭、李明仁合著《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科学出版社1958年、人民出版社1961年）等。最后这两本书都是多边中外关系的综合性著作。《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又是通史性，该书叙述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五十余年间英、美、法、俄、日等国相继侵入和侵略中国的过程和情况；《十九世纪末叶帝国主义争夺中国权益史》，叙述甲午战争后几年间列强在中国的争夺，主要角色于上述五国之外，又增加上德国。
综观这些著作，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各书从其内容所涉及的时间上看，大多是研究晚清七十年间外国对华侵略的，其中多数为19世纪中后叶外国侵华战争及在华争夺，涉及民国时期者甚少，专门研究民国时期者一本也没有。这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当时中国近代史的时间范围被界定为1840～1919年，即所谓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个时间界限十分严格，中国近代史研究必定框在鸦片战争与五四运动之间，有时向前可以有所追溯，却不可向后延伸，否则就是越入中国现代史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了。研究近代中外关系的人多半会考虑到这一点，所以选题严守这个“近代”的界限。二是此项研究起始于50年代初，人们习惯上大多喜欢从近代早期的题目做起，所以一时多集中于两次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诸问题的研究上，还来不及多做清末十年的问题的研究，更少能顾到民国初年的问题。
第二，各书从其内容主题上看，关于早期侵入中国的英美法三国及较晚侵入中国的日本在19世纪（有的跨进20世纪）的种种侵略活动研究较多。相比之下，关于另一个很早就登上侵华舞台，从19世纪五六十年代起已十分活跃的俄国的侵略，除少数综合性著作能照实记述外，没有人作专门研究，更没有出版过一本专著。这个现象反映了50年代中国对外关系鲜明的时代特点。那时与激烈地反美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全面亲苏，一边倒，与苏联结盟，被称为牢不可破的友好同盟。这个情况反映在宣传及研究上，就是与大讲美国侵华形成强烈反差，大力宣扬苏联对华友好。彭明写了《中苏人民友谊简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及《中苏友谊史》（人民出版社1957年），影响很大。在那个环境中，苏联对华友谊是一切，作为苏联前身的沙皇俄国的侵略就不便或不能讲了，讲了往往犯忌讳。1957年有人因犯了这个忌讳在“反右派”运动中倒了霉，俄国侵华问题就更是只能望而止步。
进入60年代，情况开始有所变化。先是中苏公开论战，进而关系恶化，1969年更发展到边界武装冲突。由于准备外交斗争的需要，俄国侵华史研究应运被提上日程，1964年开始在北京从多方面集中人力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而不加声张地开展起来，首要的是研究历史上的中俄边界问题。研究成果还未公开发表，就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此项研究与其他方面的研究一样被迫中止。但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由于需要益加紧迫，此项研究单独重新上马。这时，在全国学术园地一片沉寂中，俄国侵华史研究如异军突起，以宏伟的规模、浩大的气势，迅速扩大开来，从北京、上海到东北、华北、西北各地区相继建立起多处俄国侵华史研究基地，有些地方很快就出了成果。“文化大革命”还在进行中，上海捷足先登，首先出版了复旦大学历史系一个编写组编写的《沙俄侵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此书被同行认为史实错误颇多）；接着又有吉林师范大学历史系编写的《沙俄侵华史简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76年），以及戎疆编写的《沙皇俄国是怎样侵略中国的》（人民出版社1976年）等。
以上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将近三十年间中外关系史研究著作大致的情况。当时帝国主义侵华史研究在中外关系史研究中占有主导地位，成为中国近代史学科中一个有特色有成绩的分支学科，在社会上特别是知识界受到广泛的关注，不少著作适应了社会各界求知的需要。以《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来说，它于1961年改由人民出版社出版，70年代初有关中俄关系部分做了局部修订，1973年出第二版，一再重印，到1987年总印数达到30万册。这在学术性历史著作中是很少有的，足以证明它产生了不小的社会效应。
另一方面。这一时期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不足和欠缺也是很明显的。第一，近代中外关系史涵盖的时间有百余年，这时的研究大多偏重于19世纪，20世纪特别是民国时期很少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这是研究时间范围上的局限。第二，中外关系史的内容极其丰富复杂，外国对中国的侵略只是其中的一面（尽管就某些外国来说是最重要或主要的一面），这时的研究大多只看到这一面，而忽略或抹煞了非侵略的方面。这是研究内容上的局限。第三，中国对外关系国（正式建立关系的国家）从19世纪40年代的几个到19世纪末增加为十几个，进入20世纪又陆续发展到几十个，中外关系史研究应包括中国与所有这些国家的关系，而这时的研究只集中于中国与英美法俄日德六个强国的关系上，其他国家很少提及，有的甚至没有提到过。这表现了研究对象的局限。此外，中外关系本来包括两面，一面是外国对中国，一面是中国对外国；近代中国融入世界有两个过程，一个是外国（世界）进入中国，一个是中国进入世界。而这时的研究多顾到前一面、前一过程，而疏忽了后一面、后一过程。这些都是当时中外关系史研究中的不足。总起来说是研究面偏窄而不全。至于研究本身的欠缺，主要一条就是不实事求是，有失偏激。这在中美关系史、美国侵华史研究中最为突出。主要表现就是拔高美国的侵略，把一分侵略说成三分、七分说成十分，甚至把并非侵略说成侵略。其根源就是人们常说的思想观念上的过“左”。当时在近代史研究队伍中有人常说要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但在实践中一涉及美国侵华就往往为了“革命性”而抛弃科学性。这又被称做学术（历史研究）为政治服务，为了政治上的需要而曲解史实。这个情况有那个时代的社会原因，研究者大多不能不受制于时代。
二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中国开始了一个新时期。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新变化，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到处呈现出一派新气象。适应于这个情况，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也出现了一个新局面。
这个新局面的总特点是此项研究的范围大为扩展，主要是研究的时间范围的延伸及研究的内容拓宽；同时，研究者大多也力求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
关于时间范围的延伸，主要是从多年来以研究晚清时期的中外关系为主发展为以民国时期为主，有的更延长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这方面的综合性著作以外交学院的学者们编写的一部《中国外交史》为代表，全书共四册：第一册王绍坊著，为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时期，1840～1911年（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二册吴东之主编，熊志勇、李学文、谢鹏撰写，为中华民国时期，1911～1949年（1990年出版）；第三册谢益显主编，魏世华、宋长美共同编写，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1979年（1988年出版）；第四册仍为谢益显主编，并与熊志勇、宋长美、张历历、曲星、苏浩、王毓澄、陆建元、赵玉莲共同撰写，是前一册的续本，1979～1994年（1995年出版）。这四册合起来构成一部从鸦片战争直贯到1994年最完整的中国对外关系通史。其中，第二册篇幅大、资料丰富（作者们充分利用了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国民政府档案，这是一般研究者无法做到的）、叙事最详，是国内第一本有分量的中华民国外交史。另有唐培吉主编，并与张立耀、窦晖等多人共同编写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国近现代对外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扉页作1993年，疑误）内容也是跨三个时期：第一编“晚清政府时期(1840～1911)”，第二编“中华民国时期(1912～1949)”，第三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1986)”。此书观点相当传统，书内有专章谈“华侨”、“晚清士大夫走向世界的艰难途程”、“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外来文化”等，是其特色。
跨三个时期的双边关系史以一套“从屈辱到崛起”丛书为代表，包括朱宗玉、杨元华、窦晖著《从香港割让到女王访华——中英关系1840～1986》（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吴景平著《从胶澳被占到科尔访华——中德关系1861～1992》（1993年出版。如果挑剔的话，此书名称前半与后半似嫌不协调，“胶澳被占”为1897年，1861年是中德签订第一个条约的时间），胡礼忠、金光耀、沈济时著《从尼布楚条约到叶利钦访华——中俄、中苏关系300年》（1994年出版），杨元华著《从黄埔条约到巴拉迪尔访华——中法关系1844～1994》（1995年出版），朱宗玉著《从甲午战争到天皇访华——近代以来的中日关系》（1996年出版），胡礼忠、金光耀、顾关林著《从望厦条约到克林顿访华——中美关系1844～1996》（1996年出版）。这些书深浅详略各不同，都提供给读者以相关的基本知识。
有的学者从晚清时期的中外关系推广到民国时期，杨公素的两本著作《晚清外交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及《中华民国外交简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的相继问世代表了这样的研究历程。夏良才主编的《近代中国对外关系》（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及程道德主编的《近代中国外交与国际法》（现代出版社1993年）两本集子都由多位作者分别探讨了晚清和民国时期外交的一些问题。
专门研究中华民国时期对外关系的著作最可注意的是石源华的《中华民国外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此书规模堪与前述《中国外交史》第二册相匹敌，资料上虽有逊色，有些史实的评述则较为平允。全书最后一章有一节简明扼要地叙述中国对周边国家的外交，具有开创性，为本书增色不少。中华民国若干重要时期的中外关系史专著有孙莹、丁惠希的《大革命时期的中外关系》（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合著《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对外关系》（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王真著《没有硝烟的战线——抗战时期的中共外交》（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王建朗著《抗战初期的远东国际关系》（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等。
有一些著作仍沿袭原来的体例，专写“近代”即所谓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外关系。这多是一些高等院校的教材或在教材的基础上写成的。如刘培华著《近代中外关系史》上、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顾明义著《中国近代外交史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赵佳楹著《中国近代外交史》(1840～1919)（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4年）等，这些著作研究的范围毕竟也从19世纪通到民国初年了。
上面举出的许多著作都以中国外交史、中外关系史为书名，没有一本加外国侵华之类字样，其内容也大多既有外国侵略又有非侵略关系：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有关篇章所述近代中法、中德、中日、中俄、中英、中美之间的文化交流，更是很少或者没有侵略成分。这表明中外关系史研究在延伸时间范围的同时，内容也拓宽了。实际上，近代百余年间的中外关系本来就是非常复杂、不断变化的，进入20世纪以来尤其如此。这时列强对中国的侵凌压迫当然还存在，有的还十分严重，而外国与中国间的正常交往、和好相处以至互相合作等等也增多了，这些也都是值得而且应当研究的。拓宽研究内容，不偏废中外关系中的任何一个方面，这样的研究才可能做到科学、真实，才可能达到全面、准确的认识。
但不应由此得出结论，否定外国侵华史研究的必要。毕竟列强的侵略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重要内容，这是绝不可轻视的。丁名楠、张振鹍、赵明杰、金宗英、陶文钊、夏良才合著的《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可作为这方面研究成果的一个代表。此书比较详细地叙述1895～1919年间帝国主义列强对华侵略的事实，有些部分如关于《辛丑和约》后的几个商约及其谈判、国际银行团（由四国到六国又到五国）的在华活动等更是研究得较为细致，为其他同类著作所少有。这个第二卷的出版与第一卷相隔二十多年，中间历经曲折，反映了对帝国主义侵华史作系统研究的艰辛。原计划此书还要写第三、四卷，一直写到1949年，还曾考虑从第三卷起改为中外关系史，都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实现，此项研究业已中辍。研究多国对华侵略的著作还有周伟洲的《英俄侵略我国西藏史略》（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李德征、苏位智、刘天路的《八国联军侵华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年）等。研究帝国主义经济侵华的有宓汝成著《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1847～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汪敬虞的《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人民出版社1983年）等。
近二十年来在关于中国与外国双边关系的研究中，侵华史仍占相当的比重，中俄、中日关系的研究中尤其如此。与此同时，双边关系中研究内容扩充的趋势也十分强劲。
关于中俄、中苏关系史。60年代末、70年代初兴起的俄国侵华史研究热潮，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批开花结果，研究者们的热劲也依然旺盛。从这时起，有多种著作陆续问世：主要有特布信、陈国干、郝维民主持，内蒙古大学、内蒙古蒙古语文历史研究所和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共同组成的编写组编写的《沙俄侵略我国蒙古地区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郭绳武、陈华主编，西北大学、兰州大学、甘肃师范大学、新疆民族研究所和新疆大学共同组成的编写组编写的《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人民出版社1979年）及此书编写组成员之一赵春晨个人所著《沙俄侵略我国西北边疆简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俄关系史研究室与兰州大学历史系合编的《中俄关系史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79年）；黄心川著《沙俄利用宗教侵华简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0年）；佟冬主编，张本政、刘家磊等编写的《沙俄与东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年）；王长富著《沙皇俄国掠夺中国东北林业考》（吉林人民出版社1986年）等。而最重要的一部则是余绳武主编，刘存宽、徐曰彪、吕一燃、杨诗浩、郑绍钦、谢本书、张左糸、章伯锋、薛衔天、李嘉谷、张之毅等参加编写的4卷本《沙俄侵华史》(1～4卷，人民出版社分别于1978年3月、4月，1981年5月，1990年4月出版）。此书规模宏大，内容充实，资料丰富，结构严密，前后历12年出齐，它从整体上把俄国侵华史研究提到了一个新水平。
在这些著作相继出版的过程中，中俄关系史研究的内容及时间范围都在不知不觉中扩充着，随之出版了一系列新著，有的关于俄国对华侵略，有的包括非侵略关系，主要有刘毅夫著《中俄雅克萨战争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刘远图著《早期中俄东段边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薛衔天著《中东铁路护路军与东北边疆政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王远大著《近代俄国与中国西藏》（三联书店1993年）、郭蕴深著《中俄茶叶贸易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王希隆著《中俄关系史略（1917年前）》（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樊明方著《唐努乌梁海》（台湾致琦企业有限公司印刷，蒙藏委员会发行，1996年）等。这里一部分著作有的内容已包括中苏关系。
中苏关系史书名不带“友谊”的在早年大概只有曹锡珍的一本小册子《中苏外交史》（世界知识社1951年），内容主要叙述1917～1951年间苏联以“平等”“友好”对待中国的历史。六七十年代间，现实的反对“苏修”及“社会帝国主义”的声浪阵阵，仍没有人研究中苏关系史。直到80年代，此项研究才像是解冻或解禁了，逐渐开展起来，并有专著发表。最先有林军著《中苏关系，1689～1989》（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包括中俄、中苏关系）及《中苏外交关系，1917～1927》（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接着有孟宪章主编，宿丰林、郭蕴琛（深）、张宗海、杨玉林、黄定天撰写的《中苏经济贸易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本书从中俄两国最初的经济联系和间接贸易写起，一直写到本世纪80年代）；厉声著《新疆对苏（俄）贸易史(1600～1990)》（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王真著《动荡中的同盟——抗战时的中苏关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李嘉谷著《中苏关系(1917～192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及《合作与冲突——1931～1945年的中苏关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刘志青著《恩怨历尽后的反思——中苏关系70年》（黄河出版社1998年）；罗志刚著《中苏外交关系研究(1931～1945)》（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以及向青、石志夫、刘德喜主编并有印红标、谈方、刘宗斌、孙岩参加编写的《苏联与中国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黄修荣主编的论文集《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问题新探》（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编《战后中苏关系走向(1945～1960)——中俄（苏）关系学术论文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等。
关于中日关系史。近代中日关系，就国家关系来说，基本上是侵略与被侵略、反侵略关系。正是这个情况决定了多年的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大多是研究日本侵华及中国抗日。关于日本侵华史研究，笔者有一篇文章专门介绍（载《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3期），本文不拟重述。这里需要补充说一点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中国抗日战争）史的研究情况。在全部中外双边关系史研究中，成果最多、论著最多的当属中日关系史，而中日关系史研究中有关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中国抗日战争）者占了很大的比重。这方面的论著之多，可以说数不胜数。几部影响较大的著作有：何理著《抗日战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胡德坤著《中日战争史(1931～1945)》（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黄友岚著《抗日战争时期的“和平工作”》（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王辅著《日军侵华战争(1931～1945)》1～4册（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主编王道平，副主编罗焕章、柳茂坤）三卷本《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卷，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中卷1994年4月；下卷1994年12月），曹振威著《侵略与自卫——全面战争期间的中日关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李良志、王树荫、秦英君主编的《全民抗战，气壮山河(1937～1938)》，李隆基、王玉祥主编的《坚持抗战，苦撑待变(1938～1941)》及李良志、李隆基主编的《同盟抗战，赢得胜利(1941～1945)》（三者合为一套抗日战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刘大年、白介夫主编的《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的八年》（北京出版社1997年）等。有一些著作如王晓秋的《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主题是研究两国间的互相认识、互相影响、文化交流等等，也还是不能脱离侵略与被侵略、反侵略关系的大背景。此外，关于近代中日关系的著作还有王晓秋的《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1992年）等。
关于中美关系史。中外关系史研究需要国际交流，国际交流最活跃又富有成效的是中美关系史研究。近二十年来，这方面的成果甚丰。主要有：陶文钊著《中美关系史(1911～1950)》（重庆出版社1993年）；熊志勇著《中国与美国——迈向新世纪的回顾》（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此书内容跨度二百多年）；杨玉圣著《中国人的美国观——一个历史的考察》（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乔明顺著《中美关系第一页——1844年〈望厦条约〉签订的前前后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吴孟雪著《美国在华领事裁判权百年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任东来著《争吵不休的伙伴——美援与中美抗日联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王淇主编，吴荣宣、吴景平、王真参加撰写的《从中立到结盟——抗战时期美国对华政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资中筠著《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重庆出版社1987年）；项立岭著《转折的一年——赫尔利使华与美国对华政策》（重庆出版社1988年）及《中美关系史上的一次曲折——从巴黎和会到华盛顿会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牛军著《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停国共矛盾始末》（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及《从延安走向世界》（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屠传德著《美国特使在中国，1945年12月～1947年1月》（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年）等。还有中美关系史丛书编辑委员会等主编的《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一辑（重庆出版社1985年）、第二辑（重庆出版社1988年）、第三辑《新的视野》（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汪熙主编的《中美关系史论丛》（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袁明和美国学者哈里·哈丁主编的《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陶文钊、梁碧莹主编的《美国与近现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陶文钊、陈永祥主编的《中美文化交流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等。从这些著作来看，中美关系研究晚清时期很少，受重视的是民国时期特别是40年代的种种问题，近年来更显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发展的趋势。
关于中英关系史。中英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这段历史一直对学术界具有吸引力，近二十年来依然如此。牟安世的《鸦片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宁靖编《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续编）（人民出版社1983年），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以后又有一些著作探讨此次战争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等等，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三联书店1995年）更引起很多人的关注。在迎接香港回归而兴起的香港史研究热中，学者们对有关香港的三个条约做了深入研究。中英关系史方面的研究成果还有王绳祖的《中英关系史论丛》（人民出版社1981年。内有6篇文章，从《中英商务和外交(1864～1874)》到1890年的中英藏印条约），萨本仁、潘兴明的《20世纪的中英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内容包括从“中华民国成立前的中英关系概述”到“香港问题的圆满解决”），徐蓝的《英国与中日战争(1931～1941)》（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李世安的《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吕昭义的《英属印度与中国西南边疆(1774～191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及高鸿志的《英国与中国边疆危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等。
关于中德关系史。较早的论著有赵振玫主编的《中德关系史文丛》（中国建设出版社1987年）及王守中的《德国侵略山东史》（人民出版社1988年），后来有马振犊、戚如高合著的《友乎？敌乎？德国与中国抗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及《蒋介石与希特勒——民国时期的中德关系》（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等。
关于中法关系史。这方面的研究力量大多倾注于中法战争。80年代以来，主要是广西，另外还有福建、云南、浙江镇海等地举办过多次中法战争学术讨论会，出版了好几本论文集；另有龙永行的《中法战争论丛》（东南亚杂志社1994年）。著作方面有陈书麟的《中法战争》（海洋出版社1988年）、刘子明的《中法战争始末》（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李峰的《曾纪泽与中法越南交涉》（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年）等。黄振南的《中法战争诸役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是迄今惟一的一本在中文资料之外还较充分地采用了法国档案资料的专著。
以上就是近二十年来综合性中外关系史及中国与世界六个强国的双边关系史研究著作大致的情况。不难看出，比起前三十年来，这时的研究成果实在是丰富多了。这表明中外关系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时间上说，民国时期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外关系研究的比重增大了；从国别上说，对俄（苏）、日、美、英四国关系的研究进展尤为明显。与此项研究在数量上的发展相伴随，研究的质量、成果的学术水平也不断提高。本文没有对这些著作逐一加以评论，这是因为笔者个人对此既难胜任，这样一篇不长的文章中这样做也不可能。这种评论应该由书评来承担，可惜我们这里书评太少了。就笔者所知，本文提到的一些著作在台湾是有评论的，在大陆上却很少有。书评是对著作的社会反应，这应当是每一本著作的作者都企盼的。书评是学术交流的一种好形式，书评不发达是学术研究的一种损失。这种情况不是中外关系史学界所独有，但愿这里能带个头，每一位研究者都来做同行著作的公正评论者，使书评兴旺起来，这是与推动此项研究息息相关的。
在六个强国之外，还有中国与其他国家关系的研究，这方面局限性很大，成果也不多。首先应该提到的是沙丁、杨典求等合著的《中国和拉丁美洲关系简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此书虽然对晚清及民国时期中国与若干拉美国家关系中一些问题的记述不尽得当（笔者曾写过一篇书评讨论这些问题），但毕竟开辟了中外关系史研究一个新领域，应当称许。黄国安、杨万秀、杨立冰、黄铮著《中越关系史简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杨昭全的《中朝关系史论文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杨昭全、韩俊光著《中朝关系简史》（辽宁民族出版社1992年）及杨昭全、孙玉梅合著《中朝边界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分别追述中国与两个近邻历史上的关系及问题。高伟浓著《走向近世的中国与“朝贡”国关系》（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研究中国与暹罗、越南、朝鲜、缅甸、南掌（老挝）、苏禄各国从近代以前到近代的关系，着重探讨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中朝关系的各个方面。这些著作体现了近二十年来中外关系史研究对象多少还是有了前进。
三
在粗略地回顾了中外关系史研究50年的状况后，再展望它的前景，可以看到，这条路是非常宽广的，这项研究也有着辽阔的发展空间，特别是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中外经济关系史和文化关系史。近二十年来的中外关系史研究在克服前三十年研究时间范围上的局限和研究内容上的局限两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绩，但在成绩背后仍留有不足和缺憾。一条是在民国时期的研究发达起来时，晚清时期的研究相对冷落了。是否晚清时期的中外关系都已研究透了？不是。那里还有许多问题值得研究，有些已研究过的问题需要重新审视；而且民国时期许多问题的根源在晚清时期，要追根也需要从晚清时期做起。这里还是有很大的研究余地的。另一条是，研究内容扩大了，但主要是在政治、外交、军事方面，这些方面的研究较为充分。对比之下，中外经济关系、文化关系的研究要薄弱得多。经济关系直接牵动着各方面的实际物质利益，文化关系影响人们的思想意识、精神生活，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这些方面的研究严重不足，是多年的老问题，近年来有人在弥补，但还远远不够，亟需大力加强。这不是说要削弱中外政治、外交、军事关系的研究，只是这些方面不少问题在同一水平上的重复研究较多，有的成为无效劳动，如果能把这种力量转用到经济关系、文化关系史的研究上来，那个作用和效果可能就大多了。
第二是大量的双边关系史。近代中外关系史是近代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各种关系的总和，其基础是中国与各国的双边关系。中外关系史研究一般都是从双边关系做起。有多少对外关系国，就有多少双边关系。近代中国先后与世界上几十个国家建立关系，因此也就有几十个双边关系史需要研究。由于中国与世界六个强国的关系在中国近代史上地位重要，对近代中国的发展影响巨大，多年来学者们的研究多专注于此，这是合理的，可以理解的。但它们终究只是全部中外关系的一部分，在全部双边关系中只是一小部分；毕竟还有许多其他双边关系存在，其中每一个都自有其历史意义，有的在某时或某事上曾起过重要作用，因而也是值得和应当研究的，多年来多被忽视，不能不说是一种偏颇。例如澳门回归使人们意识到中葡历史关系的重要性，正在推动全面的中葡关系史的研究（实际上早在30年代就已有人做过研究，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版过周景濂著《中葡关系史》可为明证。此书1991年重印）。由此应联想到许多在对华关系上其重要性绝不亚于葡萄牙的其他国家，以欧洲来说如荷兰、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等等，它们以及其他一些国家与中国的关系的历史也都该提上研究日程了。在扩大中外关系史研究对象上，近二十年来进展不大，这个状况亟需改变。中外关系史研究应该有一个宏伟目标，在不太遥远的将来所有双边关系研究的空白都一一填补上。这个研究既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又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现在的中国作为一个有世界影响的大国，要鉴往知来，是需要了解与各国关系的历史渊源的。这不是说要削弱与六个强国的双边关系的研究，只是这方面不少问题在同一水平上的重复研究也很多，也有无效劳动，把这个力量转用到其他双边关系史研究上，其作用和效果也可能大多了。
第三是中国参与的国际活动。从19世纪中叶起，世界资本主义各国相继侵入中国，随后中国也逐步进入世界。中国进入世界有两个方面，一是进入各国，发展双边关系；二是参与国际活动，促进多边关系中的交往。这后一方面有多种形式，如参加各种国际会议（包括国际博览会之类）、加入各种国际公约和国际组织等等。这些直接反映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作用和影响的活动都是中国对外关系的组成部分，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是应当把它们都包括在内的。许多论著确实常谈到中国参加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向国联控诉日本侵略、参与联合国的筹建等情况，但还有大量的国际活动如中国参加两次（1899年和1907年）海牙和平会议、中国在国联中其他方面的表现等等都很少或者完全没有研究。这里还有大量的处女地等待中外关系史研究者去开垦。
中外关系史在一定意义上是一个双语或多语学科，就是说这个研究在使用中文资料之外，还应懂一种或多种（越多越好）外文，以便利用相关的外国资料。资料对研究工作太重要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资料之于研究正如米之于妇，再高明的历史学者缺乏资料也是无法作研究的，资料不足就不可能作深入的研究。几十年来我国的中外关系史研究总的说来是在资料相当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中国资料晚清时期较丰富易得，民国时期就难多了。（有的是资料散失，有的是档案资料保管单位查阅困难。）外国资料少数国家如英、美、日、法等查阅不难，但要想充分利用，一必须懂它们的文字，二需要飘洋过海亲临其地（只靠国内的收藏是不够的），这就不容易了；至于其他大多数国家，它们的有关资料的情况对我国中外关系史学界几乎全是未知数。前面说到迄今中国与许多国家双边关系的研究还是空缺，其所以如此，缺乏现成的相关资料应是主要原因。但这个问题并不是绝对不能解决。中国与任何国家，只要在近代历史上建立和发展过关系，总会有记录留下来；这种记录只要下力气去找，总会有所收获。中国资料要在国内千方百计去挖掘，外国资料要学好相关的外文，走出国门到相关的国家去寻找（有时在国外也能碰到中国资料）。有了这样的精神去搜集资料，加上锲而不舍地作研究，是可以为中外关系史研究再创出一个新局面的。
五十年来出版了许多从不同方面研究近代中外关系史的论著，现在实在需要一部综合性的近代中外关系史全书。这样的著作只有在近代中国对外关系的各方面（包括全部双边关系、各种国际活动等）都基本上研究清楚之后才能写出。这条路很宽阔，但并不近捷。愿所有有志于此的学人特别是青年学子加紧努力，不断开拓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的新边疆。
[本文写作中参考了黄定天的《二十世纪的中俄关系史研究》（载《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王建朗、郦永庆的《50年来的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载《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并在资料上得到徐日彪、吕一燃、郦永庆、陶文钊、葛夫平、杜继东等多位同志的帮助，特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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