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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5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05）12—0043—08
俄罗斯社会从20世纪末以来经历了剧烈的变动。这些变动与俄罗斯所选择的发展道路密切相关。笔者认为，俄罗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选择的是一条以宪政制度的确立与演变为中心，激进经济改革的发展道路，其历史与现实值得人们深入分析。
一、历史背景：俄罗斯发展道路回顾
历史上的每一次变革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政治力量对比而引起的。俄罗斯20世纪末的这次转轨也是如此。新俄罗斯脱胎于前苏联。苏联模式在20世纪后期已经严重束缚了苏联社会的发展。苏联模式是在特定时期由历史因素的合力形成于斯大林时期，赫鲁晓夫时期进行过改革，勃列日涅夫时期陷入停滞，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直接导致苏联解体。苏联模式的弊端对俄罗斯影响深远。
新俄罗斯的社会主流意识是向西方看齐，彻底放弃苏联时期政治经济模式，幻想一步进入快速发展的新轨道。从1989年至1993年，俄罗斯短短几年制定了各种经济改革方案①，这些方案的共同点是激进经济改革，但国家经济发展却一筹莫展。叶利钦当时认为，新兴的俄罗斯两年就可以实现稳定，三年有所改善。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反映了选择激进改革方案的社会主流意识。从政治心理学的角度看，在一个高度集权的体制崩溃后，最初的政治改革者在政治压力释放后的危机感和紧迫感，往往可能导致激进的思维。新俄罗斯初期的经济改革即是如此，这种经济改革取向既没有反映出市场力量的自由发挥作用，也没有反映出俄罗斯公众的政治选择，很大程度上是政治精英们的主观设计。国民经济的崩溃，造成政治危机，反过来又影响经济的发展，俄罗斯陷入发展的怪圈。经济改革的沉痛教训使俄罗斯得出的结论是，套用美国和英国的绝对经济自由主义未必合适。[1](P43—48) 而且，国家在俄罗斯转轨时期应该起到重要作用。[2](P61—63)
对于选择三权分立的宪政制度和激进的经济改革，俄罗斯有自己的认识。普京深刻指出：“俄罗斯的民主事实上是从上面来的，这是一。在历史范围最短的时期内我们根本改变了整个政治和社会经济制度，这是二。我们所以能迅速地做到这一点仅仅是因为首先用法律，甚至是命令实行了自由和民主。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有时急剧地超越了社会适应这些自由的能力，历史的必要性剥夺了我们实现渐进化地发展的可能。我们没有时间和资源把改革拖延几十年，并等待社会上和人们的思想中发生根本性的变化。”[3](P100)
俄罗斯的政治转轨，围绕宪政制度的确立与演变，经过了三个阶段：1990—1993（政治转轨进行阶段），1993—1999（政治转轨基本完成阶段），2000年以来普京时期（政治转轨调整完善阶段）。如果按照熊彼特的关于民主方法的成功标准看②，俄罗斯已经按照西方三权分立模式确立了宪政制度，因为俄罗斯的政治过程能够稳定的保持下去，没有出现被迫依赖非民主手段的局势，而且俄罗斯处理日常问题的民主方法能使所有与政治有关的利益集团在长期意义上可以接受。不过，俄罗斯的宪政制度还存在很多问题，如腐败问题③、舆论工具被金钱操纵问题、集团利益高于社会利益问题等。曾经主管苏联意识形态的雅科夫列夫在反思俄罗斯改革时也提到要在“七个非”④ 方面下工夫。但总起来看，虽然俄罗斯的宪政制度还有各种缺点，但是它已经开始变成一种社会予以珍视并准备加以维护的政治财富。
造成俄罗斯制度化水平不高，或者说民主化水平不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俄罗斯“民主信息”基金会的学者认为：“俄罗斯有痛苦的经验。理论上没有准备好的民主，可以成为摧毁性力量。”[4](P56)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学者弗·博罗季奇认为，政治思维的发展特点影响到政治探索的进程和阶段性成果。俄罗斯的政治理论主要是解释外国、首先是西方几十年前提出的理论和范例，或者解释“乡土理论家”从有利于俄罗斯国家特点的经典意识形态中总结出的理论。俄罗斯没能积极创建自己的政治知识，吸收外国的政治思想，创造性地运用传统的思想。[5] 笔者认为，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很多，归结起来，宪政制度的社会经济基础不够牢固是根本性的问题，观念的转变或者说政治文化的嬗变是俄罗斯出现问题的深层次原因，而宪政制度的法治化水平不高是直接原因。
俄罗斯法律意识的薄弱和它狭隘的法律文化，妨碍了俄罗斯宪政主义的出现和政治秩序的稳定。[6](P95) 对宪政主义公共讨论的关键是宪法在俄罗斯人民的生活中作为事实出现。[6](P129) 从宪政制度法治化的角度看，在经历了激进改革后的俄罗斯，要想实现国内民众强烈期盼的政局稳定、经济发展、生活改善和国家强盛，惟有通过加强法治来实现宪政制度的完善。
作为历史不同阶段的领袖，也许叶利钦和普京之间的区别是：相对而言，叶利钦总在强调应该做什么，普京却是知道怎样做。宪政制度确立之后的演变，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完善宪政制度的运行机制。而完善的途径就是法治。从工具性上理解法治，法治的价值在于保证规则的有效性。推行法治就是为了科学地制定并有效地实行规则。[7](P117—143) 苏联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法治宣传曾经喧嚣一时，[8] 在新俄罗斯的普京时期，以法治国的基本国策才真正做到了有的放矢，这就是配合政府经济政治体制改革而采取的一项战略性步骤，就是对宪政制度的调整完善。
俄罗斯在发展道路上的这种调整，深深影响了俄罗斯的对外政策。在世界力量的相互变化明显不利于俄罗斯的情况下，从叶利钦时代到普京时代的俄罗斯外交越来越表现出内生性特征，外交决策越来越受到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俄罗斯在国家利益问题上达成的核心共识应该有如下三点：其一，俄罗斯在经济领域的国家利益是最主要的国家利益，只有在稳定发展经济的基础上才能综合解决与实现俄罗斯国家利益有关的问题；其二，俄罗斯在国内政治领域的国家利益表现在稳定宪法制度，保障法律秩序，完成建立民主社会的进程；其三，独立解决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使居民生活水平保持在能使国内民族和睦、社会政治稳定的程度上，这是实现俄罗斯国家利益的必要条件。这三点共识是俄罗斯政治转轨社会效应的合理反映，并深深影响了俄罗斯外交，特别是普京执政以来的外交决策。
二、现实问题：俄罗斯发展道路面临调整
2003年底以来，俄罗斯的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其标志是两次选举⑤ 以及2004年在俄罗斯发生的系列恐怖事件，特别是2004年9月1日的别斯兰事件。别斯兰人质事件后普京提出一系列政治改革措施，总体上看，俄罗斯发展道路的调整方向已经从加强法治过渡到建设公民社会，并力求整合俄罗斯政治资源，寻求政治资源最大化的发展。
第一，从俄罗斯民主发展的宏观层面看，普京认为，俄罗斯需要发展出一个自由人组成的自由社会。俄罗斯民主制已取得重要成果，但制度仍需要进一步完善。社会制度很不完善，尚处在起点上。俄罗斯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是：其一，政党与寻租活动。正常的政治竞争往往变成寻租行为。要提高政党的政治责任，公开政党财务，规范选举服务市场和院外活动。其二，非政治社会团体罔顾俄罗斯利益，为小集团服务。这些团体首先关心的是从境外基金获得资助，部分团体在为某些集团和商业利益服务。其三，发展公民自治。利用在俄罗斯部分地区积累的公民议事组织的经验——这些常设的非国家组织可以对涉及公民利益的重要法律进行评估。其四，继续转换政府职能。应该把国家无法有效执行的部分职能逐步移交非国家部门。其五，发展真正意义上的政党政治。政党应该具备自己的社会政治经济基础。与社会团体密切合作。要求各个政党扩大自己的队伍，加强物质、智力和人才基础，在地方议会建立自己的党团，参加地方自治机关的工作。其六，政党应继续提升政治文化的水平，掌握政党对话、政党联合的技能，应当学会依照人民的意志执掌权力实现正常化的权力交替。
在2005年的国情咨文中，普京进一步指出，俄罗斯当前最主要的思想政治问题是俄罗斯要作为自由民主国家的发展问题。俄罗斯需要解决的最困难的问题是如何保护好个人价值并确保俄罗斯民主制度的发展潜力。俄罗斯追求民主、自由和公正，这需要首先明确一点，那就是俄罗斯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一个最大的欧洲民族。俄罗斯同其他欧洲民族一起确立了这些传统，同时这些传统也已在俄罗斯历史上得到确认。普京强调，当前对于俄罗斯而言，民主的价值同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一样重要。俄罗斯在这个问题上解决的越好，俄罗斯在国际上的地位就越稳固。[9]
第二，从俄罗斯政治体制变革的中观层面看，在当前复杂形势下，俄罗斯面临的最重要问题是保证国家统一，加强国家权力机构，加深社会对当局的信任和建立保证内部安全的有效机制。2004年9月13日，普京提出多项改革措施， 其中包括总统直接任命地方长官和在国家杜马选举中实施比例制选举原则。他认为各联邦主体的高层领导人必须根据总统的提名由当地立法会议选举产生；国家杜马选举必须改为按比例单一制的方法进行。普京担任总统以来，一直加强对议会和地方政府的控制，但目前这种改革与对恐怖袭击的反应不是直接关系，而是对政治体系施加更多控制。按照俄罗斯宪法，地方政府在国家中具有很高的、独立的地位。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并不是核心与边缘、上级与下级的关系，而是具有不同权力、职能范围的政府之间的关系。而当前普京的改革措施已经改变了上述原则，它意味着总统的意见对于决定地方政府领导人人选具有决定意义。
第三，从政策制定的微观层面看，普京提出，要想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俄罗斯还需要在三个方面努力：一是俄罗斯联邦主体合并的问题。二是巩固法律、完善政治体系，提高司法效率。在俄罗斯行政改革问题上，俄罗斯还要制订对各部门官员的工作业绩评价标准，并采取综合措施，消除腐败。三是促进个人与公民社会的协调发展。此外，正如普京提出的，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发展问题离不开具体问题的解决：俄罗斯的交通、卫生保健、酗酒和嗜毒、低出生率、税收、工资以及道德与文化等问题，都需要普京在第二任期谨慎处理。
总之，普京执政以来，运用强制或半强制性手段来结束政治混乱，实现政令统一畅通。以弱化民主制和执行权力膨胀为代价，确立以总统权力为核心的国家政治体系。正是凭借国家政权的力量，普京迅速结束了国内政治混乱，同时借助有利的外部环境实现了经济增长。普京的执政实践是符合国情的，因为社会发展的利益高于民主的利益。加强国家权力以结束社会激进变革所带来的混乱，是俄罗斯社会发展目前阶段的必然选择，只有这样俄罗斯才能进一步实现强国梦。应该看到，普京在2003年国情咨文中提出了三大任务，在2004年国情咨文中进一步提出了社会经济领域一系列改革，这些主要都是解决俄罗斯的发展问题。普京认为，要想实现上述发展目标，俄罗斯必须使政治资源尤其权力资源能够最大限度的优化，能够使它运转起来非常灵活。集中优化政治资源是普京此次实行变革的主要目的。由俄罗斯总统提名地方领导人，然后地方的立法机构加以确认，这实际上是使地方政治资源、政治导向或者说政治倾向都能够和中央的权力相匹配，这样能够有效地控制住俄罗斯的分立主义倾向和地方主义倾向。此次改革措施中，普京还设立了地区和民族政策部，从政治意义上看，这是从民族和解上调节中央和地方关系，也是实现政治资源最大化的重要措施。
三、未来前景：制约俄罗斯发展的瓶颈
从根本上说，普京采取的改革措施都是为了更快地实现俄罗斯强国富民的战略目标。只要普京认为当前俄罗斯的联邦制度和议会制度难以同他的中心任务相适应，按照他一贯的执政风格，政治改革迟早会进行。这是俄罗斯政治发展的大背景，也是一个观察当前俄罗斯政治形势的总思路。
普京2004年再次当选总统以来，俄罗斯的发展一直存在目标与措施之间的矛盾问题。此次别斯兰事件集中体现了这种矛盾。普京在实现战略目标的过程中必然遇到很多阻力，如何认识这些阻力成了改革的前提条件之一。那么，普京的认识是否与当前俄罗斯的现实相一致也就成为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从普京第二任期之初就实行社会福利货币化改革来看，他对俄罗斯发展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有深刻认识：俄罗斯在经济与社会领域存在的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俄罗斯的发展，经济与社会改革迫在眉睫。然而，这两个领域的改革涉及俄罗斯各个方面的协调，举步维艰。普京认为地方行政长官不能很好地执行他的战略，中央需要加强对地方的控制。现实迫使普京只能从较为容易解决而又很快见效的政治领域采取措施，从而推动经济社会改革。俄罗斯政治需要稳定，普京也需要改革契机，别斯兰事件为普京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对于俄罗斯这样一个具有中央集权传统的国家而言，改革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加强总统权力是普京可以果断采取的措施。因而普京采取的措施是改革国家执行机构的运作方式，直接任命地方行政长官。俄罗斯的战略目标是富民，而当前采取的政策措施又未能触及发展的深层次问题，这其中的矛盾让俄罗斯的发展前景困难重重。不过，从另外角度看，在俄罗斯现实条件下，普京的曲线救国也不失为高明一招，只是效果如何需要继续观察。从长期看，俄罗斯经济、政治与社会发展面临八点深层次问题，这也是普京政权今后需要解决的基本方面。
在经济发展问题上，俄罗斯面临三个难点。
第一，俄罗斯需要尽快解决资金外流问题。恐怖事件频发对外商在俄罗斯投资的信心产生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更重要的是，俄罗斯国内外流资本有增加趋势。
第二，中央和地方的财政责任划分问题。俄罗斯目前的国家预算是在中央与地方划分的基础上制定的。现在，普京的改革措施使国家权力走向集权化，而预算却依然是联邦体制形式，财政责任的划分问题将困扰俄罗斯政府，矛盾将集中体现为退休金的支付以及社会福利政策的货币化问题上。
第三，统制型经济政策的低效性问题。值得关注的是，普京在经济领域趋于实行统制型政策。2004年8月普京签署了关于限制一批战略性企业实行私有化的命令，俄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和俄石油公司等1000多家企业被列入名单。9月14日， 普京批准政府关于用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股票置换俄罗斯石油公司资产的建议。这意味着俄罗斯石油公司将被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兼并，成为其子公司。世界上最大的能源公司即将在俄罗斯诞生。政府将力保在该公司股票向市场放开后，控制着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50％以上的股份，保持对该公司的控制权。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被纳入新国有企业，新企业不仅要控制石油生产，还将在实质上控制整个能源部门。
从经济角度来看，俄罗斯目前的经济增长结构与10年前相比，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目前，俄罗斯政府已经以“稳定基金”的方式集中了大量石油美元，在为石油价格出现大幅度下跌、财政收入减少的局面作准备。更重要的是，普京今后将推进对能源部门的国家统制，强化国家在国防、基础设施和高技术部门的存在、监督和控制，以实现经济的整体发展。但是，俄罗斯目前官僚体制效率低下，官员腐败问题难以解决，这种中央集权式国家统制政策有可能出现苏联时期的低效性问题，即使这一措施能够增加国家税收，但能否有益于国家的整体发展还需要继续观察。
从政治发展看，普京需要处理三大问题。
第一，俄罗斯宪政制度走向刚性，回旋余地不大。普京必须对他提议的地方领导人的政绩负责。同时，在当前政党格局下，转入比例选举制度后，最大的受益方正是政权党——统一俄罗斯党。该党在2003年国家杜马选举中获得37％的得票率，在杜马的地位将更加巩固。这些措施都使得俄罗斯的民主制度容易受到突发事件的影响。另一方面，普京准备实施的改革措施，如住房、医疗、教育、补贴制度改革等，涉及到国内绝大多数中低收入阶层切身利益。这些改革措施在实施过程中的扭曲和变形，必将大大影响到实施的效果。同时，这些改革措施的难度很大，鉴于普京实际上在直接领导政府的日常工作，因此，可以预计，一旦这些改革出现失误，必将对普京本人的权力和政治基础造成影响。
第二，车臣问题的解决任重道远。恐怖事件的频繁发生也使得俄罗斯必须考虑加大在反恐方面的投入。特别是在维护车臣地区稳定方面，中央政府都将花费大量时间与精力，这对于俄罗斯经济来说，也是个不小的影响。所以，要完成普京在国情咨文中提出的三大任务，必须考虑车臣问题可能造成的掣肘效应。一方面，由于车臣武装分子不断发动针对平民的恐怖袭击，俄罗斯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在强化，另一方面，普京必须考虑俄罗斯国内数千万穆斯林居民的情绪，必须考虑西方在车臣问题上对俄罗斯施加的压力。
第三，普京用人原则需要改变，谨慎处理强力集团与专家治国之间的矛盾。2004年4月15日，俄罗斯总理弗拉德科夫表示，俄罗斯经济要加速由资源型经济向发展型经济过渡。10月26日普京认为俄罗斯应该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从目前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不可再生原材料资源的状况，改为主要依靠智力资本的使用。可见，当前俄罗斯发展的直接要求，就是要普京在用人上采取“专家治国”原则。但是，普京的“圣彼得堡”帮官僚强力集团在俄罗斯政坛占据了25％的高级职位，2004年总统大选后其力量还进一步增强。普京需要处理其中的矛盾。进一步看，不从俄罗斯发展的需要，单从国家兴衰角度看，普京也必须改变强力集团的垄断地位。俄罗斯强力集团从其本质上讲是分利集团的垄断形式，而分利集团是探讨国家兴衰的一个切入点。当前，俄罗斯强力集团是普京的政治基础，同时，普京的支持又是强力集团赖以生存的最好选择。普京可能成为附庸，他需要改变这种状况。苏联时期就形成了所谓斯大林的高加索帮，赫鲁晓夫的乌克兰帮，甚至更小范围的是勃列日涅夫的第聂伯帮。这对政权建设极为不利。普京也必须克服这点。强力集团将对普京政权产生严重后果。其一，由一些具有自己的某种准则、习惯和社会心理的高级官僚构成了帮派，这会使民众对领导人失去信任。其二，耽误社会经济领域一系列紧迫的改革任务，而政治是行的艺术，不是言的艺术。民众需要看实效。国家合法性危机的核心就是承诺和履行之间的差距。
从社会发展看，俄罗斯凸现两大问题。
第一，政府开放型政策与民众观念相对滞后之间存在矛盾。叶利钦曾经说过“在俄罗斯，从没有一次改革努力被贯彻到底”。这其中原因很多，其中一点就是和民众观念没有很好转变有关。虽然俄罗斯政府在政策上以对外开放为导向，尽量在各个方面都与世界接近，但是就国民心态的层面而言，总体上封闭的心态并未有大的改善。而俄罗斯政治的顺利发展不仅是建立在社会结构、经济关系及政治制度的转变基础上，而且需要建立在观念，包括政治文化与心理的改变基础上。2004年俄罗斯司法改革中的陪审团制度改革为观念转变问题作了最好的注脚。陪审团制度改革是司法改革的核心。俄罗斯在2002年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了全面修改，对陪审制度作了根本改革，规定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陪审团制度。人民陪审员制度到2005年1月1日废除。陪审团制度的实施显然有助于改变那种重国家、轻个人甚至视个人为国家附庸的观念。而这也是重建陪审团制度所具有的真正价值。但时至今日，俄罗斯只在9个州开展了陪审团制度改革。这其中当然存在动力不足和财力窘迫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恐怕是俄罗斯民众一直对此没有很好的认识及热情，观念上相对滞后。
第二，从社会在社会发展的平衡问题上，俄罗斯面临自由与平等之间的内在矛盾。2004年11月15日俄罗斯《侧面》周刊发表文章，谈俄罗斯社会十年来的心态变化。该报告以1994—2004年间进行的数次大型民调为基础，具有广泛代表性。约41％的被调查者认为，家长制更适合于俄罗斯，他们支持社会平等。另有约26％的受访者信奉个人至上原则，希望社会尊重个人自由及发展。有25％的俄罗斯人愿意生活在自由社会中，而54％的人选择了平等社会。可见，俄罗斯人的价值观出现了两极分化。这次民调可以说反映了俄罗斯社会自由与平等之间的矛盾初露端倪。诚如政治学家们指出的：一方面，要彻底保障自由，就必然产生人们由于天赋和出身方面的差别而导致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包括人们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的不平等，就是说保障自由就无法保障大众平等。另一方面，如果大力推行平等主义，通过国家积极干预，照顾最少受惠者，缩小财富和权力等方面的差距，实现所有社会成员在经济和政治地位上的平等，就必然侵犯人们的自由，特别是侵犯在政治与经济领域自由竞争中脱颖而出的杰出人物的自由。正是这种自由与平等之间的深刻矛盾，使西方社会两个世纪以来，一直在自由放任与国家干预之间相互牵制，直到在矛盾对立中维持今天的动态平衡。[10](P513) 而完全倒向西方价值体系的俄罗斯，在社会改革深化的今天，自由与平等之间的矛盾可以说严重考验着普京的政治智慧。
当前，为了积极应对“颜色革命”带给俄罗斯的冲击，普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组建名为“我们”的青年组织、积极开展党建工作等。2005年11月14日，普京任命总统办公厅主任梅德韦杰夫出任政府第一副总理，任命谢·伊万诺夫任政府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种种迹象表明，2008年的俄罗斯政治领导人将来自执政集团内部。
四、结论
俄罗斯政治研究所所长马尔科夫曾经指出：一个英明的政治家应有能力把握好政治制度改革同国家兴亡的关系。如果主导的政治力量缺乏这种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就会使一个国家发生悲剧。从这个意义上说，俄罗斯的发展道路与普京的个人认识和能力紧密相关。
第一，从国际环境看，普京的政治举措蕴涵让西方社会理解俄罗斯政治的良苦用心。2004年普京实施一系列改革以来，美国一直深表关注，担心普京寻求类似苏联时期对政治的重新控制，认为普京寻求建立的秩序是自上而下建造权力体系。权力集中的努力将普京置于走向集权和独裁的轨道上。正如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指出的，重要的是俄罗斯往何处去，是它会不会选择自由改革的道路，还是依然坚持死板的极权做法。美国的立场正是取决于此。
2005年2月24日，在布拉迪斯拉发的峰会上俄美首脑会晤。 美国总统布什要求普京在治国过程中遵循民主原则。布什当时表示，民主制度通常反映一个国家的民俗和文化，然而民主制度也有共同点。美国对俄罗斯是否致力于满足这些普遍原则感到担忧。普京则回应说，俄罗斯要让民主适应本国的特定条件，而且不能容忍他国利用民主问题谋求利益。普京表示：俄罗斯选择了民主道路不会再有改变，但民主制度与原则也必须适合俄罗斯，适合俄罗斯的发展现状和阶段，适合俄罗斯的历史与传统。民主原则的贯彻不应以国家的解体或者人民的贫穷为代价。在俄罗斯土地上实施并加强民主不应危及民主理念。它应当使国家更加安定团结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俄罗斯将沿着这一方向采取行动。普京还指出，美国需要了解俄罗斯，理解俄罗斯政治中的某些事情。[11] 2005年4月25日普京发表了国情咨文，国情咨文开宗明义地提出，这次国情咨文涉及到关于俄罗斯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一系列的原则问题。在俄罗斯当前的发展阶段明确这些问题非常重要。可见，普京希望避免俄罗斯与国际社会在民主与独裁问题上的冲突，加深俄罗斯与西方社会在共同价值观上的认知度，从而为俄罗斯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第二，从国内环境看，2008年俄罗斯总统大选已经成为普京的战略重心。普京在2005年国情咨文中指出：“俄罗斯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还是2004年国情咨文中提出的社会经济改革。2004年和2005年的国情咨文不仅是一个统一的行动纲领，而且是未来10年俄罗斯都要坚持的方针。”[9]
这至少可以说明两点。其一，解决普京2004年提出的社会经济改革任务所需要的时间，远远超出了2008年的范围。要顺利完成这些任务，普京首先必须保证政治发展的连续性。其二，为了实现这种连续性，俄罗斯需要在2007年顺利完成国家杜马换届选举，普京也要在2008年俄罗斯总统大选中将权力顺利移交给自己选定的接班人。可以说，从现在开始到2008年，普京的最主要任务是确定合适人选，最终保障权力的顺利交接。而近期的主要任务，就像普京自己所表示的，要对现行政党制度和杜马选举方式进行调整，加强国家护法机关和巩固国家政治制度。
总之，2004年国情咨文提出了社会经济领域一系列具体的改革举措，2005年国情咨文涉及政治领域一些基本问题，所有这些都是普京围绕俄罗斯新时期“富民、改革、强兵”的发展战略而设计的。普京对于政治曾经有过精采的评论：“政治的艺术是在‘必须’和‘可能’之间找到平衡。我们每次遇到的情况都是千差万别的。适应这样的变化，这便是一种艺术。”[12] 毋庸置疑， 普京已经在过去四年里证明自己正是政治领域适应种种变化的高手，但未来四年里普京能否解决诸多问题，我们还需要观察。不过，俄罗斯政治形势发展，至少说明一点：普京的个人作用不应被夸大，也不应被神话。
注释：
① 1989—1990年有三个方案，即“雷日科夫—阿尔巴金”、亚辛和沙塔林方案；1990年有沙塔林、亚夫林斯基和亚辛制定的“500天计划”， 戈尔巴乔夫未发表的讲话稿（主要作者为盖达尔、费多洛夫、彼得拉科夫）；1991年有亚夫林斯基的“机会协议”，萨布洛夫、格朗别尔格的“主权国家互助组织建议（经济改革脚本）”；1992年3月制定“俄罗斯联邦经济改革主要目标”，11月制定“深化经济改革的中期计划”；1993年有经济部计划、俄罗斯联邦政府“部长会议1993—1995年工作计划”和“发展改革与稳定俄罗斯经济”。См.Реформы в России:четыре года спстя,Октябрь,
42,1995,c.22—25.
② 关于民主方法成功的两个标准和四个必须具备的条件，参见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第42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③ 在石油和酿酒行业、财政和金融领域、司法部门和军队都存在腐败问题。国家机关中的腐败不仅仅表现为收受贿赂，还表现为滥用职权、非法动用资金。司法机关的结构还不完善。См.Баринов Л.Больше чем криминал:Коррупция в России переросла в угрозу национальным интересам,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7 Сентября,2001.
④ 指非寄生化、非军国主义化、非国有化、非集体化、非垄断化、非工业化、非无政府状态化，参见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第252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
⑤ 指2003年12月的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和2004年3月的总统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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