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1世纪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政治素养_政治论文

论21世纪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政治素养_政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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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要求党的高级干部要成为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坚持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会治党治国的政治家。今年5月29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中再次强调,“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是党的建设的又一项重大任务。”鉴于我们党历来要求我们的干部,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邓小平同志曾把对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最根本的要求概括为“眼界要非常宽阔,胸襟要非常宽阔”。所以,本文强调,为了把跨世纪的中高级领导干部培养成为社会主义政治家或具有社会主义政治家素质的领导骨干,应把“理论”、“眼界”和“胸襟”作为其必备的政治素养。

一、理论

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做到统揽全局,运筹帷幄,成为新时期合格的、优秀的领导者,就必须具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素养,否则就会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在种种社会思潮面前因失去“主心骨”而陷入盲目性,甚至迷失政治方向。江泽民同志指出:“无论对党还是对党的干部来说,理论上成熟都是政治上成熟的基础。”这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如何判断一个干部理论上的成熟以及与政治上成熟的关系问题。

当前,作为领导干部,其理论成熟的标志与尺度有两条:第一条,即是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学会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尤其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第二条,即是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尤其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其实质,就是一个干部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与水平。这两条尺度的核心及其要旨就是能够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即不是单纯从马克思主义书本里的片言只语中找答案,而是能够真正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实际问题。

理论上的成熟对于政治上成熟的基础性作用,从根本上说是由理论思维的品格与个体的政治素质的内在联系所决定的,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素养对于政治家的政治敏锐性、政治预见性以及大局意识等,所具有的重要影响。

第一,理论思维的深刻性与领导干部的政治敏锐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由此形成的利益格局的多元化,决不是一种单纯的经济现象,它必然会引起政治以及社会意识领域的种种变化;作为政治家的高级领导干部对此应保持政治上的清醒与敏锐。就国际而言,一方面西方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每时每刻企图通过各种途径,尤其是思想文化的渗透,向我们灌输他们的价值观念;另一方面,在实行对外开放过程中我们面对着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其同我们的思想文化传统的相互交汇与冲撞,作为政治家更应在政治上具有高度的思想警觉性与洞察力。理论见解的深刻性首先在于它能够使人们迅速地透过现象而准确地抓住事物的本质,有利于提高领导干部的政治敏锐性。

第二,理论认识的规律性与领导干部的政治坚定性。理论知识是关于规律性的认识。因此,对于事物的理论把握,亦即对事物发展规律的把握。它能帮助人们正确地对待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顺利进展或曲折受挫。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一种历史的必然,然而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过程。由于种种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它并不总是一帆风顺。其中充满着曲折与反复,甚至是局部的与暂时的倒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的开创性事业,在这伟大的历史进程中,难免会有种种困难与障碍,只有对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规律有了科学而全面的认识,对其前进道路上的困难与挫折有了充分而深刻的思想的准备,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信念才会更加坚定。因此社会主义的政治坚定性是以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为必要前提的。

第三,理论思维的整体性、系统性与领导干部的大局意识。理性思维具有系统性、整体性的特点,这也是唯物辩证法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不同于形而上学孤立地、片面而抽象地观察外部世界的长处与特征。这种思维方式作为一种观察问题与处理问题的方法,自然有益于提高与增强政治家的大局意识与整体观念。改革作为一场深刻的革命,它是一项涉及到社会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的系统工程。“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所以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实行对内、对外的全面开放。这种改革的系统性和全方位开放的格局必然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在作出任何一个较为重大的决策时,必须具有很强的整体意识和系统观念,必须具有较高水平的辩证思维素质,善于从改革开放的全局出发去观察与处理问题,否则就谈不上政治上的成熟。

第四,理论思维的创造性、前瞻性与领导干部的远见卓识。理论并不是对于客观世界的简单的、直观的反映,而是思维对于客观映象的改造加工的产物,这种改造制作的过程,就是思维的创造性活动。其成果不仅可以把握事物的本质而且可以预测事物发展的趋势。所以,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政治家,对于客观事物的观察与认识应该而且可以高人一筹,能够成为实事求是和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

二、眼界

邓小平同志强调作为政治家“眼界要非常开阔”。他明确指出“要从大局看问题,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也放眼当前,放眼一切方面”。因此,对于一位政治家来说,眼界就决不仅仅是一个视野空间问题,而是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其实质就是政治家观察世界的视角与方法。这里就四方面的内涵作一简要的阐述:

1.眼界的文化内涵。一般地讲,文化知识是领导智慧的基础,故传统的中国文化历来重视政治家的博学,因为“多闻”才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然后“识之”。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文明和文化繁荣的社会,作为处于社会领导层面的政治家自然应该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非常开阔的文化视野。这种开阔的文化视野首先要以多维度的结构合理的丰富知识为前提。领导干部的专业化要求常常决定了现代政治家首先是从事某一专业的专门家,但这还不够,同时必须具有较广博的其他学科的一般知识。其次,要有接纳新知识的热情与兴趣,并善于从中吸收思想养料。因为当前无论是知识总量的增加以及知识更新的速度,均异常迅速。再次,“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因此不仅要善于吸收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而且要善于吸收世界文明的积极成果,即既要放眼中国,也要放眼世界。

2.眼界的历史维度。放眼过去,放眼现在,也放眼未来,即要历史地看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之一。在政治家的眼中,现实决不是孤立的“当下”,而是历史演进过程中联系昨天与明天的一个环节,因此,他们总是从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来把握现实和预见未来。也就是说,政治家的眼界具有深沉的历史感,这种历史感包含着丰富的历史经验,并具有对现实的深刻理解和面向未来、开拓未来的远见和胆识。前不久,江泽民同志在重申了毛泽东关于“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之重要观点以后强调指出:“作为当代中国的领导干部,如果不了解中国的历史,特别是中国的近代史,现代史和我们党的历史,就不可能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继承和发扬我们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光荣传统,也就不能胜任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职责”,再次强调了领导干部懂得历史的重要性,肯定了政治家眼界应有的历史维度。

3.眼界的哲学意蕴。“放眼一切方面”,并“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大局”,这是唯物辩证法之全面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及“重点论”的要义所在,也是领导干部成熟地驾驭全局,以政治家的水平与风度处理各种重大问题的重要保证。这里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放眼一切方面”,即政治家必须全面地看问题,切忌片面性,尤其是研究和决定重大问题时,必须在考察与分析与之相联系的一切方面之后,才能果断地决策,以避免失误。二是“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大局”,唯物辩证法不仅要求研究处理问题时应该顾及事物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同时应该抓住其最根本的、最本质的联系,要善于从各种矛盾、各种联系的分析中准确地把握主要矛盾与矛盾的主要方面,否则就是空洞而僵死的折衷主义。

4.眼界的价值坐标。所谓眼界的价值坐标,即观察问题的立足点的定位问题,也就是政治家应该站在什么立场上,以谁的利益为最高原则来观察与处理问题。对此,毛泽东同志强调:“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因此,根本的和核心的问题就是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这既是政治家眼界的价值坐标;也是判断与评价领导干部是否具有政治家素质的价值标准。小平同志作为当代杰出的政治家以其崇高的品格与风范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江泽民同志则强调,党的各级干部在观察与处理问题时,必须“要坚持党的事业第一,坚持人民的利益第一,把个人的名利待遇看得淡薄一些,兢兢业业地工作,为党和人民多作贡献。只有这样,人生才有意义”。

三、胸襟

关于胸襟,邓小平同志客观地评价道:“我们的第一代领导人前期是胸襟宽阔的,我们第二代基本上也是胸襟宽阔的”,并且明确指出:“对第三代领导以及以后的领导都应该有这样的要求”。这种胸襟宽阔的具体表现在于:

第一,具有增强班子团结的宽阔胸襟。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领导方式,必然要求领导班子成员具有十分宽阔的胸襟,具有高尚的团结协作精神。毛泽东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中强调指出,领导成员之间的“谅解、支援和友谊,比什么都重要”。邓小平同志则进一步指出,一个好的领导集体,其成员之间“要相互容忍,相互谦让,相互帮助,相互补充,包括相互克服错误和缺点”。要达到这种境界,确实需要非常宽阔的胸襟。现在不团结的现象不在少数。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有些同志心胸狭窄,既嫉妒别人的长处,又难以容忍别人的短处。工作上有了矛盾,不是为了团结,顾全大局,努力把事情弄好,而是借题发挥,甚至“搞人身攻击、闹意气、泄私愤、图报复”。一句话,缺乏政治家的肚量。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古人尚且懂得‘有容乃大’的道理,作为党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更应自觉地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摆在第一位,更应胸怀博大”。所以,我们提倡各级领导干部要具有政治家的气度,以增强各级领导班子的团结性。

第二,具有吸纳群众意见的宽阔胸襟。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也是一种科学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概括地说,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所谓“到群众中去”,即指将经过加工的集中而系统的意见向群众宣传,化为群众的意见,坚持贯彻下去,并在群众的实践中接受检验。显然,在这两个阶段中,都会遇到群众的意见。然而,群众的意见,就其内容而言,有正确的意见,也有错误的意见。就其表现形式来说,有顺耳之言,也有逆耳之言,有以语言表达的,也有以情绪、牢骚,甚至某种偏颇的行为表达的等等。因此,如何正确地对待群众意见,确实需要十分宽阔的政治家的胸襟。为了开阔干部的胸襟,首先应该强调要尊重群众的创造力,提倡虚心向群众学习的精神,尤其是要懂得尊重人才,尊重人才的各种具有创造性价值的意见。其次,要善于听取和集中群众中的正确意见,不论这些意见是以何种方式表达的,也不论这些意见与自己原来的意见是否一致。最后,还应提倡要善于体察群众的情绪,从群众的议论中发现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是政治家不同于一般领导的高明之处。

第三,具有善于驾驭全局的宽阔胸襟。驾驭全局是政治家的一种极其重要的能力素质。因此,这个胸襟不能仅仅从静态的容量上去理解,它包含了认识全局、统筹全局和服从全局的意识与能力。首先是认识全局。全局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全体。就事物的局部与整体而言,一般地讲整体就是全局;就事物的量与质而言,质往往具有全局性,因为它规定着事物的性质及其运动发展的方向;依据矛盾法则,一般地说,就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而言,前者是属于全局的,就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而言,同样是前者具有全局性;从工作角度看,一个时期,一定范围的中心工作或工作重心总是带有全局性的。所以,认识与把握全局也就是认识与把握事物的整体、事物的本质、事物的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是认识与把握党的中心工作或工作重心。其次是统筹全局和服从全局。全局与局部之间的关系具有相对性,可以相互转化。一定层次或范围中的全局往往是更高层次或更大范围内的局部,反之,局部也可能成为全局。因此,每一层次的领导干部,都会遇到两种全局与局部,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统筹全局与服从全局的问题。所谓统筹全局,是指领导干部自身处于全局地位时应做的思考与工作。这里首要的是要善于确定自己工作的全局以及抓住调控全局的枢纽。其次是要对全局范围内的诸多局部及其利益主体和多种可能影响全局的因素进行有效的调控,使之趋于协调与一致,以保障全局的稳定与协调发展;三是要善于准确地掌握推动全局发展的秩序和节奏。邓小平关于“三步走”的战略以及经济建设中“台阶式”发展的思想充分体现了他高度的驾驭全局发展的秩序和节奏的领导艺术。

第四,具有严于律己的宽阔胸襟。不难理解,领导干部要真正做到严于律己必须具有十分宽阔的胸襟。它首先是指一个领导干部只有具有远大的理想,把党和人民的事业放在首位,其胸襟才是宽阔的。其二是表现在正确对待组织与群众的赞扬或批评。任何一位领导干部都要接受群众与组织的评价与监督,都会遇到来自群众或组织的赞扬或批评。这里,不仅对待来自组织与群众的批评帮助要虚心接受,切实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而且在组织和群众的赞扬与荣誉面前,也应虚怀若谷,始终保持应有的谦虚与谨慎。少数领导干部有了错误文过饰非,有了成绩居功自傲,甚至不惜弄虚作假骗取荣誉,这种狭隘自私的行为是同社会主义政治家的素质水火不容的。其三,是表现在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精神。“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因此,领导干部的胸襟是否宽阔重要的是表现在能否自己纠过。而且作为政治家,其高人之处一方面在于他具有先于别人发现自己的错误并自觉改正的勇气和胸襟,即具有自查、自省、自纠的自觉性。而且在于他们对于错误原因的分析具有深刻性、全面性,可以较为有效地防止以后同类错误以及其他错误的重犯。从“归因”结果来说,是把错误的原因,更多地归结于自身和主观方面,而不是归结于他人或客观方面。其四,具有不断超越自我的目标与动力。严于律己不仅指要约束自己,更重要的是应积极地激励自己、鞭策自己,不断地向着新的目标前进,即具有高度的自励精神,这同样需要有宽阔的胸襟。因为远大而高尚的奋斗目标是超越自我的首要条件,显然,只有有了宽阔的胸襟才能志存高远。超越自我需要有动力,襟怀坦白,心底无私,以天下为己任,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即是社会主义政治家不断超越自我永不枯竭的精神动力。

总之,处于世纪之交的当代中国领导干部肩负着特殊的历史使命,为了坚定不移地高举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我们需要一大批社会主义的政治家和具有社会主义政治家素质的跨世纪的领导人才。社会主义政治家的素质具有多方面的规定性,笔者以为最核心的和最根本的是理论、眼界和胸襟,它们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家的必备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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