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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语言转向
以上我们简要概括地介绍了目前语言哲学研究的现状，我们发现，语言哲学的意思是非常宽泛的，既有与分析哲学同等意义上的语言哲学，也有相当于语言学意义上的语言哲学，还有一般的语言意义上的语言哲学。无论如何，既然是“语言哲学”，那么与语言沾上一点边似乎就可以说得过去。但是，我们毕竟可以看出两个比较引人注目、值得思考的问题。第一，语言哲学虽然可以在与分析哲学相同的意义上来理解，但是分析哲学却是在语言哲学之前，就是说，即使我们可以把语言哲学和分析哲学看作差不多是一回事，但是也应该看到，最初人们强调的是分析，后来人们才能强调语言，而这显然是有区别的。第二，众所公认的事实是，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是本世纪的产物，是语言转向的产物，但是语言哲学的历史却已经追溯到19世纪，甚至古希腊。这显然有些奇怪。如果那时候就有了语言哲学，那么语言哲学显然不会是本世纪的产物。如果语言哲学是本世纪的产物，那么显然无法追溯到古代。对于这两个问题，可能有人会说，语言哲学最初确实是分析哲学意义上的东西，但是后来发展了，才形成了泛语言哲学。而从泛语言哲学的许多内容来看，显然早在古代就已经有了。也可能有人会说，语言哲学确实是本世纪语言转向的产物，但是语言转向乃是把语言提到首位，使语言成为哲学研究的对象，使分析语言成为哲学的主要方法。而考虑语言，分析语言，在哲学史上确实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看起来，这样的解释似乎是有道理的。但是我认为，问题绝没有这么简单。既然语言哲学与分析哲学在某种意义上是相同的东西，或者说在发展中有一种联系，那么它们在什么意义上是相同的东西呢？它们之间的这种联系又是什么呢？既然对语言的思考和探讨在历史上早已有之，而且如前所述，甚至“语言哲学”这个名称至少在19世纪就已经出现了，那么为什么在本世纪语言哲学才成为哲学研究领域中的一门学科呢？既然语言哲学是本世纪语言转向的产物，那么显然语言转向与语言哲学有很大的关系，可是语言转向又是如何形成的呢？为了说明这里存在的问题，我们应该对“语言转向”做一番认真的考虑。
1、“语言转向”的由来 “语言转向”这个词的英文原文是“linguistic turn”， 其字面意思是“语言学转向”（或语言学转变）。这个词最初出现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有人在文章中使用了这个词。1967年，罗蒂编辑出版了一本论文集，取名为《语言转向》。罗蒂说，他用来作这本文集名称的“语言转向”这个短语是伯格曼自己制造的。〔33〕这本文集后来成为语言哲学的经典文献之一，这个词也不径而走。假定罗蒂的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因此有必要对伯格曼的论述和罗蒂的书作简单的考察。
伯格曼是维也纳学派的成员，也是石里克在维也纳大学时每星期四晚上举办的讨论班的成员之一。他认为自然语言有缺陷，主张建立理想语言。他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的许多文章中使用了“语言转向”这个词。在他使用这个词的上下文里，有时候意思非常清楚，基本上有明确的所指，但是有时候意思不太清楚。我们选择几段比较清楚的论述来看一看他的思想。
1960年，他在“行为”这篇文章中谈到“语言转向”。他认为，语言如同它所表达的思想一样，也是世界的一部分。我们可以用语言表达世界，即谈论世界，也可以用语言表达我们的语言，即谈论我们的语言。因此谈论和关于谈论的谈论是有区别的。看不到这一点就会导致歧义，反过来这种歧义又会导致荒谬或悖论。许多哲学谈论中都存在这样的问题。〔34〕同一年，伯格曼在“斯特劳森的本体论”一文中又谈到语言转向，他说：“所有语言哲学家都通过谈论一种合适的语言来谈论世界。这就是语言转向，即涉及方法的根本策略，在这一点上，日常语言哲学家和理想语言哲学家（OLP，ILP）是一致的。同样根本的是，什么是这种意义上的‘语言’，什么使它成为合适的，他们在这一点是不一致的。”〔35〕在大约同一时期的另一篇论文“逻辑和现实”中，伯格曼再次谈到了语言转向，他认为，“人们可能用不着接受另一种涉及了专门技术的思想就会接受涉及了专门方法的语言转向这个根本思想。我二者都接受。这种专门技术对于所有目的来说都是便利的，对于有些目的来说则是必不可少的，它是在常识的意义上谈论一种叫作理想语言（IL）的模式。我所提议的这种IL是围绕一种叫作逻辑描述的句法二分法建立起来。在这种IL中，有逻辑性质、逻辑符号和逻辑真句子。表达出类型区别的形状属于逻辑性质，连结词和量词属于逻辑符号。对于‘分析’的说明则属于逻辑真句子。”〔36〕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十分清楚，所谓的语言转向实际上是依赖了一种“专门技术”，这种技术是谈论理想语言的模式。而从伯格曼的解释，即他关于逻辑性质、逻辑符号和逻辑真句子的说明，我们可以看出，这种技术显然是指现代逻辑。因此可以说，伯格曼所说的“语言转向”，乃是他所主张的一种哲学研究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依赖现代逻辑，建立理想语言，以此对语言进行分析，解决哲学谈论中的悖论、荒谬和含混的东西。
罗蒂借助了伯格曼创造的“语言转向”这个词命名自己编的文集，一定有赞同的意思，至少是认为这个词体现了该文集的内容。他在序中明确地说：“这部论文集提供一些资料，它们表明了过去35年中语言（学）哲学家看待哲学和哲学方法的各种不同方式。”〔37〕他把该文集的内容分为四部分，并为每一部分立了一个小标题。第一部分是：关于哲学问题是语言问题这一论题的经典陈述。这部分表明了分析哲学家对哲学性质的看法，以及人们对分析哲学家这些看法的看法，主要有石里克、卡尔纳普、伯格曼、赖尔等人的文章。第二部分是：理想语言哲学的元哲学问题。这部分表明分析哲学家中理想语言学派的一些看法，以及与此有关的看法，主要有科比、伯格曼、布莱科、奎因等人的文章；第三部分是：日常语言哲学的元哲学问题。这部分表明人们关于日常语言哲学的一些看法，主要是关于奥斯丁的思想的介绍、评价和论述。第四部分是：再讨论、再思考和未来情景。这部分主要谈论哲学和语言分析的关系，有斯特劳森的文章以及与此有关的谈论，有厄姆森、卡兹、布莱克等语言学家的文章。如果这本书的目的确实如同罗蒂所说，主要在于“提供资料让人们反思最近的这场哲学革命，即语言（学）哲学的革命”，〔38〕那么该书所选的文章应该能够反映出这场革命，该书的题目“语言转向”也应该能够体现这场革命的性质。也就是说，不管有意还是无意，罗蒂至少是想用“语言转向”来表示本世纪所形成的语言哲学这样一场革命。而其结果也恰恰如此，即今天“语言转向”成为本世纪形成语言哲学这样一场革命的代名词。
2、语言转向的形成现代逻辑的建立、发展、 成熟和普及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发展过程，因而语言转向也不是一下子就出现了。
弗雷格是现代逻辑的创始人，但是在他在世的时候，知道他的思想的人却不多，接受他的思想的人则更少。因此他所在的耶拿大学并没有成为现代逻辑的中心。他对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的影响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他主要是对罗素、维特根斯坦和卡尔纳普等人产生了一些直接的影响，但是这几位思想家却对当代哲学产生了巨大的直接的影响。
1910年，卡尔纳普在耶拿大学“仅仅是出于好奇心”〔39〕跟着弗雷格学习现代逻辑， 在课上经常听到弗雷格提起《数学原理》， 并在1919年前后读了这部著作。他在1920年读了弗雷格的《算术的基本规律》以后，才开始全力研究现代逻辑。当时，由于弗莱堡大学图书馆没有《数学原理》，卡尔纳普又买不起这部书，因此写信给罗素，希望得到一个复印本。结果他得到的是一份罗素“亲手誊抄的长达35页的目录，上面抄下了《数学原理》一书中所有最重要的定义”〔40〕。
如果说罗素和维特根斯坦通过他们个人的著作对当代哲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话，那么可以说维也纳学派则不仅通过其主要代表人物的著作，而且通过这一学派群体的作用对当代哲学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著名逻辑学家鲍亨斯基描述了1934年在布拉格召开的国际哲学讨论会的情况，“传统哲学和‘维也纳学派’的争论十分激烈。维也纳学派在这里第一次全部出席，他们朝气蓬勃”〔41〕。“至今我仍看到留着一把大胡子的老汉斯·德里施（Hans Driesch）就像一只抵御着群狼攻击的大熊。他勇气十足，但是上了年级，只身抵抗着一群向他进攻的维也纳学派的年轻人。这作为时代转折的标志保留在我的记忆中。”〔42〕“当时的普遍情况可概括如下：传统哲学家、康德主义者、黑格尔主义者、托马斯主义者、甚至老式的实证主义者都在维也纳学派的强大攻势下感到震惊并被征服，特别是后者不断地使用数理逻辑公式并且尊敬地援引波兰学派。但是，波兰学派却相当冷静地隔岸观火，极少参与这些争论。”〔43〕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提到波兰学派，而且说他们没有参与关于形而上学是否无意义的这场争论。而且在论述分析哲学的文献中，人们一般不提波兰学派。因此这里应该说几句。波兰学派实际上主要是指以波兰著名逻辑学家卢卡西维奇等人为首的华沙逻辑学派。该学派主要从事数理逻辑的研究，人才济济，硕果累累，对现代逻辑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是国际上深受人们尊敬的著名的数理逻辑研究中心之一。比如，其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卢卡西维奇深入研究命题演算的公理系统，建立了多值逻辑系统，独具特色地研究了模态命题逻辑，这些研究极大地推动了现代逻辑的发展。此外他还以数理逻辑为工具，对逻辑史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重新研究和评价了亚里士多德逻辑，把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给以公理化，提出了新的解释，他还发掘了斯多葛逻辑，论述了亚里士多德逻辑和斯多葛逻辑之间的关系，这些研究给逻辑史的研究带来一场革命。而且他毕生从事逻辑的教学与研究，自1907年起，他就开始办起了数理逻辑的讲座，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研究现代逻辑的团体并且培育出许多杰出的逻辑学家。许多重要的逻辑成果都是从这个逻辑团体产生的。比如，著名逻辑学家塔斯基就是卢卡西维奇的学生，也是波兰学派的成员，他所创建的逻辑语义学理论对现代语言哲学产生了并且一直具有重大影响。波兰学派与外界的接触不多，但是与维也纳学派却有许多交往。1930年塔斯基应邀到维也纳讲学，与维也纳学派开始了学术交流。卡尔纳普认为，这次交流对于他“后来研究语言的表达问题有很大的帮助”〔44〕。同年11月，卡尔纳普在华沙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问，与塔斯基、莱斯涅夫斯基和科塔本斯基等人进行了交谈。他发现“波兰的哲学家在逻辑及其在基本问题的应用方面做了大量深入而富有成效的工作，尤其是在数学的基础、认识论和普通语言理论方面”〔45〕。在谈到这次访问时，他满怀激情地说：“当我离开华沙时，心中充满了感激之情，因为我获得了许多令人鼓舞的意见，并且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思想交流。”〔46〕只要与波兰学派有过真正的学术交流，大概都会有这样的反响。美国著名哲学家奎因称他于1932年的欧洲（维也纳、布拉格、华沙）之行为他自己思想上的一次“文艺复兴”，肯定不是随意地说说而已。在30年代，波兰学派虽然与外界接触不是特别多，因而在哲学界的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它确实对维也纳学派生产了影响，特别是它对卡尔纳普产生了影响，而且对奎因产生了影响，而这两个人都是语言哲学的领袖人物。此外，塔斯基的研究成果对于当代语言哲学的研究是具有开拓性的，因而他对语言哲学的贡献和影响是无法估量的。
应该说，鲍亨斯基描述的情况反映了语言转向刚刚开始的情况。那时候，现代逻辑还不普及，还没有得到普遍的认识和接受，还不是广大哲学工作者手中的工具。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今天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从世界哲学大会的情况，从国际学术杂志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对于现代逻辑的应用已经不是那样新奇，那样畏惧，而是习以为常，游刃有余。现代逻辑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工具，已经成为哲学家们一种共同的语言。今天，人们也许会说“语言转向”已经过时了，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导致语言转向的动因，即现代逻辑这种理论和方法，却根本没有过时。
现代逻辑促成了语言转向。既然语言哲学是语言转向的一种结果，因此语言哲学与现代逻辑就有着十分密切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我认为，语言哲学中渗透了现代逻辑的思想。实际上，语言哲学研究中所应用的基本方法和主要方法是现代逻辑，语言哲学吸收了现代逻辑的许多重要成果，语言哲学的研究随着现代逻辑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和深入。语言哲学强调对于语言的重视，主张应用现代逻辑的方法对语言进行分析，通过对语言的分析而达到本体论和认识论等方面的结果，从而解决哲学的根本问题。无论这样的主张是不是完全有道理，无论这样做能不能解决哲学的根本问题，都没有关系，重要的是它提出了与传统哲学完全不同的研究问题和考虑问题的方式，拓宽了人们的研究视野，形成了以意义理论为核心这样一种专门的研究范围，达到了以前的哲学所没有达到的研究成果，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哲学研究的向前发展。今天，一方面，以奎因、达米特、戴维森、斯特劳森等人为代表的语言哲学家仍然继续这一方面的研究并推动这一研究的深入发展。另一方面，正如本文所说，也有许多人突出语言而忽视逻辑，形成了泛语言哲学研究。对于许多人来说，似乎思考的范围越是宽泛，哲学研究就越是大有用武之地。我认为，这里谈不上什么对错，但是许多问题还是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
注释：
〔33〕参见 R.Rorty,The Linguistic Turn,The University ofChicago Press,1967,p.9f。
〔34〕G.Gergmann,Acts,in Logic and Reality,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64,pp.7—8。
〔35〕G.Rergmann,Strawson's Ontology,in Logic and Reality,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64,p.177。这里， “OLP ”和“ILP”分别是“日常语言哲学家”和“理想语言哲学家” 的英文缩写。
〔36〕G.Bergmann,Physics and Ontology,in Logic and Reality,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64,p.111。这里， “IL”是“理想语言”的英文缩写。
〔37〕参见 R.Rorty,The Linguistic Turn,The University ofChicago Press,1967。
〔38〕同上，p.3。
〔39〕《卡尔纳普思想自述》第4页。
〔40〕同上书，第20页。
〔41〕鲍亨斯基：“一个逻辑学家的回忆”，王路译，《哲学译丛》1987年第1期，第32页。
〔42〕同上。
〔43〕同上。
〔44〕参见卡尔纳普：《卡尔纳普思想自述》第47页。
〔45〕同上书，第48页。
〔46〕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