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建设（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建设论文,市场经济论文,我国社会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作为重大的历史转折，不仅改变着中国社会的物质关系，而且也改变着中国社会的精神关系。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建国以来，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文化、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受到了严重的挑战，而作为上层建筑的市场经济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与完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出于改革开放的内在要求，中国在1986年7 月提出恢复在原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地位的申请，开始“复关”谈判，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建立， 取代原关贸总协定成为世界多边贸易体制的组织基础和法律基础。 1996年，中国从“复关”谈判转入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中国“入世”，不仅对中国的经济贸易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而且，将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入世”有助于中国吸收和借鉴世贸组织成员现代市场经济文化的精华
世贸组织使世界多边贸易体制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而世界多边贸易体制使市场经济向全世界普及并向有序化方向发展。二战后，为了世界经济的重建与发展，建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在关贸总协定的主持下，举行了八轮多边贸易谈判，推动了世界范围的贸易自由化，促进了世界经济贸易的发展。1995 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正式建立，取代原关贸总协定， 成为世界多边贸易体制的组织基础和法律基础，其主要宗旨是在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内，进行“开放、公平和无扭曲的竞争”，使市场经济向有序方向发展。当今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把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体制提到优先地位，在公认的体现市场经济规则的基础上，进行竞争，实现世界范围内的资源优化配置，提高经济效益。为此，都积极要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至今，世贸组织的成员已达到134个，占世界贸易额的90%，此外，还有33个观察员，其中29个正在进行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这是因为，世贸组织有助于它们的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发展。与计划经济体制相比，市场经济体制是一种充满竞争，充满风险，效益较高，活力与生机较强的经济形式，可以加速经济的发展，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
世贸组织可以全面地推动世界范围内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其向纵深发展。第一，以世贸组织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涵括了世界经济的主要内容。世贸组织负责实施管理的重要的贸易协议与协定已达20个，它们涉及国际货物贸易、国际服务贸易、世界知识产权、与国际贸易有关的投资等。第二，世贸组织在运行中坚持的基本原则集中体现了现代市场经济规则的核心内容，有利于世贸组织成员方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完善。为使世贸组织成员“开放、公平和无扭曲的竞争”，世贸组织在运行中坚持9项基本原则。它们包括：非歧视原则、 以关税和服务领域开放的承诺作为国内市场的主要保护手段的原则、稳定贸易发展原则、公平原则、发展中成员方特殊待遇的原则、地区贸易原则、协调解决贸易纠纷的原则、例外与保障原则、透明度原则。第三，世贸组织把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有机结合，在世贸组织的章程中，提出贸易与可持续发展问题、保护知识产权问题，服务贸易中包括了文化产业的开放与保护等。第四，世贸组织鼓励其成员中的经济转型成员加速改革，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体制。
中国加入多边贸易体制的谈判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确立互为依托，相辅相成
综观中国1978年以后的改革与开放，实际沿两条主线前进，一条主线是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于1992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十四次代表大会上，通过《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明确提出“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二条主线是对外开放，坚持不懈地进行“复关”与“入世”的谈判，按多边贸易体制的规则改革中国经贸管理体制。二者相互推动，相互促进。
首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解决了中国“复关”和“入世”的过程中，中国经济体制与多边贸易体制存在的差异，为中国和多边贸易体制找到结合点。1986年，中国在申请恢复在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地位时，提出三项原则：第一，中国是“复关”，而不是重新加入；第二，以关税减让方式“复关”；第三，中国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复关”。从1986年到1993年前，影响中国“复关”的原因，除开政治原因，主要的问题是中国“复关”的手段——关税减让和中国关税存在的经济基础的差距上。原关贸总协定确立的基础是市场经济，关税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可以充分发挥其职能，关贸总协定谈判双方的经济体制都是市场经济体制时，谈判双方的关税减让才富有实效。因此，在加入原关贸总协定的手段上，出现了两种方法，一种是关税减让，它适用于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国家；另一种是以承担进口增长义务换取关税减让权利的方式，原波兰和罗马尼亚由于坚持计划经济，在加入关贸总协定时，由于计划而不是关税为控制进出口的手段，而采取此法。中国在1993年前的经济体制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成为中国控制进出口贸易的主要措施，关税的职能受到极大的约束或不起作用；而中国又以关税减让作为“复关”的手段，这样，就出现经济体制与关税减让方式的矛盾。由此，解决这对矛盾成为中国“复关”谈判中的主要问题。而中国在“复关”谈判中的出价，在内部改革的基础上，又自觉不自觉地向市场经济体制靠拢。1992年10月，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经济体制上解决了关税减让谈判中结构性的难题，其结果，使中国经贸进入高速发展阶段，贸易顺差增多，贸易地位提高，外汇储备增加，形成大经贸发展的格局。
其次，中国从1993年后，在“复关”和“入世”谈判中，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发展，在货物贸易发展的基础上，服务贸易以及与贸易有关的投资得到大大发展，知识产权保护观念和相关的立法得以加强；反过来，它们又促进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加强了中国对外开放，融入世界经济，与世界经济互补互接的内在动力，加深了中国“入世”的迫切性，使中国在“复关”和“入世”谈判中，敢于更多地开放货物市场，在服务贸易上作出更多的承诺。其结果，使中国的关税逐步成为中国保护国内市场的主要手段，并不断下调；非关税壁垒逐步减少；服务市场开放度扩大；颁布了贸易法；进口管理体制不断改革；透明度不断提高等。从而，加速和促进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推动了中国经济和贸易的高速发展，显示了市场经济的优越性，从而加强了中国政府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心和信心。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中国融入世界多边贸易体制过程的互动性，可以促进中国市场经济文化的发展
1.反映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经济学不断受到重视，并日益与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与发展相结合，成为中国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与决策起了重要作用。第一，反映现代市场经济建立和发展的经济学，如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和世界经济贸易金融等专业方面的课程已成为中国经贸高等学校的主干课程，成为中国人才素质的重要部分。第二，经济学分析工具中，数学日益受到重视，在经济决策中，注重定量分析。第三，对策研究成为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注意学以致用。第四，经济学学术活动开始市场化。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国际贸易学、营销学等突破象牙塔式的学术研究走向社会。一些学者、专家和教授跨出书斋，参与政府决策，充当企业顾问，通过咨询等方式，积极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
2.社会和人们的经济文化价值观念在改变。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扩大，物质利益原则开始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和人们价值观念构成的重要基础。在长期“左”的思想束缚下，人们对功利思想十分忌讳，貌似公正的“大锅饭”、“铁饭碗”严重挫伤了大多数就业者的积极性，导致生产率低下，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改革开放以来，确定并肯定了个人物质利益需要的合理性和正当性，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强化了人们通过劳动和按资分配的功利观念，使中国传统的经济文化价值观出现了可喜的转变。第一，不尚空谈，讲求实效的价值准则，取代和正在取代空谈政治，不讲实效的价值准则。第二，义利并重的价值道德取向，正逐步取代重义轻利的价值道德取向；“无商不活”的新观念逐步取代“无商不奸”的贬商观念。第三，自信、自立、自强的新型人格正取代自我贬抑，自我萎缩的“君子”人格观念。第四，追求虚名、拘泥形式的陈旧作风正被注重实际的务实作风取代。第五，在人才使用上，从领导培养、委任到通过竞争、竞选到聘任，不拘一格用人才，做到能者上，庸者下，个人价值和才能得到体现。
3.企业文化兴起。改革开放的大潮促进中国企业文化的广泛兴起。中国企业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较长，但企业文化建设十分落后。在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几乎包容了企业生产运营的所有内容和后果，并对企业负无限责任，使企业的效益观念、竞争观念和创新意识相当淡薄，对市场和风险的感受处于绝缘状态。“企业经营好坏一个样，职工干多干少一个样”，使得企业领导不愿开动脑筋去改善经营管理，当然也不会去重视企业文化。随着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开放的进行，随着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开，企业成为独立的生产者和经营者，企业的兴衰由企业自身的生产、管理和经营的综合效益来决定。于是，“以质量求生存，以品种求发展”成为改革开放初期，企业有代表性的经营哲学。企业文化开始兴起。一些大中型企业概括本企业的企业精神、企业目标、经营战略等，并采取措施把它们变成全体职工共同的基本信念、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一些老企业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分析和扬弃，对企业文化进行了深化和更新，力求用新的企业文化来引导职工；一些新企业从建立第一天起，就提出本企业的经营哲学、发展战略、企业精神等。
4.商业文化开始建设。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发展，商业日益繁荣与发达，商业文化开始兴起。商业文化包括商品文化、营销文化、商人文化、商业企业文化。中国人以往经商，信奉的经营哲学是“酒好不怕巷子深”、“皇帝女儿不愁嫁”，不重视营销文化和营销艺术。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商家意识到营销文化的重要性，从而注意吸收和借鉴国外的营销文化，发展各种营销艺术，橱窗艺术、牌匾艺术、广告艺术、柜台艺术、促销艺术不断发展。营销文化的内涵不断充实，经营哲学、竞争意识、服务意识、审美意识、品牌意识不断加强。
5.大众文化迅速发展。大众文化反映特定时期内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活动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文化现象。大众文化在中国是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悄然兴起并获得迅速发展。大众文化是在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的撞击和交融过程中兴起和壮大的，以其新潮、广泛、多样、通俗赢得了人民大众的喜爱。它一方面通过大众传播媒体——电影、电视、书籍、光盘传播；另一方面通过各种文化机构和组织进行普及、推广，而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内容，如服饰文化、旅游文化、迪斯科、健身操、卡拉OK等。大众文化打破了精英文化一统天下的局面，使中国的文化生活空前地丰富起来。
6.法律文化逐步发展。在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推动下，为了加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国际经贸接轨，迫切需要中国经贸法制的现代化，构成现代法律文化的重要内容。市场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是法制经济，市场的主导地位、财产的归属、经贸行为的规范、国际经贸问题的处理与解决，都需要从法律上予以确立或提供保障，在此基础上，形成经贸法律文化。法律文化是法律意识形态以及与其相适应的法律规范、法律制度、法律组织和法律设施等的总和。一国的经贸法律文化，表明了经贸法律作为市场经济体制下，经贸运行调整器发展的程度和状态，人们对经贸法律、法律机构以及行使法律权威的法律职业者等法律现象和法律活动的认识、态度、信服和知识等水平。（注：刘作翔《论法律文化》，《法学研究》1998年第1期。）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逐步建立了现代的宪法制度、审判制度、诉讼制度、辩护制度、陪审制度、检察制度、时效制度、申诉制度、破产制度等。开始借鉴和吸收国外经贸法律中的优秀部分，尽力解决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和现代经贸法律文化的差异。这些差异包括：人治与法治、强制与自由、专制与民主、特权与平等、义务与权利、一元与多元、依附与独立、集权与分权、社会与个体、他律与自律、封闭与开放。（注：公胚祥《中国法律文化现代化的观念分析工具论纲》，《南京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特别把“法制国家”改成“法治国家”，意义重大。“法制”与“法治”概念不同。“法制”（法律制度）属于制度范畴。而“法治”则是一种相对于“人治”的治国的理论、原则与方法。“法治”与“人治”始终都是作为一组对立物而出现的，其根本对立在于，“法治”认为一个国家能否兴旺发达，长治久安，具有决定意义的是整个法律制度的好坏。实行法治的主要标志，是一个国家有比较完善的法律与制度；并且特别强调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或公民个人，包括国家最高领导人在内，都要遵守法律，严格依法办事。“法治”必然要与民主、自由、公平、正义等价值取向相联系，一切法律制度不断完善和健全。
7.强化了中华民族进取精神。革命前驱李大钊曾将近代人类文明分为东、西文明两大类，将中国文明放在两大类中加以考察，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文化“主静”，不大重视积极进取。这种看法，虽不全面，但很深刻。应该看到，在长期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条件下，小生产者许多不良习性在腐蚀着中华民族的进取精神。这些不良习性有：目光短浅、思维偏狭、循规蹈矩、固步自封、自由散漫。不少人在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不适应紧张节奏的生活，习惯于慢条斯理、按部就班；不少人视钱如命，却视时间如粪土，虚度光阴，碌碌无为；不少人害怕竞争，反感竞争，留恋计划经济下的“大锅饭”；不少人对于科学知识的态度不过是临渊羡鱼而已；一些人即使面临失业，也不去努力学习，改变“知识贫困户”的状况。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对外开放的扩大，面对日益激烈的国内外竞争，上述不良习性在改变，坚定、果敢和创新的品质在增强。（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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